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明思宗的再一个重大决策失误、措置失当，是极好虚荣，缺乏担当精神，患得患失，屡屡错失延缓败亡的时机。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陈新甲议和泄密被杀，二是南迁之议久拖未决。
先说陈新甲议和泄密被杀事件。后金（清）自宁锦之战失败后，一时难以突破明朝的宁锦防线，改从内蒙古迂回入塞，先后4次侵扰明朝内地，大肆烧杀掳掠，劫夺大量财物和人口，既用以充实自己，也消耗明朝的有生力量，为突破宁锦防线创造条件。接着，便屯兵义州，逐步向锦州推进，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包围了锦州。明廷急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13万大军驰援锦州。洪承畴主张“必守而兼战”，即一边防守，一边进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起初兵部同意这个计划，明思宗也予以肯定。但当农民起义由暂时的低潮重新走向高潮，明思宗又希望尽快结束辽西的战争，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农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于是提出四路进兵、合击围攻锦州清军的方案，明思宗密救洪承畴克期进兵。洪承畴只得将粮饷留在宁远、杏山与塔山西北的笔架山，自率6万大军于七月底挺进塔山。皇太极“悉索沈中人丁”，倾国而出，并亲至松山督战。明军先胜后败，洪承畴被困于松山。总兵祖大寿被围于锦州，屡次突围而不得出。陈新甲与清议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为了挽救被围的洪承畴与祖大寿，陈新甲主政的兵部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月提出了“息兵”之策。十一月，辽东大雪，“达虏粮刍俱尽，将解围而归，虑我军蹑之，俾西虏（漠南蒙古）入关求和”。当时在宁远的宁前道副使石凤台，获悉清军有意议和，致书清军将领询问此事是否属实，得到“此吾国素志也”的答复，即上报辽东巡抚叶廷桂。叶廷桂又上奏朝廷。明思宗内心同意议和，但他虚荣心强，过去曾多次拒绝与清议和，现今大败后主动求和，觉得有失面子，斥责叶廷桂是“漫任道臣辱国妄举”，将石凤台逮捕下狱。到年底，李自成农民军进围开封，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中原大地，清军更是将松山围得水泄不通。内阁大学士谢升便与内阁同僚商量，决定由陈新甲奏请与清和议。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明思宗召对时，陈新甲婉转地提出：“（松、锦）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明思宗明白他“用间”一词的真正含义，爽快地回答说：“城围且半载，一耗不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不防便宜行事。”陈新甲随即推荐兵事赞画主事马绍愉作为议和使节，明思宗即予允准，“加绍愉职方郎中，赐二品服”。但是，他还是觉得战败求和有失中原天子的颜面，因此特地“谕新甲密图之”，要求绝对保密。
马绍愉于是衔命出关，前往宁远，与清方接洽。清方请以敕书为信。明思宗仍大摆中原大国对待边疆属夷的架子，以一纸“谕兵部陈新甲”的敕谕代之。皇太极极为不满，也以敕谕英郡王阿济格等人的形式，要求更换敕书。马绍愉只得奏报朝廷，耽误了很多时间。在这期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已先后被清军攻陷，洪承畴被俘，祖大寿降清。
明思宗得到奏报，仍以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准其便宜行事，并差兵部司务朱济賫敕，同马绍愉前往沈阳与清方谈判。皇太极提出的议和条件是“每岁贵国馈黄金万两、白金百万两，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连山适中之地两国于此互市”。并“约九月不至，则治兵”。马绍愉返回宁远，立即派人向陈新甲禀报和谈的结果。但此前和议的消息却被谢升无意间泄露，引起言官的慷慨陈词：“堂堂天朝，何至讲款！”明思宗只得将谢升革职，以平息舆论。不料，陈新甲收到马绍愉禀报议和结果的密疏，阅后置于几案之上即去上朝。打扫书房的仆人误以为是份塘报稿，交塘报官抄传。一时舆论大哗，言官交章弹劾。与清议和，原是遵照明思宗“可款则款”的谕旨推行的，谈判使节也是由他加官赐服任命的，如果明思宗勇于担当责任，以君主之尊站出来说明议和的理由，舆论不难平息，但他却患得患失，只顾自己的颜面，下严旨切责陈新甲，令其自陈其过。陈新甲不服，上疏自辩。明思宗遂于七月底将陈新甲逮捕入狱，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将他押赴西市斩首。议和失败后，皇太极诱降宁远总兵吴三桂未成，即于当年十月下令第五次入侵明朝腹地。十一月，清兵分两路从墙子岭、青山口突入长城，历时8个月，攻破3府18州67县88座城池，掠走27万口人及大量财物，再次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
再说南迁（即迁都南京）之议久拖未决的问题。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清兵第五次入塞侵掠行将撤退之时，明思宗见各路明军不是胆怯不战便是望风而逃，召见周延儒等大臣，表示要亲自出征。周延儒只得请求代替皇上前往前线督师。临出都门之前，明思宗以内外交困，曾同他“议南迁，命无洩”。明思宗的兄嫂懿安皇后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此事，对明思宗的皇后周氏说：“此周延儒误皇叔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明思宗大怒，派太监追查消息的来源，“懿安坚讳，上坚请，迫欲自缢”，只好不了了之。不过，明思宗还是在暗中做着南迁的准备。先是命给事中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师士马之数”。继而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天津巡抚冯元飏“密陈南北机宜，谓道路将梗，当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为来日南迁作准备。明思宗即“俞之”，冯元飏“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备缓急”。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地区歼灭明军主力，北上占领荆襄之后，亲率大军自洛阳西进，直趋潼关，攻占西安，并派遣一支先头部队于十二月十八日渡过黄河，攻占山西荣河等县，为东征作准备。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大顺国。初三日，忧心忡忡的明思宗在德政殿召见左允中李明睿，征询“御寇”之策。李明睿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明思宗说：“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李明睿答道：“上内断圣心，外度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若筑室道旁，后悔何及。”明思宗四顾无人，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议了南迁的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诸事。
在当时形势下，南迁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当初明太祖肇建明王朝，就把南京定为全国的首都。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仍然保留着陪都的政治地位，保存着一套形式上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只是任职的官员多为虚衔。此时，长江中游驻扎着左良玉号称数十万的军队，下游又有江北四镇的重兵把守，南京要比北京安全得多。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财赋之区，遭受战争的破坏也较小。如果退守南方，即使丢掉了北方，也可划江而治，凭借南方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北方抗衡，最后鹿死谁手还难以预料。但是，将政治中心都城南迁，涉及放弃宗庙陵寝的敏感问题。正统末年，明英宗亲征被俘，瓦刺兵临京师，有人主张南迁，即遭到万人的唾骂。这就需要手握乾纲的君主勇于承担责任，敢于作出决断。明思宗刚愎自用却又优柔寡断，死要面子却又怕担责任，虽对李明睿表示“朕志决矣”，却耻于亲自决策南迁，想待群臣力劝而后行之，此事便暂时搁置下来。
形势瞬息万变，时间不等人。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八日，李自成亲率大顺军主力由西安出发，开始向北京进军。京城内外，惶恐不安的气氛越发浓重。左都御史李邦华为李明睿同乡，也是李明睿出任左允中的举荐人之一。他支持李明睿的南迁主张，曾私下问过李明睿：“上亲行与东宫孰便？”李明睿回答：“东宫年少，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不如上亲行为便。”李邦华担心南迁之议为朝论所阻，就提出由太子朱慈烺南下南京监国作为一种过渡，具疏请下明诏，“用成祖朝仁宗皇帝监国故事，急遣皇太子监国南京”。越数日，又“请命定、永二王分封江南”，以壮藩翰。正月十八日，明思宗密谕首辅陈演：“宪臣言是。”陈演反对南迁，将消息向外透露，从而引起群臣的议论。李明睿于是公开上疏，阐明自己的主张：“今日所最急者，无如亲征……夫亲征之举，不必皇上自为之也。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大事。皇上召与之谋，必能摧陷廓清，建中兴大业。”疏入，明思宗命下部速议。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疏斥为“邪说”，扬言“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再次上疏辩驳，谓：“唐室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有灵武、武林之恢复？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明思宗召见光时亨，斥之曰：“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又曰：“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
二月初七日，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主力攻占太原，然后经宁武、大同，于三月初占领宣府，拟从居庸入关进逼京师。与此同时，刘芳亮率领的另一支大顺军，也于二月间从蒲坂渡河，沿黄河北岸向东挺进。北京面临着大顺军的南北夹击，形势越来越危急。二月二十七日，明思宗召集群臣，议战守之策。少詹事项煜表示支持李邦华的建议，由太子监国南京。明思宗原本是支持此议的，但后来几经琢磨，觉得让太子往南京监国，自己还是难以逃命，况且由太子监国，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认为还是实行李明睿的皇帝南迁之议为妥。第二天，他又召集阁臣，把李邦华的奏稿递给阁臣，要大家表态。阁臣回奏：“昨东阁会议，有二臣亦主此议。”明思宗大为恼火，即赌气地表示，他将坚守京师，“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他说这番气话，实际是让阁臣转而支持李明睿之议，劝皇上南迁。但阁臣担心，皇上南迁会留下自己辅佐太子居守，成为替死鬼；就算随驾南迁，一旦京城失守，自己也会因为支持南迁而代人受过，因此，他们还是一个劲地劝谏道：“太子监国，古人尝有，亦是万世之计。”明思宗反驳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
三月初三日，代帝出征的督师大学士李建泰疏请南迁，表示“愿奉太子先行”。次日，明思宗再次召对，对辅臣说：“李建泰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实际上是再次试探大臣的态度。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奉太子监国江南，在正月底升任右庶子的李明睿也放弃前议，附和此议。光时亨大声驳斥：“诸臣欲为灵武故事乎？”范景文等大臣遂不敢言声。明思宗复问战守之事，诸臣仍沉默不语。明思宗喟然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拂袖而去。过了3天，南路大顺军已抵达直隶真定，南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明思宗便只有“死社稷”一条路可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