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明韩主”乌有说
韩王本，系太祖十九子宪王松之后，世封平凉。崇祯十六年，李贼自成陷陕，王被执，间脱。适献贼陷楚，其部将郝永忠者，枭悍，军中望永忠摇旗，辄奋，遂以郝摇旗著名，敌遇之震。及献贼死，摇旗内款，独奉韩王为主。自闽事坏，韩便称尊，改元定武，尝移书桂王，叙长幼不称臣。北抗，保郧西乱山之中，驻房山，自为号令。时来亨驻兴山、归州等处，刘二虎据巫山等处，王壹与其弟行二者据施州卫，声势遥相倚。及孙可望归款安龙，驰秦王令旨，招永忠。永忠答柬，称侍生某，有曰：“老侄年来举动，何以至是？”以其傲，多不恭于桂，□为鸣鼓之词也。可望不敢还让。初，李闯下一只虎李过及闯戚高必正等举众南逸，先款韩王，王不能有，乃就桂林兵部尚书堵胤锡稽首受命。
壬寅，定武十六年，北师总督李国英以关中劲旅当房山，而鼓其全力困来亨，房山得完。
癸卯，定武十七年，来亨被围，弃七连，保谭家寨。永忠与二虎合力，从来亨北御，大战四昼夜，北协湖广之师大挫。已而巫山不能守，先败。房山旋败，韩主不终。[105]
以上为查继佐《罪惟录·韩主纪》全文。自《罪惟录》于20世纪初发现以来，史家对这篇《韩主纪》是颇注意的。不少人如1949年前之孟森、陶元珍、朱希祖，1949年后之李光璧等为之著文，加以考证，以为这是关于“韩主”之仅见材料。并以韩王及其“定武政权”的存在为前提，推断出南明的大部分时间内存在着所谓“韩、桂矛盾”，“支持桂王的，主要是张献忠旧部，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等，支持韩王的，是李自成旧部十三家军”，[106]并进而断言明清之际还存在着一个“南明”之外的“后明”国。1949年前后发表的一些专著如李文治《晚明民变》、谢国祯《南明史略》、李光璧《明代史略》、李洵《明清史》等和出版的一些工具书如《辞海》历史分册、荣孟源《中国历史纪年》《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等等，也都收进了“定武”“韩王”之类的内容。
但有关“韩王”的考证文章，如孟森《后明韩主》[107]、李光璧《农民起义军在川鄂地区的联明抗清斗争》[108]等等，尽管也搜集了不少资料，但在主要论点上都犯有“循环论证”的毛病，即把有待考证的论点——“后明韩主”的存在当作论据反过来证明它本身，因此说服力是不大的。
抗战期间，陶元珍发表《后明韩主续考》一文[109]。该文引用了八份清初刑部档案文件，其中提到“韩王”的有两件，这就第一次为“韩王”的存在在查继佐的著作之外找到了根据。但是，这几份档案所记彼此矛盾，不仅无法了解“韩王”的来龙去脉，也无法为“定武政权”的存在提供证据。
因此，“韩主”及其“定武政权”之存在与否，不能认为是已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考订一个“正朔”的问题，而且涉及农民军与南明政权的关系及大顺、大西两支农民军余部的关系，从而也涉及历史上民族征服时期农民起义的特点等一系列问题。孟心史云：“治明史者，不能忽为细事”，诚如所言！
实际上，《韩主纪》本身有许多一望即见的错误。如：（1）称郝永忠（摇旗）为“献‘贼’部将”；（2）称韩王名为本（又作本铉），此条孟先生已考订其误；（3）所谓“巫山不能守，先败，房山旋败，韩主不终”。按房县被攻陷在康熙二年二月，而李来亨在巫、兴地区的根据地直到三年八月方失守；（4）所谓李过等“先款韩王，王不能有”。按高、李部南下时没有经过郧、房一带，绝无“先款”之事（详后），等等。[110]
然而重要的是，除以上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外，《韩主纪》还有无可信之处？即究竟李自成余部有无在川鄂地区建立过独立于永历政权之外的其他政权？回答也是否定的。如果说，上述错误尚可以《罪惟录》“殆稿本原未审定故也”为由来解释，那么，根据顺治年间郧、房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根据郝永忠其人与夔东义军其他领导人的活动情况，根据永历一朝南明政权与大顺军余部的关系及其他许多方面来考察，所谓“后明”的存在是不能成立的。“韩主”及其“定武”政权纯属乌有，这就是它所以“仅见”于《罪惟录》一书之原因。
一、顺治年间郧、房一带之军事政治形势
《韩主纪》云：韩王定武政权于顺治三年建立后，一直“保郧西乱山之中，驻房山，自为号令”。可是，郧、房一带的地方志却不支持这种说法。
据同治《房县志》记载：崇祯十二年，张献忠、罗汝才联军于五月攻克房县，杀知县郝景春，旋即离去。此后明廷派王鳌永筑城守房。当时，房境虽然“寇盗出没，岁无宁日”，但张、李的大股农民军再也没有在此活动过。直到清初，有：
顺治元年，郧左骑营部将王斌据老砦，招兵数千，自称明帅。郧镇王光恩讨平之。
三年……（王）光兴与光泰以众叛，杀郧镇杨及，两日夜至郧。守道刘开文……皆遇害。伪授郧庠生李好生署房县事。七月，命提督孙帅师讨王光泰等，全军覆没。十月，禁旅大人哈哈木率师讨王光泰等，追至房，战于治西大垭山，大破之。光泰等奔蜀。十一月，班师。
五年，都御史赵兆麟委部将罗一能募兵六百戍房，立镇房营，权扎治西羊角寨。
六年，命参将高士清、守备崔士仁等督兵戍房。十一月，贼姚黄等寇房，乘夜劫营，高士清率兵拒战，黎明贼败……
七年，参将高士清……移营治东北擂鼓台。六月，刘二虎夜破羊角寨，县令李成死之……
九年，刘二虎复寇房，高士清率官永正等击败之。十月，郝永忠、刘体纯、袁宗第、塔天保等寇房，赵兆麟调高士清守。委房于贼。寨洞俱破，死亡无算。贼遂据房西水田坪为巢。
十年三月，郝贼掠武当山，高士清遣将薛宗臣邀击……贼攻擂鼓台，兵民坚守，三月不克，贼去。戍兵归郧，仅遗民数十家附之。至次年粮尽，始出奔汉北。
康熙元年……秦豫楚蜀官兵十万……会剿。
二年春正月，秦督王一正统率秦豫诸师自竹山入房……与贼战于陈家浦及赤土坡……诸镇凡三十六营驻治西茅坪。复遣轻骑追至邓川峪……乃还。贼踞房凡十二年……三月，贼谋焚磬口粮，潜至羊子山，提督王一正发兵搜捕……都御史王来率守道郎永清入房犒师。十二月，定南将军图海率禁旅抵房，督秦豫诸师入蜀会剿。
三年正月，俘郝永忠等斩之，刘体纯自经死……至八月……来亨自焚死。贼众尽歼。[111]
另外，同治《郧阳志》、乾隆《湖北通志》亦有类似记载。
以上所引说明：第一，郧、房一带虽僻处川陕楚之边，但在当时绝不是政治、军事的真空地带，王光恩、喀喀木、罗一能、高士清及王一正、图海等都进驻过这一带，还设立过“镇房营”等常驻军事机关。在康熙初年对十三家的最后镇压中，这里还是清军主要集结地与后勤供应基地（磬口）。因此，说这里存在着一个“自为号令”而“不为人所知”的历时10余年的“朝廷”，是不可想象的。第二，在顺治六七年以前，无论是《韩主纪》中的韩王拥立者郝永忠或是刘二虎、李来亨等人，都未在郧、房一带活动过。对这后一个事实，李文治先生也认识到了，他解释说：拥戴韩王的不是郝永忠，而是当时在郧、房一带活动的王光兴[112]。因此，有必要把王光兴以至其他活动于这一带的武装的情况进行逐个分析。
1.王斌起事，时在顺治三年初，《清实录》与《清史稿·本纪》均有记载。这次起义是在“忠贞营”（当时名义上“归”于隆武朝廷）北伐荆州的鼓舞下发生的，为期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镇压起义的王光恩对事情经过有详细奏报。其中说到，王斌有“三千余众，擅扯明帅大字黄旗，于老寨顶上，立中军旗鼓、千把等官”，“遣伊子前往一只虎营中，通好接应，彼此联络”。王斌失败后，所报擒获的只有一个“典史林灿卿”[113]。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奉什么“正朔”，但若他们有所拥戴的话，那么其自称就绝不会仅仅是“旗鼓”“千把”“典史”而已。
这里有个问题，即清朝官方关于“平乱”的所有秘密或公开的文件里都没有提及韩王，有人对此解释说，这是“不欲为敌人宣传”之故[114]。但实际上，看过清初各地文武官员的揭帖、奏疏、塘报的人都知道，这些官僚们与其说是“不欲为敌人作宣传”，不如说是极热衷于为自己作宣传，越是把自己的敌人说成“拥戴伪王”“僭号作乱”、俨然敌国，越能抬高自己居功邀赏的身价。正如清人徐鼒所说：
明南渡后，宗室诸王事至舛驳不可记……国史载：……擒樊山王朱常炎、瑞昌王朱谊泐……斩蜀王朱盛浓、乐安王朱谊石……此类不下百余事，核之世表二十字之次，及遗臣纪述，其国其人，百无一合。其尤甚者：四年十一月，漕督杨某奏擒义王朱，孔有德奏克宝庆、杀鲁王朱鼎兆及永历太子朱尔珠。乌有子虚，不可究诘。盖军士贪俘馘之功，露布沿传伪之字，崑火同焚，泾原孰辨？情事然也。[115]
可见，“不欲为敌人宣传”云云是说不通的。无中尚欲生有，有之安能化为无？
2.王光兴，这是被认为最有可能拥戴韩王者。但他起兵是在顺治四年四月底，有案可查[116]。当传说中的“定武元年”即顺治三年时，他还是清军将领，在积极镇压反清武装呢！
至于王光兴起兵后的政治倾向，清代档案里也有清楚的记载。王起兵后，马上与驻扎川湖边区的永历政权代表、兵部右侍郎朱容藩取得联系，当时清方探报说：
王光泰传令：本（六）月十六日要来襄阳，因四川有贼营安新都堂在郧，本月二十二日到任，故未来襄，郧阳僭称年号永历元年……王二僭称镇武伯。[117]
这年七月，光兴入豫，河南巡抚吴景道塘报说：“王三（指光兴之弟光昌）张出告示，上写年号永历元年。”[118]《湖北通志》卷69《武备志·兵事三》亦载：“光兴僭用永历年号，自称靖鲁侯，光泰称镇武伯。”可见王氏兄弟从一开始起事就是打着永历旗号的。
顺治四至六年，川东发生“朱容藩之乱”，王光兴曾一度投到朱容藩门下。档案载：“王二、王三、姚黄、谭、王（友进）与伪朱经略（按此乃清方对容藩头衔之误称）俱住施，归、建始一带”[119]，野史载：“容藩假称楚王世子，天下兵马副元帅，光兴……遂附之，容藩……遂称监国……封拜王光兴、李占春、于大海、杨朝柱、谭宏、谭诣、谭文、杨展、马应试等为侯伯”[120]，但当时朱容藩并未另立年号，而且不久，朱容藩失势被杀，王光兴等又归永历，后来永历朝廷并长期派黄炳等人至其军充监军。顺治八年，郑四维向清廷奏报：
姚黄各贼与王二、王三等盘踞荆属上游，往来肆逞，出没匪常，屠戮归巴地方。加以伪监军道张公海、黄炳藉永历伪号，鼓［蛊］惑人心，纠合各贼同盟共党……[121]
可见，王光兴不可能成为“韩王”的拥戴者。
3.所谓“姚黄”，是明崇祯年间活动于川东北一带的许多小股武装的总称。史称：
两贼（指自成、献忠）乱天下……甲戌之入蜀也，见四川山水险阻，不可驰驱，恐官军围而歼焉，遂出白水江复入秦。而汉中府为贼掠者，遂留川东北之山谷间为贼……久之，党遂众。贼首最著者曰摇天动，曰黄龙，蜀谓之摇黄贼。[122]
甲申年献忠入川，自成将马科据川北保宁，“奉自成年号。摇黄不能与抗，亦不附从，仍奉大明年号，设险自守”[123]。清兵入川后，“摇黄十三家亦降王应熊”[124]。到顺治四五年时，姚黄诸家中有的已降清，如张显、王高等；有的投靠了明朝官僚李乾德、樊一衡等人，如袁韬等；有的已败死，如小秦王、马超、代天王等[125]；其余如呼九思、景果勒、王友进、白蛟龙、杨秉胤等，在顺治四年朱容藩以永历朝廷代表身份来到夔东时，都纷纷与之联络，接受永历政权的封爵官衔，从事抗清斗争。《荒书》云：“朱容藩督于、李、三谭及摇黄呼（九思）、景（果勒）、陈（琳）各家之兵……共屯重庆。”[126]《蜀龟鉴》引李馥荣《滟滪囊》的记载说：“（丁亥年）容藩……由常德至夔，自立，号召远近，封争天王袁韬定西伯，行十万呼九思镇西伯。”[127]《蜀难叙略》云：“朱容藩招摇黄贼白蛟龙、杨秉胤为护卫。”[128]清军的塘报也称白、杨二人为“朱逆下伪镇”[129]。嘉庆《渠县志》还记载着顺治五年“朱容藩所署县令吴雯龙”与“贼首杨秉胤、白大千、张满车三酋合十数万人”进攻降清的汉奸地主郭荣贵寨堡，并与李国英派来增援的清军马化豹、卢光祖部发生激战的事[130]。
朱容藩失败后，顺治八年，大西农民军卢明臣部进军川东，占领涪、忠等州。“摇黄十三家渐解散”[131]，大部分都分别并入刘文秀、卢明臣部大西军与西山的大顺军中。或有少数独立活动的如“逆贼徐邦定等，倚附滇贼，结联杨、谭等逆，盘踞肆害”[132]，很明显地也是以永历朝为拥戴对象的。
以上分析说明，顺治六年以前活动于房县乃至川湖边区的一些反清武装，都不可能成为“定武政权”的拥立者。
二、关于郝永忠与“十三家”
如所周知，郝永忠并不是“献贼部将”，在所谓的“定武”初年也未到过房县。但要证明郝与其他西山大顺军领袖们之不曾“拥立”韩王，还须做进一步考证。
郝摇旗，即后来的郝永忠，是陕西延安府人[133]。所有关于他的史籍都认为他是李自成部将，但在甲申前，他是个不知名的人物，清方档案文件中首次提到他时称之为“总兵”[134]，那已是归明后南明给他的头衔。因其身份低，很难确考其踪迹。《东明闻见录》《南明野史》说他属“闯贼左营”，另外一些书又称他为“右营”。但据《永历实录》：“郝永忠于贼中为偏裨，其主帅死，因得其军，为（李）过等所不齿，又各别为一军”[135]，而大顺军中原左、右营制将军刘芳亮、袁宗第[136]到清初仍健在并参加了抗清斗争，故《东明闻见录》等书所载显然有误。
考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卷5：“崇祯十五年壬午十二月，李自成寇承天，陷之，沔阳告急……阅三月，贼将郝摇旗统众数万来攻……（章）旷、（马）彪力不能支，城遂陷。彪死之，旷走武昌。”《明史·章旷传》载：“崇祯十六年三月，贼将郝摇旗陷其城。”按叶氏所云，系据《楚中遗事》，而《明史》所据则当为温睿临《南疆逸史·凡例》中所引章旷自撰《楚事纪略》。此二书今均佚，或即一书也，出自旷手，当可信。而自崇祯十六年起，镇守承天、负责东南方面作战任务的农民军首领是扬武卫果毅将军白旺，郝摇旗显系其部下无疑。因为当时各书多称陷沔阳者为白旺，如何腾蛟《悼章于野诔》即其一。乾隆《沔州志》亦载白旺陷城事，而光绪《沔阳州志》卷6《武备·兵事》则据《明史》更正之。实则光绪修志者不知摇旗即白旺部下之“偏裨”故也。上海图书馆藏钱仪吉手校《明季稗史》五种中有顺治初年人所撰的《闯逆入楚始末》一书曰：崇祯十六年白旺克钟祥后，“徐以偏（师）攻沔州，章于野先生方为司牧……”可谓得其实。
白旺其人参加起义较晚，襄阳定军阶时，他只是果毅将军，且不列五营廿二将之列，显然位置是较低的。但他的部队战斗力很强，《绥寇纪略》云：“贼将白旺之守德安也，兵甚强，且有纪律，能得其下心。当自成之败……至德安已大疲，惟旺一军完且整。兼各寨俱服，而德安城坚，旺谋守之，不肯去。自成固强之始行……又登岸入兴国，与柯、陈二姓交战，互有杀伤。有王体中者，奇士，在旺军中。自成死，旺军乱，体中乘便刺杀旺，挟其众以降。”[137]郝摇旗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领不愿随王体中降清的白旺余部来到湖南的。这大概也就是“过等所不齿，又各别为一军”的原因。
一直在鄂东南活动的郝摇旗，自然不可能在鄂西北的房县拥立韩王。更重要的是，郝摇旗自联明以后，也完全不像孟先生所说的那样对永历朝廷只是“友军”而已。事实上，大顺军诸将中他是“拥明”最积极的一个，乙酉七月间联明协议达成后，高、李、袁、刘诸部皆独立活动，“惟王进才、郝永忠依腾蛟留长沙”[138]，成为何腾蛟亲辖的“督标总兵”[139]。何腾蛟对他也特别器重，请封为南安伯，“寻进侯”，又加封益国公[140]，并称：“吾荐拔将帅至五等多矣，能为我助一臂者，郝南安一人而已。”[141]由于何的多方笼络，“恩遇过厚，至令永忠等之敬爱反逾旧人”[142]，“倾心附腾蛟以自安，腾蛟深委信之……厚给其糈”[143]。可证郝之于何，绝不仅是“友军”关系。事实上，从甲申以来，关于郝永忠在永历的名义下抗清之记录，无论野史、笔记、实录、档案，均不胜枚举。孟先生所谓“以后摇旗等久不见于史，从《罪惟录》观之，则正于山僻中缔造一韩主之明国时也”[144]云云，不知从何说起。
顺治五年“桂林兵变”后，郝永忠渐疏于永历朝廷，及至腾蛟死后，“遂自为军，奏报皆绝”[145]，终因不能忍受南明官僚、军阀们之排挤，回师北上，脱离了永历朝廷的羁绊，于顺治七年占领房、竹地区。但此时，他没有、也不可能另建一个“朝廷”。史载：这时郝“永忠号摇旗，僭号益国公，私刻符印，设伪职”[146]。按《残明纪事》载：永历元年八月，郝永忠至桂林，与“滇营”赵印选、胡一青发生冲突，“帝命李若星、董天阅赍敕解之，二臣皆免冠谢罪，帝乃大犒两军，封郝永忠为益国公，晋赵印选、胡一青为都督少保”[147]。到了房、竹以后，他不但仍以永历朝廷给他的这个封爵为头衔，而且在各方面都与永历朝廷“遥相呼应”，永历的右佥都御史洪育鳌一直在他那里充任“监军”[148]。
在这里，需要对旧北大文科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中的两件刑部档案做些考证。这两件档案，一件是“刑部尚书图海等为申报擒获逆王大叛用奠封疆事”题本，另一件是“湖广总督祖泽远为飞报密擒渠逆叛党并获金印银印及伪爵关防敕札以沮贼谋以弥内患事”题本[149]。
图海题本载明宗室秦府永寿王子朱存梧供词云：
于顺治六年间，在陕西从伪总兵姓贺的潜身至贵州省下投见永历，说要中兴，领受有龙边伪票一张，无龙边伪札四张，又空头伪札二张，结合会兵。至顺治八年间，自南方来到湖广郧阳府房山县住半年，与韩伪王相处，他是一字王，存梧将关防一颗寄在房山县韩伪王处，未曾带来。
祖泽远题本载李企晟供词云：
企晟先在韩城一带与虞胤同韩昭宣结草作乱，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企晟自加总督职衔，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内自华山出营，招聚党类，联络各处贼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郝永忠贼营，住两月半，见韩王并郝永忠，商议联络内外兵马，会同兴山、巴东各家头目。
陶元珍先生据此断定：“定武六年至十一年间”（按即顺治八年至十三年）“后明韩主”的存在是毫无疑义的。但实际上，以上两份题本都是顺治十三年发的，据图海题本，朱存梧离开房县在顺治十二年十月，是时他在房县仅“住半年”，则可知他抵房县之时应在是年四月左右（所谓“顺治八年”，即陶先生说的定武六年云云，仅是指他离开“南方”之时。并且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也是混乱的，因为前云“顺治六年”到贵州去见永历。而我们知道，永历“移跸”安龙是在顺治九年正月，所以朱存梧离贵州，最早也得在十年）。又据祖泽远题本，李企晟在房山“住两月半”后，于十三年二月离房。这样，这两份题本说的大体上仅是顺治十二年的事。而同书所引的另一个题本，即关于永历派总兵官宋谦赴西山联络永忠一案的河南巡抚亢得时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题本，就没有出现韩王。
顺治十二三年间出现的这个韩王，根本不是“建号定武”“自为号令”的“后明韩主”，据图海题本，“他是一字王”，据祖泽远题本，“伪韩王行伪永历事”，可见这不过是一个藩王、一个宗室贵族而已。并且，正如题本所说，奉立他的也不是郝永忠，而是在晋南陕东一带起兵反清的南明官员虞胤、韩昭宣等人。他是在虞、韩兵败后约于顺治十二年流亡到房县的，而十三年以后即去向不明了。郝永忠军中奉立的主要不是他，而是东安王朱盛蒗。
正如孟森先生在《后明韩主》一文中注意到的，清军在镇压夔东十三家后，在巫山天池寨擒获了东安王朱盛蒗[150]。孟森认为这是“韩王”已死、义军新立以代之者。实际上，正如王夫之所说：“定国败，□（虏）人宣上凶问，以招来亨等，来亨不应，方会诸帅议求宗室辅立之。”[151]攻破天池寨的清军将领柯尔昆的《神道碑》也说：“十三家者……迨楚、粤、滇、黔先后荡定，永历已亡，乃复挟明宗室朱盛蒗者招集无赖，日事钞掠。”[152]可见朱盛蒗的地位，与其说是取代所谓“韩主”，不如说是取代永历。
朱盛蒗是郝永忠所拥立，并经永历所册封的“郡王”，十余年来一直在永忠军中，在宣传上起着很大作用，与洪育鳌一样，是郝永忠与永历朝廷关系的象征。其见于史者，始于永历元年八月郝营由湖南抵桂林时。是时南明官僚于元烨等“坚主闭城不纳”，且谋划“如欲驱逐，即于今夜，为乘其困乏”。而农民军顾全大局，不欲与之构兵。遂遣“通山、东安两王、司礼王坤、其饷抚肖琦先至，会于（庞）天寿宅”，与于元烨等谈判。“语辨良久”，终于迫使南明官僚开城，农民军和平进入桂林[153]。鲁可藻评曰：“盖其营中大僚则肖琦，宗藩则通山王蕴舒（按据《明史》世表五行之序，舒当为之误，《永历实录》《瞿忠宣公集》皆云蕴）、东安王盛蒗、监军则洪育鳌。永忠固暴虐，无奈之何”[154]，此后，东安王仍在永忠军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涉外方面。如永历三年郝永忠击败南明军阀陈友龙，进驻武冈、靖州地区后，即遣“郝营中东安王亦至崖坪”，与驻扎当地的马进忠、王进才“忠武营”和陈友龙部将共“结盟举事”，[155]等等。
永历二年二月，郝永忠与瞿式耜之间发生了争“楚爵”的纠纷。鲁可藻记载说：
祖制：亲王继，郡王不继。惟闽京加意同患难诸宗，多以继……永历初遂奉为例，不察应袭与否，但据自陈及一二荐疏，夤缘得之。如蕴舒［］尚非大禄，盛蒗乃东安府疏裔，反正后，即有一二近支赴阙，所谓近支未必即为应袭之人也……而守辅（瞿式耜）为蕴、郝永忠为盛蒗疏请承袭楚王，则又不已。[156]
瞿式耜当时上疏说：
楚藩大宗通山王蕴者，系出楚昭序，承嫡派……曩岁郝孽来奔，本藩力请督师，弹压悍勋，身劳心苦。今夏楚师入粤，本藩亲冒锋镝，调停主客……查楚藩谱系，始封昭王……庄王……宪、康二王……靖王以东安王子嗣立，生端王……其为庄王之子则尚有东安，其为端王之子则尚有武冈，群称本支……伏乞皇上……以功晋封，令蕴承袭大宗。[157]
据此可知：通山、东安二王，与洪育鳌、肖琦一样，都是在农民军入湖南期间入军中。但他们对农民军的态度有很大不同，东安王与农民军较能推诚合作，而通山王则处处以“弹压悍勋”的“督师”自任，为永忠所恶。所以初期通山在郝营中之地位在东安之上，但不久就破裂了。通山王蕴投靠明臣桂林留守瞿式耜（王夫之记：己丑年永忠离桂林出走后，庚寅桂林陷，“通山王蕴驰入告［式耜］……固请上马，式耜从容曰：殿下好去，幸自爱”[158]，可知蕴时已久离郝营，与永忠断绝了关系），这样便发生了郝、瞿二人为东安、通山二王争夺“楚王”爵位继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表面上是为“藩封”，实则是农民军与南明统治者矛盾的反映。由于永历朝廷的偏袒，楚爵后来给了蕴，郝永忠带盛蒗北上。
“楚封”之争与永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发生的郝永忠“胁驾南行”事件（即所谓桂林兵变）一样，一方面反映了郝永忠农民军与南明政权的矛盾，另一方面却又反映了郝永忠比其他大顺军诸将的正统观念要浓得多。因此在到西山以后，他与永历朝廷的联系也比“十三家”中其他各家密切得多。从陶元珍所引八件刑部题本（其中六件与“韩王”无关）中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郝永忠始终尊奉得到永历册封的朱盛蒗，通过李企晟、朱存梧、宋谦等与永历保持联系，接受永历朝廷的符札印信，接纳永历朝廷的“监军”。从这一切中我们实在得不出如陶元珍所谓“是韩桂虽并称帝而实相助”的结论来。我们只能说，郝永忠与西山十三家中其他义军一样，一直是遵永历朝廷的“正朔”的，并没有标新立异地去另建一个与永历对立或者并立的“定武政权”。因此，清方档案与实录、正史从来都把永忠称为“明桂王将”。地方志在记载李企晟事件时，也没有提到韩王，而只是说：“十三年丙申春二月，明桂藩总督李企晟潜入郧阳，与郝摇旗密谋为乱”[159]而已。
有趣的是，陶元珍为了给主观想象中的“后明韩主”壮大声势，在据图海、祖泽远的两个题本而断定“韩桂并称帝”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与郝永忠有关系的所有北方义军都说成是韩主的拥戴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以被他称为其中“最可引人注意者”的虞胤、韩昭宣部抗清武装为例，清三边总督孟乔芳于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报称：
伪六省军门虞胤、伪总督韩昭宣、伪总兵封汝宦等克陷蒲州及蒲属临晋等县，伪立永历年号，诈称二十八万。[160]
又，1949年后，还在潼关附近发现了虞胤义军的铸有永历二年字样的铜炮[161]。可见，虞胤义军也是拥戴永历的。其他北方义军的情况，大体类此。
“夔东十三家”是一个整体，虽然他们各自独立，互不统辖，但其政治态度大体上是一致的。关于顺治八年夔东会合后他们与永历的关系，将在下一节叙述。这里简述一下各部在夔东会合前的情况。
李来亨、党守素：这两支农民军均源于原“忠贞营”或“高李十三家”，是自成牺牲后分裂的大顺军各部中最大的一股。他们于顺治二年春西安失守后，绕道四川，“陷太平、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寻遁入湖广”[162]，七八月间在湖南常澧一带与堵胤锡达成合作抗清的协议。高一功、李过分别受封为“左、右军侯”[163]，永历即位后又晋封为郧国公、兴国公。从此这支军队便在名义上属于永历朝廷，而实际上仍“称李自成为先帝”，并“复立李自成弟，引贼数十万北下”[164]，以“忠贞营”的名义独立活动，而由堵胤锡充挂名的“总督”。顺治三年二月，忠贞营在荆州城外战败后，退入彝陵西山。
西山是农民军的老根据地，高、李南下时就曾经营过这一带[165]。有人以为，这就是“定武政权”控制的地区。但事实上，虽然农民军入山后即“不相听命”[166]，然而仍与永历有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并接纳永历政府的官员为“监军”。清湖川总督罗绣锦于顺治四年报告说：
只虎等贼，向据巴东地名平阳三坝，于四月内至巫、巴交界之处，渡过江南，头入施州卫，尾在建始县，乃伪逆黄炳、黄灿、郑国元接引。[167]
按黄炳等三人均为永历官员，黄炳为永历派驻王光兴部的监军，事已见上节王光兴条；“黄灿，字中涵，崇祯癸未进士”，“堵胤锡从忠贞营下常澧，光兴移屯荆西，迎翰林院编修黄灿监督其军，事闻，加灿侍读兼兵科给事中”[168]；郑国元即郑逢元，“丁亥二月……太仆寺卿郑逢元以承胤姻亲，升兵部右侍郎，总督川楚军务”[169]。直到现在，施州城外仍然有当年农民军所立的《关圣庙碑记》，上书：“永历元年岁在丁亥九月谷旦……忠贞营爵下副总兵官魏怀、周永福，参将徐光、范斯文……（等人）同立。”[170]
此后不久，“朱容藩奉（永历）命以佥都御史入蜀经理，先至建始，李赤心等……遂请受容藩节制”[171]。显然，“受节制”云云，与前年的“受堵胤锡节制”一样，仅表示名义上的从属关系，但亦足证这里并无什么“定武”的势力存在。
朱容藩与永历闹翻后，忠贞营即宣布“不听其节度”。不久，便应堵胤锡之“请”，开赴湖南战场，迭克名城，连败清军。但不久即因南明政府腐败无能，湘中再陷，忠贞营战败退入广西。在广西期间，忠贞营领导人高必正等以永历“勋臣”的身份多次入朝，参与政事[172]。顺治七年冬才回师北上，次年由李来亨、党守素二人带领，回到西山地区。
刘二虎即刘体纯，与袁宗第同为大顺军“右营”名将，两人长期共事，分任果毅将军与制将军，顺治二年随自成经襄、汉撤至鄂东南，自成死后在湘阴参加“联明抗清”。何腾蛟也按惯例“使沔阳陈经往监其营”[173]。桂王即位后，袁、刘也各“晋爵列侯”[174]。
袁、刘率领的大顺军右营，在联明后的大顺军诸部中独立性是最强的。顺治三年初，他们向北方进军，档案载其逼近襄阳时，“发光山伯府遣牌二面至城下，语殊无状”[175]，仍然沿用农民军的封爵而没有用南明王朝授予的头衔。但他们同样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定武政权”。因为第一，这支军队没有经过郧、房一带，而且一直是疾风般的流动作战[176]，从未在郧、房或其他什么地方“保于乱山之中”“设官置署”地占据过长时间。第二，这支义军进入陕南后，即与在此活动的贺珍、武大定、孙守法等抗清武装联合作战[177]。据清方奏报，他们初有称“秦四子”所立年号的，后皆称隆武年号，至顺治五年后多称永历年号[178]，而从未用过其他年号。第三，顺治四年夏，陕南抗清斗争在清军镇压下转入低潮，袁、刘均回到湖南，在湘西地区与堵胤锡率领的“忠武”诸营合兵，先后在慈利、北溶等地作战多次。这时期的清方奏报明确称他们为“永历伪逆”[179]。顺治六年底，袁、刘军回至夔东，“体纯……假故明封爵以号令其众，僭号皖国公”[180]，这也是桂王所封的。
贺珍，系明末在陕西起义参加李自成军队的原明军军官，顺治二年自成撤退后“据汉中，闻自成死，自称奉天倡义大将军，欲取西安，据形势以争天下”[181]。顺治四五年间在陕南战败后，经房、竹地区进入川东大宁一带，《大宁县志》称：“闯孽贺珍，由汉中窜入大宁，用永历年，假明封号，称岐侯，收拾人心，藉以自固。”[182]永历政权以毛寿登监其军。
马腾云、塔天宝，前者原为“忠贞营”之一部，后者为原袁、刘的大顺军右营之一部，顺治六七年间渐渐形成独立队伍，永历朝廷曾封马腾云为高陵侯（文安之入西山后，改阳城侯），塔天宝为宜都侯[183]。
此外，在川峡一带活动的尚有万县“三谭”，即：谭宏、谭诣、谭文，这是川东地方势力的典型代表。以谭诣为例，他“本万县世胄也，幼习戎马，明崇祯时恭承简命，官夔东右路协守……丙戌间开镇川湖，建牙巫阳，控制三峡，初叨封平夷伯，随晋仁寿侯爵”[184]。三谭素以“有奶便是娘”闻名，曾积极拥护朱容藩“僭位”，并参与了朱对永历朝廷的内讧。后复归永历，接受“仁寿侯”“新津侯”“涪侯”的封爵。这支军队是水军，只在沿江活动，显然，与传说中在房县“立国”的“后明韩主”也是不相及的。乾隆《夔州府志》记载说，谭文的部将陈贵荣、高鹤鸣扎营罗子城，其门联云：“奉永历十四年正朔，存大明三百载纲常”，其政治态度是清楚的[185]。
三、所谓“韩桂矛盾”
在封建时代，“正朔”是皇权的象征，是神圣的。“不奉正朔”就是“逆贼”，胆敢“僭号称尊”的，更是罪该万死，非大张挞伐不可。南明三朝四王，虽然都建立在强敌压境、朝不保夕的危局之中，但那些腐朽的官僚们对此是毫不含糊的。隆武初立，就发生了所谓靖江王朱亨嘉“僭称监国”之变，许多人为此掉了脑袋。不久，又为了争正统，唐、鲁两王势同水火，乃至于以“今日大患，不在于清，而在于鲁”。永历帝方登宝座，立即发生了与朱聿锷绍武政权之间的“三水内讧”。一边是“日集兵向肇庆”，“而大兵自闽入广……泰不为备”[186]，一边以为“北师已迫……十郡我居其七，而使其三代我受敌，不亦可乎？”[187]顺治四年八月“武冈之变”后，“数月不闻行在消息，川黔士绅议立荣、韩二藩”[188]，结果，事未就而风波大起，不少人丢了官。防“宗室”甚于防敌，这是南明的传统。
尤其是顺治四年，亦即传说中的定武政权建立次年，在夔州，亦即在传说中的“后明韩主”驻地附近，发生了著名的“朱容藩之乱”：朱“假称楚王世子，天下兵马副元帅……改忠州为大定府，号府门为承运门，称所居为行宫，设祭酒、科道、鸿胪等官”[189]。吕大器、钱邦芑、堵胤锡、杨乔然等纷纷“传檄讨逆”，在川东展开了一年多的混战，直到这个“楚王世子”死于非命才罢。须知这个朱容藩不过是“僭称”了“天下兵马副元帅”而已，尚未来得及改元称帝。不能想象，近在咫尺的房县有个“建号定武”，对永历“叙长幼不称臣”的“后明”国存在，而永历朝廷在川东的势力竟与之相安无事达10余年之久，并视为“友军”！不能想象，川东地主阶级支持的朱容藩、“川黔绅士”支持的“荣、韩二藩”尚且不为永历所容，对于“闯孽”支持的“韩主”反而可以“虽并称帝而实相助”？不能想象，永历政权会对“讳不奉朔”的人们一再赐爵晋封，而永历的许多大臣如文安之、黄灿、洪育鳌等居然会长期在“自为号令”的韩王那里充“监军”！有人说，在永历朝后期，由于形势日益危迫，“韩、桂间畛域渐消”，但在这之前，“韩、桂间之畛域”又表现在哪里呢？
永历二年二月在桂林发生的“郝永忠之乱”（即所谓“桂林兵变”），就被说成是“韩、桂间之畛域”的结果。其实，这本来是永历一朝屡见不鲜的前农民军余部与官绅势力之间的摩擦之一，如永历三年郝永忠与陈友龙的冲突，永历四年高必正与陈邦傅的冲突，以及西山抗清根据地发生的刘体纯与牟文绶的冲突，等等。“桂林兵变”就是其中较大的一次。
南明君臣在危亡之际，虽被迫接受了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政策，但他们对在抗清斗争中保持独立地位、“桀骜不驯”“不从号令”的农民军，是耿耿于怀的。章旷云：“有亲兵则可以自强，自强则可以弹压响马”[190]，金堡云：“滇与忠贞，皆国仇也”[191]，就是明证。永历二年，郝永忠在兴安之战中损失惨重，退入桂林。南明的某些官僚、军阀却企图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巡抚于元烨请老以坚壁，闭城弗纳”[192]，焦琏更声称与农民军“势不能两全，愿移师至桂，保公出城，俟贼乏食，统兵四面击之，贼兵可尽”[193]。正是这种恶毒的阴谋，激成了郝永忠的“兵变”，并迫使其出走。这是典型的阶级矛盾，怎么可以得出“综其情事，俨然有一韩主在”的结论呢？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兵变中郝永忠的“劫驾”问题。史载：“郝永忠自兴安奔回桂林，乘夜逼主移柳州。”[194]身历其境的雷亮功亦记载说：“郝永忠戎服带刀，擅入朝堂，逼勒王与宫眷即刻同行。”[195]为清初史家所广泛引用的《粤事记》云：“二月二十三日夜三更，有霍允中（郝永忠）者……忽抢入大内，劫帝于寝被中，舁出城外。”[196]又据其他一些资料，则云永忠入城报清兵已逼，而桂王大惊，力主“移跸”，如瞿共美记载说：
（永忠报警后）左右近臣劝王幸南宁。瞿式耜曰：督师警报未至，营夜惊无大恐……王曰：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严起恒请俟明晨再议。五鼓，式耜进御用银三百两，而乘舆已发矣。[197]
瞿式耜《变起仓卒疏》云：
二十一日酉时臣在阁中，忽闻永忠匆匆入朝，亟出讯之，乃知为□逼兴安之报至也……臣即趋朝详问端的……比入见皇上，则暂避永福之圣意已定，臣竟无从插齿，只争起驾之时刻耳……皇上声色俱厉……臣惶惧觳觫……五鼓，臣又独入见，面奏上云：圣驾即欲行，宜少从容，而皇上如不闻也。[198]
其余如鲁可藻《岭表纪年》、钱秉镫《所知录》也持此说。这些人均为永历重臣，所记当可信。按永历畏敌喜逃，一年数迁，从来皆然，安有“劫”之乃肯行之理？但其不乐在“闯孽”军中，郝永忠强之同行，亦合情理。唯带刀劫帝于寝之说，则属污蔑之词。据《岭表纪年》卷2与《桂林田海记》，永历后来在雒容乘舟逃走南宁，永忠不及追。
这件事与郝为东安王争“楚爵”之事一样，表明郝永忠的正统思想很浓。既然他力图要迫使永历留在他的军中以资号召，那就显然不可能另有拥戴。
至于“支持桂王的，主要是张献忠旧部，支持韩王的，是李自成旧部十三家军”的说法，其不符合事实之处还不仅在于“韩主”本身的乌有。事实上，西南、夔东二支抗清武装的组成，本来就不是严格地按照张献忠或是李自成的部下来划分的。如：李自成余部中很重要的一支即牛万才、王进才、张光翠部，后来与马进忠等合为“忠武营”，顺治八年这支义军在湖南失利后，余部都入黔归了孙可望[199]。而夔东十三家中的“平北将军牟胜”，则是大西军卢明臣东征部队的一部分[200]。此外，十三家还包括了性质极不相同的一些武装，如：川东土著义军“姚黄诸家”中的王友进、地主武装“三谭”、反正的清军王光兴，等等，本来就难以用“李自成余部”来概括。
当然，大顺、大西两支农民军之间也有矛盾。关于两支农民军在历史上形成的隔阂，人所共知，无须详考。可惜的是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两支农民军不但未能消除“畛域”，反而因南明统治者的挑拨以及孙可望的恶劣行径，使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关于孙可望“驰秦王令旨招永忠”一事，费密《荒书》记载说：
张虎捧可望檄入西山，刘体纯辈以布为门累重，令虎进，体纯等皆前踞坐，谓虎曰：昔我辈与张献忠同起事，约为兄弟，今汝秦王，献忠子，吾儿辈也，汝为使人，见吾叩头而已。虎叩头阶下，答可望书皆甚倨。
这完全是因狭隘的成见而产生的矛盾，与“韩桂矛盾”毫不相干。相反，大顺军与大西军余部虽然在这些那些问题上有冲突，但在联合永历这点上却是一致的。顺治七年二月，孙可望遣使求封，高必正“召（滇使）至舟次，以大义责之。言本朝无异姓封王例，若尔主要求王爵，吾岂不足以王耶？……今爵列上公，当与吾同心报国……勿欺朝廷孱弱。两家兵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当也”[201]。与那种认为李自成余部不支持桂王的主观想象相反，高所以责孙者，正是由于他“欺（永历）朝廷孱弱”。也正是因为大顺、大西两家都支持作为抗清统一战线象征的永历政权，所以尽管两家关系经常横生枝节，并不融洽，但最后终于能够消除“畛域”，共同对敌。《欧阳氏遗书》云：
（孙可望）分发护卫将军张虎下川东。余大海遁入楚降大清；王光兴，王友进降附；谭文叔侄、刘体仁、塔天宝等俱扼险自守，差人申好。[202]
洪承畴也向清廷奏报说：
荆州丛山复莽，素称贼薮，其遗孽李来亨、马腾云、王二、王三及姚黄等，为害固已多年。然前日不过出没窃犯，今则联络孙逆，受伪职，资伪饷，串为一气，分犯肆逞矣。[203]
这才是两家关系之主流。
大顺军余部在处理与南明的关系上，总的来说表现了高于其前辈之处。他们支持永历抗清，但对小朝廷内的腐败是有所认识的，因而在永历一朝的内讧中头脑比较清醒，不做朝廷内党派倾轧、排除异己的工具。在四川的“朱容藩之乱”与广西的吴楚党争中，都采取了基本正确的立场。对于来自抗清阵营中异己力量的挑衅行动，如郝永忠之于陈友龙、高必正之对陈邦傅等，也给予了有力的回击。顺治七八年后，大顺军各部除参加“忠武营”的牛万才、王进才等部尚留华南外，其余各部都先后集中到川楚地区，开始了独立发展的过程。但这绝不像一些同志说的那样，是“改正了‘联明抗清’的错误”，而是仍然坚持着积极联明的方针。本着这个方针，西山大顺军的将领们仍然通过文安之、洪育鳌等人与永历政权保持关系，并且不断地通使通书。据野史、档案记载：除常驻西山的文、洪等人外，来往于西山与永历朝廷间的重要使节就有李企晟、朱存梧、宋谦、朱全古、姚志卓、陈良鼎、潘太监等人[204]。大顺军余部与永历朝廷之间的“章奏批答”之类的档案文件，直到清中叶还被大量地封存于西山的一些地区，如在西山根据地的中心兴山县：
兴邑为逆贼李来亨所据。康熙三年剿平后，始设县令，则知以前未隶国朝也，明矣。李贼盘踞之时，闯逆已死，从党奔溃。李贼独立难支，遂归顺永历，遥授以国公之职，常有章奏批答。故邑止有隆武永历约据，并无顺治年号。[205]
永历政权对于与“十三家”军的关系也很重视。永历五年，“加（文）安之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总督川湖，赐剑以遣之，遍封诸镇”[206]。“十三家既封爵号：王光兴荆国公，郝永忠益国公，刘体仁皖国公，袁宗第清国公，李来亨临国公，王友进宁国公，塔天宝宜都侯，马腾云阳城侯，郝［贺］珍歧侯，李复荣渭南侯，谭宏新津侯，谭诣仁寿侯，谭文涪侯，党守素兴平侯……擢（洪）育鳌右佥都御史、令监诸镇”[207]。这些封爵，有的封于夔东会合之前，有的封于夔东会合之后，还有的是自称以后由永历追认的。他们既以此作为对外的称号，即为永历名义上的臣属。
文安之、黄灿死后，“群帅推佥都御史毛寿登监督联络，遥禀正朔”[208]。这个正朔当然只能是永历而绝非“定武”。毛与其前任一样，固然不可能真正支配这些部队，但他在川东政治舞台上无疑是起作用的，其踪迹常见于野史、《实录》、档案文献与地方志中。如常被今人引用的反映“十三家”经营大宁一带的政治经济措施的文件——毛寿登《盐场龙君庙碑记》即其明证。兴山县境内也保存着题署“永历九年兵部右侍郎公安毛寿登撰”的《白羊砦关庙碑》，内称：“临国李公，率王师驻牧兴山，之四载，镌口妪民，则既有叙，乃兴关帝之祠而祀焉……”[209]这些都是西山义军与永历关系的实证。毛寿登后来在康熙初年夔东危急时“怂恿（王）光兴叛众纳款”降清，致使南线瓦解，“速来亨之败”[210]。当时清湖川总督张长庚奏称：“伪部院毛寿登，始为伪永历朱由榔所倚恃，继为众逆寇所推重，今革面来归。”[211]这是地主阶级出卖民族革命事业的典型例子。
由于上述情况，当时的清代官方记载、私家野史中也都是把西山义军看作永历系统的武装。除前引《洪承畴揭帖》外，如《蜀碧》称：“李自成之余孽袁宗第、贺珍、郝摇旗、李本荣、党守素、李来亨等，自广西南宁窜入巴、渠、巫、施间，则所谓西山寇也，顾皆永历年号，托名恢复”；《清史·贰臣传·董克礼传》：“顺治十八年……时桂王将李来亨据湖广西山”；同书《张长庚传》：“康熙二年，同靖西将军穆里玛、定西将军图海等，擒斩明桂王将郝摇旗、刘汝魁等。其党李来亨穷伏茅麓山……举家焚缢。长庚招服余党，并以书降桂王之荆国公王光兴军”；顺治十六年正月，李国英给清廷的奏疏亦称：“陈良鼎原奉永历旨，差太监五名，催督川东一十三家贼兵攻围重庆……贼首伪涪侯谭文、伪镇北将军牟胜、伪监视军门潘太监、伪阁部文安之，纠合逆孽袁、刘、马、塔等一十三家贼船二百余只，蔽江而来”[212]，等等。
当时永历朝右佥都御史、监军洪育鳌，曾从夔东“间道上书言：‘十三镇公忠无二，今楚雄虽失，犹扼险据衡，观衅而动，朝廷若有征行，可以兵应。’”[213]事实证明此话不是凭空胡说：在西南危机时，十三家不仅西攻重庆，还北扰襄郧，“清兵陷贵州，李来亨、刘体纯、郝永忠自竹山出，攻襄阳”[214]；“大兵进剿贵州，而明桂藩所抚流贼郝永忠等拥众十余万，据郧襄间扰粮运”[215]。难怪西南之刘文秀、东南之张煌言，后来都不约而同地把挽救永历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在封建时代，朴素的民族感情不可避免地要向“忠君爱国”的方面转化。我们知道，顺治八年大西农民军对永历政权采取“逼明抗清”政策，派贺九仪率军到南宁去“胁王封”时，他们握有最大的主动权，而永历当时已“自扈从外，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216]，但即使如此，大西军也只是“不奉朔，亦不建朔”[217]而已。而当协议达成后，他们也就奉永历年号了。大顺军各部联明时南明政权尚没有像后来那样落魄。农民军当时“犹称自成先帝，高氏太后”[218]，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继续使用原来农民政权的永昌年号，而是奉了南明的“正朔”，并一直奉到最后。朱容藩“衔命”到施州时，李过曾表示“愿受节制”。后来朱有“僭越”的苗头，高、李便马上与之疏远，“不从其号令”了。高必正在广西期间，目睹南明诸军阀专横跋扈、永历君权衰弱的情况，曾慨叹曰：“不知文天祥、陆秀夫曾如此否耶？”[219]并向永历朝廷提出“请身为诸将倡”，“括兵马归兵部，钱粮归户部，铨选归吏部，进止一听朝廷，诸帅不得以便宜专行”[220]。后来，永历朝廷因慑于军阀们的势力，未敢从其议。“必正大沮丧，知事不可为”。可见，当时高必正等人虽然在客观上坚持了农民军的独立地位，在主观上，却往往要站在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封建忠臣的地位上去考虑，这就决定了他们虽然对永历，尤其是对永历朝内那些跋扈的军阀们不满，但仍然只能“奉永历正朔”，始终表示忠于永历政权，而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号。
四、关于平凉韩府之下落及《罪惟录·韩主纪》之史料来源问题
上面，我们从郧、房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十三家”的活动、他们与永历及大西军的关系等方面证明了“后明韩主”及“定武”政权的乌有子虚，那么，崇祯十六年被李自成义军捕获了的那个韩王朱亶塉后来到哪里去了呢？
在明末诸“一字王”中，甘肃的肃、韩二藩可能因地僻宗疏之故，相对地说，显得很落魄。1949年后有关部门曾对第七代肃王墓进行过发掘，陵内极简陋，该藩破落之状可以想见。加之崇祯十六年以后，明宗室诸藩被杀被俘已成常事，所以韩王被俘，在当时只是小事一桩。平凉、庆阳两地的现存方志均未提及，他书所载则互相抵牾。据《明史》卷118《诸王传》与卷102《诸王世表》，均作“崇祯十六年，贼陷平凉，（韩王亶塉）被执”，但同书《流贼传》又载韩王就俘于庆阳。吴伟业《绥寇纪赂》卷8云：“（十六年自成略三边），庆、肃同烬，平凉受围四日，执韩王，屠之。”据此，则韩王似已被杀于平凉。但同书卷9却又说：“庆阳犹为我守，攻四月，陷，屠之，执韩王。”《罪惟录》之《毅宗纪》与《李自成传》亦云韩主就俘于庆阳，而《韩主纪》与《韩宪王松传》又云俘于平凉。综合各史，大体上，讲述“诸王”的段落里多持俘于平凉说，而讲述“流寇”的段落里则多持俘于庆阳说。前者似出自邸抄，后者似出自野史（有关李自成的野史大都持此说，如《平寇志》《鹿樵纪闻》《明史纪事本末》《烈皇小识》等。很明显正史中之记载是以它们为据的）。很难确定孰是。但乾隆《庆阳府志》中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庆阳城陷的经过与“死事”、被俘者名单，却无一字提及这个韩王。[221]现存的唯一的平凉地方志光绪《平凉府志》“官师”篇有云：“十六年李自成陷潼关，诸王宗室皆出奔……”
记载“俘于庆阳”说最详尽者为清夏燮《明通鉴》，该书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条云：
先是，自成据西安，分兵四出……平凉甫闻警，韩王亶塉及监司以下谋遁去，知府简仁瑞谒韩王曰：殿下轻弃三百年宗社，欲何之？……王不从，一夕，其护卫卒大噪，挟王及诸郡王宗室斩关胁仁瑞行，（仁瑞不从）……韩王遂奔庆阳，官吏皆走。未几贼抵城下，士民数草降书，乞佥名署印。仁瑞……自经……平凉失陷，属城皆降……遂连犯庆阳，围数匝，参议段复兴集众守……城破……贼执韩王以去。
但夏燮此说，不知何所本。
近人陇右张维先生家藏书中有《泾上篇》2卷，为明韩府宗室当城陷后避居崆峒山者朱敬聚所撰。此书今已佚，张先生好友慕寿琪先生曾阅此书，并于其所撰《甘宁青史略》卷17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条下云：
李自成遣贼将贺锦陷平凉，韩王秉塉被执，不屈死之……是岁冬十月……降贼王老虎驻镇原，及西安陷，复叛。闻平凉走空，趁机率众围攻，历半年城未破。贺锦未至之先，有牌到平凉，以安民为名，马步二十四万，势甚凶猛。绅民惶恐，知不敌……全城设香案出迎……王老虎亦降。是日白虹贯日，韩王及襄陵王不肯降，遇害。
是韩王已被杀于平凉矣，是书同卷与《绥寇纪略》卷8均云平凉之陷在庆阳后，果尔，则韩王不至于“出避”庆阳，故此说的可信程度颇大。
又，关于韩王宗室“国变”后之下落，《小腆纪传》里有一段话可参考：
韩王某，韩宪王之后，太祖支孙也。国变后，流寓贵阳。守将皮熊厚奉之，进其女为妃……及丁亥秋武冈之变，黔粤隔绝，行在消息不通，王遂谋监国，熊与总督范、巡抚杨鼎和议未决，以尚宝卿张同敞力争乃已。庚寅，孙可望入黔，王走水西，依宣慰司安坤，可望莫能致。后数年薨。
这条材料出现在该书《补遗》里，无疑是徐鼒之子徐承礼在看到《永历实录》（当时刚刚刊行）后，根据其中材料兼采他史考订而成的。其来源除王夫之之书外，目前可知者至少还有计六奇《明季南略》，兹列如次：
王夫之原文曰：
韩王□□者，以失国迁流侨居贵阳。（皮）熊厚奉之，王纳熊女为妃。王故出入患难间，稍习戎伍，恒挟关陇健儿自随。至贵，颇招募成军。及是（指武冈之变），遂有监国心，熊亦以乘舆蒙尘为疑，谋之杨鼎和、范、冯洸，踌蹰未果，已而上出怀远，间道遣诏谕熊，事遂寝。然已藉藉传闻，廷臣以是为熊罪，熊勿知也……积功封匡国公。熊以韩王事，重为上所疑厌。熊故坦易，王亦轻率，往往因王入奏，叙将士劳绩，求升赏……黔之东北陬与楚塞犬牙者，马进忠、张先璧、郝永忠、王进才往来屯合，平越都匀间，则有张登贵、莫宗文各拥部众屯聚，皆躐封伯爵。[222]
这里，韩王之名虽不可辨，但云“以失国迁流侨居贵阳”，未知是否虞胤所奉者，但非朱亶塉无疑。又据文中有云郝永忠曾数度往来于湘黔，可能与皮熊及韩王亦有联络，故当时亦可能有将其与此韩王联系在一起的传闻出现。按“武冈之变”后不久，清偏沅巡抚缐缙曾报告说：湖南大顺军袁宗第、牛万才、王进才等部曾攻打辰州，“声言打通土司，由沅入黔……而沅尤有门庭之寇郑逢元、皮熊、张莫等众，日来诱战，观此情形，诸贼已有私通”[223]，可为佐证。
计六奇则曰：
丁亥八月，寇陷武冈，上狩粤西。（张）同敞为乱兵所掠，避入黔地。时黔粤隔绝，人情汹扰，数月不闻行在消息。川黔士绅议立荣、韩二藩，同敞与钱邦芑及郑逢元、杨乔然力争不可，众议乃阻。[224]
这里的“荣藩”，指荣王朱由桢，《小腆纪传》有传，“韩藩”则指《永历实录》中之韩王无疑。
我们知道，《永历实录》成书在《明季南略》之前，故王夫之不可能抄六奇；而《永历实录》之刊行则远在同治年间，计六奇亦不可能看到。因此，王、计二书，必各有所本。按夫之以身居中书行人之职，所著《永历实录》虽不可尽信，但丙戌至己丑这三年的记载，却为史学界公认为较可信的。计六奇之《南略》，可信程度高于《北略》，这也是常识。尤其是从阶级分析观点看，韩王因农民军而“失国”后，寄身于明朝官僚皮熊，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说他会投到农民军将领郝永忠那里去，则有违常情了。
《罪惟录》关于南明三朝的那些史料，只有鲁监国的那部分，由于查东山曾亲预其事，价值很高，其余各朝则因客观条件所限，错误之处比比皆是，甚至误桂王之名为“慈烺”、绍武之名为“聿镇”，说唐王曾“拜郑芝龙为监国”，桂王在武冈之变后即“从靖州趋南宁，依陈邦傅”，等等。有人曾以查东山自己说的“据事直陈”之类的话为据，把这部分史料的价值评价得很高，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样说并非贬低查氏及其书。《罪惟录》之取材，甲申以前及福、鲁二朝东南之事，多有塘报、邸抄、实录以及庄氏《明史》、其他野史稗乘如《启祯野乘》等可据，加上查东山本人具有进步的史学思想，因而价值确是很高的，还保存了一批“仅见”的史料，如人们所熟知的关于明末农民军“均田免粮”的史料即为一例。而在写唐、桂两朝史的时候，虽然仍表现出其“史识”之进步（如专为农民英雄李来亨等立了传，这在清初多如繁星的野史家中只有东山与船山两人），但不免原始材料不足，尤其“苦不悉陕蜀”，川东自然也不例外。这样，就不能不“多以素所习闻者”入史[225]。为此，查曾于丁酉至己亥年间赴广州采访，曾见到过金堡、张家珍等人，了解到一些情况，但也多限于两粤旧事。后来忽“遇周旭公于珠江，悉陕蜀申酉间事，口之所述，恰如成书，先生曰：此可谓不负传闻”[226]。很可能，关于川东十三家拥立“后明韩主”，建立“定武”政权的材料，即来源于此。但旭公其人生平与有否著述今均不得其详，所以这里暂时还无法加以评论。不过根据前面的考察，也足以断定“韩主”“定武政权”与“后明”国并不存在，夔东十三家与西南抗清义军李定国等一样，都是“臣属”于永历政权的。
原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