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思宗的另一重大决策失误、措置失当，是不辨是非，亲自介入门户之争，致使党争不断，分散、削弱了统治阶级自身的力量。
明思宗继位之初，想从魏忠贤阉党集团手里夺回朝政大权，依靠的是与阉党没有瓜葛的正直官员，特别是与阉党对立的东林党人。在处死了魏忠贤之后，崇祯元年（1628年）的上半年，正是在内阁大学士刘鸿训的帮助下，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阉党骨干先后被斥，“人情大快”。当年三月，新任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别如纶上疏请求重新审定阉党炮制的《三朝要典》。四月，翰林院侍讲倪元璐更上疏请求销毁《三朝要典》。明思宗批准了这个请求，为清查阉党集团扫清了一大障碍。尔后，东林党人韩爌和李标、钱龙锡等内阁辅臣及刑部尚书乔允升等人拟出《钦定逆案》的名单，由明思宗于崇祯二年三月正式颁布，给予阉党集团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一大批遭到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得到平反昭雪，重新受到任用。阉党与东林党两派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东林党的力量远远超过阉党，并于崇祯元年十二月组成以韩爌为首的东林内阁。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明思宗颁布《钦定逆案》后，即在一道谕旨中表示：“分门别户，已非治征。”要求臣僚停止门户之争，“化异为同”、“天下为公”，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中兴之治。《钦定逆案》颁布后10天，户科给事中解学龙上疏弹劾蓟镇巡抚王应豸“克饷激变”，疏中有王应豸系“魏珰私人”之语。明思宗非常反感，当即训斥说：“应豸克饷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党所私！”不过，《钦定逆案》并未将阉党集团一网打尽，有的阉党分子仍然逍遥法外，有的甚至还在官府继续任职。如右庶子杨世芳就是一个阉党分子，他是韩爌的姻亲，得其庇护而未遭清算。还有“素附珰，仇东林”的吏部尚书王永光以及御史曹思诚、袁弘勋、史范土、高捷等，也都是漏网的阉党分子。被列名逆案的阉党分子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未被列名逆案的漏网阉党更是力求保住自己的官职，他们都力图掀翻逆案。吃尽阉党迫害之苦的东林党人，自然是希望继续清查阉党余孽。这显然不是一道谕旨就能禁止的。但明思宗见不及此，未能抓住引发党争的症结，正确地加以引导和解决，反而因自己的猜忌多疑、刚愎自用，亲自介入门户之争，不辨是非、不别贤否，支持并重用奸佞之徒，为党争的再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因会推阁臣引起一场纷争，明思宗不仅亲自介入，而且站在周延儒、温体仁一边，将东林党人钱谦日益夺官闲住。不久又将周、温擢为大学士，入阁辅政。周延儒早年阉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温体仁是毛文超龙的同乡，“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袁崇焕下狱前后，他“前后五疏，力请杀焕”。后来，袁崇焕被冤杀，他还得意地致书其弟曰：“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袁崇焕不是东林党，但同东林党入关系密切。他的座主是东林领袖之一韩爌，他本人是由东林党人侯恂举荐而被擢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由东林党人孙承宗的支持而筑守宁远，被东林党视为抵御后金之长城。温体仁“当日亟谋入相，所忌韩爌、钱龙钖二辅臣”，自然也就深恨东林党人。阉党分子在《钦定逆案》颁布后，不敢公开跳出来为逆案翻案，便纷纷投靠周、温等奸佞之臣。两者同气相求，一拍即合，随即携手合作，形成新的邪恶集团，共同打击东林党人。
温体仁、周延儒与王永先等人经过密谋策划，首先把矛头指向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内阁大学士钱龙钖。钱龙钖曾与韩爌、李标等共同主持钦定逆案的工作，“逆案之定，半为龙钖主持，奸党衔之次骨”。崇祯二年（1629年）冬袁崇焕下狱后，温体仁决计“借崇焕以挤去（韩爌、钱龙钖）二人”。他在密疏中攻击袁崇焕“阴与华亭辅（钱龙畅）、临邑罪枢（兵部尚书王洽）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王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他唆使高捷上章“指通款、杀将为龙钖罪”。史范土又疏言：“龙钖出都，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明思宗遂于崇祯三年十二月将钱龙钖逮下诏狱，后遣戍定海卫。同年正月，内阁首辅韩爌因遭阉党分子原抱奇的弹劾而三疏辞职。三月，阁臣李标也五疏乞休。九月，成基命又三疏去职。东林内阁仅存在1年的时间，就这样解体了。
随着参与定逆案的辅臣相继离职，阉党分子纷纷跳出来为自己翻案。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吏部尚书王永光首先释放一个试探信号。他借会推天津巡抚之机，将列入逆案名单的王之臣排在6个候选人名单的首位，心里盘算着“倘得点用，则可渐次为翻案之计”。明思宗自然不会允许推翻自己钦定的逆案，点用排在候选名单第四位的翟凤翀为天津巡抚。王永光此计虽未得逞，但却给了其他阉党分子以翻案的勇气。被列入逆案第七等（即“结交近侍又次等”而“坐徒三年，纳赎为民”）的原兵部尚书吕纯如，就公然上疏为自己鸣冤叫屈，说他“未尝归美厂臣，不当列于逆案之内”。当时的言官皆慑于王永光的威势，不敢吭气。五月，东林党人左谕德文震孟挺身而出，上疏猛烈抨击“平生无耻惨杀诸贤之吕纯如，且籍奥援而思辨雪”，“吏部尚书王永光假窃威柄，横行私臆”的行为。明思宗命其就所揭露的吕、王罪状指实再奏。文震孟又再上一疏，逐一列举具体事实。疏出，王永光窘甚，上疏狡辩，并密请大太监王永祚出面帮其渡过难关。于是，“永光辩疏得温旨”，文震孟反而被明思宗责为“任情牵诋”。十二月，袁崇焕被杀后，阉党分子更是蠢蠢欲动。“御史田唯嘉疏荐杨维垣、贾继春；通政使章光岳疏荐吕纯如、霍维华、徐扬光、傅櫆、虞廷陛、叶天陛六人。”这几个被推荐者，都是名列逆案的阉党分子。明思宗未予批准，“有旨：“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荐用，成何政体？”
树欲静而风不止，为阉党翻案的风潮并未因此而平息。温体仁入阁辅政的第二年，吏部尚书王永光因其党羽纳贿事发，遭言官弹劾而罢去。他用同乡闵洪学代之，“又用御史史范土、高捷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使张捷等为腹心”。在扳倒周延儒而代为首辅之后，温体仁继续攻击东林，重翻逆案。为了不牵连自己，他不亲自出面，而是暗中指使自己的心腹到前面去打头阵。先是在崇祯七年（1634年）八月因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缺人，明思宗召集群臣会推时，张捷按温体仁的授意“独举吕纯如、唐世济”。明思宗问：“吕纯如是钦案有名的，张捷如何举他？”他回答说：“吕纯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在场的给事中、御史纷纷加以批驳。“捷气沮，体仁不敢言，仍荐谢升、唐世济为之。”接着，在崇祯九年，唐世济又以边才举荐列名逆案的原兵部尚书霍维华，明思宗谓“逆案概不举用，世济欺蒙，削籍下刑部”。“维华之荐，亦体仁主之也。体仁自是不敢讼言用逆案，而愈侧目诸不附己者。”
在明朝后期的门户之争中，江南地区出现了由众多社团联合组成的复社。复社继承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其领袖张溥公开声明：“吾以嗣东林也。”官府中同东林党有瓜葛的官员，一般都支持复社；与阉党有瓜葛的官员，一般都与复社作对。温体仁也极力打击复社。崇祯六年（1633年），温体仁之弟温育仁要求参加复社遭拒，便雇人撰写《绿牡丹传奇》，在浙江各地演出，用以影射张溥等复社名士。崇祯十年，温体仁还暗中“募人劾溥”。他的同乡陆文声因请求入社遭到拒绝，诣阙上疏，极言“风俗之弊，皆源于士子。溥、（张）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即命南直隶提学御史倪元珙查核，但倪元珙及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皆言复社无可罪，结果3人都遭到温体仁的贬斥。闽人周之夔曾任苏州推官，坐事罢去，他怀疑为张溥捣鬼，听说陆文声弹劾张溥，也伏阙疏劾“溥等把持计典”及“复社恣横状”，但经巡抚张国维查核，“言之夔去官，无预溥事”，“亦被行谯让”。当年六月，温体仁致仕，继任首辅的张至发、薛国观执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此案仍迟迟未能了结。
复社人士从这一系列事件中逐渐认识到，朝中大臣，特别是担任首辅的大学士，如果不支持复社，复社孤立无助，必定难有作为。复社首领决定物色支持本社的官员出任首辅，他们看中了被温体仁挤出内阁的周延儒。因为他是张溥的座主，早年“颇从东林游”，当首辅时虽站在东林的对立面，下台后有悔恨之意。张溥便出面找周延儒谈判，约定“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延儒“以为然”。张溥于是联络吏部侍郎吴昌时、侯恂等人，积极展开活动，并筹资重贿司礼太监。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明思宗终于发出起复周延儒的诏书。“延儒被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周延儒入朝后，“悉反体仁辈弊政。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減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宥戍罪以下，皆得还家。复诖误举人，广取士额及召还言事迁谪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从之”。他起用了一些东林党人士或其他正直之士，如郑三俊、刘宗周、倪元璐、黄道周等，但“延儒实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对清军的步步紧逼和农民起义军的蓬勃发展，仍然“一无所谋画”，到崇祯十六年四月被罢官。不久，其门生、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兼任蓟辽冒通等处总督的范志完懦弱怯战、纵兵掳掠、克扣军饷、贪污行贿，其亲信吴昌时窃权附势、纳贿行私，遭到弹劾。周延儒受到牵连，终被明思宗勒令自尽。明王朝的政治不仅毫无起色，反而在明思宗亲自介人的门户之争中进一步分散、削弱统治阶级自身的力量，加快了灭亡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