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思宗朱由检根据其兄明熹宗朱由校的遗诏入继大统。面对朝政腐败、国库空虚、军事败坏、灾荒频发、内忧外患并生的危局，他锐意求治，在《即位诏》中宣布：“朕以冲人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通变。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谐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懋新猷。”表示在遵守祖制的前提之下，将针对现实的状况，对“吏治民艰”问题实行改革，以求实现“光昭旧绪，愈懋新猷”的“中兴”之治。继位后，他一改明神宗、熹宗长期怠政的恶习，夜以继日地勤理政务，从不懈怠；也以明神宗的穷奢极欲为戒，崇尚俭朴，不迩声色，积极支持引进西方的天文历法和火炮技术，并以潜移默化的手段，一举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显露出些许中兴的曙光，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然而，在追求明朝中兴的过程中，他却日渐陷入心余力绌的困境，不仅“吏治民艰，将求宜于通变”的诺言未能兑现，而且出现了全面深刻的社会危机，朝廷内外的党派之争愈演愈烈，关外之地几乎尽失于清军之手，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烧到了北京城下，自己最终也落个魂断煤山（今北京景山）的下场。
一向自视甚高的明思宗，对这场中兴之梦的破灭，始终感到难以理解。他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是归咎于手下的文臣武将。崇祯八年（1635年），明思宗因凤阳皇陵被焚而下《罪己诏》，在“罪己”的同时，还不忘诘难文武诸臣，指责他们“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诸臣失算”。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渡过黄河横扫山西之时，他更是指责臣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矣！”到三月，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他自缢前，还在衣襟上愤然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至死都不承认自已是亡国之君。
明朝灭亡后，史学界对明思宗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些论者对他表示同情，甚至为他开脱、辩解，赞同其“非亡国之君”说。清代官修的《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并从明清易代为历史必然的宿命论观点出发，说明思宗“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凶四告，流寇漫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祚迄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近年更有学者援引明清史学家孟森“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的论断，进而推论是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明思宗及其同情者的这种种说法，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先说明思宗的“诸臣误朕”之说。明思宗不像明英宗、明神宗的幼年继位，军国大政由辅臣决断，他继位时虽说虚岁17，实龄不足16，但却“太阿独操”，“沉机独断”，不论大小政务，人事变动，生杀予夺，皆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明朝之亡，周延儒、温体仁、熊文灿等大臣固然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作为掌握实权的最高君主，不是更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吗？再说《明史》的“明实亡于神宗”之论。毫无疑问，明神宗亲政之后，对辅臣张居正进行清算，使改革风气荡然无存，除一条鞭法之外，改革成果尽付东流。由此引发的翻案风，又开启官僚队伍的门户之争，导致统治阶级力量的分散与削弱。而明神宗酒、色、财、气的极度膨胀，又导致其长期怠政，造成政局的混乱，边防的废弛；他大量赏赐诸王、公主田地，又加剧了土地的兼并；他大肆挥霍，传索帑金，聚敛财货，掏空国库，刮尽民脂，更导致民变与兵变的频发，为后金（崇祯九年改国号为清）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所有这一切，无不埋下明亡的祸根。不过，明朝毕竟没有亡于明神宗之手，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再看孟森的论断。他明确表示，明思宗“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并无否认他是崇祯朝的亡国之君的意思。而说明思宗如“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不过是种假设。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万历以前和天启以后的历史环境、时代诉求大不相同，谁也无法预料明思宗如果在万历以前当权，会有怎样的作为。再说“气数使然”，也就是历史使崇祯皇帝演出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问题。所谓“气数”，指的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它确实与朝代兴衰密切关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这不等于说人们只能听天由命，毫无作为，否则岂不等于认同了宿命论？须知，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人的努力虽然难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却可以起到延缓或加速的作用。明朝末期，朱明王朝的统治确已病入膏肓，正在滑向灭亡的末路，但是它究竟在何时灭亡，则视其最高君主的所作所为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其实，明思宗受人赞誉的勤于政务、崇尚俭朴的品质，不过是任何阶级社会最高掌权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仅仅具备这些基本素质并不足以治理好国家，更不要说挽救危局了。明思宗在即位之初，虽然诛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而备受好评，但他却有始无终，不久又重新起用身边亲信的太监，培植忠于自己的宦官势力，导致政局的混乱。这恰好说明，他是个空有中兴之志而缺乏中兴之才的另一类昏庸君主。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王朝的最高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特别是挽救濒临危亡的局势，不仅要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必须具备深远的目光、开阔的视野、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意志、雄伟的气魄和高超的治国能力，能够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制订出长远的治国方略，采取妥当的政策措施。但是，明思宗虽然锐意求治，却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没有认识到明末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找到解救危局的办法。除了在《即位诏》中提出“吏治民艰，将求宜于通变”这个笼统抽象的治政构想之外，他始终没能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治国方略。他的治国理政也就缺乏长远的战略筹划，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他自小在明末环境险恶的深宫里长大，养成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往往导致其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从而加速明王朝的覆亡，终于酿成了历史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