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毡”考
素来论及大顺农民军余部“忠贞营”联明抗清史者，每谓李过、高一功于顺治六年进入两广后，次年即因愤于南明统治者之压迫、歧视而北上，返回西山。不知该营仍有半数左右的兵力留于两广坚持斗争，后大都会合于大西农民军。如沈佳《存信篇》卷3辛卯八月条谓李来亨部将胡兴明者滞留广西庆远，后归于孙可望；又如同卷甲午十二月条记李定国新会之败后云：“（定国部将）陈奇策收其军资，与邓耀还阻龙门，龙门孤悬海外，西连定国，东合成功，通道于滇南、交趾。时李赤心部将李常棠亦据海陵，互相犄角。”其中最大的一股，即清代野史、档案、方志中屡屡出现的活动于楚、粤交界地区的，以大顺军名将刘国昌、刘世俊等为首的“白毛毡”，又称“白头”军。“白毛毡”的出现，是南明统治集团尤其是吴、楚两党军阀、官僚们排斥、分裂农民军的结果。从这支拥有2万余人的劲旅之出走、被逼“反”明、坚持抗清，最终归于李定国的历程中，可以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有助于我们对农民军“联明抗清”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的理解。
一
“白毛毡”是大顺军余部“忠贞营”经过两次分裂后形成的。第一次分裂发生于忠贞营入粤不久，其罪魁是楚党军阀杨大甫。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大行皇帝》曰：
（永历三年）四月，高必正入梧州。诏大学士严起恒、副都御史刘湘客谕之，必正遂入浔州。刘希尧、刘芳亮叛走郴桂，降于□……五月……杨大甫据梧州叛……召杨大甫至行在，上御殿诘责，大甫伏诛。
卷13《高李列传》云：
刘希尧、刘芳亮与赤心不协，率其军自梧州而北，转掠贺县、广宁、四会，至宜章，所至剽杀，楚粤间人多苦之，呼为白毛毡贼，通粤将杨大甫，欲叛降□，朝廷执大甫诛之，希尧、芳亮慴恇失据，而彭嵩年、向文明屯郴南，阻其北降路，日惭溃散，□兵遽至，不及纳款，遂皆败死。
这里说的是刘希尧、刘芳亮的分裂与“白毛毡”名之由来。按：刘芳亮与刘希尧，均为大顺农民军左营制将军，[227]其分裂之部，当亦为原左营旧部。该部为大顺军主力之一，崇祯十七年，经由长治、真定进攻北京时曾一度有十余万之众。[228]经过甲乙之际的苦战，尤其是潼关失利与南撤途中的损失，到达武汉一带时已仅剩下一万余人，[229]在忠贞营入粤时，只剩下三五千人。
忠贞营原是以镇守陕北的大顺军后营李过、高一功部为基础形成的。在南撤与联明抗清过程中，它先后合并了李自成派赴援陕北的前营田虎、中营李友部，东撤的大顺甘、青驻防军党守素部，东路大顺军（李自成亲率的由武关、宛、襄、汉而南撤的大顺军主力）中的自成中权标营田见秀、吴汝义、张鼐部，右营刘体纯、袁宗第部，以及左营刘芳亮、刘希尧部。“众益盛”，于顺治二年冬一度有二十余万之众。但是，在明末农民战争后期迅速膨胀起来的大顺军，基础并不牢固。自成死后，“众无主”，兼之在战争中各部兵力损益不等，有原十余万之众而今仅余数千者，如右营袁宗第；有原为“偏裨”而今上升为“大镇”者，如郝摇旗。各将领之地位因之改变，“互不为下”，彼此“不齿”的现象也随即发生。由于上面这些原因，加上南明统治者的挑拨，因此大顺军各部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出身于“革左五营”系统的王进才、牛万才、张光翠与非嫡系的白旺部将郝摇旗等人自不待言，即忠贞营的“闯营”系统诸将之间，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也难免“不协”。顺治二年冬右营刘体纯、袁宗第的分兵北伐，荆州战败后自成中权营田见秀、吴汝义、李友、张鼐等人的率部降清，大约与此不无关系。到了忠贞营入粤时，其组成大体上就只剩下了高一功、李过的后营与刘希尧等的左营了。
二刘与高、李的“不协”之详情今不可考，但楚党军阀杨大甫起了恶劣的作用则无疑。杨大甫原为李成栋部将。当忠贞营入粤之际，南明统治者惊恐万状，视同大敌，永历“敕（广西巡抚）鲁可藻移镇梧州、防忠贞之入”。当时执掌朝政的楚党，更“以董方策守罗定、杨大甫守梧州、马宝守德庆……云为忠贞营入粤”。[230]这样，当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59年）五月二十四日农民军进入梧州时，就与楚系军阀杨大甫、刘嗣宽等发生了军事冲突，农民军打败军阀武装，进屯浔、横间。[231]
永历一朝，“群臣水火，固不可解”，至是时已形成了吴、楚二党，主楚者以金堡等“五虎”为首，李元胤为后盾；主吴者如吴贞毓、马吉翔、堵胤锡等，以陈邦傅为后盾[232]，而两党又各分数派，纷争不已，如楚党则李元胤与杜永和不协，吴党则陈邦傅与赵台不协[233]。他们既然无法阻止农民军开进两广，遂改变手法，多方拉拢农民军以倾轧政敌。当时，广东的楚系军阀自李成栋死后，李元胤以年少望轻，请杜永和总统成栋军，杨大甫于此时受命守梧，“虽云为忠贞入粤，实各勋镇与杜永和不相下，不肯听其调度，求入内地养闲也”。[234]忠贞营入粤后，杨发现农民军内部有隙可乘，思结之以抗永和、元胤，《永历实录》卷11《李元胤传》称：
诸将不辑，马宝、董方策退屯德庆，杨大甫退屯梧州，不受永和节制。大甫尤桀骜不逊，纵兵掠民，劫行舟，杀黔楚奏使，上大怒，切责之，大甫遂通忠贞营叛将刘宗敏、刘希尧，欲叛降□，元胤知之……入大甫军，诱之，大甫果赴召诣阙，愔愔自以为夺永和军，元胤驰密奏请召杜永和、张月各以军至……大甫戮，宝、方策敛手自请为御营亲兵。
此叙杨大甫之变甚详，其中“遂通忠贞营叛将刘宗敏、刘希尧”句，实即前引刘芳亮、刘希尧之大顺军左营[235]。当时的广西巡抚鲁可藻《岭表纪年》云：
（永历三年五月），忠贞既上南宁，杨大甫至梧州，复行钞掳，夺巡按朱由株舟中物，并劫锦江侯王祥妻熊氏所进太后膳金千两、金饰等物及差官骡马，扬帆欲回广城。途遇岭西道陈轼舟，又劫之……
六月，召对，杨大甫逮下北镇抚司，死于狱。大甫至梧州，收忠贞三千余人，而气遂骄。钞掳官民，截劫御用，目中且并无各勋。李元胤檄东兵暨罗成耀至肇，待大甫酒，相率进，对上面奏其罪。谕逮之。承耀手擒下镇抚司，寻压死于狱。
冯甦《劫灰录·永历皇帝本纪》云：
忠贞营之初入广西，李元胤恐为乱，请移杨大福［甫］驻封川以防之。赤心等既西，大福［甫］邀其守后兵五千人而东，焚掠怀集、四会间，远近震骇。元胤请召大福［甫］入肇庆，缢杀之，乱始定。
据此，则忠贞营西上时刘芳亮、刘希尧的大顺军左营为留守部队。其兵力一说三千人，一说五千人。兵虽少而皆百战之余，与“望敌还奔”之南明军队不可同日语，故杨大甫“气遂骄”。元胤杀大甫，本统治者之内讧，无甚是非可言，但他转而迁怒于刘希尧等，迫使这支农民军不得不“反”入楚粤交界之宜章、阳山地区。“楚粤间人呼为白毛毡”。按白毛毡之名，始见于忠贞营湘南失利后退入两广之时，蒙正发《三湘从事录》云：
制抚堵胤锡同忠贞营由茶陵、攸县、安仁、永兴以至江华、永明一带山悬僻谷中，直达广东之星子、连州，所过杀掳，白骨满山野，民呼为白毛毡。
据此则知“白毛毡”之名含诅咒之意，谓忠贞营杀人之多以至“白骨”如毡覆野云云。然考诸事实，蒙正发此语纯属污蔑之词。忠贞营军纪如何姑俟后论，至于“白毛毡”之名，则与军纪无干，乃民间因忠贞营之装束而称之。按广西土司《田州岑氏源流谱》记云：“是年五月，有流贼号曰白毡帽者，由安顺攻石门。”而广西若干方志（如《融县志》《白山司志》等）则把过境之高一功、李来亨部大顺军称为“白毡帽兵”。“白毛毡”者显系“白毡帽”之讹传也。白毡帽为起于西北之大顺军传统装束，自李自成至士卒皆佩戴之，宜乎民间视为特征也。忠贞营“联明抗清”之后虽名隶南明军序列，实则“去止自任”[236]，“兵则听其屯聚，将则无所变更”[237]，粮饷器械亦为自筹，军装服制自亦沿大顺军之旧，故有“白毡帽兵”之称，此“白毛毡”之由来也。但此名含贬义，有类于晚清之呼太平军为“长毛”。故当忠贞营隶南明时，官方不以此呼之。而刘希尧等既“叛”走，官方遂目之为“白毛毡贼”矣。
二
刘希尧等出走后不到半年，由于吴党官僚们的挑拨，忠贞营又发生了一次分裂。刘国昌、刘世俊率领的另一支大顺军也因此转移到楚粤边区，成为“白毛毡”的主力。
左营去后，李过、高一功仍率部屯于桂南的浔州、横州、南宁、太平一带。这一带原为吴党军阀所割据，其代表陈邦傅，知道“楚党”有憾于忠贞营，遂与吴党官僚堵胤锡勾结，百计引诱李、高等，“欲激忠贞东来与东诸侯构衅”[238]，并借以镇压吴党内部与陈有隙的其他派别。这样就引起了忠贞营与吴党间的一系列斗争。6月，陈邦傅请征徐彪于横州；7月，堵、陈与马吉翔勾结，请以广东（楚党地盘）“处赤心屯守”，并伪为“密敕”，怂恿忠贞营向李元胤“内动干戈”；8月，又诱忠贞营“提兵入桂林”以逐楚党瞿式耜；结果均为农民军所拒绝。[239]其谋既阻，乃归怨于农民军。农民军益防之，“忠贞营见制抚（堵胤锡）与邦傅合，遂与制抚贰”。[240]
是年秋，吴党诸官僚见“不能有为于忠贞”[241]，遂萌他谋。一则“自结于孙可望”[242]，“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243]，欲借大西军之势力，压忠贞营就范；一则由堵胤锡出面邀请忠贞营“出楚”，导致了忠贞营又一次分裂。《永历实录》卷7《堵胤锡传》：
上赐胤锡龙旗十二，遍调天下兵马咸受节制，胤锡至浔州，日促忠贞营复出，会李赤心死，高必正以新丧大帅，器仗不给为辞。
按旧文人所撰史料往往谤忠贞营不随堵胤锡北出为“畏虏如虎”[244]。其实忠贞营所以不愿北上，固然与赤心病重、器仗不给有关，更因堵胤锡请“出楚”实有他意也。查继佐《国寿录》卷4《何腾蛟传》云：
以胤锡代腾蛟督师由桂林出楚，桂林诸将恨胤锡，以为腾蛟仇，曰：吾见必生啖之。胤锡畏。
又张岱《石匮书后集》卷47所载类似：
留守桂林瞿式耜以胤锡为腾蛟仇，曰：吾见必生啖之。胤锡惧，阻浔州。
又《永历实录》卷20云：
忠贞营兵屯梧州。邦傅欲倚之蹂两广，并式耜、成栋军……日夕怂恿赤心夺桂（林）、平（乐）、肇（庆）、广（州）。
于此可见，以堵、陈为首的吴党统治集团的醉翁之意其实不在北伐抗清，而是要以“由桂林出楚”为名，借忠贞营主力“夺桂、平”“并式耜军”，打倒楚党集团中以瞿式耜为首的“桂林诸将”。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农民军的抵制，成为几个月来农民军反“党争”的继续。而堵胤锡遂大耍阴谋，私诱忠贞营部属，制造分裂。《劫灰录·堵胤锡传》曰：
（胤锡）期赤心不至，造其营诘之……别部刘世俊、刘国昌使人来告，愿自从出楚，胤锡悦，亲至浔迎之。十一月，世俊、国昌果至。遣东下梧以待，并檄他镇兵，期以是月望日北发。忽感寒，病革……（遂死于浔）。
后出诸书如温哂园《南疆逸史》卷21、郑达《野史无文》卷7、沈佳《存信编》卷3、邵廷寀《西南纪事》堵传、三余氏《南明野史》卷下等均转录此记载。所谓“自从出楚”者，据康熙版《堵文忠公集》附传称：
（永历三年）七月，师次平、梧……是时各路将帅骄惰，士卒罢顿，又多染疫瘴，不应调，胤锡驰入忠贞营，壁分两营，刘士俊、刘国昌各万人从征。
这里把堵胤锡蓄意制造忠贞营分裂事披露无疑。按士俊即世俊，据《绥寇纪略》卷9，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曾大封五等爵，其中有侯爵9人，内刘宗敏、李过、田见秀、刘芳亮、张鼐、谷英、袁宗第7人名皆著，唯有“淮侯刘国昌、岳侯某失其名”2人，素为甲申前史所失载。永历时行人司行人瞿共美《东明闻见录》云：
（永历三年十一月）忠贞营……师次横州，止焉。赤心死，必正统其众，其部下将领岳侯某病死于梧州，淮侯刘国昌出怀集，或曰降清，或曰死矣，兵散。[245]
对比上引各书，可知淮侯刘国昌、岳侯某即上引之刘国昌、刘世俊。而“岳侯某病死于梧州”，故以后诸多史料记载此部大顺军出梧州东进时，便再无刘世俊之名出现，可证岳侯某即刘世俊无疑。又《岭表纪年》卷3己丑十一月条有：
忠贞营刘国昌复下梧州，走怀集、阳山。因李赤心等各占地方，国昌无善地，堵胤锡出楚，欲随之……胤锡往督忠贞出楚，不从，大拂其意。拟即下梧州调楚粤各勋，至浔抱病，乃李赤心又以刘国昌之下为胤锡使，遂不赴，讣闻，上悼惜之。
可知刘国昌之叛，因“李赤心等各占地方，国昌无善地”而起，以“为胤锡使”而发。农民军之内部纷争为南明统治者所利用之又一例也。
又永历时钱秉镫《所知录》云：
是时李元胤守肇庆，忠贞裨将淮侯刘国昌与高必正、李赤心相失，溃入肇界，元胤堵御之，受约束，乃去。
刘国昌永昌时位列九侯，而今仅为“裨将”，地位问题或亦为其不满而出走原因之一。又可知，刘国昌的行踪几完全踵刘希尧等人之后，由梧州进入肇庆府属，与李元胤合作。盖此时清军主力已在湘西基本击溃“忠武营”，移兵主攻广东。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6顺治六年十月初四日条称：“王师破梅岭，赣州守将高进库为向导，焚枯树，屯兵中寨，肇庆大震，命（罗）成耀戍南雄以御敌，成耀不敢进，次于韶州。”刘国昌此时挺进广东，无疑为扰清而来。按刘出走，固为吴党官僚堵胤锡所诱使然，但农民军本身并无党派成见，刘国昌并未“由桂林出楚”而与楚党内讧，如堵胤锡所唆使者，而是向着清军主攻方向到广东来与楚党的李元胤合作抗清。这充分显示了农民军将士们朴素的民族感情，他们愿意在抗清的目标下与南明统治集团的一切派别合作，而不愿意卷入党派冲突。
至于《所知录》所谓“受约束”云云，钱氏《藏山阁集》称：
端州兵不下，返旆御淮侯（自注：“忠贞营裨将刘国昌兵散入端州各属”）。莫问粤东急，须防内地忧。督师真失策，酿祸至今留，受诏虚靡饷，何时厌尔求？（自注：“初，督师宜兴堵公招此兵出，至今为患”）[246]
当广州受围之时，元胤独以禁旅数千留守端州。忠贞营数万之众，阑入其境。元胤悉守险隘，移檄其将，约束士卒，不令擅动一草。由是秋毫无犯，郡以获安。
可见刘国昌部军纪严明，仍承忠贞营之作风，“秋毫无犯，郡以获安”。钱氏谓此乃李元胤“移檄”“约束”之使然，楚系军阀本即习于“钞掳”之辈，如前引杨大甫部之所为。安可复“约束”？他部盖大顺军余部中忠贞营为自成嫡营，军纪向称严肃。顺治二年，高、李初至湖北时，屯于荆州、当阳间，清方即有“近日闻彼与百姓公买公卖，并不杀掳”[247]之奏报；永历三年，高、李入广西，史称“忠贞营在浔南，亦下令禁侵掠”[248]。至是国昌虽与高一功等分道扬镳，犹严饬其军，冀与李元胤真诚合作以解广东之危，抗清报国。顺治七年四月，清军尚可喜等部围攻广州益急，而守将杜永和乃与李元胤讧，拒元胤之援兵。高一功欲率忠贞营东援，亦为永和勾连内监夏国祥等所阻。乃得刘国昌等与各部明军协力，战清军于三水。《岭表纪年》卷4云：
（庚寅四月）马吉翔、李元胤、马宝、陈邦傅暨勇卫营各发兵进攻三水。三水先有水师罗全斌、陈奇策等扼守。（至）是乃合兵进攻，寻刘国昌亦出肇庆会合。
如是与清军相持两月余，而李元胤辈固守偏见，仍视农民军为仇敌，乃至于“莫问粤东急”，置抗清于不顾，而“返旆御淮侯”，竟图谋害之。终逼刘国昌以“反”，而广东危局遂不可救。同上卷庚寅（顺治七年）六月条曰：
刘国昌反。自肇庆夜半开舟，执峡口守将，斫其右手足。走攻四会，围四阅月。总兵叶标固守以待，各勋兵到，会赖以全。
国昌钞掳不必言，拿人辄斫手、剐眼、割鼻。会罗承耀出，马吉翔约共图之。国昌觉，遂反。后虏陷东省，国昌仍驻阳山山间，时出掳掠境上。
罗承耀即罗成耀，成栋部将，属楚党。马吉翔、陈邦傅则吴党也。可见吴楚“党争”虽烈，而仇恨大顺军则一也。前引《小腆纪年》文曰：“命成耀戍南雄以御敌，成耀不敢进”，畏敌如此，而攻击大顺军则嚣张如彼。欲东省不陷，其可得乎？至所云刘国昌种种残暴，以上引钱秉镫所言证之，可知其诬。而吴、楚诸权贵竟欲以此莫须有之罪“共图之”，国昌安得不“反”？前引刘希尧等反之，当亦同此类。若《永历实录》称芳亮、希尧欲“降虏”，《东明闻见录》亦称刘国昌：“或曰降清，或曰死矣。”然此忠贞诸将虽被诬以“降虏”、只以“钞掠”，视为“白毛毡贼”，而能坚守楚粤界上，抗击南明军阀与清军之夹攻达数年之久，至顺治十年方汇入大西军继续战斗。
三
刘国昌被迫“反”，挥师围四会，自六月迄九月。据《岭表纪年》卷4庚寅九月条云：
马吉翔、马宝、陈邦傅、马应龙等于四会讨伐刘国昌。败之，降其三分之一。国昌遁去，后仍在连（州）、阳（山）山间。
可知国昌为吴、楚两党诸军阀合攻，败于四会后，退入楚粤边之连州、阳山一带。前此刘希尧部大顺军左营亦在阳山、宜章一带山中活动，其余部当于此时合于国昌，遂以“白毛毡”或“白头”而知名于两省。当顺治七年清军攻陷广东后，刘国昌仍频频出击，打击清军。史料多有反映，如顺治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广东巡抚李栖凤揭帖有云：
七月十二日据防守乳源中军都司叶得魁塘报：白毛毡前已逃遁，今复踞龙溪地方，□□□七十余里，虽隔稍远，势欲侵犯乳（源）地等□□□［情，卑职］恐怕门庭时难接应，随与（南）雄、韶（州）各将商议，即于十三日督兵前往彼地……于十四日连夜官兵下马步行绕径登险……十五日黎明趋至贼营。逆贼知觉，前来交敌。（甲喇章京徐有）才等鼓率各兵，奋勇冲进，当阵杀死贼兵数百有余……其中负拒残叛，遁入长溪山内，岭高路窄，不能追杀，当收兵回营……该职看得：逆寇白毛毡，即伪淮侯刘国昌也。窜踞龙溪地方，荼毒生灵。而甲喇章京徐有才、张文升等秣马厉兵，潜师渡险，当阵斩级数百，因垒复降四将，夺获器仗累累可纪……[249]
据此可见忠贞营刘国昌部据险抗击清军之壮烈战况及艰难处境。至顺治九年，刘国昌复与楚粤边界原有抗清武装“红头”“四营”等合作，南下英德，进逼广、肇，打击清军。[250]至于“四营”，当时活动于楚粤赣边区的有两支，一为“四营兵”，主要是江西金声桓、王得仁余部。金、王败后，他们分散活动于闽粤赣边区。另一为“四营头”，原系江西诸“峒贼”之一。[251]隆武末，杨廷麟、万元吉等战败，“四营头”余部退入广东，[252]遂为“粤贼”。后来“四营兵”亦散入粤境。据顺治八年十月清江西提督刘光弼揭帖，时“粤贼四营头、九龙营、翻夫王”等已与“四营兵”张、曹、洪、李诸部及南明江西巡抚揭重熙、兵右侍傅鼎铨余部合兵[253]。后来与刘国昌合作的，大约就是合营后的“四营”。
刘国昌等忠贞营余部与这些抗清武装的合作是密切的，如林述训纂同治《韶州府志》卷24《兵事》所载：
（顺治）九年，（红头）贼首吴接琮踞英德鲤鱼塘，焚劫乡村，合韶兵剿之。又有白毛毡贼刘国昌、四营、红头贼、大王飞各拥众万余据含光（英德县西）剽劫。官兵进剿。六月，破四营于流寨。七月，败国昌于蕉岗，追至乳源，大破之。
这样，就形成了以忠贞营余部为中心的“楚粤间”各支抗清力量互为“犄角”的形势。这些抗清力量大都以拥戴永历为号。刘国昌等尽管屡受南明顽固派的排挤而被迫“反”于肇庆，但他们并没有抛弃联明抗清的政策。因此当顺治九年十月大西军李定国东征至梧州时，他们便抛弃了多年来大西、大顺两大农民军彼此的成见，热烈地与之合作。屈翁山《皇明四朝成仁录》卷12《李定国传》云：
定国取衡州，楚粤间残兵旧将皆起而应之……遣高文贵乘胜东下，敌将缐国安、马雄、全节等溃走至梧州，三战皆败，复走封川。定国尽得其兵，西粤全复。安定侯马宝、永国公曹志建分攻临武、连山，皆复之。郧国公高必正率兵继至，攻复阳山，定国又复永州。
李天根《爝火录》卷22顺治九年十月条亦有同样记载。又《存信编》卷4壬辰九月条载：
永国公曹志建、安定伯马宝自山中出兵应李定国，破楚临武，遂自怀集陷阳山，杀知县屠洪基。进攻连州，敌副将茅生蕙拒守。郧国公高必正率部［步］骑万余继至，以锦褥蒙冲东穴城，遂入之，执生蕙至衡州，杀之。兵锋所及，东至清远、增城。
以上三条“高必正”活动于粤北连、阳山间的记载，很明显是指的刘国昌所率忠贞营余部。因为高一功早在一年前已死于湖南保靖，[254]其所部以李来亨为首转战入川峡，不复见于两广。唯“白毛毡”尚“拥众万余”，活动于连州、阳山、乳源、英德、宜章一带。据前引《韶州府志》，在李定国入广东前两月他们还在蕉冈与清军激战。而所以以“高必正”见于记载者，或因高昔日为“白毡帽兵”首领知名之故。
可见，顺治九年李定国东征时，“白毛毡”起响应，大败清军，生擒清将，克连州，复阳山，东进清远、增城。以后，“白毛毡”及刘国昌等人并忠贞营余部的独立活动均不再见于记载。据《存信编》云，“高必正”执清将茅生蕙后献俘至衡州（时为大西军所据），则刘国昌及所部当于此时加入了大西军。与此同时，在两广的其他几股大顺军余部亦走上了这条道路。
四
有关“白毛毡”之一大疑问是：忠贞营在桂之分裂为一次抑或两次？王夫之所记之刘芳亮（或曰“刘宗敏”）、刘希尧出走与鲁可藻、钱秉镫所记之刘国昌、刘世俊出走是否实为一事？所以疑者实有其故：史籍所载此二事颇多雷同；两次分裂之为首者皆为二“刘”；两次出走之路线皆为由桂入粤而至楚粤界上；两次皆被南明目为“叛”，以“白毛毡贼”名之，并皆有欲北上降清之诬传，等等。
然而虽有此疑问，笔者仍认为以目前所知史料论，似应视忠贞营之分裂为两次。其缘有四：1.上述四端固可疑矣，而未可证伪也。2.希尧之“叛”为楚系杨大甫所诱，时在己丑，地在梧州；国昌之去为堵胤锡所煽，时在庚寅，地在浔州。诸书所述颇详，而王夫之、鲁可藻、钱秉镫、瞿共美诸作者皆当时与事人，所述未可轻视。故二事虽有若干“巧合”而实难视为一事也。3.至若二事不并见于一书者亦有可释之故：（1）作者偏袒。鲁、钱、瞿三人皆不满于堵胤锡，故以刘国昌之事彰堵之“失策酿祸”，而船山则誉胤锡为“非（何）腾蛟所及”[255]。（2）囿于所闻。若船山于刘国昌逼上梁山之时已失望于朝政，辞官求隐矣。（3）二事亦非绝不并见。若鲁可藻《岭表纪年》中虽详记刘国昌之事而未提刘希尧之名，但亦言及杨大甫“至梧州，收忠贞（营）三千余人，而气遂骄”事，与夫之所记合，而与刘国昌之“叛”显为二事矣。4.王夫之书成于康熙十二至十七年间，远年回忆，人、地名往往有误，昔人（如傅以礼、李慈铭、刘毓崧等）屡言之矣。其所记忠贞营入桂后首次分裂事必有之，而为首者之名确有误记，以今所知，刘希尧与其事大致可信，而另一刘或谓芳亮，或谓宗敏，笔者以为皆误记也。以情理度之，此一刘姓者盖为刘汝魁。其人亦大顺军左营名将，忠贞营围攻荆州时尚为九大头领之一[256]，此后则不见于记载，亦不闻其死。此次左营闹分裂时他若尚在，亦应与其事，或其与希尧即为首之二刘者也，船山失记其名焉。
总之，“白毛毡”乃大顺军余部在广西两次分裂所致，“白毛毡”之首领诸刘在大顺朝非列侯爵即为制将军，堪称名将，约2.5万名忠贞营将士随之出走，使在荆州、湘南两度遭重创的忠贞营又受到一次沉重打击。兼其时疫疾流行，李过、田虎、张能等相继病死，更如雪上加霜，使农民军“连丧大帅，兵士离合不一”，“日益弱”[257]。顺治六年夏，忠贞营入粤之初曾有众近10万[258]，到次年四月即剧降至2万人矣[259]。故此事非特使大顺军余部大丧元气，即于南明史之全局亦关系非小，因其时正如瞿式耜所言：“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贞营耳！”[260]
另一方面，从“白毛毡”之事亦可见大顺军联明抗清之一侧面。“白毛毡”即“白毡帽兵”，其服制仍沿大顺之旧，而淮侯、岳侯之爵亦为李自成所封，彼时不特二刘犹自称其爵，即南明文士亦于史籍中大书之而不谓其“伪”，似已视为既成事实而默认焉，可见自成余部虽联明而并未自绝于传统。又南明诸书皆谓“白毛毡”欲降清，而究其实，诸刘皆抗清到底。旧史家之偏见及忠贞营之“忠贞”，皆可为之浩叹也。
原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