关于贺珍与清初陕南抗清运动的若干问题
——与童恩翼同志商榷
贺珍是大顺农民军的重要将领，在明清之际陕西的历史舞台上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对他颇有毁誉。有的誉他为“农民军英雄”[261]，有的则认为他是“农民军叛徒”[262]。最近，童恩翼同志撰文认为以上两种观点，“是看问题的两个极端”，表示反对用“英雄”“叛徒”（或曰“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模子去套贺珍。然而通观他的文章，却使人感到他的实际观点其实与“叛徒”说并无什么不同。他认为：1.“贺珍降清罪无可逭”。2.贺珍“是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而不是继续作为农民军将领”而起兵反清的。3.贺珍在夔东十三家时期是个“‘我’字当头的土皇帝式的人物”，而且还有“二度又降清”的嫌疑。果如是，则拿“叛徒的模子去套贺珍”其实未尝不可。然而事实未必如此。对贺珍的评价，实际上关系到对清初陕甘抗清运动性质（是“地主阶级”的运动还是以农民军为主体、包括其他阶级的民族斗争）的看法，因此不揣浅陋，辨析如下，以就教于童恩翼同志与各位师友。
一、贺珍诈降有据
童恩翼同志认为贺珍降清“罪不可逭”，根据主要有二：一是他认为当时陕南形势很好，“何险之有？”贺珍“何须诈降？”二是贺珍本人有一份“自供式的揭贴”，足为其罪证。我们认为这些理由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当时的“形势”并不像童恩翼同志所说的那样美妙。童文称，当时“多铎、阿济格已先后率重兵离开了陕西”，殊不知贺珍“降清”在二月[263]，而阿济格是三月才离陕南下的。除阿济格所率的八旗主力外，当时在关中、商州、凤翔一带还屯驻着唐通、董学礼[264]等部。在汉中以西的徽、阶地区，则有早在顺治元年十二月就已降清的高汝利、石国玺、胡向化等军队二万余人。南边的大西军势力正盛。童恩翼同志说贺珍“原来就是在川陕边境对大西军作战的胜利者”，似乎由于这个“胜利”南边大西军的威胁就不存在了，这也不符合事实。在东面，当时商州、武关、兴安、平利、白河、上津、郧阳等地都已为清军与先同农民军作对，后又降清的明军所占据[265]。童文说，如贺珍不降，“自可在汉中到内、邓的千里山岳地带（与李自成所率主力）声气相联”。而其实贺珍当时与豫楚大顺军的联系早已被切断了。至于童文所谓“李过、高一功又率陕北劲旅至，实力倍增，陕南形势，何险之有”的诘问更不能成立。因为童文所引贺珍那份“自供式的揭贴”表明，贺珍“降清”在前，李高过境在后，“贺珍哪是什么‘一旅孤军’。何须向清军诈降”的质问，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贺珍决定诈降时，他的确是四面受敌、处境险恶的“一旅孤军”。不仅如此，这支孤军内部还存在着严重问题：当时驻汉中的大顺军贺珍、罗岱、郭登先、党孟安四部原非一派，貌合神离，其中“罗岱乃曹操（罗汝才）亲信之人，非贺珍族类”，是个真正“罪无可逭”的叛徒[266]。郭、党二人与贺珍也不一心，强敌外逼，奸宄内生，贺珍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
童恩翼同志的第二个根据，就是他所谓的贺珍的一封“自供式的揭贴”。的确，在这封揭贴里，贺珍向清统治者做了许多近乎肉麻的表白。仅从表面上看，这个文件确乎是证明贺珍死心塌地为清朝卖命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了，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份揭贴发出的日期：“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贺珍誓师汉中起兵反清是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上旬（按：贺珍起兵日期各书未有明载，《小腆纪年附考》载于十一月，而据内阁档案顺治题本贼匪281～2顺治五年正月十五日孟乔芳题本，贺珍大军于十二月十五日已包围凤翔，凤翔到汉中九百里，贺珍起兵当在十二月上旬），也就是说，贺珍这封“表忠书”是在他经过数月密谋终于一朝发难的前夕发出的，揭贴墨迹未干，陕南已燎原，因此所谓“蹈舞欢腾、莫知所自”“誓死捐糜，以答国恩”云云，当然只能看作迷惑敌人的“烟幕”。
在这份揭贴中，贺珍还提到了他的三项“战功”：将陕北大顺军李锦、高一功等部“驱剿逃溃”；“殄阳顺阴逆，播害地方之党孟安、郭登先”；以及十月间进攻大西军等。童恩翼同志如同相信贺珍“誓死捐糜”以效忠清室的“誓言”一样，相信这些“战功”，因此这里有必要对之逐一加以分析。
我们知道，陕北大顺军包括原大顺军后营的全部与前营、中营的一部分，南下途中又会合了一部分甘青驻防军，是大顺军的主力兵团之一，其中仅李过一营即有众四万，全军号称三十万。在陕北曾挫败过阿济格率领的八旗主力，其战斗力可知。贺珍虽然也是一员勇将，但毕竟不能与李、高并论，且兵力仅二三万人，他能轻而易举地把阿济格、吴三桂都对之无可奈何的陕北大顺军“驱剿逃溃”吗？况且童恩翼同志自己也认为，贺珍当时是千方百计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的所谓“‘我’字当头的土皇帝”，他肯冒这个风险吗？童恩翼同志可能自知不好解释，所以他又想象说：陕南“暗中进行的阴谋勾当”，从陕北乍到的李、高“未必洞悉”，因此遭到“昨天战友”的“突袭”。但贺珍自己在这个揭贴中明白地说，他在李、高过境之前早已“申严纪律，安抚士民，即称顺治年号”了，这哪里还是“暗中进行”，李过等怎么会不知道呢？
按照惯例，既有如此战绩，理应上缴一些旗帜刀枪“伪印”“伪札”首级俘虏之类以为凭证，姜瓖大同反戈后就是这样做的。而贺珍却什么也没有交出来，只是指使一些“乡绅士民人等”出来作证，“俱言贺珍等杀死李锦……是实”，直到四月份他们仍坚持“杀李锦”之说，孟乔芳对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证词将信将疑地认为“似真”[267]，但曾几何时，四月里这“自陕西延安逃下即闯逆伪封侯封伯李锦等六大头领”一个不少地走出巫巴群山，出现于江汉平原上了[268]，于是贺珍又改口说只是把李锦等“驱剿逃溃”而已。然而此后贺珍与李过父子等人两度相聚于川楚边区，却根本看不出他们有过什么芥蒂，贺珍与其他大顺军余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密切合作，证明“杀李锦”“驱剿逃溃”之说是不可信的，这点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谈到。
李过等人在西安失守，自成仓促南走以后，就与大顺军指挥中枢失去了联系，形势分析与这支部队其后的行动都表明他们的当务之急是与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总部会合，而不是如童文所说的是“在陕南立足”，从二月底到四月初，他们偃旗息鼓，在崎岖群山中绕道数千里，历时一月余，从陕北来到荆州境内。现存陕西、陇东与川北的地方志中都没有关于这段征程的记载，熟悉有关地方志史料的同志都知道，如此规模的一支大军在这样长的征程里不留痕迹于方志之中，在清初农民战争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孟乔芳认为“杀死李锦”“似真”，也证明清方当时并不知道这支军队之行踪，因此，贺珍散布的这个谣言无疑给这支部队的行动提供了掩护。其次，我们还有理由认为，贺珍后来的抗清计划，很可能事先已与路经汉中的李、高部通了气。人们注意到，这年十一月十五日，即在陕南抗清大起义前半个月，由刘体纯率领、包括西北回民将领米国珍等在内的一支大顺军就从李、高驻地的荆州附近出发，长驱北向，直逼西安，这时正值贺珍在关中战败，他们在商州遇阻后折向陕南，与自西安败回的贺珍等会师。从军事学的观点看，如果刘体纯事前没有与贺珍取得联系，这样的现象就使人难以理解了。
至于贺珍杀党孟安、郭登先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清廷对贺珍等的“降清”一直持有戒心，尤其是童文认为“不是糊涂虫”的“清初汉族能员”孟乔芳，对贺、罗、党、郭四部“蚁聚汉城”更是担忧，因此早在三月中收到“降表”后，他就发出了“二人守汉中，二人赴西安”的调令，意在分而治之[269]。后来又一再“行牌调出栈道，欲以弥其逆萌，清其凶势也”[270]。然而陕南大顺军并不买他的账，“贺珍等仍驻汉中，肆行屠掠，屡经檄调，藉口汉民保留，支吾不前”[271]。不料到了六月，罗岱突然叛降，率部从汉中到西安，后来被清廷“调赴延安讫”。这一事实使形势突然变化，六月十六日，孟乔芳派亲信谢一鹏专程在十日内（这比当时同类奏疏递送速度快一倍以上）把一封“恳乞留内不必抄发”的“密奏”飞送北京，内称：“贺珍、党孟安、郭登先、孙守法等尤怀叵测，尚未冰消。”这个情况很可能是得自刚刚叛降的罗岱之口[272]。不久，清军加强了凤翔府栈道各隘口的防御，孟乔芳并于闰六月十日题称：“贺珍等原属狼子野心，阳顺阴逆……同处一城，亦恐不测”，他除了仍坚持把贺、党、郭三人分调隔离外，又准备以清将董学礼、康镇邦二部入汉中，协同监视贺珍的尤可望“犬牙相制”，“相机进剿”，在“汉川相界其投顺州县俱设立我兵，以驻防奸宄，再于贺（珍）兵之中择堪入伍者，散布各营，不堪者解散为农，庶观望之群小自然驯服无虞矣！”[273]很明显，孟打算以武力强行解散陕南大顺军，如果这一阴谋得逞，陕南大顺军将遭灭顶之灾。
在这紧张的关头，七月份突然发生了贺珍杀党、郭二人的事件，此事原委今已不得其详。但党、郭绝非因“阳顺阴逆”而被杀，则是肯定的。因为从呈前后孟乔芳等人的奏文与贺珍后来的行动看，“阳顺阴逆”的正是贺珍本人。因而此事真相不外两种可能：一、党、郭二人也是“阳顺阴逆”的，则此事属于那个时代屡见不鲜的农民军内部火并，但由于当时环境险恶，这一可能性是不大的。二、党、郭二人在危急的形势下动摇，想效法罗岱，而为贺珍所杀，从事态的发展看来，这种可能较大。贺珍既杀党、郭而兼并其部，则清廷借调离党、郭而拆散汉中大顺军的阴谋自然破产。同时由于“非贺珍族类”者被清除，陕南诸军加强了统一指挥。这时阿济格早已离去，孟乔芳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董学礼等入汉中“相机进剿”之议亦胎死腹中了。
贺珍本来就是李自成为了对抗张献忠而派驻陕南的，但是在贺珍诈降以后，他与大西军之间的冲突已基本停止了。最明显的例证是：约与贺珍伪降同时，张献忠派驻川北保宁的大西政权四川巡抚吴宇英（原明兵科给事中）叛变降清[274]。“张逆愤恨吴宇英投顺我朝，围攻月余”，而贺珍不顾孟乔芳等连檄催逼，“坐视不救，以致陷毙，大拂来归之望”，孟乔芳把此事看作是贺珍“阳顺阴逆”的表现之一[275]。可见当时“心怀叵测”、密谋抗清的贺珍，对与大西军作战并无兴趣。
这年十月，清廷以张献忠据川不降，“朝命西安驻防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会剿四川”[276]，此时贺珍已兼并了党、郭，实力加强，董学礼、康镇邦因之不敢入汉中，于是清方改换手法，封贺珍为定西前将军，亦即定西大将军的前锋。企图以何洛会大军居后施加压力，驱赶贺珍入川与大西军作战。几乎与此同时，李过等在湖广向清方诈降时，清方也是令他们进攻南明，以唐王控制下的“常德澧州地方居驻”。对李对贺，清方采取的是同一种伎俩。因此，“定西前将军”之封，并不意味着清方对贺珍的怀疑已消除，相反地它意味着贺珍所受到的压力加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贺珍一方面加紧联络陕甘抗清力量准备起事，另一方面也采取一项掩人耳目的行动，这就是童文认为贺珍的大罪之一的“十月攻打大西军之役”。关于此役的真相，费密《荒书》乙酉十月条写道：
献忠令守保宁贼将刘进孝复屠保宁，绵州等州县皆屠，贼收兵还潼川州。贺珍先锋王老虎（按即贺珍揭帖所称之王加贵），别将严自明、郑天禄至保宁，火犹未熄，珍兵大掠，还汉中。
可见，贺珍只是派了几支小部队趁大西军主力不在之机。到川北游行了一趟而已。
总之，贺珍揭帖并非什么“自供”，其中炫耀种种武功也是别有用意的，我们怎能对此深信不疑呢？
童文认为：贺珍诈降对当时的大局“影响是严重的”，它使李自成“在从汉中到内、邓的千里山岳地带”“与阿济格周旋”的战略计划受到破坏，不得不退入平原，在满蒙铁骑的追击下覆没，“给清军打垮李自成帮了大忙”，他甚至认为：连大西军一年多以后的失败，贺珍也要负责任。我认为这些论点也是可以商榷的。
首先，童文关于李自成离陕后的战略意图的说法，就很成问题。他只凭李自成南撤中曾一度屯兵内、邓和崇祯年间李自成曾“息马汉南”这两点，得出了李自成“要想重演当年故事”的结论，这未免过于轻率。我们且不谈李自成是否曾“驻兵内乡五十天”以及当年“息马汉南”之说是否可信（如所周知，这些问题都是有异议的），仅就当时所处的形势来看，他能带着几十万众“息马汉南”吗？他果有此意，何不在西安直接由子午谷、黑水峪、褒斜道、连云栈等道路径入汉南，或由商州入商雒山，而要跑到平原边缘的邓州去呢？他“息马汉南”，鄂、豫等地的广大地盘与部众怎么办？拱手让人吗？童文把“从汉中到内、邓的千里山岳地带”描绘成一片广阔天地。我们且不说它的很大一片地区当时已不在大顺军的控制下，即使这“千里山岳”皆为大顺所有，也不过是秦岭、巴山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而已，何况北有清、南有大西，如果只是千余万把人，或可如鱼得水，几十万大军到了这里如何“周旋”得开？童恩翼同志津津乐道于“息马汉南”，却忘了还有“误入车籍峡”的典故了。
我认为，李自成仓促离陕之际，很难说他已有了什么周密的战略计划。从他后来的所为看，他当时的急务，一是尽快把陕西失败后散在各地的部队集中起来，形成有组织的战役集群；二是向东、向南发展。但无论如何李自成是决不会因为有惧于“剽悍的满蒙铁骑”而把“一望无垠的江汉平原”视如敝屣的。
我们看到，在九个多月里，贺珍以种种手段对付清廷，得以渡过罗岱叛降造成的危局，阻止清军进入汉中，抵制清分割、调离、遣散、改编乃至消灭陕南大顺军的计划，粉碎了孟乔芳把陕南抗清运动扼杀于未发的阴谋，从而保住了汉中这个秘密抗清基地与大顺军当时在北方所剩下的最大的一股武装。同时也得以争取时间、调整政策，联络其他愿意反清的社会力量。前引孟乔芳六月十六日紧急密奏中“贺珍……孙守法等尤怀叵测”云云，证明贺、孙之间的反清密谋活动在顺治二年六月前已开始。此外，贺珍还与甘肃大顺军余部贺弘器、李明义以及陕甘各地的武大定、高汝利、石国玺、徐昌年及陕南陕北一些地方义军与寨堡武装也取得了联系[277]，因此陕南抗清义旗一举，旬日间八方同起，形成燎原之势。《世祖实录》三年正月甲子：“陕西巡按黄昌允（胤）、泾阳知县张锡蕃，坐从反贼孙守法，俱弃市”；《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陕西道监察御史罗国士《揭帖》：“黄昌胤、张锡蕃送印投贼，显然叛逆……著该督抚会同定西大将军……就彼正法，以儆不忠。”可见，贺、孙等人的密谋活动还深入西安城内，甚至深入到了某些清方中高级官员中。因此贺珍诈降以后，是为抗清事业做了不少工作的。对他这段时间的活动基本上应该予以肯定。
二、贺珍起兵性质问题
顺治二年十二月初，贺珍在汉中起兵抗清，“领劲卒二万出连云栈”[278]，十五日克凤翔。当地驻军武大定、石国玺与宝鸡驻军高汝利皆响应，十六日克陇州，二十一日克固原，杀清总兵何世元，至二十四日，明都司徐昌年起于静宁，大顺军将领贺弘器、李明义起于灵台，康姬命起于同州，刘文炳、郭君镇起于宜君，郃阳、朝邑人民“各杀守令以应”。清军自山西来援，路经朝邑，“百姓伪持羊酒迎犒，醉而歼之”，“周至、鄠、郿、泾阳、三原、临潼、澄城、白水诸县次第来归，军声大震”，“黄金鱼、焦容、仇璜俱应之”[279]。清陕西巡抚雷兴惊呼：“贺珍反叛，凤属八邑焚掠殆尽，而孙守法之党羽李鹞子等并窃发于同、澄、蒲、朝、乾、武、周、鄠之间”[280]。清西延捕盗同知张有芳、同州知州李遇知、郿县知县宋永誉、白水知县索应运等皆被杀，其余各地官守“有闻风弃城而逃者，有贼未至而输款献印者，有与贼解送粮草火炮者”[281]。十二月中旬，贺珍即已近抵西安城，与孙守法等联兵七万围城，二十五日开始攻城。城内“平阳人曹三俊、王英、师可宗谋以城应，事泄被杀”[282]，甚至陕西巡按黄昌胤等亦因卷入密谋而被处死。同时，蒋登雷占阶州，王元、马德杀清宁夏巡抚焦安民，占领巩昌，“宁夏、甘肃、神木、靖边各以兵来附”[283]。二十天时间里，抗清高潮从陕南席卷了西北大地，成为清初历史上极其壮观的一幕。
参加抗清斗争的阶层十分广泛：贺珍、贺弘器、李明义以及后来的刘体纯、米国珍、刘秉义、苗希旺等是大顺军余部；孙守法、高汝利、石国玺、蒋登雷、胡向宸以及后来的赵荣贵是降清的明军军官，还有举人姚翀霄，诸生王知礼、李世仁等一批知识分子，张应元、刘文炳、郭君镇以及“青觜寨渠折自明、三十六寨渠王希光、辘辘寨渠高一祥”，“天峰寨渠张贵人”等地方势豪，“流贼一朵云、马上飞”等小股农民或流民武装，“营官郭志、李旺名”等一些下层小吏。然而首先发难并在整个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贺珍为首的陕南大顺军，当时留下的档案对此有不少记载。如“十二月十六日，有叛将高汝利乘贺贼之乱，劫掠宝鸡，率领叛兵至陇州”，“十二月内（武）大定探得贺兵乱，叛至固原”，“静宁州……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徐昌年乘贺贼入境，起叛心，拥进州衙”，[284]等等。《清史稿》中也多处称之曰：“贺珍与其党孙守法、胡向宸等分踞汉中、兴安”，“贺珍与其徒孙守法、胡向化等以七万人攻西安”，“贺珍等倡逆，各处响应”[285]，等等。可见，弄清贺珍起兵性质是确定陕甘抗清斗争性质的关键。童恩翼同志把贺珍的反清看作地主阶级的起兵，实际上也就把清初陕甘抗清斗争从以农民军为主体的联明抗清运动中排除出去了。
童文的根据，除了关于“全国抗清斗争新动态”的一段泛论外，真正落实到贺珍头上的只有一条，就是贺珍“降清”后，孟乔芳曾从汉中的“乡绅士民人等”那里听说贺珍“纪律甚严，民间秋毫无犯”，在童恩翼同志看来这就证明贺珍“维护地主阶级利益，镇压农民反抗斗争”。我觉得，这样看问题未免太简单化了。众所周知，晚明史料中不乏农民军纪律严明，而“官军”烧杀抢掠的记载，这些记载大都出自地主阶级文人之手，如果都按童文的逻辑去推论，那就不可想象了。其实在地主口中与笔下，对贺珍及陕南大顺军的污蔑与对其“纪律严明”的承认相比，不知多多少倍。就在贺珍诈降期间，孟乔芳也多次报告说：“贺珍等仍驻汉中，肆行屠掠。”（见前引）童恩翼同志对此又如何解释呢？即使贺珍在汉中对地主阶级比较客气，也未见得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因为童文也认为田见秀入汉中“不曾对陕南豪绅地主作严厉打击”，贺珍作为田的部将，不过是沿其旧例而已。何以田这样做是“宽厚有余”，而贺这样做则被斥为“变得这样快，变得这么坏”呢？何况当时清军已占领陕西，民族矛盾上升，联明抗清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要求贺珍把“乡绅士民人等”全都予以镇压？
李馥荣《滟滪囊》卷三记载说：
时贺珍汉中兵有三万，闻自成败，自称奉天倡义大将军，谓贺全福曰：大明天下失于李帅主，李帅主失于大清，闻清兵已守长安，今若出其不意，直取长安城，以精兵守潼关，天意未可知也。全福等称善，珍领劲卒二万出连云栈，攻长安城。
刘景伯《蜀龟鉴》也说：“贺珍踞汉中，闻自成死，自称奉天倡义大将军，欲取西安据形势以争天下。”[286]按李馥荣为当时与汉中仅一山之隔的川北通江人，其书中称贺珍有部将名贺全福［福全］及所述贺珍与板场山主孙守金之来往等，均为他书所不载而为档案官书所证实者[287]，足见其书可信。这些材料表明，贺珍虽然与孙守法等合作，但与孙不同，贺珍起兵之初并未打出“复明”旗号，也未如孙守法、赵荣贵等那样，在军中奉明宗室（如“秦四子”“汉中王”等）以为号召。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崇祯十六年正月，“闯贼据襄阳，称襄京，自称老府，奉天倡义大将军，寻称大元帅”。很明显，贺珍“闻自成死，自称奉天倡义大将军”，并“以争天下”为己任，是以李自成的继承者自居的。称将而不称帅，亦以不敢“僭越”，体现出他对李自成的尊崇。这与联明以后孙可望、李定国仍称张献忠为“老万岁”，李过、高一功仍称自成为“先帝”一样，表现了农民军鲜明的政治立场。正因为如此，在档案、方志及绝大多数官私史籍中，贺珍都被看成是“闯孽”“流贼”“自成余党”“闯贼遗党”[288]。
顺治三年二月，唐王封孙守法、武大定伯爵[289]。如前所述，贺珍在陕南抗清斗争中起着主要作用，而此次封伯不及贺珍，当是贺珍此时尚未称臣于隆武政权之故。但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了适应联明抗清斗争的需要，贺珍不久就放弃奉天倡义大将军称号与“争天下”的目标，转而与进入陕南的刘体纯等一起“受孙守法之术，擅称隆武年号”了[290]。然而贺珍所部的农民军地位并未因此而改变。
童文认为，贺珍“抗清后显然也未和原大顺军系统再密切挂钩”，但不知这个“大顺军系统”究竟何指。其实，自李自成死后，就再也没有存在过一个具有统一组织的“大顺军系统”，贺珍当然也不会与这个不存在的“系统”挂钩。但是，如果童文所谓的“系统”仅指大顺军各支余部之间的协作关系的话，那么贺珍不但挂了钩，而且挂得很“密切”。这在他与贺弘器等人的关系上，在他的“奉天倡义大将军”称号上，在下文将要论述的夔东十三家时期的斗争中，尤其是在他与刘体纯在陕南的联军作战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刘体纯所率大顺军，以兵力或战功论，在联明抗清时期的各支李自成余部中均不占鳌头，但它却十分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一、它是南撤的各支大顺军中后来唯一曾打回北方去的部队。二、它是独立性最强，对南明当局依附性最小的一支部队，在联明后的很长一个阶段，刘体纯一直沿用李自成对他的封爵，自称“光山伯”[291]。三、它是大顺军各支余部中唯一与其他诸部关系均处得很好的部队。大顺军余部自李自成死后分裂成各自独立、互相“不齿”的许多支，不仅忠贞营、郝摇旗、“忠武三家”（王进才、牛万才、张光翠）之间龃龉很深，互不合作，就连忠武三家之间甚至忠贞营内的后营系统诸将与左营系统诸将之间也矛盾重重。但刘体纯却与所有各家都能密切合作。在夔东十三家时期以前，他不但长期与同属原大顺军右营的袁宗第并肩作战，而且与忠贞营、忠武营、郝摇旗与贺珍都曾组成过联军，甚至与大西军余部关系也很好，因此后来夔东“十三家悉推体纯为首，听节制焉”[292]。要说“系统”的话，这时刘体纯可算是“原大顺军系统”的代表了。
顺治二年秋，“刘体仁（纯）诸营……引与（李）赤心（即李过）合”[293]，可能就在这时，刘体纯从李过等人处得悉了陕南情况，不久，他就率部北上，次年二月底破竹林关入陕，在山阳冲破清军主力何洛会部的阻击，三月十二日进占商州，这时贺珍刚刚在武功濠泗河为何洛会所败而南走。何洛会掉头进攻刘体纯，刘失利，亦南走。五月底，贺、刘在兴安境内会师，旋与孙守法联合攻破陕南重镇兴安城，毙清将康国安，全歼其军，杀清商洛道袁生芝、兴安道杨某、知州曲良贵等。六月又败郧阳清军李开泰、王国祯部，乘胜占领紫阳、汉阴、石泉、洵阳，控制兴安州全境达两个多月，并“安设道州等官”[294]。
兴安战役是陕甘抗清运动中最漂亮的一战，它一度扭转了因西安城下，濠泗河、鸡头关诸役失利而造成的不利战局，极大地鼓舞了陕南人民，自“洵阳抵汉一带，寨民俱已助贼，声势相倚，不下数万”，陕楚大震，统治者惊呼“秦民强悍，素称劲敌，耝耰荆棘，皆堪为乱，矧巨寇神奸之乘机煽祸乎？”[295]抗清运动出现的这一转机，使陕西清政权中继黄昌胤事件之后又一次出现了某些官员的反正密谋，《清世祖实录》顺治三年六月载孟乔芳奏：“关西道常道立蓄发通贼，命斩之。”
农民军在兴安的胜利，迫使清廷调集重兵。八月，豪格部下的八旗主力自汉阴攻入兴安，孙守法、武大定、胡向宸等地主武装退入汉北山区，而贺珍、刘体纯两支农民军则联兵退入川北。十月，豪格入川进攻张献忠，贺珍、刘体纯再次攻占兴安。十一月，孟乔芳亲至汉中，指挥陈德、王平、任珍、胡来觐四部分另从东西两路围攻贺、刘联军，农民军苦战半月，先后在贺家坝与兴安城下战败，体纯侄刘秉益战死。兴安失陷，贺、刘联军向川陕边的深山节节退却，在兴安老虎寨、张家寨一带作战数次，顺治四年初再度退入川北[296]。贺珍、刘体纯经此役兵力损失严重，从此无力在陕西境内做大的活动，但他们留在陕西境内的几支小部队，如贺珍部将苗希旺，刘体纯部将米国珍、刘秉义等此后仍然联军作战，坚持了很长一个时期[297]。刘体纯北上后，南明曾于丙戌十月、丁亥三月遥封他为伯侯爵[298]。当顺治二年冬堵胤锡组建“忠贞营”时，刘体纯正与李过等合营，所以他后来虽北上，名义上仍是忠贞营将领之一。在兴安大捷后，南明政府便通过忠贞营名义上的领导人“堵胤锡便宜撰铸敕印给秦土起义者，时忠贞营晋封挂印各十余人……关中河北赖此知有永历焉”[299]。所谓“秦土起义者”当然包括贺珍，这表明永历王朝当时是把贺珍的斗争看作以忠贞营为代表的大顺军联明抗清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的。
在抗清战争中，贺珍也与陕南地主阶级抗清派特别是孙守法、武大定等人进行了合作，但这与贺、刘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童恩翼同志认为贺珍“与陕南的‘乡绅士民人等’沆瀣一气”，但正是这些“乡绅士民人等”，在贺珍兵出栈道不久就卖城降清，后来贺珍在关中失利，撤回陕南，而“汉中士民闭门拒守，珍不得入”[300]，致有鸡头关之败。顺治三年冬清军进攻兴安时，原来是以陈德、王平、任珍、胡来觐分别进攻州城的贺刘联军，五郎山的孙守法、武大定与黑水峪的胡向宸，但孟乔芳鉴于贺刘联军是主要威胁，临时改变计划，置孙武等不顾，把任珍等也调来集中会攻州城，而孙守法、武大定等人却拥兵自重，坐视贺、刘苦守兴安而不救，以至事不可为[301]。兴安既陷，贺珍为清军追击，欲奔合“以明宗室据板厂［场］寨”的地主阶级抗清派孙守金，孙竟把这个“闯孽”拒之门外，贺珍无奈，走入川陕楚交界的石梁山中[302]。
可见，贺珍在抗清斗争中与其他大顺军余部属于同一“系统”。顺治五年，清军曾在一次战斗中俘获了贺部的一些将士，有：“伪游击二名：何惟秀混名可天飞，陈可印混名上山龙，伪都守七名，老管队九名……并余贼共二百零六名，俱系贺珍带来老本全发旧贼。”[303]贺珍所率的正是这样一批大顺军的“老本”，他们保持着大顺军“纪律甚严，民间秋毫无犯”的优良传统，出现在抗清战场上，并最后以与其他大顺军余部会师夔东组成“十三家”为结局。很明显，顺治二年至四年的陕甘抗清斗争，是以贺珍、刘体纯为代表的农民军为主体，联合其他抗清阶层而发动的正义的民族斗争。
陕甘抗清斗争在全国农民军联明抗清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人们常把戊子年金声桓、李成栋反正与壬辰年大西军李定国、刘文秀的东征北伐称之为第一次与第二次抗清斗争高潮，其实，真正的第一次全国抗清高潮应该是在顺治二年冬到三年初。贺珍等对西安，忠贞营与何腾蛟对荆、岳，刘体纯、袁宗第对襄阳的围攻以及东南沿海的反剃发斗争与唐王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是这次高潮的主要场面。就农民军的联明抗清而论，陕西与湖广是两大中心，并通过刘体纯的北伐连成一气。此外，陕西抗清斗争还有力地支援了战斗在四川的大西军。史载：“顺治二年冬，贼张献忠据四川未下，朝命西安驻防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会剿四川，而遣固山额真巴颜等镇西安，何洛会未及入蜀而逆寇孙守法、赵荣贵、贺珍等……犯西安，围其城，时驻防兵不能支，势甚危急，会巴颜等率禁旅至，内外互击，围始解……明年春正月，复命和硕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偕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贝子满达海暨诸将征四川兼剿西安一路贼孽……方是时，王师在秦日久，绝口不言下四川事”[304]。可见，正是陕西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打乱了清军入蜀的计划，迫使何洛会、豪格先后滞留秦境，为大西政权争取了一年时间，从而为以后大西军余部在滇黔的抗清斗争打下了一定基础。
三、夔东十三家时期的贺珍
童文对贺珍后期活动的述评也是值得斟酌的，他全文引用了《龙君庙碑记》，称之为“关于贺珍在大宁的信史”，并认为碑中称道贺珍的“招徕抚集”“课农练兵”“民租减”“税课蠲”等也是以李来亨为代表的大顺军余部“各家基本一致的方针政策”。然而他在未补充别的材料的情况下，又把“贺珍跟王二、王三一样”，与“夔东十三家的中坚力量大顺军余部”划清了界限，说贺珍是“‘我’字当头的土皇帝式的人物”。这实在令人费解。童文批评马明达关于贺珍、李过在施建地区会师“必使贺珍的力量有所补充”的看法为“毫无根据的‘推想’”，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接着也“推想”说：“两年前贺珍在陕南袭击李过的悲惨事件，彼此应该记忆犹新”，这又有何根据呢？“西山诸将不和”[305]是许多史籍记载的事实，这种不和主要反映在大顺军余部与南明地主武装之间，诸如刘体纯与王光兴、刘体纯与牟文绶[306]、李过与“三谭”[307]的冲突，等等。但是贺珍先后与刘体纯、李过（包括李来亨）、郝摇旗都会合过，十余年间到过包括房、竹、夔、巫、宁、昌在内的西山主要地区，从未有记载说他与诸家，尤其是与其他大顺军余部有何芥蒂，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童文说贺珍是十三家中“不活跃的成员”，这也未必是事实。应该看到，在“十三家”中贺珍是较弱小的一家，他在兴安战败后进入夔东时只剩下数百人[308]，后来有所恢复，但也不过三千余人[309]，因此其动向也就不如“有众数万”的郝摇旗、李来亨等引人注目。现存贺珍活动的记载当然不如郝、李、刘为多，但并不见得比大顺军余部中的袁宗第、党守素、马腾云、塔天宝等为少。
贺珍入川后最初以石梁山为基地，顺治四年十二月曾进攻兴安白土关（今平利），五年夏，又出竹山、竹溪境内，攻克敖家坝、独山、尖山等附清堡寨，与陕南境内义军残部声气相联，“兴（安）属之间人心汹汹，紫阳洞汝河土寇乘机鸱张”。十一月，贺珍谋“渡江截漕”，与清将任珍战于黄泥岗，部将李应全失利被执死。清军乘胜进攻石梁，贺珍兵败，由糤子坪进入大宁、大昌间。顺治六年春，贺珍再次进入陕南西乡、平利一带活动。十月，又与任珍战于屠油坝[310]。顺治七年六月，贺珍又派部队联合摇黄军进入达州、东乡地区，“诱引党狂逞”[311]。
顺治八年，大顺军各部会师西山，贺珍的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顺治九年至十年，贺珍与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塔天宝等部协力，发动了“两关”（白土关、七里关）战役。
地主阶级抗清派兴安伯孙守金、拥明秦藩宜川王踞紫阳境内的板场山，是当时陕南最后一处较重要的反清据点。顺治九年四月，清军兴安总兵赵光瑞开始对其发动总攻，孙守金顽强抵抗，并向夔东大顺军求援，贺珍虽然以前曾在兴安战败后受到孙的排挤，但此时仍顾全大局，挺身赴援，是月与赵光瑞发生激战[312]。接着郝、刘、袁、塔也参加了战斗。十一月初“川‘贼’连营，由房入竹，营头扎有五十余里，势甚‘猖獗’”，向陕楚要隘白土关发动进攻[313]。战斗断续延至顺治十年六月，“郝、刘等贼欲分贺贼救应板场山，引诱官兵追剿，而郝刘诸孽乘隙窃犯兴属”。于是贺珍向竹林关，刘体纯、袁宗第向白土关，郝摇旗向七里关“三路并出”，“郝刘诸孽，袁贺等贼，合谋分股奔犯兴安，实欲救援逆寇孙守金也”。在这种情况下，赵光瑞不得不把围攻板场山的清军大半调赴各关以阻截大顺军，使孙守金得以坚守一年零五个月之久。七月，战斗进入高潮，大顺军调整部署，“郝贼一营有六七千，系两广之贼，刘二虎一营有五六千，系四川各处之贼，复有沓［塔］贼千余，又将袁宗第逆孽从四川调出，合营一处，今又去调贺轸［珍］之贼……各家抽选精贼五六千前后行走，特来竹溪地方克寨抢掠，侯调到贺珍，八月间合营分股谋犯兴安”，七八两月内，大顺军先后攻克三元观、中山寨、铁炉沟、铜钱寨、万兴寨、滕寨等据点。赵光瑞被迫再次抽调板场山部分围山清军回防兴安老巢，并连章告急求援。七月底，孟乔芳遣清军金蛟等部援兴安。八月十八日，清帝下旨“敕秦川督臣……并敕湖广督臣、郧阳抚臣各调整镇将兵马扼要堵截，分防合剿”。由于两省清军源源开到，至八月底，大顺军虽经苦战，仍未能突破清军防线。九月九日板场山陷落，孙守金等被执，大顺军只得停止进攻，撤回西山各地[314]。
这次战役历时年余，是夔东大顺军余部在顺治年间发动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两省清军全力以赴才挽回危局。战役后，陕西境内不再有抗清武装，夔东义军向陕境内发展的道路亦被堵死。但经过是役，“两关”以东房竹地区的所有附清寨堡均被义军攻克，自是“二竹地方皆系顺贼之民”[315]，夔东根据地的规模从此稳定。值得指出的是，此役完全是大顺军余部发动的，夔东地区的非大顺军武装如二王三谭及摇黄诸家（王友进等）均未参加。这有力地证明了贺珍与其他大顺军余部间的紧密联系。
童文说贺珍“跟王二、王三一样，基本上只是据守一方，绝少与其他各家联合向清方主动出击”，上述史实已证明此说并无根据。至于童文所举的唯一例子，即贺珍未参加顺治十五年二度围攻重庆之役，这也未必可信。据笔者所知，有关是役参加者的记载均系泛指，如“袁刘诸逆”“袁刘马塔等一十三家”[316]“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谭文等十六营兵”等。贺珍未必不在其中。
最后，童文认为贺珍“未必”忠于南明，他有可能在康熙初年又降于清。其根据是《东华（蒋）录》中有“川督报：伪岐侯贺珍，伪富平伯贺道宁等纳款”一句，与《清实录》及《东华（王）录》所载不同。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蒋录成书后长期未刊，各抄本互有小异，后来的刊本也不尽相同。据我所知，其中较早的一个刊本——琉璃厂文聚堂本所载就与童文所引有异，而与王录基本相同。而且不管是蒋录还是王录，都注明了其说来自“川督”的奏报，而四川总督李国英的这封奏疏全文保存在其子李雯康熙丁丑刊行的《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中，有云：“伪署岐侯伪富平伯贺道宁，系已故伪岐侯贺珍之子，当珍存日，窃据大宁，负固有年。自珍物故，道宁改故父之执迷……及我兵进抵大昌，即率众来归。”[317]看了这段记载，人们不能不在愤于贺道宁卑鄙的同时，对贺珍坚韧不拔地“执迷”于抗清事业表示敬意。
至此，我们可以对贺珍进行盖棺定论了：贺珍为大顺军的重要将领，在乙酉春的险恶形势下，机智地与清廷周旋，保存了陕南大顺军主力与汉中抗清秘密基地，并以李自成的继承者“奉天倡义大将军”的身份发动了陕南抗清斗争，联合各阶层抗清力量，给清廷以沉重打击。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从陕西到夔东，屡踣屡起，在艰苦的条件下与其他大顺军余部一起坚持斗争，“执迷”到生命最后一息，他应该被承认是一位农民军的英雄。他所领导的陕甘抗清运动，则是清初全国农民军联明抗清斗争中永垂青史的一部分。
原刊于《清史论丛》第8辑，
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