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源不够，靠关系去协调”
提到征收，还不能不提与农业税一起共同构成乡镇财政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地税等工商税收，在这个以财政收入的增长作为衡量政府能力与地方经济发展主要标准的时代，国、地两税的征收及其增长，同样是事关小镇财政和政府运转的大事。
国、地两税是按照分税制的安排，由政府不同的税务征收机关向社会征收的工商税种，前者由设在与小镇相邻的S街道国税所征收，后者由小镇地税所征收，这两个税务征收机构分别隶属于大江区国税局和地税局，但是区里每年下达税收任务时，却同时向小镇政府下达，并把税收完成的情况作为考量镇财政增长的重要指标，加之国、地两税的各个税种收入均要按一定的比例返还乡镇，作为乡镇财力的一部分，这样，无论是出于政绩还是增大乡镇自身财力的考虑，小镇政府也都会把每年国、地税税收的完成和增长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政府干部在谈到财政征收时，就是指包括农业税和国、地两税在内的所有税种的征收。
与近些年来农业税基本稳定不同，国、地两税每年是按一定比例递增的，增幅一般在20％左右，但因某种原因也可能会出现跨越式的增长。例如，2002年，小镇的国税任务是145万元，2003年就增加到187万元，地税也相应地由150万元增加到280万元。可见，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总体背景之下，地方财政增收的主要渠道是国、地两税。
乡镇财政的递增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呢？分管这一工作的田国全副书记说：“那都是指令性的东西，戴着帽子下达的。”即由区里根据乡镇去年完成任务的数量，再确定一个递增比例而确定下来。任务下达后，区里就按照这个任务来考核乡镇。所以，接受任务后，乡镇就要想方设法完成，并且还要适当地超额完成，以显示自己的实力和工作效率。（参见附录1：40）田副书记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这个任务的确定纯属长官意志，而非从财政增长的实际出发。这话出自小镇分管财政工作的副书记之口，由不得我不相信，但问题是区里在确定这一增幅时，是否真的就不存在与乡镇的互动？后来，我在与主管这一工作的皮德友副镇长和武仁杰镇长交谈后，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更加全面。
皮副镇长说：“财政任务年年增长，在各个乡镇都如此，这除了上面不实事求是之外，还与接受任务一级政府主要领导的个人意向有关，因为这涉及政绩，而且，任务完成了，主要领导还会得到一定数量的奖金。所以，今年区里考核地税所，只要求168万元，是我们自己提出来增加到280万元的，国税也一样。”（附录1：41）对于皮副镇长的这种说法，我旁敲侧击地问过武镇长，他未置可否，只是补充道：“任务完成了，政府也有一定的分成，钱收得越多，分成也就越多。所以，乡镇对于财政增长还是有积极性的。”（附录1：42）综合以上三位领导的讲法，我归纳出自己的观点：财政的增长既是一个政绩和形象的问题，也是一个利益实现的问题。因此，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既积极引导又主动追随的双向互动，这个过程也许会给下一级政府造成一定的完成任务的难度，但任务完成的本身却又会给下一级政府，包括它的主要领导带来种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好处，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上与下相互迎合与追抬的产物。也就是说，若单纯从政府内部的运作和互动来看，并不能完全将其视为瞎指挥和长官意志，其中蕴含着强烈的地方利益动机的追求。正是受这一利益动机的驱使，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才会千方百计地去提高自己的财政增收任务。当我把自己的归纳讲给武镇长听的时候，他笑了，称赞我对政府运转实况的观察已经有些入门了。
但是，道理上虽然谁都知道财政增长的好处，真正做起来却是颇为吃力的，因为小镇的经济不发达，工商业税源并不丰厚。就现有工商业的数量和类型来看，一是数量不多，二是规模不大。镇上现有各类民营、私营企业200多家，前者为原镇办企业转租给私人的，后者属于个体所有，其中绝大多数都不上规模和档次，镇内没有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能够称为规模企业，即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只有两家，年上缴税收最多的也不过50来万元。(7)所以，小镇工商业的效益和贡献在大江区只能排在中游，而大江区在H市也只能算是农业大区，工商业并不突出。（参见附录1：43）这种状况从小镇的税源分布也可以看出，虽然近年来引进的项目不断增加，但或者是非生产性的，或者并未真正形成生产规模，所以，地税与国税相比占了大头。
因此，对于具体负责财政工商税收工作的田国全和皮德友来说，按计划完成全年的财政任务，按进度完成每月的征收计划，就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而按照行政惯习，这个按计划，实际上所指的必须是在时间上提前，在数量上超额。所以，几百万元的财政任务，分解到每个月内，月进度就应该在8％—10％，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提前和超额，并为下一年的财政增收打下基础。每个月的20号以后是乡镇向上一级财政部门结账的日子，每个月临近这个时候，田国全和皮德友就得拳打脚踢地使尽浑身解数，与国税和地税部门联系和协调，指望他们能够按照政府的部署如期完成征收计划。
与农业税一样，在工商税收的任务和实际完成任务的能力之间是存在着很大差距的，如果说前者的差距是由于赋税悬空和征收不力所造成的，那么，后者的差距则是由于小镇本身就没有如此丰厚的税源。一方面，经济不够发达，税源增长有限；另一方面，增收任务却至少以20％的年递增率持续增长。这势必就在任务与完成任务的能力之间造成一个始终存在的缺口。
如何去填补这样的缺口，如数完成征收目标，成为田国全、皮德友和武镇长乃至S街国税所和小镇地税所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田国全说：“所有规定的任务都是不可以瞎报的，这些钱最后都必须落实到位。”如何到位呢？“这里面就要花很多工夫，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
可田国全未向我讲明如何去花工夫，又需要想哪些办法。
“税源不够，靠关系去协调”，这是心直口快的皮德友的说法。即通过各种关系，请别人帮忙，主要是请税源好的乡、镇、街道让一部分税源到小镇的名下，把别处的税缴到小镇。“而这就要依靠国税和地税部门出面做工作了。”
“别人怎么会愿意？不是超额完成任务有奖吗？”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是有奖，但条件好的地方也不愿超额太多，每年的增幅都是在上一年完成任务的基数上确定的，超得太多，意味着下一年的任务更大、压力更大。所以，即使税源好的地方也只想适度超额，多的，他们也愿意让出来。”皮德友这样解释。
“仅仅凭关系就可以搞定？”
“那也未必，”皮德友进一步说，“条件不好，又想多征收的乡镇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除了协调关系，还得花费一定的代价，例如送点儿烟酒、土特产什么的，必要时还得拨一部分钱给主管我们征收的国、地税所，补充他们的办公经费，然后由他们去想办法。这些部门，区里只拨给他们人头经费，其他经费也要靠自筹，有了这笔钱，他们才运转得开。我们在经济上支持他们，他们为我们办事就有积极性。这笔钱的总数一般控制在协税总额的10％左右。”
皮德友把这称为“协税”。
武镇长则进一步解释：“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按理说，乡镇没有自己的税务部门，不是征收主体，财政这一块只能考核区里，不应该考核我们，现在区里却来考核我们，因此，不这样搞我们就完不成任务。”
不过，他们又都补充说：“这一切都主要是依靠税务机关去做，政府主要是与各方面搞好关系，提供保障。”
那么，小镇每年需要别人帮忙协调的税源究竟有多少呢？
武镇长说：“以今年为例，国税任务是190万元，地税是280万元，我们实际上能完成国税130万元，地税170万元，其他的就都要靠想办法了。”
皮德友则说：“去年的地税完成了150万元，到外面去协了75万元。”
也就是说，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工商税收都得依靠这种办法来完成。[7]
不过，他们也都承认，困难有，但积极性也有，因为收得多，返还到乡镇的也多。皮德友说：“钱缴了上去，区里按国、地税不同税种的比例与上级分成，余下来的又在区镇之间再分成。例如，一般地税是70％以上返还乡镇，大头在乡镇，国税也会返还一部分，大头在上面。”总的来说，税收得越多，乡镇的财政盘子就越大，这就叫作压力与希望同在。所以，武镇长就说：“这个圈子还是画得圆。”田国全也说：“你把这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税征回来就好。”（附录1：44）
这一切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而更有意思的是，我竟然也有幸亲历了一次他们所说的这种协调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深入地体会到基层政权运转中一些不可或缺的因素。2003年7月22日笔记摘抄：
随武镇长、田副书记和皮副镇长到S街国税所落实本月国税任务。
按月进度计划，本月小镇的国税任务为18.7万元，地税为28万元。为落实本月任务，由武镇长亲自出马，带上田副书记和皮副镇长去S街国税所，说是要加强联系。因为国税所与镇政府不是上下级，而是所谓条块关系，所以，这种经常性的联系和协调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我再三表示想去亲身体验一下他们的工作，武镇长就带上了我。
我们是乘武镇长的车去的。一路上，大家又谈到了“协税”的问题，武对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可不是你要研究的问题，你要研究的是机制问题。”我说：“是的，但如果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它就是一个机制性问题了。”
武说：“很对，你就是应该从机制上去研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现在我们连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皮副镇长接过话头：“你可不要写到书里去了，你要写进书，我们就搞不成了。”我回应道：“如果机制改变了，大家也就不用这么去忙乎了。”他们说也是的。皮又提到，今年全区的财税任务肯定要过6个亿，到2005年，可能会达到8亿—10亿。“这说明我们区发展很快嘛。”不知谁这样说了一句，接下来就是一阵笑声，也不知道这笑声中究竟包含着多少层意思。这样说笑着，不久就到了S街。
S街国税所位于大江区通往H市一条新开辟的干道旁边，是一幢淡黄色仿欧洲中世纪风格的圆拱形建筑，它上下两层，一楼为纳税大厅，二楼为办公室，均装饰得气派体面。我们直接上二楼，来到国税所汪所长的办公室。
汪所长是一位中年男子，微胖，据说因为高血压，刚住过医院，但武镇长的到来还是让他十分高兴，又是沏茶，又是敬烟，显得亲热异常。皮副镇长说：“汪所长是小镇出来的人，见到家乡的父母官自然十分殷勤，要接待到位，不能怠慢。”
坐定之后，进入正题，田副书记将一张单子递给汪，汪看了一下，说没有问题，答应将本月的征收进度按全年任务的8.3％算，为15.5万元。
一切也就这样搞定了，我问：“就这么简单？”武镇长说：“就这么简单，剩下来就要靠汪所长帮忙了。”我问：“那离18.7万元的任务不是还差一点儿吗？”汪答道：“差也差不了多少。”武镇长说：“汪所长说行就行，今天算是不虚此行了。”
我抬腕看表，时间是上午10点，距我们走进这间办公室，不过10多分钟。
也许事情本来就很简单，因为一切都已在平日的交往中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汪所长说要请我们吃午饭，但现在时间尚早，便将我们先安排到另一个房间休息。这个房间里除了一张麻将桌和几把椅子，别无他物，看来是专供玩牌的。
牌局开始，汪、武、田、皮四人正好凑齐一桌，我不会打牌，就坐在一旁，开始整理今天的笔记。
中午，汪带我们到H市内的望海潮大酒楼吃饭，酒菜十分丰盛、高档，汪因身体的原因不能多喝美酒多进美食，但他的副手将我们一行陪得很好。饭后，回到小镇，已近下午3点，酒足饭饱，天气炎热，大家都十分困倦，回到寝室，各自便都倒头睡了。（附录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