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头的纷争
洲头村是小镇招商引资的前沿阵地，在聆听林书记畅谈了他关于小镇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之后，洲头村这个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4月中旬的一天，在镇招商引资办公室，还是那位专门负责处理开发事务中群众纠纷工作的老洪，一边指着挂在墙上的小镇开发规划图，一边为我介绍洲头村的开发状况和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洲头村位于小镇北部，临潭湖，与大江区“两区五园”中的君山开发区和龙岛科技园区隔湖相望，它三面环水，一面连陆，呈半岛状，岛长5公里，平均宽度1.5公里，版图面积约7.5平方公里。洲头岛距离H市较近，与潭湖周边地区众多的开发园区隔湖相望，自然就成为小镇进行招商引资的首选地区。根据其靠近H市高科技产业群和高等院校区的核心地带，湖泊资源丰富和城郊农业型村落的人文与自然特点，小镇将洲头村的开发建设定位于旅游、度假和生态居住。将其列入大江区招商引资的“两区五园”规划序列，定名为“H市潭湖洲头岛休闲度假产业园”，为镇级园区，以引进和发展度假、教育和高级生态居住项目为主。近几年来，洲头村已先后与H市的鸿飞房地产、泰和房地产、洲头置业、威尔斯集团、省人民防空办以及春日文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和单位签订了开发协议，只是由于国家近年来严格控制各类用地的审批，除了省人民防空办训练基地项目已获批准，即将开工，春日文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省里某大学合作办学项目也有望获得批准之外，其他的项目能否立项，尚不得而知。但是，有了省人防办训练基地这第一个项目，洲头岛的园区开发算是正式启动了。
人防办训练基地占地300亩，计划建在洲头村四组的地界上，其中，涉及占压的土地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洲头四组的荒山、荒地、水面等公共地块；二是四组15家农户的部分承包地块；三是四组先期出租给一位海外华人的150亩土地。目前，开工在即，眼下就是要做好对被占压土地的统计和补偿工作。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却无法得到待施工区域的洲头四组村民的配合，或者说，它实际上遭遇到了来自整个小组的近乎是有组织的抵制，而涉及四组先期出租给海外华人的土地回收工作也遇到了麻烦，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和海外华人不能接受由政府单方面提出的土地补偿办法和标准。
话分两头，就洲头四组村民而言，他们与政府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矛盾之一是占压土地面积的确定问题。这里的难点主要是如何确定农户的承包土地面积和开发占压面积。矛盾的根源是“黑土地”的存在。即农户实际耕种土地面积与计税面积不符。农户实际向小组承包的土地面积是268亩，向上填报的计税面积却只有168亩，此外还有一些杂地。这些计税面积之外的土地即所谓“黑土地”。农村“黑土地”的存在是一个在全国都较为普遍的现象，并非仅见于洲头四组。这一问题的产生，从一个较近的历史看，也可以追溯到土地改革时期，即一些自然村向上填报的耕地面积是以土改时登记的数字为准的，土改之后的几十年间，因开荒而扩大的面积一般都隐匿未报，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时，生产队（包括后来的村民小组）沿袭习惯做法，一方面按自然村内的实际耕地面积将土地分到每家农户，另一方面却仍然沿用土改登记时的老数字向上填报计税面积，这样，农户实际承包土地与向政府纳税土地的面积数并不一致。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少缴（交）公粮和赋税。可见，无论在大集体时期还是分田单干时期，农民都以各种方式与国家博弈，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少缴公粮和赋税。对于“黑土地”的存在，大集体时期的生产大队以及现在的行政村一级都是知道的，而且也多出于自利考虑有意装糊涂。而政府对“黑土地”的存在其实也一直就清楚，只不过或者是出于治理期望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差距而无法杜绝这一现象，例如在农民和村庄不配合的情况下，政府实际上很难组织对土地的重新丈量；或者是出于怜惜和同情农民的疾苦而有意放农民一马，例如去年农村税费改革时，政府就强调不得重新丈量农民的耕地，而以其自报的数字为准。这样，双方也都真真假假地在维持着一个看起来很确定而其实却并不完全确定的耕地统计数字。[8]
“黑土地”问题可以说是反映农民躲避国家管控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案例，但当临近开发之时，农民却可能就要为这种躲避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了，因为政府在土地的征用中也只会按照计税面积对征用土地的面积进行计量，以减少可能向农民支付的土地补偿。面对着这种利益损益的变化，四组的农民显然不甘心，他们提出要丈量土地，按实际耕种面积计量和补偿，显然，这个时候如果还不如实丈量，农民就要“转盈为亏”了。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政府手中。如果说因为农民的不配合使政府一直以来都无法得到准确的征税面积的话，那么，此时的政府却也为自己少支付农民的土地补偿款找到了合法合理的依据。因此，政府这边只同意以计税面积进行补偿，不同意重新丈量土地。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平时农民向政府缴税均以计税面积为准，此时镇政府向农民补偿自然也不可能另立标准，如果农民缴税时少报面积，要补偿时则多报面积，就镇政府方面而言，心理上自不平衡；二是如果丈量土地，据实补偿，镇里要拿出来给农民的钱会增加，政府的利益空间会相应减少；三是各地在开发补偿中究竟如何计量占压土地的面积并无定规，有据实丈量、据实补偿的，也有不据实丈量而以计税面积进行补偿的，各地情况不一。镇政府方面认为：你农户在完税时少报土地，占压补偿时多报土地，这天底下能有这样的好事？政府不丈量土地，并不违法违规。加之镇里财力不厚，于是决计不丈量土地，只以计税面积进行补偿。这就叫作利轮流沾，亏轮流吃，颇有些风水轮流转的意味。
可是，站在农民的角度，就觉得这镇政府是很不地道了。因为政府是为民服务而不是与民争利的，你政府本来就应该与民让利。因此，在得知镇里的态度后，农民们认为这是政府不体恤民情，有意让自己吃亏。农民们也自有他们的道理，“黑土地”的存在并非只是四组一家，各地都有，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农民对长期以来赋税过重的一种不得已的应对，政府不是不知道，过去从未深究，相当于是默认的。现在搞开发了，政府不丈量土地虽然不违规，却显然等于违背了长期以来彼此默认“黑土地”存在的潜规则，是要以表面循规而实际违规来让农民吃亏，政府把好处都占尽。所以，他们不服，感到受到了欺负，农民一致决定不配合政府和村里落实各家农户在占压区域内的被占压土地具体面积的决定。
农民的不配合给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让他们不好确定此次征用土地究竟占压了多少农户的计税面积。为了化解这个难题，政府先后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将涉及这15家农户的被占压土地画成图，做面积评估，然后张榜公布，由村民确认，但是，这种办法无法做到准确，村民不买账。二是公布四组在80年代第一轮承包时的老底子，以此为准。但第一轮承包迄今已经20多年，许多情况，包括承包户、承包地块和承包面积等均已发生了变化，这样做也不好办。最后，政府想出来的办法是，考虑到整个洲头岛都已经被列为开发园区，四组这一次尚未被占压的土地将来也要被征用，为工作方便，不留后患，索性这一次就将农民的所有耕地按计税面积全部征完，一次性给予补偿。这样就既克服了分片测算土地面积的困难，也给了农民一些实惠，因为暂时未被占压的土地农民不再完税，却允许他们继续耕种，等下一个项目占压时，需要多少再拿出多少，直至全部缴出。这样，农民就既多得了利息，免了税，又无偿使用了土地，在政府看来，这也就是在与民让利了。(4)
但是，四组的农民仍然不同意，他们认为实际耕地面积与计税面积相距较大，如果不丈量，农民吃亏太大。而且他们认为，坚持丈量的要求并不过分，因为隔湖相望的其他几个区级开发园区中，就有通过实际丈量耕地面积来确定补偿面积的先例。他们认为，同处一个区内，政策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
矛盾之二是土地补偿价的确定问题。政府答应给予农民的补偿价是每亩4500元，农民则要求参照相邻地区的标准，每亩补偿8000元。政府的定价有政府的考虑，农民的要价也有农民的理由。就政府方面而言，他们认为君山、龙岛等相邻园区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基础设施更好，已经具备三通一平的条件，所以，地价高，最低都在每亩7万元，给农民的补偿自然也高。而洲头园区是原始地貌，且目前批准开工的只有一家，地价涨不上去，目前只能卖到每亩4.5万元，如果按邻区的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在上缴了各种规费和手续费之后，政府手上就所剩无几了，既无力投资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无法充实自身的财力。(5)但是，农民不会站在政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并不十分相信政府所说的地价差别，就是相信，站在自利的角度也不会轻易接受政府开出的补偿价格。所以，他们仍然坚持要求按照君山和龙岛开发区的标准进行补偿。政府为了争取农民的理解，向农民讲明了地价低于邻区的原因，并答应如果日后洲头岛的地价涨起来，政府将再向农民追补差价。但干部们说：“农民是现实主义者，见不着的事情他们并不全信，坚持不让步。”
矛盾之三是在占压土地中，原建有一个抽水机站，是抗旱时供洲头村6个小组农田抽水用的，现在需要毁掉，而由此造成的后遗症也需要由政府出面解决。但与第一、第二个问题相比，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参见附录1：19）
面对以上矛盾，尤其是第一、第二个矛盾，四组村民寸步不让，他们抱成团，通信息，统一意见，相互承诺，包括组长在内，谁也不能单独答应政府的条件，与政府签字。而四组这15户人家50多号人，显然又得到了洲头全村其余17个村民小组200多户人家的4000多村民的支持。对于这200多户村民来讲，四组的村民就是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排头兵，如果他们坚守住了阵地，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相对有利的补偿条件，也就为日后其他小组争取了同样的条件，那么，受益的将不仅仅是四组，同时也是洲头的全体村民，反之，受损害的也将不只是四组，而是全村。对于这一点，四组这15户村民清楚，政府也清楚。用四组村民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肩上背负着全体村民的利益，其他队的社员都希望我们争，所以，为自己争也就是为全体社员争”。(6)（附录1：20）而用政府的话来说则是：“只要四队接受了这个条件，也就等于其他队也得接受这个条件，而四队抬价，也就是在帮全村200多户、18个队抬价。”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做四组这15户农家的工作也就等于是在做整个洲头村的工作，做四组组长的工作也就等于是在做全村18个组长的工作。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15户人家相互制约、监督，要求谁也不能让步，政府的工作因此而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局面。（参见附录1：21）
老洪告诉我，迄今为止，政府已经与四组群众谈了一个多月，所有传统的工作方式，诸如宣传、教育、动员、劝说等都用过多次，但看来作用不大。“你反复地动员说明，他不听；你要去摸清面积，他不到场；开小组会，你这样讲，他那样讲；你一家一户地上门，他们也手跟手、脚跟脚地上门，实行人盯人的战术，搞得你无法有针对性地做每一家人的工作，甚至哪家有人上镇里来，谁跟干部有接触，他们相互之间也都搞得清清楚楚。显然，农民已经结成了一个攻守同盟，一致对付我们，在其他办法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转而采取各个击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了。”
“这话怎么讲？”我好奇地问道。自下镇以来，许多干部在谈到现在做农民的工作，尤其是做“钉子户”的工作时，都提到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句话，我虽然能从这句话的字里行间去揣摩一个大致意思，但每欲深究，干部们却又都欲言又止，或转换话题。
老洪倒是不避讳：“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针对某个农户的具体情况，制定特殊对策，背着其他农户，有针对性地做这一家人的工作。”
“都有哪些特殊对策呢？”
“等你在乡下住得久了，自然就体会到了。”老洪终究还是卖了个关子。
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补充了一句：“农村工作很精彩，农村工作真无奈。”50多岁的老洪居然在这里冒出了一句流行歌曲里才有的语句，让你去独自体味。（附录1：22）
第二天上午，仍然是在招商引资办公室，我旁听了一场政府干部与洲头村四组组长的谈话，参加谈话的政府干部是镇党委副书记未理明和招商办的老洪。四组组长叫于祖安，男性，1954年出生，从1974年起就开始担任生产队长，后来又一直当村民小组长，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农村干部了。
双方一阵寒暄之后，未书记对于祖安说：“想找你交换个意见，你们湾子，昨天我们下去转了一圈儿，没有人，好像都统一了思想，躲着我们，我觉得情况不妙，你这个当队长的，是个么样想法呢？”
祖安：“他们（村民）都认为，几万元搞开发（补偿太少），搞个鬼。”
老洪：“这事我们找你专门谈过，情况就是这样明摆着的，政府这边也没有退路，你作为队长，第一，思想要通；第二，要带头；第三，要做工作。刚才你没有来之前，我还专门对未书记说，于祖安你三步已经走了两步，这第三步就看你么样走了。你是个聪明人，其他的不多谈，这第三步走了，你就过了关，否则也过不了。当然，你的位置显眼，我们也不会在群众中说你已经签了字。你的思想通了就好办，至于祖顺的要求，我们来考虑。”
未书记：“你把你哥（祖顺）和侄儿的事情搞定，把他们弄到镇上来签字，他们的事情我们尽量想办法。”
接下来，三人开始谈祖安哥的事情，大意是小组内一农户于祖同，因长年在外务工，将自己的一块田地转让给祖安的哥哥于祖顺耕种，却一直没有变更手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仍然是祖同的名字。现在开发来了，就涉及这块土地的占压补偿如何分配的问题，祖同的意思是希望三七分或四六分，即自己得大头，祖顺得小头；祖顺则希望能对半分，各得五成。自然，祖安是站在自家兄弟一边的，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组长身份，通过政府来施加影响。而从老洪给他的暗示来看，他本人显然也已经在政府拟定的土地补偿协议上签了字，而现在政府则希望他能够配合做他哥哥的工作，这样一来，也就是互相有所求了。这是不是就属于老洪所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范畴呢？
只听未书记继续说道：
“你把你哥和你侄儿搞来签字，这边的事情跑不了。不过，事情的解决也要有个过程，你也不要把这件事当成拦路虎了。”
祖安不语。
老洪：“你把这个事情搞了，也是给了未书记和我一个面子。”
祖安不语。
未书记：“你现在思想上还有一个小疙瘩。”
老洪：“政府这边，这个账已经反复给你算过了，政府也确实是没有退路，你当队长的要带头。”
祖安欲言又止。
未书记和老洪看出祖安有些犹豫，便紧追不舍，继续施加“柔性”攻势，向祖安继续派送高帽子。
实在不好再沉默了，于是，祖安说：“这样，我当着群众的面签个字，么样？”祖安显然无法继续躲避，他干脆以进为退，表示自己就是当着群众的面签字也无所谓了。
未书记：“你还是要做通一两户人的工作，你现在站出来签字，我们怕你的压力太大。”
祖安苦笑：“我现在是天天挨通(7)，他们（群众）认为我是特务，天天盯着我，这真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
众人一阵哄笑。
老洪又说：“开群众会，你带头签字当然好，但还要有几户配合，要先通通气。”老洪这是在说，你当队长的不能只保证自己，还要帮助做群众的工作。
未书记：“祖成怎么样？”
祖安：“他现在不会带头签的。”
老洪：“那今天你干脆来爽快点，把你哥哥和侄儿搞定。”
祖安：“我拿他们没有办法……”看来，在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诺之前，祖安并不情愿去做他哥、侄儿的工作。从整个谈话的气氛来看，他都并不是很配合政府干部。那么，他自己又为何已经签了字呢？莫非是另有隐情？
未书记继续动员：“除了你屋里的人，你还要搞一户。”
祖安两手一摊：“除了我屋里的，我一户也搞不动了。”
“这一步搞了，动工之前，再按乡里的盘子，你该如何到位再说。”老洪见继续劝说无效，就又向祖安暗示着什么。
祖安也不再老顺着说，他问起了另外一个问题：“整个洲头园区都是一个价？”显然，他知道硬顶着也未必顶得住，所以，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先期开发的四组不要吃亏，他自己不要挨骂。
未书记：“那肯定。”
祖安：“那要写一张条子给我。”
未书记：“那好说，我们就不紧谈了，条子我们写。中午我请你吃饭，就在镇贤酒楼。”
祖安掏出手机，开始给他哥打电话，要他来镇上签字。
谈话有了结果。（参见附录1：23）
显然，今天这场谈话是事先预约好的，目的就是要四组组长于祖安动员他哥于祖顺在土地补偿协议上签字，而祖安则以祖同与祖顺的土地纠纷解决作为筹码，决定是否采取配合的立场。这显然是一场双方都互有所求的谈判，政府方面希望组长多做群众的工作，而组长则借此机会提出家庭的要求，不过，组长的配合看来也就仅仅到此为止，对于未书记和老洪所提出的要他再争取多做一两户农家工作的要求，他显得并不积极，而是以自己已经与政府保持一致，而且还为此付出了挨骂的代价来搪塞。看来，祖安自己的确是已经在土地补偿协议上签了字，但从他所表露出来的情绪看，好像也并非心甘情愿，所以，他在面对未书记和老洪一个劲儿的“柔性”攻势，要他走出第三步，多做群众工作，为政府分忧时，就并不是很买账，而是以“我当着群众的面签个字，么样”之类的话作为回答。这一回答与其被理解成对政府工作的主动配合，还不如说是被视为“反正我也签了，也被群众骂了，我也就这样了，其他事情就不干我的事了”这样一种典型的撂挑子心理的流露——“除了我屋里的，我一户也搞不动了”，就是这位组长此时的态度。
作为一组之长，于祖安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硬顶也顶不过，所以，他最终所关心的还是四组会不会吃亏，不要四组现在是一个补偿价，以后其他组开发时又是另外一个补偿价，如果那样，他这个组长就真的里外不是人了。所以，他最后提出要未书记写一个条子给他，以求保险。
谈话结束后，我从未书记那里得知，于祖安的确已经签了字，除他之外，还有几家农户也有些动摇，政府显然是希望在时机成熟时开一个小组会，让祖安再当众签一次字，以影响其他农户。这明显是一种工作方法。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走进了洲头村党支部书记汪达海的家，同去的还是未书记和老洪。我曾经在未书记招待于祖安的酒桌上见过汪书记，这是一个长得白白净净、有几分斯文、穿着和气质都不大像农村干部的中年男人。当时我颇为好奇，误以为他是区里某部门下派的干部，后来得知，他其实是土生土长的洲头人，自1989年起就一直担任洲头村的党支部书记，迄今已经干了十几年。
不过，洲头的这位书记却不住在洲头村，他的家就在小镇的一条小街上，是一幢两层的小楼。汪说，他一家已经在镇上住了多年，老婆原来在供销社上班，后来下岗了，现在在商店里承包着一个柜台，做点儿小生意。我的好奇在这里算是有了答案，汪书记的生活其实早已经城镇化。
家在镇上，倒是方便了与政府的接触，政府干部有事情找他，多半也就直奔汪家而来。这些天为了开发补偿的事，汪家显然已经成了临时的前线指挥部，这不，今天又准备在这里召开一个镇村干部会，就“五一”节前的群众工作再一次做动员和部署。会议是由汪书记主持的，基调就是给村干部们打气鼓劲，要他们不要因为工作困难而气馁，咬着牙也要把四组这块硬骨头啃下来。汪首先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工作，说大家为了税改迎检的事，忙了好一阵子，现在总算圆满完成任务，林书记还专门奖励了村里300元钱，以资犒劳。现在离“五一”节还有七八天的时间，村里的工作就是要全力以赴地攻克四组这个堡垒。“如果能拿下来，‘五一’节都能过得愉快一些。”汪书记还特别建议未书记在“五一”节把大家（村干部）带到外面去玩一玩，放松一下，经济上该到位的也一定要到位。“工作完成了，各方面都主动，享受也是应该的”，所以，“从今天以后，工作重心转移，头等大事就是四组的工作，如果能拿下大部分农户，要他们签字，剩下的几户就是工作做不通，也不会影响整体”。
在会上，未书记也集中讲了他对做四组工作的两点意见：
第一是要发扬税改精神，继续作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民补偿上来。未书记说目前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小镇园区唯一批准的项目就是人防训练基地，如果洲头没有项目，园区就可能被取消，那样，开发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振作精神，把工作做下来，务必确保工程按期开工。第二是现在的形势比较复杂，四组的群众互相盯着，都不签字，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难度大。他提醒干部们要注意工作方法，不要把水搅浑了，如果说对某一户有80％的把握，可以把他攻下来，就把他拉到镇上来签字，签了字就好说，也不怕他反悔，政府在法律上就立得住，但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就暂时不要把他拉到镇上来，否则还是一颗“定时炸弹”，他回去说我们如何地对待他，还会把事情搞复杂。
未书记讲完了这两点后，就说中午要接大家到镇贤酒楼去喝酒，说这也算是对干部们前段时间工作的慰问，对下一步工作的鼓励。
老洪也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并强调工作再困难也无路可退，只能按目前的这条路走下去。所以，明知其难也必须解其难。现在的目标就是5户，他建议在座的干部平均两个半人包一户。老洪还特地强调，任何事情，只要不违法，有利于工作的，就可以考虑去做。（参见附录1：24）
整个会议开得不长，也就是个把小时，会上，主要是未书记、老洪和洲头村的汪书记三个人轮番地给村干部们鼓劲儿，这显然是税改迎检之后洲头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民土地补偿问题上来的一次战前动员会。这次会议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与秦家畈村的主职村干部相比，洲头村的汪书记显然具有更加明显的“国家化”立场，而前者却总好像与政府干部存在着某种若隐若现的距离感。如果撇开这两个村的主要领导在个人性格因素上的不同，这种立场上的差异显然是在提醒我去注意不同类型的任务与乡村利益连接的不同关系。相对于对征收的望而却步，无论政府还是村庄都对开发寄予着某种共同的利益期望，也许正是这种共同的利益期望促使汪书记采取了较陈、罗二人更加官方化的立场，也更为自觉和主动地扮演起基层政权代理人的角色。
在镇贤酒楼的聚餐之后，洲头村的干部便分头下到四组，一场新的较量在暗中拉开了序幕。
(1) 小镇以盛产黄豆而闻名，具有上千年的种植历史，当地人称这里的黄豆为“小镇豆”，其粒大味香，蛋白质含量高，远销海外。
(2) 我在小镇的一年半里，发展藠头种植是小镇农业结构调整的重头戏。详情见本书的相关部分。
(3) 企业办公室是小镇主管企业的机构，附属于镇政府。在每个乡镇都设有这样的机构，具体名称各有不同。
(4) 老洪告诉我，按这种办法，这一次就要多征农民的土地约100亩。按1亩土地4500元补偿价计算，100亩土地就要多补45万元。如果将这笔钱存到银行里，按现行利率，每年有利息8000元，再免缴约100亩土地的农业税，共少缴约5000元，这样一加一减，两笔钱约合1.3万元，四组15户农家共50多人，等于人均每年可多得200多元。
(5) 据介绍，上缴的规费包括土地有偿使用费每亩1.32万元，征用土地占用费每亩4000元，土地复垦费每亩8000元，征地管理费每亩3000元。
(6) 虽然大集体已经结束多年，但作为村落历史的一部分，它仍然深刻地留存在地方社会的集体记忆里，这表现在语言上，农民们仍然习惯以小队、大队、社员这样一些传统称谓来表示自己的地理和身份所属，而正如读者在下面的叙述中也要看到的那样，一些政府干部在说话时也有这种习惯。有意思的是，这一现象几乎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都能见到，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大集体对于中国农村的深刻影响。
(7) 当地土话，指挨骂的意思，通人亦即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