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可·波罗眼中的陕西
阿里不哥党羽的叛乱平息后，陕西社会进入了元初的恢复与发展时期。至元年间（1264—1294年）设立了陕西屯田府，在京兆以西展开大规模屯田。继窝阔台时期部分修复了三白渠之后，此时又修复了陕西第二大灌溉系统——丰利渠（即今泾惠渠）。随着农业与人口的恢复，城市与手工业、商业也重新活跃起来。作为陕西政治经济中心的京兆府（1279年改称安西路）城也重修了城垣，并把城垣的四角改成了向外突出的圆形墩台，具有蒙古人带来的西域文化色彩。其中的一处即西南城角一直保存至今，成为古城的特色之一。此外，还在古城东北修建了宏伟的安西王府宫城。
随着元朝大一统局面的实现，通往西域的交通又活跃起来。古长安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与欧亚大陆商道上的枢纽的地位部分地得到了恢复。当时的陕西，各国、各族的居民、商旅杂居，各种文化和宗教并存，各地的商人云集。这时的京兆府城当然已无法恢复以往帝国首都的宏伟气势，但隋唐时代妨碍经济生活的封闭式的坊市制已不复存在，城里出现了沿街开店的商业街区如“药市街”等等。[39]它体现了一种新的、活跃的气氛，比起此前坊墙夹道，街无店铺，恢宏有余而繁华不足的长安来，显然热闹多了。
这一时期来到陕西的众多外国人中，最著名的便是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了。他于1275年到1278年间的某个时候[40]从大都前往西南途经陕西，在其《游记》里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陕西社会的风貌。
马可·波罗从河津[41]渡黄河进入陕西，三天后到达澄城[42]。他对该地有如下记载：
这里的居民都是佛教徒。他们经营的贸易相当广泛，并从事各种制造业。这一带盛产丝、生姜和许多药材。这些药材是我们所在的那个世界几乎不知道的。他们也编织金线织物和各种丝绸织品。[43]
由澄城到京兆府城行程八天，途中“继续遇到许多城市和商业城镇，并且路过许多果园和耕地。那里有大量的桑树，促进了丝的生产。居民大都信奉佛教，但也有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突厥族人与撒拉逊人”[44]。
八天后，就到了“王国内宏伟著名的京兆府[45]城”。马可·波罗说：
在古代，这是个幅员辽阔、非常强盛的王国的首府，是许多世袭君王的长驻之所，并且以制造兵器著名。现在这座城市是在大汗的儿子忙哥剌管辖之下。他的父亲已经把这座城市的统治权交给了他。
这是一个大商业区，工商繁盛，其制造业闻名遐迩。这里盛产生丝、种种金锦丝绢，其他品种的丝绸这里也都有生产。这里照样还能制造各种军需品。各类食品也很丰富，凡人生必需之物，城里都有，并且售价适中。居民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一些基督教徒、突厥族人和撒拉逊人。[46]
马可·波罗尤其对当时刚建成不久的安西王宫惊羡不已，称赞其“构造整齐匀称，堂皇华丽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
越京兆府西行，“一路上有许多美丽的城镇和城堡。那里的居民以经营工商业为生，也生产大量的丝”。三天后到达虢县（今宝鸡县）[47]境内，开始进入“山巅和峡谷地带”，即秦岭山区。就连这片当时开发程度很低的地区，在马可·波罗看来似乎也并不荒凉：
这地带并不缺少人烟，人们信奉佛教，从事农业。由于森林密布，所以这里的人也以打猎为生。林中有许多野兽，如虎、熊、山猫、黄鹿、羚羊、赤鹿以及其他各种动物，可以获得很好的收入。穿越这个地带要走20天的路程，道路蜿蜒盘旋在群山、峡谷和密林之中。但是，也有许多城镇，能够为旅客提供便利的膳宿之所。[48]
在秦岭山中穿行20天后，马可·波罗进入汉中盆地，他谓之曰：“蛮子境内的利州”[49]。所谓“蛮子”是蒙古当局对南宋的蔑称，利州则是南宋在陕南设的路名，马可·波罗经此地时这一名称尚未撤销。在马可·波罗眼里，“这里土地平坦，人口稠密，居民依靠商业和手工业为生。这里盛产生姜，商人们将生姜行销到契丹省内的各地，牟取暴利。这地区的小麦、稻米和其他谷物也十分丰富，并且价格合宜。”[50]马可·波罗接着记载：
这片人烟稠密的平原，一直延伸至两个驿站远的地方。接着，又是高山、峡谷和森林。再朝西径直骑行20天，继续发现这一地区仍有人烟。他们也是信奉佛教，他们依靠地里的庄稼和山上的猎物过活。这地方除有上述的各种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的麝这类的动物。[51]
这里谈的是汉江盆地及其以南的大巴山区的情况。显然，在他看来，大巴山区与秦岭山区一样，也是个充满生气的地方。至于汉中平原就更不用说了。
《马可·波罗游记》和古代的许多其他同类作品一样，常常包含某些过分的渲染与不可信的奇闻轶事，但总的来看还是真实可贵的。在金蒙陕西之战的战火熄灭40多年后，经过了20多年汉法治陕的实践，在马可·波罗的笔下，我们已看不到那哀鸿遍野、满目废墟的战争创伤。《游记》中的陕西，社会经济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和过境贸易的活跃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这个来自欧洲当时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威尼斯的旅行家也对陕西的“工商繁盛”啧啧称羡。而且经济活动已不限于关中、汉中这样的平原地区而向秦巴山地渗透。马可·波罗还真实地记载了元朝实现大一统后民族融合与各种文化的交流在陕西的发展。在他的笔下，关中的汉、蒙乃至中亚（所谓“突厥”）、西亚（所谓“撒拉逊”）迁徙来华的色目人各民族相处得很好，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元代所称的“也里可温”与“答失蛮”）也和平共存。这个行色匆匆的西方来客没有发现其中存在着的民族矛盾、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但元代的宗教宽容政策与诸文化交融的现实却反映得十分真实。毫无疑问，这一切都与汉法治陕的成功是分开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