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进入攻坚阶段
进入10月中旬以后，农业税的征收进入攻坚阶段。此时，晚谷已经登场，农户手中有粮可卖，这个时候若再不将钱收上来，往后的困难会更大。前段时间，为了应对上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规定，镇里和各个村都垫了钱，此时如不乘势收回一部分，也将对政府和村里的工作造成更大的压力。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指向年末，征收的力度不能不进一步加大。武镇长在征收动员大会上向全体干部提出了“五个最”的要求，即下最大的决心，定最起码的目标，投入最集中的时间，掌握最基本的原则，拿出最合情理的考核方案。具体说来，就是在近期取消干部的例会和学习，集中半个月的时间，全体挂村干部住到村里，不分昼夜地连续催收，以确保能再收100万元上来，使农业税的缺口能够减少。(3)各个村的目标是：从农户签字率看，力争达到100％；从任务下达率看，力争达到80％。围绕着任务的完成，镇里要制定考核方案，镇干部与年终奖金挂钩，村干部与工资收入挂钩。武镇长强调：各位干部要分头负责，务必完成任务，只要不出事，不酿成农业征收的恶性案件，就要全力以赴，一句话，不死人就行。而林书记则提出，税收是国家的，干部领了国家的俸禄就必须为国家办事，要做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征收一定要与干部的升降去留和评先评优挂钩。（参见附录1：143）
基层政权的征收机器再一次发力。
然而，农民手中有粮却不等于会自觉缴税，加之近几年来土地抛荒严重，谷物减产，又导致了粮价的上涨。进入10月份以后，在整个大江区，早谷和晚谷每100斤的价格都在逐步地向着50元以上攀升，而且上涨的势头似乎还没有止住。这样一来，农民又普遍在持粮观望，希望能赶上这一近年来少有的价格景气，将粮食卖个好价钱。这种状况显然与政府提出来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想法相悖，政府和农民再一次形成了利益上的错位。
要让农民跟着政府的想法走，把农业税如数地缴纳上来，艰巨的任务再一次落在了各位挂村干部身上。面对任务，按挂山花村干部刘涛的说法，就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刘涛所说的“神通”，其实就是利用他是本村人这一层关系来降低征收的难度。刘是山花村六组长房刘湾人，直到现在，他的父亲仍然住在湾子里，而整个湾子50多户人家，一多半人也都姓刘，属于同一祖宗所传。刘涛回自己的家里来征收，自然有别人不具备的特殊资源可资利用。为了弄清社会关系对于收税的影响，在武镇长开罢干部动员大会后的第二天，我便跟随刘涛下到属于他的村湾，同去的还有挂村的财政专管员老陈。
上午9点半过，我们开始在六组收税，老陈和我先上了刘涛的一个堂兄家。看上去，这一家人的条件较好，男女主人穿着时尚，家里的陈设也不太差。他们此时刚从镇街回来，正准备生火做饭，见到老陈进来，相互认识，知道是什么意思，便说让他过些时候再来。“现在手头紧，拿不出现钱来。”老陈是老财政，这种场合经历得多，当然也知道是不愿意缴，便和颜悦色地劝说。而两口子同样笑容可掬，绝不呈现出对老陈的半点儿有意为难之色，但是，态度毫无松动。我们这是今年第一次进六组，按照老陈的盘算，第一次进村主要也就是打个招呼，算是下个通知，要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你不给，我也不究，相互给个面子，下次再上门，就得兑现了”。（老陈语）于是，在久说不动的情况下，老陈便自找退路：“那就依你们的意思，下一次可不要让我们再跑空路哟。”
正要上另一家，刘涛后脚赶到，一进门他就一口一个兄弟和嫂子地喊，显示出了自家人才有的熟络和亲热。听说他兄弟和嫂子要我们下一次来，便说：“那怎么行？就今天了。没有钱？嫂子，真要是没有钱就开句腔，兄弟我借钱给你缴。”
没有别的，就这一句话便把他堂兄和嫂子噎在了那里，不好说有，也不好再说没有。当兄弟的都说要借钱给你了，看你还有什么理由推托？再推下去就有些给自家人故意为难的意思了，无奈，被唤作嫂子的只得赔着笑进里屋取钱。老陈苦劝了半天都没有说动的这一家人，却被刘涛这一句话就搞得服服帖帖，亲情的攻势可谓旗开得胜！
第二户人家的女主人见我们上门，就推说老板(4)出门去了，自己做不得主。刘涛就说：“你们家明明就是你做主，找你老板，他还不是要我们来找你。”他把欲出门的女人堵在了家门口。可女人不说不缴，也不说缴，还是坚持要我们先去问她男人的意见，刘涛不理会这一套，只说“我就问你”，便坐下来不走了。
女人不好多说，只得赔笑。
不一会儿，男主人回来了，刘涛便迎上去打招呼：“你老婆要你来做这个主呢。”
男人知道刘涛是故意将他的军，便回答道：“那还不是要问她。”这样又说笑一阵。
女人有了台阶可下，便进屋取钱。刘涛说：“么样，还不是要找你？找他没有用的。”
“他不点头，我又如何给钱？”
看这气氛，与其说是在有意推诿，不如说是亲戚之间在相互调笑，整个征收被笼罩在一股亲情的气氛之中。
对于第三家的女主人，刘涛称她为老嫂子，看来，双方的年龄有差距，辈分却相同。老嫂子一家的税费是254元，她指着摞在堂屋里的一袋袋粮食，坦承现在拿不出钱来，等晚谷卖了一定给。又说：“种田纳粮，理所应当，跑是跑不掉的，只是想等晚谷的价格再涨一些，看看行情再做决定。整个湾子都是这个想法，不信你们可以去问。”
刘涛表示理解：“谷子少就无所谓，如果多，等几天还是值的。今天能不能多少把一些，是个意思，也不让我们白跑一趟。”老嫂子说：“行，254元听起来也不好（谐音‘二百五’），就先缴54元吧。”
双方就这样决定了。
刘涛与整个湾子的人几乎都是同族和亲戚，这是今天这场收税的特殊之处，正是由于这个因素，他说起话来就特别随意，亲情在此时成了他征收时进行动员的有效工具。刘涛可以以诸如“没有钱我先借给你”这样一类外柔内刚和似退实进的话语，置欲拖欠者于不好不缴的境地，也可以制造出一个不缴就有伤亲情的情势逼迫，而更多的情况下，亲情则成了软化拖欠者心理的进攻利器，让被征收对象就想不到要去为难对方。“算了，再怎么着也不能把你为难，你在外面当干部，不能不给你面子，这个桩还是要抬的。”于是，缴钱纳粮这一公事就通过刘涛这样一个特殊的征收者转化为一场半公半私之事，仿佛钱不是缴给政府，而是与刘涛本人相关，不缴就成了跟刘涛本人过不去。
从私人层面上看，中国乡村社会的确仍旧是一个人情社会，100多年的现代变迁也并未能建构起事本主义的交往原则，当情与利处于相互纠缠错综的关系网络中时，农民关于利的理性考虑有时也不得不让位于情的牵扯。刘涛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在为自己挣得面子的同时也达成了政府的目标。如同他自己在事后总结的那样，他可以以亲缘关系作为特殊武器，去“勉强”自己的亲戚们。这里的“勉强”，既包含了别人必须得给他面子的意思，同时也意味着他能以亲情进行软强制，“迫使”别人难以拒斥他的要求。不像一般干部，农户坚持不给，就只能下次再来，而在这里，如果有钱不给，让下次再来，就明显是在有意刁难他个人了。一个湾子的，谁还不知道谁家碗里的菜？一味不顾情面地拒斥必然会造成对亲情的伤害，而这在亲缘网络之中显然是要力避的。可见，所谓强制，并非时时处处非要“大兵压境”，在某些场合，它完全可以示人以温情，却照旧展示出某种不得不服从的力量。
事情也的确就是这样，当刘涛一句“没有钱我借给你”的话出口时，除非已经决定执意要与刘涛本人过不去，欲不缴者还有什么其他可以逃遁的托词呢？于是，一上午下来，我们前后一共收到了1800多元钱，几乎没有遇到故意拖欠的情况（而这在其他村湾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有的农户承包地多，税款总数在七八百元以上，一时凑不出那么多，也主动地先缴几百元，并表示余下的钱等晚谷卖了再补上。“放心，到时候不消你来，我们会主动送到财政所去。”可以说，我在小镇前前后后参与了不下20次征收，却唯独只有在刘涛的这个湾子里看到了农户对征收相对配合的情况，对此，我深有感慨。午饭时，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总结今天的征收体验，刘涛说：“彼此都是亲戚，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又说：“好歹没有在教授面前丢面子。”因为他事先就对我夸口说，其他湾子没有把握，自己家这个湾子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是否能够顺利征收，也就成了刘涛用以测量他在自家湾子里是否享有充足面子资源的一把尺子。事实证明，同为亲缘网络中人的被征收农户给了刘涛这个面子，这也可以说是当下的乡村社会仍旧习惯于将公域和私域相互渗透的一个例证。正是通过这种公私领域的相互交叉渗透，亲缘网络所给予刘涛的面子，才转化成为他在履行征收这一公务时的日常权威，[3]而这显然是缺乏相同资源的一般乡镇干部所难以具备的条件。
不过，亲戚们给作为镇干部的刘涛面子，却不等于刘涛可以甘于自享这一精神礼物的馈赠而不做出相应的回赠。在熟人社会和亲缘网络中，面子总是相互给予，形成一种特殊的“礼物的流动”，（阎云翔，2000）物质形态的礼物如此，文化和精神形态乃至于政治层面的馈赠也是如此。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一“礼物的互惠”才构筑并生产出得以继续维系的社会网络，所以，即使是处于这一社会网络上端的刘涛，也不得不遵从“互惠”的规则而做出相应的表示（哪怕只是表示出一种回赠“面子之礼”的姿态），以期能够借助于这一“礼物的流动”而继续生产出他所期望绵延的日常权威感。[4]所以，在整个征收过程中，刘涛不断地对被征收家庭嘘寒问暖，询问他们的近况如何、身体怎样，遇到家中有未外出务工的青年女性，就说要把她们介绍到深圳去当保姆，因为别人正委托他帮忙在内地找保姆，“一个月可以拿四五百块钱，还管吃管住呢”。刘涛的这一主动表态是否最终兑现，我并未去追寻，但是，通过这一“回礼”的姿态，他却在公务履行中不断地生产出（或者是预期能够生产出）进一步巩固亲缘网络的氛围，使公务的履行始终为温情的私人化关系所包裹，从而在降低征收难度的同时，也寄望于日后在工作中能够继续得到亲戚们的支持和配合。（参见附录1：144）
不过，在小镇的干部中，能够动用亲情资源为征收服务的并不多，对于绝大多数干部而言，一旦缺少了可以利用的特殊资源，征收就仍旧是基层工作中的第一号难事，尤其是在农民持粮待价的阶段，这种艰难就更是显而易见。
山花村之行后的两天，我又随挂村干部程文启去了小陈村。小陈村的税收情况，根据政府大院公布栏上8月9日公布的数据，2003年下达的任务是105461元，应完成任务是103150元，到8月9日为止，已征收51190元，完成任务的比例为50.2％。但实际上，这当中有许多钱是由干部垫的，如程文启垫了6000元，挂村的财政专管员垫了5000元，村支书垫了1000元，其他的村干部也多多少少都垫了，农户实际上缴的可能只占签字率的百分之十几。
程文启说，在1997、1998年的时候，小陈村的负担亩平曾经达到过90多元，现在是38—47元，负担减轻了，但是，征收的难题却一点儿未减。以前的征收多少带有暴力性质，靠着人多势众，不缴就强行将粮食拖走，这样以硬碰硬，每年也总能完成应征任务的90％以上。现在不允许使用暴力，全凭两张嘴皮的功夫去磨，别人不听也就等于是在自说自话，即程文启所说的演“单口相声”，有没有效果就不好讲了。
我这一次去小陈村观察征收时所看到的恰恰是两户与干部相关的人家，一户是八组新任组长的兄弟，另一位是前任组长。那位新任组长的兄弟死活不缴，说是家里穷，等过两年日子好一些绝不马虎。村支书一听就有些恼火了，“还没听人讲过要等两三年之后再考虑缴的”，程文启则耐住性子劝说：“你兄弟是队长，刚刚上任，你总得支持一下他的工作，你不缴，叫队长如何去动员别人？”
“可我家有4个伢，3个在读书，实在缴不出。”
“这种情况村里多的是，别人都把了，你不能说就不把吧？”又说，“我这个人蛮直爽，要说再穷，哪家总能拿出个三五百来的，不缴还是一个认识问题，过去每亩近百元，还不是缴了？”
而此时村湾里正在掀起的“种房”风也让程文启很难相信这位组长兄弟的话，站在他家门口，瞧着正在搭建的院落和码放在一旁的新砖，程文启说道：“未必建房有钱，缴公粮就没有钱？”（参见第七章相关部分）
“哪里话，都是借的。”组长的兄弟这样回答。
“我不管钱从哪里来的，只要上面不管，我也希望你们能多得些补偿，只是这公粮总还得缴吧。”
“没有办法，只是想让儿子练练手艺，日后好外出谋生。”
“这练手艺的成本似乎也太大了一点儿？”程文启的话里已经有些揶揄。
组长兄弟没有回答，却也没有响应的意思。程文启没有办法，又转而晓之以“利”：“无论如何，你今天总得把一些，多把少把是个态度，欠下的我下次再来收。今天是我来找你，你也不敢保证日后就不找到政府和村里。铁路线动工，多少总有些机会，比如安排工程，我们不总是先照顾干部的家属？你也想想，我不多讲了，讲多了你也嫌。”
话说了一大筐却顶不上这一句，组长兄弟想了想，便不再言语地进屋取钱。程文启松了一口气，这一家总算是没有白磨。
前任组长家里有十二三亩地，承包费480多元，我们进屋后见只有女主人在家，男主人干脆就不见面。“公粮我们从来不欠，每年都缴的，只是有一句话得先说清楚。去年，陈书记（村支书）在屋里，也是坐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当着会计的面动员我们家的，要他再搞一年，说你是老队长了，以后不搞的时候村里多少也表示一下，搞点把补助。今年，你们不要他搞了，但书记这话可说在前了，他如果不说，我们也不会这么想。有没有这个钱，我们既不会更富，也不会更穷，但你书记既然说了这话，十块二十块也总是个心意，这事儿不说清楚……”刚一坐下，女人就给我们摆下了这样一个“见面礼”。
程文启知道又遇上了麻烦，一般当过干部的一旦下台，较起真儿来会比普通村民更加厉害，尤其是因为某种矛盾而被解职的，往往会由工作的助手变为令干部们头痛的“大社员”。[5]程文启转身询问在座的村会计：“陈书记是否讲过这话？”会计答道：“以前是讲过，但今年他不搞，陈书记并未说过。”
为了解事情的真相，程文启起身去陈书记的家里落实。陈书记告诉他：“以前是说过这话，他年年说不搞，我年年动员，但今年我另外找到了人接替他，就再也没说这话了，这事也不可能，不能由着他来。”
程文启只得回来告诉这妇人：“以前村里有一定的积蓄，可以这样搞，但去年税改后，钱不从村里过，也没有收入了，这事就有些难办，还请能谅解。说穿了，还是村里穷，否则都不是问题。”程文启没有把陈书记的话如实转告，他只能拣听者爱听的话讲。这就是乡镇干部，他必须这样两边抹，以求摆平理顺，如果将陈书记的话如实转述，那就是一场冲突。
可这位妇人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我一个女人家，说大道理找不到，我只知道书记说了话就要算数，他说话不算数，我们老百姓说话也可以不算数，这话不说清楚，钱是不把的。”
看得出来，书记撤了她男人的组长职务，引起这一家人的不满，要补偿费便成了他们发泄不满的借口，而以不缴征收相威胁，也成为他们要求村里兑现承诺的唯一机会。如今的农民就是这样，在村庄和农民的制度性关联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一些农民已经不是将上缴税费视为种田纳粮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将其当作向乡村公共权力表达意愿、要求服务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相反，村里要解决拖欠户的欠款问题，也往往只有在对方向村里寻求某种帮助时，才能以“相互拉扯”的方式解决——“先补缴欠款，后处理问题”。于是，国家的权利与农民的义务就衍变成了以私对私的民间权力技术的相互施行与较量，村级组织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的形象也愈发呈现出非公共化的色彩。（参见吴毅《催收与拖欠》，2004）
无奈之下的程文启又只得去把陈书记从家里叫过来当面解释，陈书记重复着他说过的话：“去年是说过，但那是当时的情况，今年税改了，村里没有钱，我也再没有讲过这话。”
“你说话不算数，我们也不缴钱！”妇人火了。
陈书记对这种类似于“讹钱”的做法大生反感，声音也高了起来：“你不缴是你的事，和我没有关系，补助的事是不可能的。”讲完这话就径直回到自己的家去。
眼看着事情处理不下来，文启只得又当起和事佬：“我看这样处理，先查查公泽（另一个组的前任组长）是不是有补贴，他有，你们也跑不了，你看如何？”
女人还不依不饶：“那陈书记刚才说的话还作数？”
“你这人也是，你总要给他一个面子吧，他是长辈，又是领导，你家里也当过队长，总要维护一下吧？这样，先减50元，回去查清楚了，该么办就么办。”
这一下，女人不吱声了，双方总算进入了算账、缴钱的程序，最后，程文启以少收70元为代价，摆平了这起矛盾。
走出这家，我问文启：“你说的公泽有补助吗？”
“好像没有。”
“那到时候她不反复？”
“只能这样，先编着她缴一些再说。”
“那明年呢？”
“一年管一年，明年再说明年的话。”
“…………”
我感到愕然，也为干部们悲哀，这收税已经走进了这等死胡同，你说还能让人看到什么指望？（参见附录1：145）
然而，即使看不到指望也得继续下去，因为这同样是一种“政治行为”。晚上，我正在政府值班室里看电视，约莫9点，武镇长进来看是否有其他干部闲着，他说想找一个人陪他到自己挂点的谢张村去看看。此时，另一个挂村干部仍然在下面收税，其他干部也都还在村里“夜战”，作为一镇之长的他自然有所牵挂。我不顾白天的疲劳，自告奋勇地说愿意陪他前往，武镇长闻言，十分高兴。于是，我又背着包上了他的红旗车，摸黑驱车同他一起赶往谢张村。
我们在一户姓谢的农户家门口停了下来，谢张村的谢书记和挂村干部正等在这里，同在的还有财政所专管员。看得出来，他们已对这一户人家做了许久的工作。
谢家住的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屋内基本家具齐全，儿子刚从深圳回来，一身西装革履，依当地人的标准，这家人的条件不算太差。
老两口有十几亩承包地，农业税700多元，老谢说：“今年受灾，没有收到多少，一时也没有钱缴。”这一家三口倒是通情达理，说历年来从未欠过公粮，只是现在手头实在没有，还请宽限些日子。
武镇长指着我说：“你看，我们的教授都下来了，你多少还是缴一些，也给我们一个面子。”又开玩笑地说，“你看，儿子西装革履，老婆戴着耳环，还住着这么大一栋楼，却不缴农业税。”又说要当儿子的为父母解难。
儿子说：“我在外面还不是卖力气的？在深圳能挣到钱的，还是老板和有技术、有知识的人，卖苦力的赚不到钱，这次回家坐火车就花了好几百，也实在是无钱了。”
谢书记进一步劝道：“如果真的无能为力，政府还是会救济的，但有能力还是要缴一些。”
“是的，先缴，到时候没有吃的再找政府。”武镇长也和颜悦色地动员。
女主人：“你这话说得很中听，但现在实在不行，手头没有。”
老谢：“现在种田根本就赚不到钱，像今年这样还亏了。”
武镇长：“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上面不问这么多，他只是要我们一级一级地往上收，您呀也同情一下我们。”
武镇长做工作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说话，理解农民的难处，但同时又强调政府也是没有办法，希望农户能够配合工作。看得出来，这的确是在向农民“讨要”了。
然而却仍然没有效果。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较量，此时此刻，双方都在比试着谁更“弱势”，谁又更“通情达理”，到了最后，不给钱的老谢自然是这场游戏的胜利者，他既没有给我这个教授面子，也没有为武镇长的“示弱”所“勉强”，而是在同样的通情达理与和颜悦色中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结果，我们一行人只得留下一句“过几天再来”这样自下台阶的话，毫无收获地撤出了谢家。
谢书记他们又接着去下一家，我和武镇长驱车回镇。路上，武镇长感叹道：“像老谢这样通情达理的人你还真不好说什么，也不好冒火。”
我说，我已经多次见过这样的场面了：“你说要做他的工作吧，你想说的话他早都已经先替你说出来了。”
“是啊，听起来比你的觉悟还高，你说这思想工作还如何做？”
“原因何在？”
“除了缺乏过硬的征收措施，与种田不赚钱也有关。其实，哪家没有几百块钱，问题是农民从土地里所得不多，他缴得不情愿，结果，大家互相比着，谁家缴了还要挨通。”离开了征收的现场，身为镇长的武仁杰完全能够理解农民的立场。
“那上一次开会你为何还说只要不死人就行呢？”我有意想多听听武镇长的想法。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只是讲了一句实话。上面要我们完成任务，农民又不缴，你让我们怎么办？不死人是一根底线，就是农民上告也不要紧，我们还可以解释，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缴，上面也能够理解我们的难度。可一旦死了人，酿成农民负担事件，任凭你怎么说也解释不清楚。”武一边驾车一边回答。
“算了，不谈这些，一谈起来就窝火，你这个问题触到了我们的痛处。”身为一镇之长的武仁杰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他十分清楚基层干部所处的尴尬地位。“我们都是‘苕’，既可悲，又可怜，上面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出了事情你还得顶着，还得承担责任。”
“那这半个月干部们是否真的住在下面？”我又问起了另一个问题。
“多半都没有住，但作为领导，你又不能不这样去要求，不然任务就更完不成。”
“那你在会上定的目标完得成吗？”
“不可能完成，可不这样要求行吗？”
武镇长其实什么都知道。
是的，无论武镇长还是林书记，其实也都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使他们往往会陷入一种内心世界与职务角色的双重人格分裂，如果是一个把个人的晋升看得相对较淡的基层领导，这种人格上的分裂将会更加严重。（参见附录1：146）
陷入这种人格分裂的又岂止乡镇干部，村干部也同样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对于这种困境，秦家畈的陈志华和老罗做出了他们的解释。
陈志华说：“现在农民不愿意把票子拿出来，政府就来压我们，我们呢，爱面子就垫，不爱面子就滑，走一步看一步。”老陈的意思是说，村里最终还是拗不过政府的面子。
可老罗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面子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村干部自身利益的问题：“总的说来，征收的压力还是在村里，因为上面的要求是区里不能少，乡镇要确保，这样，村里收不上来就得自己兜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镇里有办法卡着你。为什么村里明明知道吃亏还要垫呢？这个问题，不站在村干部的立场上是难以体会的。按一般老百姓的讲法，认为干部是为了保官帽，其实也就是这样。说白了，关键还是因为我们是农民，一旦不当这个干部，你就是农民一个，什么也没有不说，自尊心还会受到打击。所以，到了最后，我们也只有打肿脸充胖子，踮着脚装长子。”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面子才起作用。“镇里是摸准了这一点才卡着你玩的，而且，他们往往用感情来打动你，让你不好拒绝，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誉，也为了这份感情，你也不能不继续垫，直到垫光为止。”
听到老罗这一番未加掩饰的自我解剖，我得以体会到乡、村两级干部在收税中的真实处境。（参见附录1：147）
于是，面对着农民的不合作，小镇的征收仍然没有起色，乡、村两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计划再一次受挫，他们所面对的也仍然是“内部挖潜”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