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杨国华在灯塔社度过了兴高采烈的一天，甚至于他去年创办五一社的时候都没有见过。这蛤蟆滩是全县最贫穷的庄稼人聚居的地方，这里的贫雇农群众盼“走社会”的心情逼切，真使他感动。他很想在灯塔社多停两天，可惜时间不允许。王渡区的前进社、九寨区的光明社和三官庙区的红旗社，最近都成立了。他们都要他给安排汇报的时间。他亲自抓重点五一社；工作组回县以前，他还要去大王村一趟，和已经有一年办社经验的社干部共同研究解决几个具体间题。当然，创办农业社的工作务必在春节前完成。春节的假期一过，就该筹备召集新的年度全县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了。他仔细一想，可不是呢，竟连一天也不能在这里多停留。那么，就用最后这个晚上的时间，同工作组的全体同志谈一谈吧。陶书记的爱人单独悄悄告诉他，灯塔社在兴奋热烈的气氛中，还是有些令人不安的预兆在暗中蠕动。这样他更加需要听听大伙的意见了。
“还像昨天那样，大伙都到下堡乡政府去谈吧，免得灯塔社的群众听见传开去。好不好？”王亚梅有点神秘地问。
“好。”杨国华同意；虽然他并不觉得会有什么严重问题。
庄稼人晚饭以后，夜幕早已经降临到蛤蟆滩稻地的草棚院了。梁生宝和他的二位热情的老人，在草棚院送“县书记”出街门。直至杨国华肯定地答应不久以后就来，梁三老汉的两只手才放脱他的一只手。他同魏奋和王亚梅走向汤河对岸烧炕的柴烟弥漫的下堡村。梁生宝则独自一个人走雪地里的小路向南去了。他要告诉另外两个工作组的同志牛刚和韩培生，叫他们随后就去。
手电光照着路，三个县干部顺利地走过冰雪覆盖的汤河滩，来到下堡村当中那个大庙院的乡政府。他们受到卢支书、樊乡长和小文书的热情接待。三个基层干部慷慨地往火盆里加满了他们平素节约下的木炭，端到院里，用折叠的报纸煽旺了火，又端进屋里来，放在砖铺的脚地当中招待贵客。然后，三个主人都来告别，急急忙忙到各村参加什么会去了。
把狐皮领棉大衣脱下放在卢支书的床上，杨国华拉了一把椅子，坐在火盆旁边。魏奋和王亚梅在支书的办公桌两边，对着玻璃罩石油灯，翻看由于下雪晚来一天的报纸。县委副书记一看手表，嘿！已经晚上八点钟了。
“烤火！烤火！”杨国华抓紧时间说，“报纸你们明早在学习的时间去看吧。”
说是烤火，他其实就是要谈话。一整天，杨国华注意看魏奋的神情，始终不自然。这个戴近视眼镜的学生模样的干部同他说话的时候，脸总是红的；而他侧面看见的时候，确实有点灰，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一直没找见。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又爱面子，竟表现得这样患得患失啊！杨国华一直想同魏奋单独谈谈，叫他不要这么没出息，但一直没有适当的场合和时间。现在，牛刚和韩培生还没来，他就抓紧空隙，尽管有王亚梅在场，他只好谈了。
“魏奋同志！”杨国华两脚踩着火盆的木架子两角，用火筷子拨弄着炭火，亲切地间道，“你今年二十几岁？”
“二十五。”魏奋说，胆怯地在火盆对面板凳上坐下来。
“参加革命几年了？”杨国华又问。
“四九年刚解放参加的。”
“你在基层工作了几年？”
“扬书记，你知道吧……”魏奋开始有点奇怪地说，“我没在基层工作过嘛。渭原县干训班毕业以后，就留在干训班工作。干训班结束以后，分配在县政府建设科。去年调到县委农村工作部。……”
王亚梅忍不住笑，手里拿着卷起的报纸，推了一下组长穿棉袄的肩膀叫他不要说了。“杨书记四九年第一批到咱县的，还不知道你这几年的经历吗？……”
陶宽同志的这位挺精明的爱人，同魏奋一条板凳上坐下来，说：
“杨书记，你要谈什么，就直说吧！”
杨国华笑了笑．手里拿着火筷子说：
“我就是想拿事实说明：魏奋同志很聪明，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受到重用。是不是这样？”
自己做错了事，还说什么呢？魏奋两只手掌在穿棉裤的膝盖上边，互相搓着、搓着，显得很局促。王亚梅说：
“是的，是的。老魏虽然调到农村工作部，实际就是咱县委的笔杆子。他这回下来当组长，完全是没精神准备的。他原来留在县上听各区的电话汇报，给地委写统购粮食的工作报告。因为县上的千部都下完了，灯塔社又要上马，最后把他也挤下来了。杨书记，听说是你叫挤的嘛……”
“是哩，”杨国华笑着承认，实际他全知道。他说：“这样做没错。创办一个农业社，主要看本身的条件，工作组强弱固然有影响，但不是根本问题。搞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淮是内行？这是个新工作，应该说：我们大家都在向群众学习理。”
“对！对！”王亚梅非常同意，“尽管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灯塔社肯定是能办好的。你看令天那个热烈情景嘛。简直难以想象！”
“也不能笼统地说你们工作没做好。”杨国华实事求是地说明。“魏奋同志，你的错误，是有客观原因的。我们党有个老规程：只要不是故意捣鬼，错了也是好同志。接受教训嘛，在实践里头提高嘛。比你魏奋聪明的人，没实践经验也不行呀！你这回体会到在现场具体指导，比你在县上坐办公室看材料写报告，要难办得多吧？体会到了？这就是大进步嘛。一个革命者首先要迈出去这一步。就是说，要会干革命，不光会写、会说革命。有些同志硬是几十年都迈不出这一步……”
杨国华看见眼睛特别灵活的王亚梅，听了最后这句话，注意地盯了他一眼。这样，他就不发挥这个意思了，免得她回到县上同爱人说，似乎副书记在下边同干部谈话中影射书记不深人实际。杨国华不愿意造成背后说人的印象。他转而谈魏奋的具体错误，就是对梁生宝和郭振山两个人看法的间题。
强调实际工作的复杂性，强调不过早地给任何同志做结论，这是杨国华对待干部问题一贯坚持的精神。他曾经亲眼见过有些领导人只凭一时的印象和需要，重用花言巧语而言行不一的干部，令人寒心地不信任不露锋芒而对党忠心耿耽的同志，给革命造成多少损失。杨国华想：做领导人多年的人还办这种蠢事，何况魏奋一个年轻人，头一回领导工作组创办农业社呢？所以，他原谅魏奋不信任梁生宝而重视了郭振山。这是合乎情理的，一点也不奇怪，更不愚蠢。
“你的主要问题不在看法是不是准确。”杨国华进一步帮助同志。“你的主要问题是你不懂得尊重党的组织。你不要大惊小怪，听我细说嘛。你是县委派来的工作组长，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但是你要先向下堡乡党支部和黄堡区委谈你的看法，他们对蛤蟆滩的人事有历史的和全面的了解。你很谦虚地向他们汇报，他们也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你也可以不同意他们，因为不能保证他们没有宗派主义和片面性。那时，你再找县委书记，坚持真理，把问题彻底搞清楚。可惜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你越过了两级组织，直接找县委书记，目的是想推翻黄煲区委的决议。你知道吗，创办灯塔社，决定梁生宝当社主任，这都是黄堡区委表决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可不可以推翻呢？也可以推翻。或者是经过黄堡区委重新讨论，撤销这个决议，或者是渭原县委讨论通过一个决议，认为黄堡区委原来的决议是错误的，就是说：蛤摸滩不存在创办农业社的条件。可是你呢？你以为陶书记，或者我杨国华，个人决定，就可以推翻黄堡区委的决议。魏奋同志，任何党员都得按党章办事。领导人违反党章独断专权，在党内实行家长制，不光犯错误，还要把我们党的风气弄坏！你想到这一点了吗？”
杨国华谈这个严肃的问题，故意使语气和表情都很温和。他甚至于含着笑谈着。
但是王亚梅深为震动地惊叹起来了。“啊啊！怪不到昨天下午黄堡区上来人通知老魏，叫他昨晚上去开会，说法和平常不一样……”
“区上是怎么通知的？”杨国华笑向。
“他们说叫老魏去向黄堡区委和下堡乡党支部汇报工作；说杨书记也来听汇报哪……好像，好像……”
“好像怎么样呢？”
“好像有点不顺耳。要是平常，一定是通知老魏向杨书记汇报工作，黄堡区委和下堡乡党支部也来人听汇报。”
“是我叫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给黄是区委那么说的。”杨国华问，“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王亚梅感概地说：“按杨书记刚才那样分析，当然是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对啦。可是，杨书记，一般的眼睛都是只看见上级领导人，不习惯遵重当地党组织。像你这样做工作，我们还没见过。所以工作组同志昨天下午都说要打一场官司了。老魏自己说，他这回可能犯下大错误。可是他不是有意的，杨书记。
杨国华看看魏奋。小伙子虽然脸还红着，但那近视镜片后面羞怯的眼神消失了。由于杨国华谈话时表现出对他谅解和关怀，尽管问题严重，魏奋的眼神里还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对批评他的人感激。
“党性！党性！”魏奋感慨不尽地连声说，“杨书记！你这回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今辈子也忘不了的。我以前总是以为听党的领导人话就是有党性。”
“不管领导人对不对吗？”
“我以为领导人总是对的。”
“那么你写东西，领导人叫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没一点自己的思想吗？”
魏奋很不好意思。但他迟疑了片刻，还是鼓足了勇气“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这样……”
杨国华笑了。他听说过，魏奋上中学的时候叫魏福明，参加革命的时候改为魏奋，意思是要为革命奋斗一番。可是近来县上有人叫他魏奉了，甚至简直叫他魏奉命，挖苦他，对他没做过实际工作，很快地被提拔重用有意见。杨国华听到过这个情况，当县上派不出人来创办灯塔社的时候，他就坚持把魏奋挤出来下乡。现在他亲切地笑着对魏奋说：
“你要真正把这当成生动的一课，你才能真正为革命奋斗一番。”
说得王亚梅和魏奋都笑了。本来可能是一次使人感到别扭的谈话，现在杨国华看见他们听了他的批评，还是很高兴的。
这时候，院里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推开门进来了高大个子韩培生和敦敦个子牛刚。留着头发的两个人都不戴帽子，带着一股冷空气进门，就用手解各自包耳朵的围巾。王亚梅挪动板凳让出地方，魏奋把卢支书接待客人的另一条板凳也拿来放在火盆旁边，但两个人不忙坐，先争着谈叙灯塔社的热烈情景。
“啊呀！”韩培生说，“你们可没看见，好戏在后头哩。到吃晚饭的时候，两队饲养室槽前头可站满了女社员。她们做好饭，才有工夫来看看新合槽的牛、马、驴和骡子吃草。女人们刚刚回家吃饭去了，娃儿们可端着碗来，站在槽前边吃饭。小家伙们手拿着筷子指着说：他家的驴，你家的牛，而今都是咱社里的了。大人和小娃们都对刚刚成了集体的牲口那么有感情。”
“群众的热情真正叫人感动，”牛刚接着说，“你们知道吗？梁生宝和高增福，今晚上都要和饲养员一块睡觉。两个生产队长冯有万和杨大海也争着要在饲养室睡。可是，他们争不过主任。两个主任都是光棍汉……”
说得大伙都嘻哈哈笑了起来。
当五个人说笑着重新在火盆周围坐好的时候，杨国华仔细看看新来的两个工作组成员——黄堡区公所的生产助理员牛刚和准备将来做灯塔社的驻社干部韩培生。杨国华听魏奋说过，牛刚这回帮助灯塔社抓生产和订生产计划，韩培生则分管建社的“四评”（评土地、劳力、牲畜和农具），并且帮助小会计欢喜建账。杨国华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多么琐碎、繁重，现在他们的情绪是这样愉快兴奋，这使他十分高兴。他问他们：
“你们两位说，端着碗在饲养室吃饭的娃们长成小伙子的时候，咱们能把现在的老牛和毛驴换成拖拉机吗？
韩培生说：“有这样好的群众，有党的正确领导，大约二三十年的时间，可以办到！”
牛刚甚至于认为不需要二十年。杨国华拍着这位敦敦个子穿黑棉袄的肩膀，笑着说：
“同志！你可要分清楚啊！在一部分先进地方，譬如说试办社，那可能要快些。但是在整个农村用机器代替牲口，这可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大事啊！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起这个变化，这是人类历史的大事！”
杨国华转向初次参加创办农业社的两个县干部，要他们充分认识这个工作的艰巨性，说：
“需要我们大胆而又谨慎，做几十年实际工作，来改变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准备好今后大部分时间下乡吧！”
说得魏奋和王亚梅都认真地思索起来。杨国华看手表时，已经九点过了。他叫他们抓紧谈具体问题吧。
魏奋叫熟悉蛤蟆滩情况的韩培生先谈谈一队社员白占魁最近令人怀疑的异常表现。为了要使县委副书记重视这个前国民党兵痞的流氓破坏性，工作组长要韩培生从头至尾叙述一遍白占魁许多不正当的表现——这个抗日战争初期驻在黄堡镇的前国民党军大车连的副班长，是怎样在部队开拔的时候来到蛤蟆滩，和不正道的妇女李翠娥过在一起的；土地改革的时候，白占魁又怎样表现出来一种疯狂的积极性，动手就打地主和富农；复查土改的时候，这个家伙怎样要求把富农姚士杰和富裕中农郭世富统统划成地主，想要分掉他们的土地和浮财……等等。
“这不是故意破坏吗？”杨国华听得生气。
“不是，杨书记。”韩培生说，“这人就是这个思想。这就是他的本性。他可是真积极，不是假装的。他防地主转移财产，自动站岗放哨。开会时打锣叫人，他可吃苦耐劳，手冻烂了，不去黄堡上药包扎，豁出命来干呢。”
“他是为什么？”杨国华奇怪得很。
韩培生笑着说：“他就是一个心思，想当干部。这回没当上干部，下回来了新的工作，他还要拼一回命。他不死心，也不泄气……”
“他给谁说出过这个意思吗？”杨国华问。
“没，”韩培生说，“这全都是从他前后的行动里表现出来。这回的表现最明显。”
于是，韩培生就从白占魁参加梁生宝互助组说起。白占魁对他在别人纷纷退组，梁生宝互助组正闹垮台危机的时候要求入组，特别自豪。他经常对人说庄稼人目光短浅，似乎他这个前国民党兵痞倒是有远见的。他人组以后，在劳动方面又很卖力气。他最听梁生宝的话，叫白占魁干什么，比谁都积极。对高增福虽然有意见，他也不顶撞，表现得相当克制。办社的时候，白占魁那个热心，就是贫雇农也比不上。任老四卖了小黑牛，建社委员会考虑到他家贫，没有让他把全部价款交社里做耕畜投资。白占魁没养牲口，自动卖了肥猪，所得价款一分不留，大喊大叫地如数交给社里。在打破地界，挖通水渠的那天，别人都穿着鞋袜站在渠沿上做活，只有白占魁脱了鞋袜，严冬腊月，赤脚站在水渠里挖泥。挖完了，他的两只脚已经通红，浑身还直打哆嗦……
“有这个必要吗？”杨国华笑问。
“要是有这个必要，还说啥呢？”韩培生轻视地说。
王亚梅特别厌恶白占魁，说：“样样事比别人做得过头．处处要突出自己口。”
“反正只要白占魁在场，他就要引人注意，表示他最革命。”牛刚补充说。
杨国华考虑到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觉得这家伙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群众对他的态度怎样呢？魏奋同志？
魏奋说：“群众当然不喜欢他。不过成天在一块，习以为常，也不像我们工作组讨厌他。譬如那天挖水渠的时候，我在场。他是脱了鞋袜，赤脚下水去挖。这样做活，当然是得劲一点。不过因为活儿不多，本来不需要这样，所以群众就没有人学他的样儿。有人笑他。他沦泥的时候，一边做活，一边大声地嚷叫：‘走社会的道路，浑身是热的，不拍冷。’后来有人告诉我，他那样喊叫，就是给我听的，叫我注意他脱鞋袜做活……”
杨国华听得也厌烦起来。“国民党兵痞居然冒充英雄。现在他搞什么名堂呢？”
韩培生说：“选举的那天，宣布候选人名单的时候，白占魁瞪大了两眼注意听。一直没听见念他的名字，他的脸一下子煞煞白了。”
“有什么行动表现吗？”
“有，”韩培生说，“选举社主任的时候，通过梁生宝，白占魁举手来；通过高增福，他不举手。有人提醒他，他也不举。这个家伙！”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去年春天搞活跃借贷的时候，高增福曾经和白占魁吵过一架。以后自占魁申请入互助组的时候，高增福又不愿意吸收他。所以，他大约认为：他这回当不上干部，全是高增福戳他的底。当天散会的时候，白占魁脸上的气色是很恨人的。”
“嗯，嗯，嗯……”杨国华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这家伙是要防着点……”
王亚梅说：“昨天下午白占魁和郭锁儿两个人在一队饲养室院里铡草。白占魁唱了两句秦腔——老牛力尽刀尖死，韩信为国不到头。郭锁问他唱什么，他说韩信替刘邦打得天下，刘邦怕韩信比他能干，把韩信骗到长安杀了。……”
“这家伙！真有问题！”杨国华现在认识到他们向他汇报这个情况的严重性了。他问：“你们估计他会搞什么名堂？”
魏奋汇报：工作组交谈了一下，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和高增福个人闹别扭，闹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不过估计不至于敢行凶。但是牛刚和韩培生，特别是牛刚，则认为破坏农业社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甚至更大些。白占魁这家伙能有什么原则！他拼命地表现他是个积极分子，可是一旦咱公家填不满他的欲壑，他就向阶级敌人那边倾倒了。韩培生叙述：去年春天活跃借贷未成，白占魁和高增福吵了一架，就向富农姚士杰借了二斗大米，至今颗粒未还……”
“永远不会还！”牛刚大声断定。“姚士杰也不会要。姚士杰是傻瓜吗？他喜欢新社会吗？他想破坏灯塔社，他能直接上手吗？他当然要假手别人。他找谁去呢？嘿！”
这个敦敦个子胖胖脸一本正经，有板有眼，句句话铮铮有力，说得所有的人都表现出只能同意他。整个冬季专门领导创办农业社的县委副书记，现在激愤地站了起来。杨国华想：今晚上的谈话，他以批评工作组长开始，现在他要以表扬工作组结束了。
杨国华站起来指着魏奋说：
“你回去写个材料！这个问题要向其他几个建社工作组通报。他们也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同志们！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几年，他们的政府和军队残余部分虽然逃到台湾岛上去了，大陆上的几亿人口里头，不是有千百万他们的残渣余孽吗？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不让他们也一起走吧？可是他们不会像人民那样认真走的，他们总是会搞些不三不四的名堂。这样，咱们就不能不分出一部分心来，提防他们搞鬼。”
杨国华说毕，坐下来时问魏奋和王亚梅：
“这个问题，你们和社干部交谈过吗？”
“交谈过。可是，”魏奋脸上显出不大好意思说的神气。“可是，可是，”他又转向王亚梅同志，“怎么说呢？”
“你就按实际说！”王亚梅鼓励魏奋。
于是魏奋如实地汇报：“梁生宝同志不重视这个问题，他轻视地笑”
“他为什么这样呢？”杨国华可真是不理解了。
王亚梅说：“这个同志虽然觉悟比较一般的水平高点儿，可他还是个庄稼人。我们认为他满年四季差不多天天看见白占魁，所以没有我们工作组同志看得清楚……”
“熟视无睹！”杨国华说。
“对！对！就是这样！”全体工作组同志说。
但杨国华还是想不通梁生宝的表现。他内心深深地为这个他认为优秀的互助合作带头人惋惜。他又问魏奋：
“梁生宝同志没说具体的意见吗？”
刚刚受到批评的魏奋不说话。他看王亚梅。
王亚梅说：“梁生宝好像对我们有了气。他说得难听。”
“他怎么说？”
“他说：你们要是说白占魁是个危险分子，还不如说我梁生宝是个危险分子。只要我梁生宝不和白占魁往一条板凳上坐，拍肩膀拉手，称兄道弟，把他拉到灯塔社管理委员会里来，把咱的高增福同志排挤出去，那白占魁再过二十年还是个普通社员。蝎子的尾巴，有点毒水，也不多！增福和有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哩！”
杨国华听着听着，目瞪口呆起来。他想起毛主席从前的一句著名的教导：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