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阿里不哥党羽的败亡
1260年蒙哥汗去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不久又立国号，蒙古国成为元帝国。就在这开国之际，守旧派贵族与代表汉法的势力在陕西再度爆发了冲突。但此时形势已不同往日，汉法已经成了气候，守旧派贵族则日趋没落，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钩考”风波中，忽必烈一方只能用软的一手来求得妥协，那么这一次就是以铁腕手段来对付了。
蒙哥死后，漠北一部分守旧派蒙古宗王反对忽必烈在汉地继位，拥立蒙哥的另一弟弟、留守和林的宗王阿里不哥为汗。阿兰答儿、刘太平等都成了阿里不哥的党羽。阿里不哥一派本以漠北为基地，但要与忽必烈较量，就非伸张势力于汉地不可，于是他们又盯住了陕西。
这时正值忽必烈即位，廉希宪等一批建藩关中时的能臣都因辅佐开国事宜而去了开平，陕西的汉法势力一时群龙无首。而蒙哥原先统率的蒙古军队主力在蒙哥死后由四川撤回到陕西六盘山（今宁夏境）休整驻防。这支军队的统帅哈剌不花、浑都海等也都是阿里不哥的人。于是，阿里不哥便派刘太平与他的另一亲信霍鲁怀以行尚书省事的身份来到京兆府，声言备办粮饷，企图控制关中，然后与六盘山蒙古劲旅会合，盘踞秦、蜀。如果这一企图得逞，他们便可据陕西而以兵东下，同自漠北南下的阿里不哥夹击忽必烈。
忽必烈与廉希宪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在开平研究对策。1260年（中统元年）四月一日，忽必烈在即位七天后即下令以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赵良弼参议司事。这是中统初年汉地一级行政区“十路宣抚司”中最先落实任命的一路，显示出忽必烈解决陕西问题的决心。接着，忽必烈与廉希宪立即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对付漠北的阿里不哥军；另一方面迅速派赵良弼回京兆监视刘太平等人的动静，并严禁其离开关中到六盘山活动；同时遣使安谕六盘山蒙军，力图暂时稳住哈剌不花、浑都海等人。商挺对廉希宪分析六盘山方面有三种可能的动向：对他们来说全力东进、占领关中是上策；屯兵六盘，待机发难，是中策；北归和林与阿里不哥会合，是下策。商挺并断定他们会取下策的。[36]果然，哈剌不花、浑都海所部蒙古将士思归漠北，迟迟不愿东进；而刘太平则在动身前往六盘山途中被严令阻止。这样，忽必烈方面便赢得了平叛的时机。
这年五月，赵良弼自陕西来报，探得刘太平等谋反。不久在六盘山的蒙古断事官阔阔出也遣人来告：浑都海杀害了忽必烈派去的安谕使朵罗台，决心为逆，并派人通知其在留川蒙军中的死党、成都守将密里火者和青居守将乞台不花，要他们各起兵来援，同时约刘太平、霍鲁怀同日在关中动手。忽必烈立即令廉希宪、商挺再以陕西四川宣抚司正、副使的身份赶回关中处置。廉、商到达京兆时，刘太平与霍鲁怀在与六盘山方面定约后已先三日回到城里策划叛乱。当时陕西军事力量的对比极不利于忽必烈一方，要想取胜只有抢先动手，可是廉、商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授权。这时廉希宪感到情势危急，便当机立断，不待忽必烈批准，便先发制人，派万户刘黑马、京兆治中高鹏宵、华州尹史广率兵逮捕刘太平与霍鲁怀，并将其在京兆的余党一网打尽。报到开平，忽必烈考虑到刘太平等是先朝元老，下诏赦免。廉希宪看到京兆西面的六盘山、南面的四川遍布其党羽，担心留下后患，便抢在赦诏公布之前把刘太平、霍鲁怀处死于狱中，造成了既成事实。随即又“矫诏”派刘黑马到成都捕杀密里火者，汪惟正到青居捕杀乞台不花。就这样，廉希宪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依靠以汉人为主的一批文武，接连“擅杀”了几名蒙古大帅，一举消除了响应叛乱的隐患，六盘山孤掌难鸣了。[37]
然而六盘山叛军毕竟是曾由蒙哥亲率、横行四川、所向无敌的蒙古精锐，即使没有响应者，也还是个重大威胁。这时叛军开始东进，而关中此前并无兵备，宣抚司处境仍然危急。此刻廉希宪再次显示了随机应变、先斩后奏的果断精神。他采取非常措施，不待朝廷下旨，便擅自封驻扎在巩昌（今甘肃陇西）的汉军将领汪惟良为统帅，授予虎符银印，命其率部御敌。在民族偏见极深的蒙元时代，由主要是汉人主持的宣抚司在未经蒙古最高当局许可的情况下任命汉将率汉军去与拥戴蒙古宗王的蒙帅及蒙军主力对阵，这确实是需要极大胆略的冒险行为。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决策，挽救了忽必烈在陕西的统治——实际上也就是挽救了忽必烈政权本身。
在调动汪惟良部的同时，廉希宪还紧急征发准备更戍四川的役卒以及“在家余丁”，并动用府库资财赶制军衣，组成一支军队，命蒙古将领八春率领。廉希宪交代他：你率领的是未经训练的新军，而六盘山敌军是精锐，不能与他们硬拼。你们只需虚张声势，使他们不敢东下，大事就成功了！八春依计而行，六盘山叛军果然不敢轻进。
驻四川蒙军将领纽邻，与六盘山叛军浑都海等原来同属蒙哥统帅的蒙军嫡系，此时也企图起兵响应浑都海，结果为八春所逮捕。八春把这伙党羽共50余人监禁于乾州（今乾县），而押送纽邻等为首二人至京兆，请宣抚司处死。廉希宪这时却没有像对待刘太平等那样断然无情，他对僚属说：如今浑都海已不能乘势东来，用不着那么慌张了。而现在众心不一，情绪混乱，潜藏着不满，如军人见他们的将校被执被囚，可能会惊惧生变，为害不浅。不如因其惧死，把他们宽大释放，使他们感恩效力，把这支部队拨归八春属下，才是上策。果然，在纽邻被捕后处于惊恐不安中的蒙军将士听说他们的首领已被释放，一片欣慰，军心顿时安定，而纽邻也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于是宣抚司又得到数千精锐骑兵，实力更强了。
六盘山叛军既不敢全力东进，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终于撤往西北，以图与阿里不哥会合。这年九月，阿里不哥派阿兰答儿领兵南下，在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与浑都海军合兵一处，再次大举东犯。元军抵抗失利，陕甘大震，忽必烈一方的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儿辎重尽失，逃到关中。形势再度严重起来。许多人提议放弃关中及四川，退守陕南，廉希宪坚决反对。这时忽必烈派遣诸王合丹、合必赤率大军前来征讨，陕西军队八春、汪惟良部与之配合，分三路发起反攻。次月，元军在删丹（今甘肃山丹）与阿里不哥军会战，将其歼灭。阿兰答儿与浑都海都被俘，在京兆枭首示众。
陕西阿里不哥党羽叛乱的被平定，对忽必烈与保守的蒙古宗王的斗争全局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此反忽必烈的势力被全部逐出汉地，只能成为漠北的游魂，难以有大的作为了。到1264年（至元元年），阿里不哥终于势穷请降，忽必烈的统治巩固下来，实行汉法的趋势从此成了蒙元统治的主流。以廉希宪为首的宣抚司官员在这场斗争中表现突出，特别是年仅29岁的廉希宪本人几次先斩后奏的决策都显示了卓越的魄力与远见。事态平息后，廉希宪曾上疏“自劾停赦行刑（不顾忽必烈的赦诏而处死刘太平等）、征调诸军、擅以（汪）惟良为帅等罪”，请求处分。忽必烈不但未予责备，还极力称赞说：经书上说的“行权”，正是这样的啊！并赐与金虎符，使节制诸军，下诏称：“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38]这充分显示了这位开国君主的知人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