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钩考”风波
汉法在关中的推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蒙哥时代，守旧派蒙古贵族仍有很大势力，他们对汉法极为不满，力图恢复“祖制”。而蒙元时期位居蒙古人之下，汉人之上的色目贵族也力图在蒙古统治者的庇护下以西域商人集团的“回回法”来与汉法相抗衡。这种文化上、制度上的冲突与各族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争斗相交错，使得元初陕西政坛风波迭起。其中，蒙哥时代的“钩考”事件与忽必烈即位之初陕西阿里不哥党羽谋叛事件，是对汉法的前途乃至蒙元统治的前途都有重大影响的两次较量。
忽必烈受封关中后，以此为基地，南掠四川，灭大理，西入吐蕃，略鄯善，势力大增。同时他又以延揽儒士、推行汉法而得到北方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这一切引起了远在漠北的蒙哥大汗的疑忌，惟恐他尾大不掉，危及自己的地位。蒙哥身边一些不满汉法的守旧派贵族乘机进谗，煽动蒙哥翦除忽必烈的势力，其中以深得蒙哥信任的当朝重臣、中书省左丞相阿兰答儿和参知政事刘太平二人最为活跃。于是，蒙哥于1257年命阿兰答儿行中书省事于陕西，[29]让他与刘太平等对忽必烈任用的官吏进行审查。
这时忽必烈尚在南征途中，阿兰答儿、刘太平等拿了蒙哥的尚方宝剑闯入关中，来势汹汹。他们在京兆设立了整人的机关——钩考局，任用大批酷吏分领其事，借检查陕西及河南的钱粮赋税征输情况为名，对京兆宣抚司的官员进行别有用心的“钩考”。他们捕风捉影，大开告讦，罗织罪状达142条之多，包括“专擅不法”，侵吞钱粮等等。受牵连者上至宣抚司主官，下及与宣抚司有来往的民间商人。钩考局滥兴大狱，严刑逼供，“恣为威酷，盛暑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30]，几天就打死20多人，还声称到结案时除刘黑马、史天泽二人要请示朝廷外，其余人都将一律处死。关中一片恐怖。
京兆宣抚司的官员对阿兰答儿的迫害做了各种形式的抗争。京兆榷课所长官马亨，金末为吏，窝阔台时曾助耶律楚材行汉法，此时调任京兆，为宣抚司主管财政税课，他督运岁办课银500铤到忽必烈藩府交纳，适与阿兰答儿相遇于途。马亨如果前往拜见，这笔课银必然被专找茬子的阿兰答儿没收；如果避而不见，则他本人必被治罪。马亨认为：“与其银弗达王府，宁获罪焉。”于是绕道避过了钩考大员，把银子运到王府。阿兰答儿闻知果然大怒，派人闯入王府把马亨抓了起来，刑讯逼供。马亨坚不屈服，抗辩不已。钩考局“穷治百端，竟无所得”。毕竟是从王府里抓的人，无端打死了也不好交代，于是只好给他安了个账目不清的罪名，“以支竹课分例钱充公用及僦公廨辇运脚价为不应”，罚了他一笔款后释放了。[31]
宣抚司的主官更不好对付。廉希宪以色目贵族、汗廷亲信的身份对抗钩考局，抗辩说：“宣抚司事由己出，有罪固当独任，僚属何预？”[32]而宣抚司参议、汉人赵良弼[33]则千方周旋，“力陈大义，词气恳款”[34]。他们一硬一软，互相配合，弄得阿兰答儿等人既不好逞威蛮干，又不愿善罢甘休，“钩考”便陷于停顿。
这时，忽必烈已从南方回来，知道了钩考的事，十分气愤。他不能容忍阿兰答儿在他的封地上整他所信用的人，削弱他的势力。但跟随他的姚枢却冷静地看到阿兰答儿背后有蒙哥的支持，而以忽必烈当时的地位，与蒙哥对抗是不利的。于是他劝忽必烈以妥协来求得解决。他说：大汗是君，是兄长，大王虽贵为皇弟，毕竟是臣，这事难与计较，否则会遭祸的。不如让王府的妃主们自回朝廷，准备久居，大汗自然会消除疑忌的。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尽量对蒙哥表示尊重。他把妻子儿女都送到和林作为人质，并授意属下尽可能做好陕西等地钱粮赋税的征输，甚至对“其贫不能输者，帝（忽必烈）为代偿之”[35]，使阿兰答儿等找不到岔子。这年十二月，忽必烈亲自前往漠北朝见蒙哥。蒙哥对忽必烈的政策并无多大意见，只是担心他势大逼主，于己不利。如今见忽必烈如此恭顺，也就不再猜疑。两人相抱而泣。不待忽必烈解释，蒙哥便自己撤销了钩考局。阿兰答儿本想借题发挥，铲除汉法支持者，但蒙哥既已作罢，只得悻悻而归。这场风波暂时被化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