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书记的规划
小镇的清晨来得格外早，晓阳才刚刚爬上房头，汽车声和人声便将整个镇街唤醒。集贸市场天一亮即开张，各种店铺也在晨曦之中开门营业，以适应乡下人早起的习惯，养足了精神的狗子在街市当中来回地追逐蹦蹿。一切都显得那样闹腾与活气。
7点钟还不到，一些政府干部就已经早早地坐在街沿的小凳上消受着春日的阳光，他们起得早，也来得早，不改乡下人早睡早起的习惯。从早饭之后到8点半上班签到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坐在镇政府大院的门口外，打量着这喧腾的街市，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悠然自得地融入其中。
也是应该好好地放松一下了，连续一个月的辛苦终于换来了税费改革迎检中的优异成绩，小镇以高分过关。对于这一次迎检的质量，上级政府给予小镇“完美”和“无懈可击”的评价，这还不值得让干部们陶醉在融融的朝阳之中吗？（参见附录1：13）
一切又都恢复了迎接检查之前惯常的工作节奏，经历了“中心工作”之后的乡镇又依循着它固有的惯性运行。
然而，严格的税改政策也确立起新的规则，“三提五统”被取消，农民负担不得反弹，涉农部门不得再擅自收费，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乡镇的运转提出新的问题，农业和农民将不再是乡镇的钱袋子，乡镇的发展依靠什么？而像小镇这样的城郊镇，“农民财政”的萎缩对它又意味着什么？[1]
现在的小镇是在2001年的合乡并镇之后由原来的2个乡镇合并而成的。合并之后的小镇版图面积为224.41平方公里，人口近5万，其中，城镇人口近7000，农村人口近4万，分别为2个社区居委会和29个行政村所管辖。小镇是H市传统的农业和水产业大镇，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油菜、花生和黄豆等，其中尤以黄豆的品质优良而闻名。水产品则有各种鱼类和虾蟹，著名的团头鲂（武昌鱼）的正宗产地即在此。然而，由于近些年来农副产品连续价格低迷，传统农业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土地的大量抛荒。据统计，2002年小镇的计税面积为81339亩，但在这一次的税改迎检中，为政府所认可的抛荒和税赋悬空面积就达8429亩，占了计税面积的十分之一。在一些远离城镇中心的沿湖村庄，人们几乎是一家一家地迁出，只留下了空破的房屋和无人耕作的土地。无人的村庄失去了生机，显现出一片死寂。我每一次和干部们一起面对这些大片荒芜的废弃田地与空落无人的村庄时，他们都要告诉我那句据说是由林书记总结出来的顺口溜：“十里无炊烟，五里无人烟，屙尿不看人。”结果，在全国都是人多地少的总体状况下，小镇却呈现出相对的人少地多。在这里，人均耕地二三亩，一家人拥有一二十亩土地也并不是十分稀罕的事情。在这种背景下，干部们谈农业，往往就是在谈论维持和稳定，是在谈论如何减少因耕地抛荒所造成的税赋悬空，却不是在谈论发展和富民。[2]因此，“农民财政”的萎缩与否只是一个与总体上的农业萎缩和乡镇财政任务完成困难相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关小镇发展的根本问题。
发展和富民还得从小镇毗邻H市城区、拥有丰富的湖泊资源这一地理优势着眼。小镇位于大江区城区中心的东部，镇街距城区仅仅八九分钟的车程，镇的东部紧邻省级高速公路，南部与著名的楚湖相连，西部邻近京广铁路线和107国道，而京珠、沪蓉高速公路以及H市的南环公路则纵贯镇的东西，镇的北面临潭湖，与H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接壤。可以说，交通便捷、信息灵通、地处城郊和湖泊资源丰富是小镇区位上最具独特优势之处。随着大江区城中心周边毗邻H市更近的一些地区的先期开发，小镇的东部和北部近城区以及南部的沿湖地带便成为H市进一步扩张所必然要涉及的地带，一些工业、房地产和旅游开发商都先后将目光瞄准这里。小镇这一H市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镇，成为大江区下一步城镇建设与开发的重点地区。
林靖南正是在小镇的农业持续走低和工商业开发即将启动前夕的1999年年底走马上任，担任小镇党委书记的。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到小镇任职，既让这位文人书记面临个人所难以克服的困难，又给他施展才华、一试身手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舞台。林究竟能得到什么，他的仕途是暗淡、模糊和不可捉摸，还是中年得志，一片辉煌，如所有站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期望的那样不断进步，很大程度上就看他如何琢磨、选择和定夺当下小镇形势所面临的这些利弊得失了。林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这块土地，但他同时也已经在地方社会的政治舞台上磨砺了10多个年头，职业的经验告诉他，一定意义上，这一抉择不仅关系到小镇的发展，同时也可能影响到他自身的前途。
在我来小镇第二个月的一个晚上，林书记在他的寝室里向我描述了他关于小镇发展的一些想法。
谈话是在林书记首先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中开始的。他说我已经来了一段时间，对情况已有所了解——“如果你是镇党委书记，你应该如何开展工作？”面对林的设问，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如果是我，未必比他干得好。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虽然也读过不少有关乡镇研究的著述，不能说完全不知道乡镇的情况，也颇为认同学界对于目前我国乡镇运行之优劣得失的分析，但是，当我自己亲身面临乡镇运行的实际境况的时候，我还是发现自己对实际情况了解太少，看问题和做决策还真的是两种心态和境况。
林书记说：“组织上委派我来小镇牵头负责，管理人口近5万，版图面积224平方公里，一方面责任重大，另一方面权力也不小。按照老百姓的话来说，我是他们的‘父母官’；以自嘲的话来说，我这个书记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土皇帝’，许多事情可以充分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大胆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站在我这个位置上，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有通盘考虑，而这个全局观念和通盘考虑，我把它概括为稳定、发展和进步。所谓稳定，主要是指要管好老百姓的吃喝拉撒，要抓农业。小镇是农业大镇，不抓农业，何以谈稳定？但是，农业又是弱质产业，抓农业只能保稳定，并不能促发展和带动富裕，而就政府来说，农业税收也早已不是小镇财政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只有引进资本，发展企业才能求得发展，也才能增强政府的财政实力。所谓进步，即社会进步，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镇的管理建设。这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思路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加工企业发展为抓手，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二是以盘活现有企业和引进民营企业为抓手，推动工业化进程；三是以加强镇区管理和扩展城镇规模为抓手，推动城镇化建设。这也就是人们目前经常提到的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通过这‘三化’才谈得上现代化。在此思路中，还要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与法制等因素也作统筹考虑，协调发展，力争将小镇建设成为大江区东部的一个明星乡镇。”
不愧是当过区委书记的秘书，林书记三言两语，几句话就把他的总体思路向我勾勒出来，也不愧在政坛上浸淫了多年，但凡涉及工作，即使是在私人之间介绍情况，林书记也仍然习惯用作报告的口气。
“这‘三化’具体到各个环节上又怎样体现呢？”我想听他更加详细的介绍。
林书记说：“在农业方面，这几年我们主要是抓结构调整。‘小镇豆’(1)是我们的特色产品，十分有名，为了重塑‘黄豆之乡’的地位，我们一方面通过干部的引导和带头，发动各村连片种植，面积达到2万亩；另一方面，我们在豆子的深加工方面投入资金和人力，由镇、村联办豆制品加工厂，生产各类豆制品，并对产品进行注册，争取进入H市的超市。”说到这里，林书记还专门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省报，上面刊有两幅介绍“小镇豆”的新闻图片，并配有文字说明。
“我们还在一些村的山林地带种植苗木花卉，满足城市绿化的需要。搞经济林木肯定要比种粮食划算，去年我们就搞了七八千亩。此外，我们还从外地引进种田能手，给予适当的扶持，发展农业种植示范基地。去年，政府就出了7万多块钱，搞引进扶持，通过老板的带动，抓精细农业，老板们建房子的钱都是我们出的。[3]我们还抓水产，这也是我们的特点。这两年，我们主要在水产品的深加工方面做文章，建了一个野生鱼加工基地，政府出钱盖厂房，然后找老板来经营。现在，这个企业做起来了，带动了水产养殖，而对于政府来说，它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60多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还提供了20多万元的税收。”
“总之，在农业方面，就是要引进种田能手；在产业化方面，就是要引进老板。政府的作用就是帮他们搭台，帮他们扫清各种障碍，为他们服务，让他们来唱戏。”
我总觉得林书记所讲的这些话好像在别的什么地方也都听到过。“那么，根据你所讲的，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目前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呢？”我想证实我的这一想法。
“什么比喻？”林书记反问。
“培育‘地主’，引进‘资本家’？”
林书记微微一惊，似乎觉得这话有些出格，毕竟他不是学术中人，不太习惯以如此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但沉吟片刻，他又说道：“这种比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谓培育‘地主’，就是要鼓励种田能手，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逐步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所谓引进‘资本家’，也就是要引进资本，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总的目标和方向吧。像现在这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是没有前途的，只能混饱肚子，致富是不可能的。”
林书记的观点证实了我刚才的想法，让我感受到这些年来学术思想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天与乡镇干部的接触，也时常使我产生类似的联想。如果说，随着社会大转型的日益加深，当下的中国学界已经不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从整体上被一种理想的自由主义话语所笼罩，而是被发展和转型中的种种问题撕扯为不同的理论流派的话（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那么，这些工作在乡镇第一线的政府干部似乎并没有受到这些理论纷争的影响，这些东西离他们还太远，他们所要面临的主要还是如何摆脱现实中的贫困与加快发展的问题。所以，他们似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并且不懈地将他们所信奉的理念付诸实践。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所持观点的理论源流，而是更多地将这些观点归结于上级政策宣传的结果。这种状况是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学术话语日益融合的趋势呢？我想大概是的，而之所以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又确实说明主流学术话语比反思性话语（如果可以这样划分的话）在当前的中国仍然具有更大的实践空间。
“农业结构调整中就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吗？”在稍稍有些走神之后，我又力图重新跟上林书记的谈话思路。
“结构调整是一柄双刃剑，搞好了益农，搞不好就坑农，对于那些明摆着不能搞的事情就要敢于顶。例如，有一年领导要我们种植红苕，给镇里下达的任务是5000亩。我当时就问一亩的产量是多少，上面说是5000斤左右。我说，如果搞5000亩，就是2500万斤，这样大的产量如何加工？他们说区里有一个加工厂，每天能加工8吨。我就算了一笔账，说，光小镇的红苕就得加工一年半以上，全区又怎么办？而红苕的存放期只有几十天，这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呀！结果，对方不吭声了。这就算是顶回去了。后来，谢世德书记说我是对的，他说又要顶，又要说出理由，不能让领导为难，这就是当好下级的艺术。”林书记说到这里，颇有些自得。
“像这种情况每一次都能够顶回去吗？”我率直地问。
“那就不一定了，有时候也顶不住，上面对那些非搞不可的任务，会说你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应付一下。”
“怎么个应付法？”我紧追不舍。
“少种一点儿，多报一点儿嘛，遇到这种情况一点儿不搞也不行。但搞多了就是在折腾农民。农业这一块，在没有更大发展空间的情况下，至少要设法使它稳定，不产生波动。农民不增收可以，但你不能让他们减收，至少要保本。不过，有的时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农民不愿意配合，上面又非要搞，遇到这种情况就只有乡镇吃点亏了，往往是我们自己拿钱出来补贴农民，确保他们在结构调整中只盈不亏。”
“这样搞符合经济规律吗？”
“这是政治，要讲政治规律。”
“…………？”
林书记很快地把话头转到其他方面，他显然并不愿意我在这方面做过多的纠缠。
“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城镇的发展程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镇的城镇人口化程度很低，还不到25％，这就使经济发展受影响，我们想通过改善市镇管理、美化市容来吸引外来人口和农民进镇居住。但目前这样做还要受到制约，因为农民进镇没有事情做，也就稳不下来，只有有了企业，又有就业的机会，才有城镇。近几年，我们引进了一些企业，例如，云宏铁业，有工人近300人，每年上缴的税收是50万元，从发展前景来看，这个企业还有进一步做大的潜力。为了引进企业，我们的招商力度很大，这是我们镇发展的重中之重，由我亲自抓。没有办法，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光靠农业这一块儿富不起来，甚至连政府的运转费都保证不了。例如，今年我们必须向财政上缴390万元农业税，但估计最多只能收到100来万元，一大半要悬空，要靠其他费用来填补，如果不搞招商引资，我们就死了，所以，只有招商。我们首先选择了洲头村，它的地理区位好，临潭湖，经过争取，区里把它列入‘两区五园’开发规划之中。为了吸引客商，镇政府在洲头村先期投入了800万元，修建洲头大桥和环绕洲头半岛的公路，打通连接市里的交通，改善基础设施，这样，就有老板来看地，每天都有两三批。此外，我们又设法改善镇村公路，设法做到村村通水泥路，这样，其他村也有来看地的老板，开发的机会就可能更大。”
林书记所反复强调的招商引资，其实也就是出卖和租赁土地，这是目前城郊镇发展和转型的主要途径。但林书记也坦言，目前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受到中央政策的强力阻遏，因为各地势头越来越猛的招商引资已经引起我国农地资源的大量流失，今年（2003年）以来，中央采取了种种措施，严格控制农地资源的非农用开发和利用，这就使得建设和开发性用地的报批越来越困难，而地方上凡是有未批先建的项目一旦被发现，就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对于国家，这一政策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小镇，其刚刚起步的招商引资却因此遭遇严冬。一方面，上面的政策必须执行；另一方面，开发还得加大力度，老板来看地，还得照样谈，而且还想要谈成。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如何去适应和驾驭这一新的形势，对于小镇的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我们的努力已经见到了成效。”林书记开始掰着手指头列举他到小镇之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从经济上看，过去小镇在区里处于中下游，但这些年我们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我们的可用财力去年是300万元，今年达到500万元，农业与工商税收之比，前年是6∶4，去年是5∶5，今年是4∶6，显然，工商业已经超过农业，占了大头。我们招商引资的力度在全区也是排名前列的。经济上去了，就容易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近几年我们的各项工作经常受到区里和市里的表彰，得先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思路是符合小镇实际的，与全区发展的要求也一致。目前，我们的综合实力和经济总量已经排在街尾镇头，除了几个比我们更靠近市区的街道，在乡镇里面我们已经排第一了，我完成了谢书记交给我的任务。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镇现在已经很全面，但还要搞一个非常突出的项目，要冲出大江区，冲到市里去。’谢书记所指的突出项目是要我们搞好藠头生产。”(2)林书记对这四年来他在小镇工作的成绩充满着自豪和自信。（参见附录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