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狗×的收税”
虽然说开发之中政府、村庄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较量颇牵扯小镇主要领导的精力，但是，那毕竟是一种看得到化解希望的发展之中的矛盾，真正让整个政府从上到下都深感头痛和苦恼的，却还是近年来农业税征收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困窘。
农业税征收中农民的不合作，收税越来越困难，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从全国范围看，这是整个中西部农业地区逐渐凸显出来的一个问题。正是这一问题的日益突出，使中央政府最终意识到愈益沉重的农民负担不仅阻碍了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日益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动摇基层政府合法性的一颗“定时炸弹”。因此，中央才痛下决心，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在这种背景下，小镇于2002年下半年进行了税改。按说，税费改革之后农民的负担从总体上有所减轻，农业税征收的难度应该降低，而从省内一些传统产粮区传来的消息也的确如此。然而，自从我下到小镇以后，却不断地听到一种与主流信息相反的声音，在这里，与税费改革之初乡村干部普遍持有的乐观预期相反，在这个原来农民负担问题并不特别突出的城郊地区，税改之后的农业税征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矛盾，征收的难度不降反增，越来越大。
4月上旬，在秦家畈村干部们为迎接税费改革大检查的那一次赶做“作业”的过程中，老罗就曾经第一个向我提到过这一点，不过，当时他所说的还只是秦家畈的特殊情况，即税费改革之后，村里不再出钱为村民垫缴，所以，政府对村里的总负担虽然减了，村里落实到每一家农户的任务却没有减少，也就是说，需要农民自己掏出来的钱反而有微小的增加。由于减负预期与实际的减负效果之间存在着差距，部分农户遂生怨言，征收的难度也随之增加。除了这一特殊原因，老罗后来又向我提到，还有另外几个同样影响到秦村农民纳税积极性的原因：一是税赋悬空。税改之后，村民认为赋税“增加”，遂抛荒土地。政府给村里下达的任务是15万元，但经过农户签字认可的只有11.7万元。二是有的农户有税无地。居住在镇街上的个别农户，私下将责任田换给来镇街建房的外来户，未在镇城管和土管部门办理任何手续，这样，土地实际上已经用于建房，但赋税任务仍然存在。结果，这笔钱或者由建房户代缴，或者干脆就没有人认账。三是税改之后，国家规定不得丈量土地，有的土地名荒而实未荒，有人耕种却无人纳税。面对这些情况，村干部也没有办法，因为中央为了从根本上缓解农民负担问题，防止因征税激化社会矛盾，不仅对减负数量做出具体规定，而且还对防止干部的强制性征收做了种种严格规定，这些规定被视为绝对不能触碰的“高压线”，一旦干部有违规行为被举报查实，将受到严厉查处。在新的政策背景下，过去已经习惯使用的一些强制性征收行为被严厉禁止，取而代之的征收精神是在小镇广大乡村干部中广为流传的那句顺口溜：“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据说，这句话出自省里某位权威领导之口。“既然这样，农户不缴，干部还能有什么办法？”加之前些年因农民负担加重，干群关系从总体上呈恶化趋势，新的政策精神在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干群关系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有可能加剧一些农民对干部的对立情绪——“你看，上面的政策多好，不知你们这群干部过去吃了农民多少黑钱，现在卡喉了吧。”以上诸种原因混合在一起，就使秦家畈村的干部面临着一个他们在税费改革之初所没有预料到的矛盾，农业税赋反而更加不好征收。
“实际上，在收款情况最好的年景，我们村也不过能收到10万元，一般情况下也就是6至7万元，今年由于没有强制措施，恐怕够呛。好在现在规定不准由村干部收税，村里的压力可能会小一些。”在诉说完收税的种种困难之后，老罗又心存一份侥幸。（参见附录1：25）
其实，除了秦村的农业税赋具体到每一家农户那里“不降”反“增”的特殊情况，老罗所说到的税赋悬空和干部缺乏征收的强制性措施，也是镇干部和其他村庄的干部们普遍抱怨的问题。未理明副书记告诉我：“中央提出不丈量土地面积，又提出税费不能悬空，这两者实际上有矛盾，搞得下面的干部不好操作，陷入左右为难之中。”（附录1：26）镇财政所的干部在与我的座谈中也提到：“农村税改工作的一个前提就是弄清楚土地的面积，但由于土地不能丈量，农民上报耕地面积时就往往多种少报，遇到开发补偿，又少种多报。各村上报的荒地面积也都有水分，有的地实际上有人耕种，但国家规定征税面积必须经农民签字认可，所以，农民不报，不签字，你就没有办法。这少数人的行为得不到制止，必然挫伤大多数农户的纳税意识，影响到他们的行为选择。”[1]（附录1：27）一些乡村干部也纷纷向我诉说，现在规定收税只能由财政所进行，虽然合法在理，但从实际情况看，没有乡村干部在场，财政所的征收难度很大，不要说一些财政专管员连农户的家门都摸不着，就是找到了，由于他们与农民不熟悉，又缺乏约束农民的制度措施，农民并不买他们的账。结果，大多数专管员收税时照样还得回过头来重新寻求乡村干部的支持，而且实际上还得由乡村干部们唱主角，专管员所能做的，最多就是负责收钱和开票。但是，上级在考核财政任务时，仍然是以乡镇和村为单位，完不成任务，也仍然要追究乡镇政府和村里的责任。这就等于说是将乡村干部的权力取消了，责任却没有丝毫的减少，由此也就增加了征收的难度。（参见附录1：28）
对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强制性收税的规定，乡村干部们也有自己的说法。财政所的王主任说：“税收本来就具有无偿性、固定性和强制性这三种特性，现在，众税之中唯有农业税不允许强制征收，上面却又强调下达的任务一分不能少，要按时按量完成，这就等于是把矛盾扔给乡、村两级，让基层为难。乡、村两级收不齐农业税，除了用其他资金垫付或者借款缴税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附录1：29）镇里分管农业的姚学明副书记也说：“税改之前，村干部的收税积极性要高一些，因为‘三提五统’中有一部分是由村里支配的，现在的农业税附加虽然也返回到村里，但村里不是征收主体，钱不从村里经过，积极性就有所降低。”姚说：“上面把农民的觉悟估计得太高了，一方面任务必须完成，另一方面又不能强制征收，这样一来，乡、村两级就处于两难之中，结果，相当于是把困难扔给乡村，镇、村两级从农民那里收不齐，就只有想尽各种办法，到处筹措化缘，将缺口补上。”（附录1：30）
撇开农业税应否取消、我国农业税是否实际上是用于供养基层干部这些近些年来学界和政界争论得十分激烈的更为全国性的宏观问题，小镇乡村干部在此时所表达和抱怨的，实际上是现行政策与社会环境下农业税征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特殊困难。说句公道话，这样一些属于“地方性知识”（吉尔兹，2000）或更准确地如杨念群所称的“地方感”（杨念群，2004）的困难是不大为习惯于从事宏观研究的学者们所关注的，[2]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一些带有全局性、主导性、战略性和政治正确性的大话语，而非这些新旧政策交替杂陈过程中所出现的技术性矛盾。例如，他们知道农民负担沉重已经或必将继续影响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便主张减轻农民负担；他们认为农业税费实际上主要用于供养乡村基层干部，便力主以“倒逼效应”来进行乡镇机构改革（参见李芝兰、吴理财的分析，2005），或干脆取消乡镇政权，搞“乡镇自治”或“乡派”，将多余的乡村干部打发回家。（参见邓大才，2001；徐勇，2003；于建嵘，2003）[3]但事实上，只有身临其境的地方和基层政府以及那些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中、高层领导者才更加清楚地知道改革所面临着的选择限制和社会成本。他们知道，因为历史原因而已经多余出来的乡村干部实际上是很难用打发回家这样的改革方案来化解的，那样做实际上是在化解农村社会底层不稳的同时却又在制造一个农村社会中、上层精英的不稳，而这种不稳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一个社会加速转型时期给国家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害可能较前者更为直接和紧迫，也更加具有操作上的危险性。因为从政治稳定的角度看，底层精英的不稳往往是促成弥散状态的底层不满被转化为实际社会对抗的关键因素，因此也是更加不可取的政策选项。运思于此，倒使我想起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慈禧太后的一句台词：“兴一利必生一弊。”这话不知是历史上慈禧本人所言还是剧本所设计的台词，不过它倒的确十分准确地把握到改革比革命所面临着的更大困境和更为局促的行为选择空间的特点。（可参见亨廷顿的相关研究。亨廷顿，1988）事实上，这样的改革困境我们在近3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屡屡遭遇，而小镇的乡村干部无非是站在他们所处的特定场域中去再一次体验。其实，不仅是小镇的干部，就是高于小镇的大江区、H市和省里的干部也未必就不清楚新政策所带来的困境。因此，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采纳那种具有“意识形态正确性”却缺乏可操作性，或者说从根本上就是在添乱的取消乡镇政权和将多余干部打发回家的整体式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名为改革，实际上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革命”式颠覆，如果有哪个当权者采纳这些方案，将是政治上的幼稚和低能），而只能采取控制基层干部现有编制，花若干年的时间，用自然退休去逐步消化基层政府臃肿的这一更为温和务实的点滴式慢性疗法。这样，他们也就不能不继续面临收税养人这一虽然不尽合理却也无法避免的现实。这就是为何他们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减负政策，却又要下达严格的税收任务的原因所在。他们是否知道在这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根本的矛盾，而使乡村干部无法操作呢？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若说知道，我们可以从现行政治—行政体制具有层层奉上的特点中获得解释，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若说不知道，则可以从我国政治与行政体制的信息反馈特点中得到理解。一般而言，在这一体制中，由于存在着信息自下而上层层屏蔽和筛选的特点，政策制定者很难预先充分估计到某项政策出台之后可能产生的复杂影响，它只能采取试错的方式，在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去逐步发现和修正其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在权力和责任并不均等的现行体制下，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也更宁愿以下层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去提醒政策制定者完善和调整该政策，而不愿意以违背上级意愿的方式，通过更为前瞻和主动的方式进行预先的忠告和进言。这两年我们所经历的从力图通过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到中央政府最终宣布在5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摸索与转变过程，就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上述特点。其实，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渠道，政策制定者们都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税费改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反而会给地方基层造成新的财政危机这一局面。因此，只有当这一政策的推行本身将问题或问题的前景逐步清晰地展现在决策层面前的时候（这就是学界所称的“倒逼”与“反倒逼”的博弈。参见李芝兰、吴理财，2005），他们才最终做出了彻底取消农业税的决策。（其实，就是这一新的政策也可能产生始料未及的复杂影响。例如，它可能会使土地权属的矛盾全面凸显，只不过当这一问题前景尚未完全充分地展现在决策层面前，使他们感到不解决这一矛盾就将发生重大问题之时，他们也许不会将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上面罢了。）
不过，当我在小镇调查的初期阶段，中央尚未做出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决定，所以，作为政策推行者和接受者的乡村干部此时此刻所面对的，还只是税费改革政策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却又导致新的基层治理困境的这一初期局面。因此，遵循同步记述历史过程的原则，还是让我们把思绪暂时拉回到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当下”这一时间断点上，去设身处地地分析和设想在这一历史时段上乡村干部对税改政策的种种反映，去尽可能体验和复原他们在当时当地条件下的思想和情感。
如果将乡镇干部也视作乡村社会的重要构成，那么，站在乡村主位的立场上，我们将能够意识到，小镇乡村干部此时此刻所遭遇到的困境是真实和值得思考的。例如，对于是否允许丈量土地和强制性征税，这两个问题带给中央高层、主流理论界和地方基层干部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前面两个群体而言，可能是有意要放农民一马，但也可能的确对农村所存在着的“黑土地”问题和农民逃税行为的普遍性估计不足，但不论他们怎样考虑，不准丈量土地和强制性收税的规定在体恤和保护了农民利益的同时，又确实是给基层干部的工作造成了混乱。长期以来，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化意识形态早已经衍生出一套人们不再对其本身的对错进行思考的概念化和符号化的社会分析框架，遵循这一分析框架，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农民是这个国家的阶级基础，理所当然地被设定为忠于和服从政府的道义行动者，而“经济人”和“理性人”这些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在这些符号化和概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面前便戛然而止。一方面我们的学者能够以利益和理性的眼光看待政府，另一方面却少有人能够以同样的标准去看待农民在与政府互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性。因此，在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被消解之后，面对农民大量和普遍存在的与政府的逐利和博弈，我们要么先入为主地将农民视为遭受政府和干部欺压盘剥的社会弱势，而去苛责干部鱼肉百姓和野蛮横行；要么因为缺乏分析复杂社会状况的理论框架而陷入严重的盲视；或者就是因为单纯地同情弱势而根本不愿意去正视农民作为社会角色之一部分而普遍存在着的阶层性弱点。结果，基层乡村干部在农村工作中所实际遭遇到的种种真实问题和真实困难，却反而会因为缺乏与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理论表达框架而或者被社会中上层（包括政界和知识界）所曲解，或者干脆就处于“失声”与“消失”的境地。
试想，当我们通过以上分析解构了主流话语和社会舆论得以形成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根由之后，站在乡镇主位的立场上对上述乡镇干部的倾诉作一种“复声”的处理，我们难道不会正视和同意因不许丈量土地和不能强制性征税而给乡镇基层工作所带来的现实困难吗？至少，当我们把讨论问题的场域界定在乡镇之内时，这就的确是一个值得引起人们（包括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充分注意的问题。乡镇干部不是政策决策者，也不是政策研究者，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去理解和体会一项政策的超越乡镇场域之上的意义和作用，而只能要求他们去思考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境遇的真实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以乡镇为研究场域的田野调查者，也就自然应该尽可能设身处地去分析、理解和体验同样的问题，并以此出发去反思相关的公共政策设计和理论研究。
不过，困难归困难，抱怨归抱怨，无论是作为一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还是作为基层政权体系这一特殊利益群体的构成者，这税再难也都得去收。
这是一个以财政论英雄的时代。小镇的工商税在总量上虽然超过农业税，但后者仍然构成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武镇长就曾经告诉我：“农业税这一块虽然有难度，但最为实在，其他税种都按比例上解了，农业税的大头却在县区以下，收一分钱就能用一分钱，所以，区里也擂得紧，不完成不行。”（附录1：31）结果，在5月份之后，我所参加过的几乎每一次周一的政府例会或干部学习会上，林书记和武镇长都要对农业税征收这一问题做反复的强调。以下是两次政府工作会议上林书记有关农业税征收的讲话摘要。
2003年6月12日政府学习会。
林书记强调：目前要切实抓好的几项事关全局的工作中，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重头戏在农业税收这一块。现在，有的典型已经冒出来了，如周湾、团结，这些都是过去的老大难村，今年却不错，但有的村到现在才搞了千把块钱，不知是怎么搞的。
到6月底，全年任务上半年要按30％的目标完成，大家都要对应这个目标找准自己的位置，星期六、星期天，我们也不能说休息就休息，你自己（指村干部）觉得该休息就休息，你觉得不该休息（还有距离）就下去擂。（附录1：32）
2003年6月16日政府工作例会。
林书记在讲到本周工作安排时，第一点就强调要抢前争先，确保农业税征收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他说：“上周，为了发展藠头生产的事，我们到南部几个乡镇去看了，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在政府的公布栏中把征收的任务、责任人和征收进度都公布了，他们上周完成的任务在60％以上，有的在40％以上。就全年完成的任务而言，他们已经走在前面，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镇，却滞后于南边的一些乡镇，从现在起，要把这件事情抓起来。（1）统一时间。要求各村在6月26日以前，以现金形式对这之前的征收结一次账；（2）统一基数比例。这一次的算法，基数点等于农民签字的一部分加上村组承担的一部分，比例＝基数×30％，要排队，我们是确保30％，力争35％；（3）统一奖罚办法。按30％完成任务的要表扬，超额完成30％的有奖励，没有完成任务的，按比例折扣干部收入的一部分。财政所也要参照这一办法，将工资补贴拿一部分出来作为奖惩；（4）统一结算办法。农户能按进度、比例完成任务的，每100元奖励5元；（5）统一征收纪律。做到财政征收主体责任制、日收日结制、工作连坐制，镇村干部协助做好协调工作，确保不强制征收，不超标、不超时限征收。农民有一次性缴清的，积极性要保护，但不能强制。实行双评制，现在的征收进度，财政所和政府都有底子，要争取两天或一天更新一次内容，要排列名次，以资激励。（附录1：33）
可见，为了将农业税征收工作擂到位，政府的主要领导已经想到了从精神和物质鼓励到确定明确的进度目标，再到与干部的收入挂钩，最后到实行乡村和财政所干部的责任连坐等可以想到和可以做到的所有措施。在这种情况之下，进入五六月份，在度过了H市防“非典”那段最为紧张和令人窒息的特殊时期之后，(1)在小镇的乡村干部之中，收税的压力也就骤然增大起来。
5月20日早晨，8点钟不到，秦家畈的村干部钱跃进打来电话，说今天他们就要开始收税，让我一同去。我早就与他们约定，待秦村的夏征一开始就通知我，我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农村的收税过程。
到了钱家，只见陈志华书记、老罗、马会计、钱跃进和财政专管员毕华英等一干人都在等我，大家相互问候了几句，小钱就领着小毕和我开始了今天对秦家畈四组的征收。这一过程，按照他们习惯的说法，还是叫“收公粮”。
四组就在镇街的范围之内，有50多户农家。但这里所说的农家仅仅是指户籍意义上的，由于就在（或紧挨着）街上，真正单纯务农的已经不多，大多是一些兼业户，有少许土地，再兼做一些生意，例如跑跑运输、摆个小店、搞搞机修之类，也有的人家干脆就是只有税而没有地的。按理说，这样的家庭手头总该有几个活钱，不然，这一天的日子如何开销？然而，一旦进入实际的收税过程，我才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手头有钱却不等于愿意把钱主动缴给你，更不等于你能够从他手里收走。临街的生意户尚属顺利，你找他要，他嘴里咕噜几句，说怎么这么早就收，往回不是在下半年吗？但是咕噜归咕噜，“早缴迟不缴，反正也是缴”，很快也就把钱缴了。因此，这收税给我的最初感觉，与在城里收个水费、电费的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了个村干部带路。
离开街边，拐入临街房屋背后的田野，情况就很有些不同了。此时正值农忙，农户大多在田间地头忙碌，见有村干部带着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来要钱，心里面就有些不痛快，这一不痛快，嘴上也就嚷嚷起来。
“这么早收么子钱，冇(2)，过两天再来！”
“现在急着要钱买肥料，着么事急，下半年再说！”
“不急，不急，早缴迟不缴，反正是个缴，有钱就把两个。”小钱打着哈哈，满脸堆笑。
“不是说减负吗，怎么今年比去年还多了？”
遇到这类发问，小钱就得解释了，说以前的“三提五统”由村里垫了，今年改为“两附加”，村里不能再垫，所以，与税改之前你们实际应该缴的相比，还是减了。小钱这样解释也不是第一次，在给各家下负担卡的时候就已经讲过，所以，农户的发问实际上是在故意为难和发气，毕竟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得更多，总不会是高兴的事。
有的农户嚷归嚷，但嚷过了还是会缴的，四组农户的土地已经不多，一家的负担总共也就几十或百把块钱，少的甚至只有一二十或者几块钱的，但有的农户则可能是要给你来个恶作剧，要干部多跑几趟路，所以，他们说手头无钱，要我们下一次再来。一位中年妇女半真半假地说：“那么好收钱？不让你多跑几趟路还行？”有的干脆就说：“现在收么子钱，下半年再来。”我亲眼见一农户全年负担总数为6元，但他也说没有，可看他嘴里叼的烟卷，怎么着也总是一两块钱一包的。遇到这类情况，小钱也还是得笑，并不当真生气，在他看来，这种情况是再正常不过了。“第一次收钱嘛，也不要有什么大指望，就当是先去打个招呼，下个通知，让他们知道收税开始了，这样一来，你下回再去，这些人就会缴了。”“这些人总是这样，喜欢拖，真正的‘钉子户’在这个队还是蛮少的。”
小钱显然对农户的脾性早已摸透，一路上，只见他尽兴地与老农们开着没大没小的玩笑，与妇女们斗嘴，说一些有荤有素、一语双关的话。小毕也是个老财政，对于已有七八年收税经历的她，这种状况也同样是见怪不怪，只是笑一笑，也不多说，任由小钱去插科打诨，倒是我这个观察者有些着急，说，这个月底看你们怎么完成1.5万块钱的任务。
沿着村湾转了老一阵子，到中午，约莫就走了大半个小组，我算了一下，零零星星的，一共收了12户农家的钱，总共近700元，小毕好一副高兴的样子，“只要总有收的，这路就算没有白跑”。
中午回到镇上老罗的餐馆用餐，这也是老规矩，算是村干部的工作餐，钱就记在村里的账上。
午饭之后，我们没有再下田野，而是去了镇上的菜市场。这里的几家农户以卖菜为生，此时他们正围坐在一起打牌（自然是带彩的，钱就摆在桌子上），但他们对来收钱的小钱并不配合，除了一户收得还算顺利，余下的几户干脆就直言不缴，说是政府去年该退的教育附加还没有退。关于教育附加退费一事，我在前面已有交代，钱正在退，但是要农户凭缴款的发票退钱，一些农户因为找不到当时的缴款凭据，暂时未退，需要他们自己到原镇教育办公室去查底子。但几个卖菜的不管那么多，说只要教育附加不退，就不缴公粮，“三年五年也不缴，一直到抵清教育附加为止”。农民就是这样，你多收我的钱就该退，我有没有发票无所谓，我才懒得去查账嘞，要查你帮我查，当初你不是追着要钱吗？退款就要我自己跑了？就在公粮里抵吧，至于账怎么做，那是你政府的事情。
小钱和小毕大概也已经习惯农民的这一类“东拉西扯”和“删繁就简”，此时，他们心里所想的，也是何必跟这些人扯，到时候直接在账上充抵就是了。“这种人，你跟他们讲不清。”小钱对我讲。这“讲不清”的背后，大概就是“这些人就这个素质”这样一类的潜台词。我又想起昨天老罗给我讲到的一句话。镇街上的农民比较“刁蛮”，不那么好打理。这“刁蛮”二字似有贬义，但不那么好打理倒的确让我体会到了，这大概也是在长期在街头里巷的边角社会中磨炼出来的一种地方习性吧。[4]
但“刁蛮”归“刁蛮”，“斗狠”归“斗狠”，我发现这些农户在与干部交往过程中的态度却又很难用“好”或“坏”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说“坏”吧，他们在“耍刁”“耍蛮”和“斗狠”的时候脸上始终又挂着笑，叫你有气也不好发作；说“好”吧，这说出来的话又句句带刺儿，很不入耳。
“收钱你就来了？”
“怎么一年到头都在收？”
“搞完第三产业（指打牌），又搞第一产业来啦（指收钱）？”
总之是显示出一副十足的底层边缘人物所特有的“痞”气。而小钱久居当地，熟悉这些人的脾性，自然是久经战场，自得于其中。你“痞”我也“痞”，同样地笑容不失却又同样地回骂两句：
“不收钱来做么事？”
“不一年到头收还不自在了你？”
“是啊，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两不误嘛，不跟你一样？”
…………
可见，他对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计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之处，反倒是很有些悠悠然地自乐于其中，因为这早就已经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参见附录1：34）
此时，我忽然对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有了更为深切的认同。一次交谈中，老罗说，这村干部确实算不得什么正经的职业，它叫人以痞来应对和消磨人生。当时，老罗用“青皮手”三个字来给村干部的角色特点进行定位，说这“青皮手”既非红道，也非黑道，是近似于过去江湖上青洪帮一类的人物；他们无正当职业，无所事事，不愿以体力劳动谋生，却通过协助官府维持地方秩序来获得自己在地方上的生存空间；这类人好吃懒做，却又头脑灵活，嘴巴乖巧，颇多心计，一句话，“是官刁死民”（即比纯朴的农民油滑）。（参见附录1：35）老罗的形容中兴许带有几分自我嘲弄的“解构”意味，自然不能用在正规的学术场合，而且我以为也远不能够概括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全部特点，但是，想想今天小钱带着我们在四组的田间地头及农户的房前屋后来回转悠，以各种方式和技巧向农民讨钱，为此挨“通”挨“骂”，被善意或恶意地嘲弄和讥讽，却又要视若寻常，气定神闲，久而久之，自然就练就一身以“痞”对“痞”的职业特性，此时，这“青皮手”三个字安在身上，还真的就有几分贴切与接近。想到这里，我似乎也对电影《抓壮丁》中王保长的脾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甚至在想，如果自己长期置身于相同的环境，会不会也养成这样一副痞性十足的边缘性政治人格？[5]
一天下来，小毕总共收了700多块钱，有13家农户缴款，但秦家畈村总共有18个村民小组，大几百户人家，这样磨下去何时是个尽头？我对小毕说，你可要做好跑路的思想准备呀。可小毕却说还好，早就已经适应了，只要每跑一趟都能够收几百块钱，就总是有希望的。是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小毕的回答不禁让我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的那句台词。那台词曾经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现在，同样的期待好像又已经成为困守之中的乡村干部的精神支柱。
可是，在5月底之前要向财政结清1.5万元的现金呀！
这的确是一场消耗战，战场就在这四下乡野的田间地头和几乎每家农户的房前屋后，战士自然就是成天转悠在乡野田畴的村干部和财政专管员了。但如今他们的手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运用来“克敌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一双铁脚、一张利嘴和一张因职业需要而挤出来的笑脸。“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凭借着上级领导奉送给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这四句经典之言而与整个村庄的农户作战，让他们缴税就意味着胜利。但是，他们究竟有几成胜算，能让农民自觉地从荷包里把钱掏出来呢？我没有把握。在已经有了对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年同情，并且还将继续同情下去之后，我忽然感到，是否也同样需要同情一下这些“痞气十足”的村干部呢？
从四组回到寝室，已过了下午3点，此时，只听见隔壁房间里吆五喝六，几位镇干部正围坐在一张矮脚玻璃茶几旁边“斗地主”(3)。只要不是在最忙的时候，一些镇干部往往以这种方式来打发下午的时间。“青皮手”，我又一次想起老罗这个带有几分自虐的词语。那么，镇干部呢？是否也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词语来裁剪其职业角色所塑造出来的某些人格特性？结果，想了半天，我也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同样刺激起我那发现宝物般兴奋的词语，倒是招商引资办公室老洪在一次谈起收粮收款时说过的一句话不经意地溜进了我的脑海，“乡下的这许多‘苕事’总是要人去做的”。(4)（附录1：36）
接下来的几周，一直到6月上旬，秦村的征收暂停了，因为陈书记和老罗认为现在时间太早，农作物青黄不接，真正务农的人家手头缺钱，这个时候去催收是吃力不讨好。但是，这个决定却使挂村干部范维萍有些坐不住，按照镇里的统一安排，到6月份结束的时候，必须完成全年征收任务的30％，按镇里下达的15万元算，就是4.5万元。范维萍已经知道在四组收税不顺利的情况，于是，她决定开会再做一做村干部们的工作。
会议一开始，老罗就抱怨现在的税收越来越糟糕，说以往村里可以主动去收，现在没有主动性了，但政府还是把包袱给村里背，压村里。
“5月份我们已经垫了1.5万元，现在又是一个3万元，村里垫了是白垫，就没指望能收回来。”
村干部们纷纷表示，还是得下去收，这样下去，村里也没垫的了。
财政专管员小毕说，近来她又在四组跑了两趟，总共收了千把块钱。
大家又讨论怎样个收法，是否给农户优惠。范委主张，只要农户一次性完成任务的，可以按规定优惠10％，但老罗等却说，没有用，你这样搞，那些后缴的也会比着来，自动少缴10％，“以前试过这种办法，没得效果”。
陈书记说：“还是只有村干部和组长先缴，干部由村里发工资，村里可以给他们打条子。”
老罗说：“往年村干部还有积极性，因为多收可以多提成，但现在不行了。如果不改革，村里马上可以垫8万元，但现在不敢垫，垫了找谁去要？现在只有收多少是多少，垫出去的1.5万我们也没有打算要回来。”
范委说：“去年改革时，我跟大家的想法一样，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结果空欢喜一场。但是，既然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吃这碗饭，恐怕还是要支持工作，如果光靠小毕，她就是哭也哭不出来。当然，我也不是说要村里继续垫，秦家畈还有几十万块钱，但总是越搞越少，这样垫下去能垫多久？还是要靠各位的协助和支持，大家一起去收，下去磨，到了月底，肯定是有缺口，这个我心里也有数，但现在还有15天的时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争取最大的效益，尽可能地去收。大家都是有这个能力的，我的意思是大家要做好安排，是一起去收，还是分班去收？”
陈书记：“怎么可能分班，谁开票？还是要以财政为主才行。”
小毕：“我有多大的能耐？还是要靠大家帮忙。”
陈书记：“每个队都要有干部去，要实行包干。”
钱跃进：“该扣的，如京珠公路的绿化带款，先扣出来，可以抵一部分。”(5)
陈书记对小毕说：“你要去哪个队，我们的挂队干部和队长都跟着你，每个队的挂队干部和队长的名单、电话，我们都写给你。”
接下来，干部们又一次对挂组做了分工，并分别把名单和电话抄给毕华英。
这样，会议就暂时告一段落，范维萍、陈书记和老罗有事先走，未走的干部纷纷给小毕打气，说“你还是要想办法，该蛮还得蛮，不能说没有就走，那样你就不要想收到”，干部们说：“我们现在只能给你带路，多的话也不好说。”
我问村民调主任周达民：“实在收不上来怎么办？”
周答道：“到时候政府还不是要压我们垫。”
“会垫吗？垫了又找谁要去？”
“那再说，但垫肯定是要垫的，不垫，你这个村的书记、主任还想当？为了保官位，也只能垫。”
周又说：“其实，在乡镇也是一样，上面只抓住书记、镇长就够了，乌纱帽在头上罩着，还怕你不垫？就是借钱，你也得分文不少地缴齐。”[6]
我又问小毕：“收不齐你们是否要扣工资？”
小毕：“已经宣布了，要扣的。所以，从现在起，天天都要去收，必要时还得住到村里去。”（附录1：37）
秦家畈的征收困境，在小镇的各个村庄普遍存在。
6月16日，我随挂村干部曹元新下到了大陈村。大陈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我们去的是村支书钱秉贵所在的一组。到达那里时，约莫上午9点，农户们均已下地，此时，税是无法收的。曹元新告诉我，一般都要等到吃过午饭以后，农户在家，才好去收。曹元新是一位老乡镇，52岁，曾担任过乡镇人大主席，现在退居二线，只做挂村干部，他的话自然不会错。于是，我们就坐在钱书记家的院坝里消磨时间，不一会儿，镇财政所的严和平与刘丽也到了。
午饭以后，我们一行人在老严的带领下开始行动。湾子不大，就十多户人家，除钱书记一家已经先行将全年任务结清之外，其他各户尚未起征，我们就一户一户地上门。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一家一户地磨嘴皮子，一个小时下来，竟然一分钱未进！
老严很有些受伤的样子。不过，他是一个老乡镇，按他自己的说法，心理还能承受。他知道，这个湾子的人家大多是纯农户，今年的油菜、小麦减产，农民减收，余下的钱又都用于购买种子、农药和化肥，此时，农民手上可能真没有什么余钱。这样一想，也就多少给了自己一些安慰。所以，他并没有摆出一副今天你非缴不可的架势，而是以商量的口气对农户讲，希望下一次进村时多少能够缴一点儿，不要让他们又空手而归。毕竟半年将至，6月底规定要完成全年任务的30％。
但是，手上无钱，干部却偏找他要，农户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话也不那么好听。一农妇对前来收税的老严说：“家里人刚住过医院，花了好几千块，哪里有钱缴，要不，你们把牛牵去？”这哪里是叫你牵牛，分明就是拿话来噎你，好在这种情景老严他们也见得多，就不言语，任你说。就这样一家复一家，向农民说着各种好话，又听着各种讲理和不讲理、中听和不中听的回答，从钱书记的家里出去，最后又转回到钱书记的家，仍然两手空空。最后，大家相互对视一笑，老严和老曹各自点燃手里的香烟，就算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了。只有我这个从外部世界闯入的陌生人还在想，这哪里是份正经的职业？
钱未收到，任务还得想办法完成，全乡镇各个村都相互比着。如果别的村完成得比你好，你就会有压力，还发不成工资，于是，大家就又商议着下一步该如何办。办法嘛，一是财政专管员天天下来转。今天走这个湾子，明天再到别的湾子，大后天又转回来，天天下来磨，能磨一分是一分，能收十块是十块。二是村组干部首先完成。大家算了一下，这样一加起来也有好几千。第三，还是得垫。钱书记爽快，答应先垫两万元，把上半年的账先对付过去。大伙儿一合计，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参见附录1：38）
两天以后，征收的那份难堪又让我体会了一把。这一次是随皮德友副镇长到他挂的范家坝村去。皮副镇长是一位性格外向的汉子，能说会侃。他收税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这种风格，我称为“讨饭战术”——一种强者有意向弱者“示弱”以换取后者合作的权力技术。皮在向农户开口之前，总是要先把自己矮化，将对方置于优势地位，然后以这种着意虚构的场域让纳税人感到不缴就过意不去。
“我的大哥，我的大姐，多少缴一点儿，是个意思，也让我们好走路哟。”“多少献一点儿爱心，五十、一百都行。”诸如此类的话是经常会从这位副镇长的嘴里冒出来的，有时候干脆就是：“你老人家就把我们当作讨米的，行行好，多少打发一点儿，也让我们脸上好看、心里好想哟。”
可被称为“大哥”“大姐”“你老人家”的农人大概也是见惯了这种阵势，有些油盐不进。“秧苗都干死了，还把（给）公粮？！”皮副镇长马上又应对道：“过去没吃没穿，还要支援解放军嘞，现在大家有困难，多少把一点儿，就当支援前线了。”如果再不成，就说：“大家把点儿面子给我，支持我的工作，让我也好交差嘞。”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一般心地善良又不是真拿不出钱的农家就有些被磨不过了，于是，陆续地便有人掏钱。这一下，皮副镇长高兴，掏钱的人也找乐，就相互开起玩笑来。一位孤老说：“我一个独人，你政府可要照顾一下哟。”皮副镇长就说：“缴公粮嘛，30、50不少，300、500不多，要我照顾，给你说个媳妇如何啊？”于是，大家一阵哄笑，这干群关系又其乐融融了。
孙立平、郭于华曾经讨论过类似于皮副镇长此刻在范家坝村所使用的这一类“讨饭战术”，他们把乡村干部通过自我矮化、情境错置和拟亲缘化等极富“人情味”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应对农民日常形式反抗的权力技术称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并分析这一权力运作方式转变的基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下总体性国家权力的衰变，使传统“硬武器”的运用遭遇效用边界问题，因而乡村干部不得不转而寻求非行政化和非正规的民间权力技术去实现国家意志。（孙立平、郭于华，2000）应该说，孙、郭二位学者的概括和分析都是极有见地，而且适合于定位与解释皮副镇长的“讨饭战术”的。不过，我对他们所得出的——基层政府官员通过对正式权力之外的民间权力资源的巧妙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权力，从而强化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效用——这一结论却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因为我认为权力非正式运用的过程也同时意味着公共权力的去公共化过程，意味着公共权力治理威权的自动放弃或丧失，这种公共权力治理威权的自动放弃或丧失不仅导致我在“双村”一书中所分析过的“催收与拖欠的博弈”以及在这场博弈游戏中政府和村组织被农民牵着鼻子走，（吴毅，2002）同时也意味着如下我们所看到的干部在面对一些“打不湿，晒不干”的“油抹布”(6)时，陷入一种权力运作失效的状况。
是的，确有那等能够经得住恭维、横竖不吃皮副镇长这一套的“油抹布”，这个时候，任你皮副镇长如何“皮”也有些发不出力。一老年男性，说有困难，皮要他多少表示一下，可这人比你还会说：“你们当国家干部的成天东奔西跑，为了我们老百姓，也确实够难的，但我手头确实没有钱，等有了，不用你们下来，我亲自给你们送到财政去如何？”面对着这等人，你能奈他如何？一会儿，他的儿子回来了，也是说没有，老皮又说：“多少破个零，让我们好走路。”那人则说：“小伢读书要钱，买种子、农药、肥料要钱，的确是没有钱了，有了钱一定主动给你们送去，不需你们跑路。”就这样磨了好一阵子，对方也不见一丝松动。能说会侃的皮副镇长蔫了，终于带领一班收税的人马败下阵来。我回头向村干部打听，得知这家人已经有好多年都没有缴税了，以前可以斗狠的时候，全靠干部们使用传统“硬武器”，从他家里强行称点儿谷子、芝麻什么的充数，现在强制措施被禁止，干部也就没辙了。
“这狗×的收税！”“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老皮终于口无遮拦地大声骂了出来。（附录1：39）
看来，孙立平、郭于华等人所言说和分析过的“软硬兼施”、权力情境虚构与人情及亲缘化的情境逼迫，在丧失了国家权力强制这一“硬武器”支撑的背景下，也有失去效用的时候，底边社会少数的“油抹布”将使这样一类在新的官民关系格局中屡屡奏效的权力运作方式遭遇“哑火”，从而使基层治理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死角和真空。而问题在于，无论在我们的政策话语还是学术话语中，“油抹布”对国家权力的软抵抗以及公共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种种消解作用，似乎迄今还是一个处于盲视的区域，或者即使引起注意，也是将其笼统视为斯科特（James C．Scott）意义上的弱者的日常反抗的一部分，（参见J．Scott，1985）而不能有针对性地展开对此类现象发生的社会机理及其影响的研究，这最明显地表明了既有研究所面临着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