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思宗的又一重大决策失误、举措失当，是不辨忠奸，屡逐直臣，滥杀良将，而重用奸佞之臣与宦官，导致政局的混乱。
要实现中兴之治，必须起用大批忠于国家社稷的直臣与良将，但明思宗却缺乏识人之明，只凭个人的好恶来取舍人才。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刻薄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刚愎自用、虚荣心强，他要求臣僚完全顺从自己的旨意，听不得逆耳之言。“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之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已耳。”“言语率直，切中时弊者，率皆摧折而去。”如东林党人刘宗周在天启年间因抨击魏忠贤和客氏而遭削籍，崇祯初年被重新起用，任为顺天府尹。他刚入京就职，就上疏批评明思宗“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己巳之变”起，枢辅诸臣多被明思宗作为替罪羊逮捕下狱，刘宗周又批评皇上说：“国事至此，诸臣负任使，无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因而“忤帝意”，乃以疾辞官。崇祯八年（1635年），吏部奉旨推举刘宗周等3人入阁，他推辞不允，于翌年正月入京，又批评明思宗“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也。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明思宗大不高兴，改命其为工部左侍郎。过了1个月，他又上疏批评明思宗“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施为次第犹多未得要领者”。明思宗极为恼怒，先后4次命阁臣拟严旨惩处。阁臣每次呈上拟旨，他都反复阅视刘宗周的奏疏，“起行数周”。后来怒气消解，仍降旨诘问，“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且奖其清直焉”。当年十月，刘宗周再次上疏批评明思宗的弊政，连带批评首辅温体仁。明思宗大怒，温体仁又上章力诋，遂下旨将其革职为民。
由于求治太急、猜忌多疑，明思宗还专横地贬斥甚至屠戮一批屡立战功的良将。袁崇焕在天启年间镇守辽东，着力构筑宁锦防线并取得了宁远大捷，只因不肯巴结魏忠贤，遭其党羽的弹劾而辞官。明思宗继位后，重新起用他为蓟、辽、登、莱、天津总督。在明思宗召见时，他轻率地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经兵科给事中许誉卿的提醒，他又提出“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明思宗一一允准。两天后，他又上疏说明：“辽事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皆臣与在边文武诸臣所能为而无烦圣虑者。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钥。”明思宗批示说，“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令“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袁崇焕随即赴关就职，着手调整关内外防务，修补明蒙联盟。
接着，依据“悉听便宜从事”的谕旨，诛杀不听节制的东江守将毛文龙，以统一事权。已巳之变起，绕道内蒙古入塞的皇太极兵临京师。袁崇焕急率辽军勤王，副总兵周文郁劝阻他：“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径至城下，可否？”他回答说：“君父有急，何惶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延儒、温体仁等辅臣勾结阉党余孽，合力诬陷袁崇焕“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皇太极又借被俘的杨太监行反间计。对袁崇焕未经奏请而诛毛文龙、率领辽军入援京师心存疑虑的明思宗，竟下令将其斩于西市。“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早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河南府推官唐开远就批评说，明思宗“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亡论为故为误，俱褫夺戍配不少贷，甚则下狱拷追，几乎刑乱国用重典矣”。事实正是如此。据统计，明思宗在位17年，计诛总督七人”，“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河南巡抚李仙风被逮自缢，尚不计在内）”。就连“贵极人臣”的内阁辅臣也有两人被杀，“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云”。由于不断地罢黜和诛杀，官员的更替十分频繁，如蓟镇总督“半载更五人”。整个崇祯朝17年，“易中枢（兵部尚书）十四人”，“刑部易尚书十七人”；内阁辅臣更是走马灯似地不断变换。17年间任命的大学士多达五十余人，其中先后充当首辅者即达十余人。这种做法，不仅使朝廷失去许多能干的文臣武将，也使在职的官员胆战心惊，畏缩不前，丧失进取心和积极性，办事效率极度低下。
对于自己喜欢、信任的官员，明思宗则百般呵护，甚至有罪不罚或者轻罚。崇祯九年（1636年）秋，清兵再度绕道内蒙古突入长城，侵扰京畿。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督师，御敌无方，畏罪日服大黄药，清兵退后于九月初一日死去。明思宗“顾廷臣无可任用者”，起用在家守丧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嗣昌通籍后，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辩。”翌年三月抵京，“帝与语，大信爱之”。张凤翼作风柔靡，“兵事无所区画”，杨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明思宗每次召见，都同他深谈移时，凡有奏请，无不应许，说：“恨用卿晚！”杨嗣昌于是提出征剿农民军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建策，推举熊文灿具体负责执行这个战略计划，并建议加派剿饷，以便增加围剿的兵力。明思宗一一照准。杨嗣昌立下军令状，以崇祯十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灭贼之期”。到崇祯十一年三月，因未能完成“灭贼”的许诺，他只得上疏引罪。明思宗不许，“命察行间功罪”。杨嗣昌于是借机诿过于洪承畴、曹变蛟、朱大典、左光先、祖大弼、史可法诸将，来为自己开脱。六月，明思宗改命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仍掌兵部事。当年九月，清兵再度进逼京师，先后攻陷七十余城，明思宗没有惩罚既为阁臣又掌兵事的杨嗣昌，反而令其议文武大臣失事之罪，从巡抚、总兵官至州县官共36人，同日弃市。言官纷起弹劾杨嗣昌，一时舆论大哗。明思宗只得令其落职冠带视事，旋又叙功复其官。崇祯十四年三月，农民起义军横扫大河上下，福王、襄王相继被杀，杨嗣昌畏罪自杀。许多大臣上疏弹劾，要求追究其罪责。明思宗训斥说：“杨嗣昌系朕特简，用兵不效，朕自裁鉴，况尚有才可取。”不仅未追究杨嗣昌的罪责，反而赠其为太子太保。
一些奸佞之臣看准明思宗的性格特点，便千方百计讨其欢心，博取高官厚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旨”。崇祯元年（1628年）冬，锦州守军因缺饷哗变，督师袁崇焕请给饷。明思宗召问诸大臣，皆请发内帑。明思宗嗜财如命，舍不得从皇家库藏中往外掏钱，并且怀疑有边将故意煽动边兵哗变相要挟。周延儒摸透皇上心思，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认为饷虽然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明思宗连连点头，降旨切责众大臣。事后，他又对明思宗作了说明，认为“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耶？”这话切中明思宗的心意，明思宗“由此属意延儒”。当时吏部会推内阁辅臣，但列出的候选名单有东林党人、礼部侍郎钱谦益，却没有周延儒的名字。一心想挤进内阁的周延儒，即暗中散布流言，称“此番枚卜，皆钱谦益党把持”，明思宗“遂入其说”。也想挤进内阁的礼部尚书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他揣测皇上对这份候选名单必然生疑，便上疏攻击钱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所谓“关节受贿”，是指天启元年（1621年）钱谦益主持浙江会试时，金保元与徐时敏两个奸人策划的一场科场舞弊案。案发后，查明士子钱千秋因买通关节而中举，钱千秋与金保元、徐时敏3人“俱依律遣戍”。钱谦益并不知情，以“失于觉察”被“罚俸三个月”。明思宗看了温体仁的奏疏，在文华殿召集大臣，让钱谦益与温体仁当面对质，结果证明关节受贿案7年之前早已结案。明思宗又问温体仁，所谓“神奸结党”指的是谁。温体仁先是回答：“钱谦益之党甚多，不敢尽言。”后又指责主持会推的吏部官员、科道官与钱谦益“结党”，继而说替钱谦益辩护的辅臣也是钱谦益的“同党”。周延儒又从旁煽动说，会推“只是一两个人把持住了，谁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了也不行，徒然言出而祸随”。温体仁遂以“孤立”为由，请求辞官归里。所谓“孤立”，即无党无派之意。明思宗自然欣赏，因而“益向之”，忙加慰留，并宣布将钱谦益革职听勘，钱千秋重新提审（时金保元与徐时敏已死）。钱千秋虽经重刑，供词与原先的供状一致，证明温体仁诬告不实，但明思宗还是将钱谦益夺官闲住，并于崇祯二年十二月和三年六月，将周延儒、温体仁先后擢为大学士，入阁辅政。
入阁之后，周延儒与温体仁联手，攻倒首辅成基命，由周延儒于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继为首辅。接着，温体仁一面对明思宗“务为柔佞”，使“帝意渐向之”；一面加紧拉帮结派，抓住周延儒的小辫子，唆使其亲信上疏弹劾。周延儒被迫于崇祯六年六月引疾乞归，温体仁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首辅。自此，温体仁出任首辅4年，而居辅臣之位则长达8年，为崇祯朝担任辅臣时间最长的一位，“恩礼优渥无与比”。但他从不把心思放在国家社稷的安危上面，“惟日与善类为仇”，排挤、打击东林党人与正直的官员，“其所引与同列者，皆庸才，苟以充位”。内阁辅臣中受到他信任的，只有碌碌无为的吴宗达和刚愎自用的王应熊，时人讽之曰：“内阁翻成妓馆，乌归（指乌程籍的归安人温体仁）、王巴（指四川巴县人王应熊）、篾片（指无所作为的吴宗达），总是遭瘟！”京师还有民谣唱道：“崇祯皇帝遭温（瘟）了！”
由于明思宗“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委政柄者非庸即佞”，“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而去”，觉得无人可用，于是又转而重用身边的家奴、宫中的宦官。在他心目中，宦官依附于皇权而存在，与自己朝夕相处，比文武百官可靠；他们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如不服管束，一纸圣旨，即可加以清除。正如时人谈迁所说：“（明思宗）直谓三尺（法律）在我，此曹亦何能为！”即位之初，在清除魏忠贤的阉党集团时，明思宗曾下令尽撤各地的镇守太监，说“宦官观兵，古来有戒”。仅过半年，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重新赋予宦官监军之大权。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他即“以司礼监管文书内官监右少监宋尚志提督正阳等九门、永定等七门及皇城等四门，巡城点军”。第二年冬，后金军队再次南下，京师戒严，“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崇祯四年九月，明思宗更是大规模起用宦官，“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文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十月，又“命太监监军，王应朝往关宁，张国元往蓟镇东协，王之心中协，邵希诏西协”；十一月，“以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吴直监视登岛兵饷”。后来，由于文武大臣的一再劝谏，明思宗只好在崇祯八年八月下诏，撤回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及监视各道的太监。但仅隔一年，又再次大规模起用宦官，不仅赋予监军之权，有的还授予总督、分守之职，直接指挥军队。崇祯十三年三月，再次撤回各镇宦官，仅隔半年又再度派遣宦官监制各镇，直至明亡为止。明思宗派出的这些宦官多为市井庸愚，妄自尊大，又根本不懂军事。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不仅如此，宦官的派出，还侵犯了文官武将的职权，严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成为加速明朝灭亡的一副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