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么，明思宗究竟在哪些军国大事上决策失误、措置失当呢？
首先，目光短浅，未能抓住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即阶级矛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缓解，而是“刻于理财”，促使其进一步激化，导致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终致不可收拾。
明思宗即位之时，面临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三大尖锐的社会矛盾。就东北地区而言，以后金（清）为代表的女真（崇祯八年改族名为“满洲”）贵族和以明王朝为代表的汉族人民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当地的主要矛盾。关内的广大地区，则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正是尖锐的阶级矛盾，决定着整个政局的走向和明王朝的命运。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的社会矛盾设法缓解，才有望使刚刚爆发的农民起义得以平息，从而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国的力量对付后金（清）的进攻，并进而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这种党争很大一部分是由如何应对农民起义和后金的进攻而引起的），实现中兴之治，但目光短浅的明思宗见不及此，并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的社会矛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缓解。
明末阶级矛盾的急剧激化，主要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僵化腐朽、官场贪风的强烈炽盛、土地的高度集中、赋役征敛的过分苛重、水利设施的年久失修造成的。广大农民因而陷于极端贫穷的困境，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只得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其中的许多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痼疾，不是一纸诏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但赋役征敛的过分苛重，却是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缓解的。但明思宗刻于理财，其《即位诏》虽然表示对“民艰”将“求宜于通变”，随后开列50款大赦新政（其中的第八款规定免各省逋欠夏税秋粮及杂项课税一年，南直隶、浙江等13省免天启元年（1621年）分，北直隶免天启二年分；内宫物料则南直隶、浙江等13省免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分，北直隶真、保、顺、河、广、大6府免万历四十七年分，顺天、永平两府免天启二年分，以后年分照常征解。第九款规定免天启元年分以前拖欠加派钱粮；免拖欠万历四十八年以前金花银。第十款规定免天启元年以前各地永折及因灾折收银两；第十一款规定将清查民间丁口，蠲免无丁而被迫缴丁粮者。第十二款规定禁有司不得于征收赋税中加重科罚。第十六款规定解官、解户解到绢布式样不合格者酌量从宽验收。第四十七款规定蠲免浙江、福建、苏、松、常、镇、徽、宁、扬、广等处拖欠万历四十八年以前岁造段匹。第四十八款规定蠲免各地拖欠天启元年以前解四司物料），但这些蠲免的多是拖欠多年而无法征收的税课。至于夏秋两税这两项赋税中的主要税种，最多只免至天启二年，有的地方则只能免到万历四十七年以前的欠额，这就意味着有些地区拖欠了8年之久的税课仍将继续追缴；至于近5年的正税，一毫一厘都不得减免。口惠而实不至，等于画饼充饥。
继位之后，明思宗虽然“切念民艰”，一再表示：“孜孜民力艰苦，思与休息。”“连年加派络绎，东西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甚悯焉。”但他在位17年，仅有以下寥寥可数的几次停止织造、蠲免逋赋、禁止私派的举措，即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停苏杭织造”，四月“禁有司私派”；九年三月“蠲山西被灾州县新旧二饷”，五月“免畿内五年以前逋赋”，十一月“蠲山东以前逋赋”；十二年八月“免唐县等四十州县去年田租之半”；十三年三月“免河北三省逋赋”；十五年正月“免天下十二年以前逋赋”。与此同时，明思宗又不顾百姓的死活，加重赋税的征派。崇祯三年九月，兵部尚书梁廷栋以“兵食不足”为由，请求增派田赋。经户部尚书的策划，乃于万历末年每亩加征9厘辽饷的基础上再加征3厘，从崇祯四年开始征派，计征银6679208两，加上该年辽饷中增派的杂项、盐课、关税等项银两，该年辽饷总数高达10299602两。崇祯十年，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农民起义，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加派剿饷，“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明思宗批准这一建议，假惺惺地表示：“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实际上1年后又下令再征，直至崇祯十三年才停止征收。崇祯十二年，又以“抽练各镇精兵”缺乏饷银为由，“复加征练饷”，于六月开始征收，总数为730万两。上述辽饷、剿饷、练饷三项加派，从田赋中加征的饷银总计多达1670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的一倍以上，难怪当时的百姓怨声鼎沸，“呼崇祯为重征”。
不仅如此，明思宗还严责各级官吏，必须将规定的税额征收上缴，并将征税的数额与职位的升降、俸禄的增减直接挂钩。史载，“上（指明思宗）初即位，便严于钱粮，部议知府非完钱粮不得升司道，推知非完钱粮不得与考选。于是松江方郡伯岳贡、苏州陈郡伯洪谧，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官员凡是反对加派的，明思宗就感到厌烦，甚至严加惩处。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耿直朴忠的傅宗龙出任兵部尚书，入见皇上，“谆谆以民穷财尽为言，云饷不可加，兵不可增”。明思宗开始还言不由衷地表示：“卿言是。”傅宗龙“指天画地，言俞力”，明思宗便拉下脸来，说：“卿但当料理寇敌耳！”待傅宗龙告退后，他又对阁臣说：“宗龙所言，半言官唾余，何也？”从此，“兵部诸疏无一俞者，未几下狱”。相反，凡是支持加派重征的，明思宗就感到高兴，甚至大加提拔。如崇祯十一年四月，他在中左门考选诸臣，征询足兵足食之计，知县曾就义说：“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从加派以济军需，未为不可。”明思宗当即“拔第一”。
明思宗一而再，再而三的加派，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广大农民进一步陷于破产，大批逃亡。官府又穷凶极恶地追讨钱粮，甚至勒逼未逃的农户赔纳已逃农户应交的钱粮，逼使更多的农户逃亡。“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弃田逃亡的现象与日俱增。如河南彰德府的武安（今属河北省），据知县窦维辂在崇祯十四年的奏疏报告：“本县原编户口一万三十五户，今死绝者八千二十八户；原编人丁二万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加上政治腐败，水利年久失修，自崇祯十二年起，连续3年不断发生雨雹、旱蝗等自然灾害，贫苦农民无以为生，转死沟壑。中州平原更是赤地千里，“流亡满道，骴骨盈野。阴风惨骨燐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
明思宗之所以一再实行加派，借口是“帑部匮绌”，国库空虚，无法支付日益增加的军费。当时，国库固然匮乏，但内府（即皇帝的私库）并不缺钱。明朝初年，米、麦等实物的征收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户部所设的内府十库既是中央政府的国库，也是皇帝的私库，公私不分，混同开支。进入明中期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货币化，大量实物形式的财政收入转化为货币收入。明廷于是对财政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正统七年（1442年）在北京设立太仓库，用以贮银。弘治八年（1495年）又在南京户部设立银库。此外，还有京、通两仓，贮存由运河漕运来的米、粟，以供京城贵族、百官和京边卫军之食用。太仓银库设立后，便成为中央政府的国库，而内府则完全变成皇帝的私库，政府的财政收支与皇室财政收支基本分开。嘉靖中期以后，由于土木繁兴，加以“南倭北虏”交相进犯，军费开支急剧增长。太仓入不敷出，到隆庆初年曾出现财政危机。但一待边事停息，再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危机便得到了缓解。到万历四年，“京、通储粟足支八年”，“府库充溢，太仆寺亦积金四百余万”。明神宗亲政后，不停地“传索帑金”，加上宗禄的大量增加、万历三大征庞大的军费开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得动用累年的储积，弄得国库空空如洗。但是明神宗通过“传索帑金”，加上派遣矿监税使四处搜刮，却使“内帑之充韧”达到“亘古未有”的程度，内府金银山积。明神宗死后，明光宗在位仅1个多月，明熹宗在位也仅7年，短短几年时间，内府的储蓄并没有花光。但明思宗也同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就是不肯往外拿，有时还对群臣大叹穷经，说“目今帑藏空虚”。后来，李自成大顺军入京，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另有记载说：“内帑所出，不知几千百万。”明思宗死死捂住的这一大笔金银财宝，最终都成了大顺军的战利品。
明思宗的刻于理财，竭泽而渔，只能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为农民起义提供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三饷的加派，更是直接促成起义高潮的到来。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到京就任兵部尚书，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并在加派辽饷之外再加派剿饷，加强对农民军的征剿，将大部分起义军剿杀殆尽，迫使张献忠与罗汝才受“抚”，李自成被迫率领残部退入陕鄂川交界的商洛山中，革左五营也遁入英霍山中，起义暂时进入了低潮。但是，辽饷与剿饷的加派、自然灾害的频发，把百姓逼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加上杨嗣昌密谋对张献忠发动突然袭击，张献忠遂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在谷城重举义旗。明廷又于当年加派练饷，更把广大贫苦农民推向绝路。李自成遂于崇祯十三年六七月间，率残部从房县山区出发，取道陕西，攻入赤地千里、流民遍野、“土寇”蜂起的河南，并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不催科”、“不当差，不纳粮”的政策，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百万人，明末农民起义进入了高潮阶段。后来，正是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