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民致富”
从镇政府这方面看，藠头种植的一切先期工作都已经安排妥当，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镇干部们得分头下到村里与农户签订相应的种植协议。
进入2003年9月的第一天，姚学明带着钟联和曹元新直奔大陈村四组，找到村会计陈文庆，要他把组长叫来，马上通知召开村民小组会。眼下即刻就要临近中秋，季节不等人，最好能在中秋之前将藠头种下去。姚学明说：“要向群众讲清楚政策，让他们心里面有底，由政府定保底收购价，不会把亏给群众吃。”
午饭后，得到通知的四组村民陆续来到文庆家的院坝，前前后后一共到了约20号人，多半是女性，文庆点了一下人头，感觉家里有人的基本上都到了。看来，听说政府要支持农民兴鸟藠(3)，湾子里的多数人还是有兴趣。
如今镇干部亲自下村组织召开村民小组会的情况已然不多，但种植藠头是区里抓的大事，时间紧任务重，少不得又操起了老方法。会议开始后，钟联和姚学明先后向村民做起了动员。
钟联的话简洁明了：“马上就要兴鸟藠了，在大陈开这个群众会，与群众面对面地把政策讲清楚，取得大家的支持，中国革命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大家在农村土生土长，藠头也都听说过的，有的人还种过，究竟能不能赚钱是大家最关心的，为此，区里专门开会做过研究。现在种粮食是增产不增收，而藠头有市场，君山建了一个藠头加工基地，它的市场不在国内，产品直接销往韩国、日本、美国，与外国人订有协议，所以，不愁市场。这就是为么事区里要号召大家种植的原因。关于产量和效益，前段时间镇里专门组织了人去江西考察，你们队长也去了。江西新安，一个地方全种藠头，亩产量最低是3000斤，高的达到5000斤，按今年的价格，在南昌卖7毛钱一斤，比种粮食划算。如果亩产达到三四千斤，一年就有2000元的收入。今年你们队是镇里的试验点，也就是全镇的种子基地，明年全镇要推广，你们光卖种子都不够。”
姚学明作为主持这项工作的副书记，话讲得更加正式，他从三个方面讲到种植藠头的意义：“第一是要认清形势。现在种粮食不增收，只能填饱肚子，不能解决票子，如果再不搞产业结构调整，种田找不到钱，农民实际上是‘隐形失业’。第二，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是看准了市场，这项工作区里由谢书记抓，镇里是林书记抓。我们主要是依托绿地公司，绿地是全省农产品出口创汇的品牌企业，依托它我们就找到了市场，有了市场就确保了销路，解除了后顾之忧。第三，效益问题，请大家放心，我们这一次对农民实行‘三包一定’，三包是包种子、包技术、包收购，一定是定合同，我们对大家的要求是强化责任心，加强管理。在座的人都是种田为生，有的还种过藠头，做农业不像造原子弹、解方程那样复杂，刚才有人说了，肥料要把足，讲得很对，这就是说要加强管理。价格是大家最关心的，我在这里做一个承诺：明年如果行情好，大家不想卖给政府，要自己卖，我们鼓励；如果行情不好，价格低，我们包收，每斤不低于3毛。我们就是要给大家吃定心丸，大家都找到了市场，赚了钱，把政府甩开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政府的目的不是赚钱，政府就是要帮助农民致富，你们都富了，我们的工作就做到位了。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几件事情：一是地里的芝麻、花生，能收的要尽快收起来，耽误了季节会影响产量，中秋之前最好能栽下去，所以，地里的作物要收起来，迟芝麻实在收不起来，由我们想办法补偿，总之要赶快把地腾出来；二是要把路清出来，地埂上的草要组织人砍，不然，种子到时候运不进去，耽搁时间。”
姚学明还鼓励村民要珍惜这个机会：“镇里之所以决定把点放在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人做事下神，把事当事做，我们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成功，成功了，我在这里表个态，队里有么困难我们想办法解决。你们成功了，受了益，我们的心里舒服，我们林书记高兴，也愿意给大家支持。”
姚学明又问大家还有什么困难和顾虑，一位妇女就说：“今年由政府垫种子，明年如何还？能不能今年垫多少斤明年就还多少斤，不问价差？”
姚书记一看群众有热情，便爽快地答应下来，并说可以把这一条写到合同里去。
听到这话，群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大家知道，今年的种子从江西拖过来是1.15元一斤，明年在本地是不可能卖到这个价的，如果一斤还一斤，相当于政府又给了优惠。倒是钟联感觉这事来得突然，事先没有商量，这样做不等于又增加了政府的开支？但姚学明既然表了态，他本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参见附录1：126）
在大陈四组开过动员会以后，钟联又与挂前王村的干部景江和我一起，马不停蹄地赶往前王村，要村里马上组织干部落实种植面积。前王村这边的管理方式与大陈不同，是将地租给君山教办，由教办提供一切，农民以打工的方式负责下种、管理和收获。这件事情牵涉该村的四、五、六、八4个小组，工作量大，因此，钟、景二人再三对村里的王昭烈书记说，这件事十分重要，一定要尽快落实，一来这是利民工程，对老百姓有好处；二来是一把手工程，区里是谢书记抓，镇里由林书记抓，君山教办的书记也是林书记的同学。所以，于民于官都不能怠慢。接着，景江和我又留下来继续参加村干部会。
干部会上，景江谈到了自己的担心，前王村的形式与大陈村有所不同，一切由君山教办包下来，农户只承担管理责任，得劳务费。农民在报酬固定而又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会不会下神呢？
“平日里林书记关照我们，这回村里再怎么也要抬这个桩，”王昭烈书记拍了胸脯，“再说了，这么好的事如今到哪里去找？实在不成，就是请人做也划算。”
“也不要麻痹，农户的想法说不清楚，目前最要紧的是落实面积。大家也知道，面积从来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虚的多，但这一次要逐户落实，不然会出麻烦。同时，要与农户签合同，人家老板把种子、肥料备齐了，你不下神，到时候没有产量就不好说话，所以，合同双方都得签字。”景江对农户是否会配合还是有些信心不足。
为了求得保险，干部会后景江又亲自与村妇女主任一起下到五组去摸面积。景江的想法是将划在租赁地范围内的农户土地面积一家一户地落实，并且征求意见，为正式签订合同打下基础。此外，还得提醒农户将地埂上的荒草除去，再过三天，君山教办的人就要过来看地，总要给人一个已经行动起来的印象。
在五组组长的带领下，我们挨家挨户地上门。此时农户们大都还在吃午饭，农户的态度似乎比景江想象的要积极，大多数人都表示有兴趣。我们到的第一家是一对老年夫妇，男主人患有肾病，已经失去劳动能力，农活全靠女主人，能否忙得过来不好说，但看过合同草案后，他们还是认为条件不错，没有风险，500元一亩的劳务费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他们签字认可了自家的土地面积。第二家签字认可土地面积也比较爽快，主人家承认，利益不大，但没有任何风险，这对于一般务农者也就够了。在如今的情况下实际上种什么都不赚钱，农民不知道市场行情，选择余地不大。而对于究竟种什么赚钱，乡镇干部其实也不大清楚，都是听上面说什么能赚钱，什么有销路，并且包收购，就种什么，只要无风险，又有一点儿利，就可以接受。接下来的几家几乎也都持同样的态度，虽然有几家也提到了以前农调失败的例子，对于这一次能否成功没有把握，但一看到没有风险也就接受了。既然农民把握不了市场，不信政府又信谁？
景江一边征询农户的意见一边对我说：“看来由政府直接与农户打交道还是对的。在君山教办租地一事上，镇里本来只准备当中人，让教办直接与农户打交道，但思来想去，认为农民对他们是否信任和接受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决定还是采取现在的办法，由教办与政府签订租赁土地协议，政府再与农户签订种植协议，看来，这种判断还是对的。”是的，政府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原子化的个体农户在缺乏其他制度化中介联系的情况下，政府已经成了他们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的唯一体制性中介。
让农户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合同中不低于亩产3000斤的产量规定，因为只有达到3000斤才算完成最基本的任务，也才能够领到500元劳务费。所以，几乎每一家农户都问我们，产量如果达不到怎么办？面对疑问，景江总是这样回答：“如果多数人做得到，你做不到，那自然是你的问题；如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结账时就以多数人实际达到的亩产量为准。”这样的解释算是让农民宽了心。（参见附录1：127）
然而，景江的担忧还是很快就被证实了，尽管在落实面积时农户并未表示出不合作的意向，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像政府和村里所期望的那样很快地跟进。由于前些年农业结构调整所经历的挫折太多，现在农民对政府主持或倡导的新项目难免不持一种疑虑心态，总担心又吃亏上当，所以，即便这一次是由政府安排好一切，农民只是出工出力，他们也仍然决定要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啦，既然一切都有人安排，无风险也无大利，做了事就能拿到钱，在失去风险意识的同时，农户好像也失去了积极投入的热情，结果，这“农业工人”的好处还没有开始享受，“铁饭碗”养懒汉的弊端倒先在农户身上体现出来。结果是政府急农户不急，一个星期之后，前王村的土地上仍然见不到人影，不仅地没有腾出来，连地埂上的荒草也没有除去。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负责主持工作的姚学明真急了。9月8日上午8点半，他带上钟联、曹元新、景江和我，又乘坐面包车赶往前王村。
焦急的姚学明对着一大片尚未收拾的土地对王昭烈说：“你这个书记的任务重得很啊！”
王昭烈回答：“群众还是有些信心不足，前些年的结构调整，农民没有受益。”
“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是要签合同的，还怕啥？这一次是拿钱让你们搞。”
“话是这么说，可你急他不急，你动他不动，这两天干部天天上门催，他们就是不动……”
“实在不行，村里先拿钱雇人把地埂上的草除了，到时候教办的人来了，也说明我们在动。”姚学明代村里做了安排。
“看样子也只好这样，真要是搞起来了，村里不投资也不可能。”王书记表现得很配合。
王书记又提到，天不下雨，地里很干，花生和芝麻收不起来，也是耽搁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啊，若还不下雨，江西那边的种子也收不起来，恐怕就要误事了。”姚学明也附和道，他也知道不能全怨农户，天气也的确是一个原因。
“所以，农业不像工业，不是说你想搞就一定能搞好的，还要看老天帮不帮忙。”姚书记又转身向我解释。
在前王村稍事停留后，我们又驱车去了大陈村。
大陈村的情况明显要好一些，地里能见到有人在收芝麻，有几块地也已经耕出来了，沿着田间地埂，我们一边走一边与地头的一位农妇搭话，问她准备得怎么样了。农妇回答说，她正盼着下雨，又说她家有5亩地，却只有她一个劳动力在家，到时候只怕忙不过来。看得出来，大陈村农户的积极性的确比前王村的更高。干部们开始意识到，不同的管理模式似乎是造成两村农户态度不同的根源。
说话间，又见村会计陈文庆朝这边走来。他正在整地，见到我们，便迎了上来。
文庆提到面积问题，说有的农户可能不会全搞，面积的落实会有困难。姚学明说：“先将合同签了，签了合同才知道究竟有多少面积，实在不行再发动其他队搞。”
“签合同是当务之急，否则，天一下雨，种子一来，就忙不过来了。”
于是，文庆随我们去了镇上，钟联将盖有公章、签有自己名字的一摞合同交给他，要他带回去让每家农户签字。曹元新又交代说：“合同只有一处变动，政府答应给的50块钱改为直接给肥料，一包肥不止50块，这样农民会更实惠。”文庆说：“也好，只是不能把水货。”
文庆走后，我又想起了种植管理模式的问题，便征求曹元新对大陈村和前王村两种不同搞法的看法。老曹说：“前王的难度更大，这主要还是一个利益驱动问题。大陈这边，由政府提供种子肥料，虽然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效益与农民的利益挂钩，你搞得越多收益越大，可以说是政府出钱农民得利。而前王不同，没有风险，利也被定死了，反正是你让我搞，我给你打工，利不在农民而在教办，这种情况下农民没有更大的想法，积极性也未必会大。所以，利益不同，心态也就完全两样。”
“既然如此，为何不都按大陈的办法来呢？”
“政府拿不出那么多钱。”
老曹为我算了一笔账，种子1.15元一斤，5万斤种子就要5.75万元，明年农民如果一斤还一斤，市场价不可能达到每斤1.15元，政府肯定要贴钱。此外，还有肥料，一亩一袋复合肥，得买好的，一袋进口复合肥要95元，100亩就要9500元，政府又要贴进来近万元，所以，为了确保大陈村的成功，政府实际上是不计成本的。而前王村是典型的市场运作模式，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中介，能否成功，政府不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只付出管理上的代价。（参观附录1：128）
老曹的分析让我想起了另一位镇干部对时下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不惜经济代价和管理成本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分析。那位干部这样说：“前些年搞结构调整是‘逼民致富’，但现在这种情况少了，现在一般都是采取引导的方法，如果农民不动，就先给农民看得见的好处，包他们只赚不亏。例如由政府或村里提供种子、肥料等，而且还通过与农户签订合同承诺包收购，等于就是用一定的利益来诱导农民跟着政府做，所以，可以说是‘诱民致富’了。要‘诱民致富’，政府就得花钱，而且，这些钱往往都收不回来，这等于就是把结构调整的风险和成本都转由政府承担，这样，农民得了利，政府却背上了包袱。所以，过去是‘逼民致富，逼死农户’，现在可以说是‘诱民致富，政府致负’。但你包得了一个村，还能包得了全镇？所以，这还是为了政绩和形象工程的需要，没有持久生命力的。”（附录1：129）
“诱民致富”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说法，很有些新奇和另类。按照这种逻辑，等于是说现在的农业结构调整是政府求着农民做，而老曹的解释似乎也在暗示这一点，这倒给我提供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当下的基层政府与农民关系的路径。不过，“诱民致富”的归纳究竟对不对，老曹的解释又有几分道理，我在此时还没有一个整体的判断，需要做继续的观察和思考。[6]
一转眼已经是9月9日，离农历中秋节只有两天，然而，由于天未降雨，种子未到，大陈和前王两村的农民也基本上按兵未动。按照民俗，中秋节期间农民也肯定不会动，中秋一过，天气转凉，藠头还不下种，肯定会影响产量。一想到这里，武仁杰镇长也坐不住了，他一边加紧与江西方面联系，要那边赶快把种苗运过来，一边又拉上姚学明、老曹、景江和我，亲自下到了前王村。
看着大片未动的土地，武镇长有些急火攻心。他做出一个决定：“如果还不下雨，就雇人搞机耕。”
“机耕？那成本可就高了！每亩机耕费得20元，200亩就是4000元，这还要不要计成本？！”景江惊叹。
“计成本？计成本就搞不成。”武镇长说出一句他以为平常、我却以为经典的话。[7]
武镇长和姚副书记蹓了一圈儿，便随老曹去了大陈，我则陪着景江和王昭烈书记下组。景江带来了合同，他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合同的事情搞定。
不要看上一次到农户家里摸底比较顺利，真要到了签订合同的时候，农民却变得谨慎小心起来。
农民一是担心藠头的亩平产量是否能够达到合同里规定的3000斤的最低要求。几乎每一家农户都会问：“达不到3000斤是不是就领不到起码的工钱？”二是担心合同上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农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历年来屡试屡败的农业结构调整已经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而每一次的失败，不仅使政府破财，也让农民劳神耗力，白白辛苦。久而久之，只要一听说政府又要搞什么新花样，农民就总不免担心又要吃苦受累瞎折腾，甚至还有一些吃够了苦头的人干脆就总结出一条反其道而行之的经验——“越是政府让搞的越不能搞”。面对农民这样的一种心理定式，一般的循循善诱和耐心说服多半无效，往往是干部说得口干舌燥，耐性全失，群众还是左右观望，十分犹豫。甚至还有一些偏激者干脆就将政府的惠民措施视为诱导群众去钻的“笼子”。“你先让别人签，别人签了我就签”，最后逼得进行动员的干部只有通过发誓赌咒，甚至以站在农民的角度去教唆他们“使坏”的方式，才勉强换得农民的将信将疑。
农民问，产量达不到是不是就领不到工钱？干部就说，大家都能达到，你还怕达不到？就是达不到也不用怕，藠头在你手上，他不给你钱，你就不给他藠头，除了劳力，反正你什么都没有投，到时候你自己把藠头拿去卖了，包赚。
农民问，老板说话不兑现怎么办？干部就说，他不敢不兑现，他已经投入那么多，你就是一亩只产千把斤，他也得把钱，他不把钱你不把藠头，他不更亏？
政府说话不兑现怎么办？那更不用怕，这一次你们是与政府签合同，如果政府说话不上算，你们明年可以不缴公粮！不信？不信我写个字据给你。
说服动员到了这个份儿上，效果也就产生了，听着干部这样支招，农民开始信了。最后，他们你看看我，我又看看你，将信将疑、磨磨蹭蹭地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忙碌了半天，一个村湾的合同总算是签了下来。干部们一边休息一边发开了议论：“这老百姓还真是差智力，这么好的事，你把钱给他赚，他都会不过来。”于是，“差智力”成了干部们对农民态度的解释。根据我的观察，干部的这种解释不是全无道理，现在留在村里的农人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他们一般来讲文化偏低，没有见过世面，已经习惯于传统作物的种植，对于新生事物不熟悉，自然也就有些信心不足，加之前些年结构调整失败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致使他们普遍地抱着宁愿少赚也不愿意尝试冒险的心态。然而，更加深入的观察却又使我体会到，“差智力”还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还是农民们对政府有些“信不足”，政府的权威感在他们心目中早就已经大打折扣，以至于干部常态化的劝说和引导已经无用，迫不得已只有用一些“另类”的方式去重新唤起农民对政府的信任，而话都说到发誓赌咒和教人使坏这个份儿上，也就由不得你不信了。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地方上的各种农业技术服务组织早已经名存实亡，在农民和市场之间缺乏中间性的信息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相信政府又还能相信谁呢？所以，正是农民这种不太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而更重要的还是必须相信和只能相信的心态——不相信政府，农民自己就更找不到赚钱的途径——才使农民表现出始而迟疑、继之观望、最后跟从的复杂心态。可以说，农民的这种心态和干部的这种应变，倒是更为准确地反映出村庄和镇政府在面对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时所共同面对的一种尴尬。
合同是签了，但前王村的农人们是否有积极性，挂村干部景江的心里面还是没有底，他知道自己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能在半个月之内擂着农民将藠头种下地就算是成功了，而这之后，还得擂着他们进行田间管理。作为前王的挂村干部，他身上的担子重啊！周三就是中秋节，昨晚政府例会上林书记已经宣布从周三到周六放假三天，然而，景江知道，除了中秋节这一天可以稍事休息之外（中秋节是农民重视的节日，这一天不会出工），其他的日子他还得继续下来，眼下一个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催促农民把地尽快地整理出来。（参见附录1：130）
就在催促前王村村民的整地中，景江度过了2003年的中秋节，而大陈村那边，姚学明已经按照武仁杰“不计成本”的布置，出资雇人进行机耕了。
中秋节过后政府上班的第一天，姚学明迫不及待地驱车下村查看情况。与节前相比，前王村的情况有所变化，有的地里花生和芝麻已经收了上来，有的地已经耕出来了，但总体来讲进度还是太慢，姚学明说：“不能再等了，大陈那边机耕一搞完，就把机子调过来。”
在大陈村负责机耕的是两个河南人，他们在与大陈村相邻的团结村租有100多亩地从事规模化经营。小镇本地农民少有从事机械化规模经营的，所以，通过团结村顾书记的介绍，将他们请到大陈和前王帮忙突击，报酬说好大地块20元一亩，小地块机器不好耕，25元一亩。然而，刚耕了三四天，两位河南人就闹着要回去收自家承租地里的芝麻和花生，闻知此讯的姚学明和钟联即刻带上团结村的顾书记赶往大陈。
两位河南人吃、住在村会计陈文庆的家里，一位姓李，另一位姓王。见面后，顾书记便以“父母官”的身份询问出了什么问题，二人回答说，家里的芝麻和花生都未收上来，本计划出来三天，但现在光在大陈村就已经滞留了四天，他们说这样下去会耽搁自家的农活，提出要走。
“既然来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又是政府出面相请，那就一定要把事情做完，家里有什么事尽管开口讲，我打包票负责解决。”顾书记拍了胸脯。
顾书记的这般态度让二人不好再提回去一事：“那就请村里派人帮我们把芝麻收上来，花生剥出来。”
“这没有问题。”顾书记满口答应，又向二人递上了他特地买的两条长城牌香烟。烟不贵，约30块钱一条，但也代表了村里的一点儿心意。
话题又转到大陈村究竟要耕多少地上来，二人提出希望大陈村方面能打个条子，结账时有个凭据，闻言，文庆报了60亩。
“60亩？不可能，少说也有90亩，家家都找我们耕，有的地并不种藠头，我们也帮他们耕了。”
“也就是70多亩吧。”大陈的干部又报出了新的数字。
二人还是不信，看得出来，他们认为大陈村没有如实向他们讲明机耕的亩数，是想占他们的便宜。我意识到，这或许也是他们找理由“罢耕”的一个原因。
“那就按80亩计吧！”姚学明一锤定音。
闻得此言，二人不再争辩，答应将大陈的地耕完就上前王。为了抢时间，姚学明又决定两边同时开工，先开一辆拖拉机去前王。
矛盾解决了，我们随即驱车去前王的地段，等着拖拉机过来。
不一会儿，姓王的河南人开着拖拉机过来了。他先要前王的村干部带他查看地界，确认面积。看得出来，他认为自己在大陈村吃亏了，那边的人很奸，一是报少耕多，二是老百姓好占便宜，你不耕吧，干部就不开条子。这一次可要先说好了再做。于是，王昭烈就带着他在地里转了一大圈。
王姓河南人看完地后，开始抱怨这地不好耕，地块分割不完整，机子不好操作，说先前谈好的价格不中。
王书记问：“那你要什么价？”
河南人回答：“油钱算你们的，我们一台机子，一个人工，早上8点出工，中午饭休息一小时，再接着干到晚上8点，你们派人看着，一天给300元。”
“你这价也开得太高，若是这样，我还不如再加点钱去买一台机子。”
双方又为价格争了起来。
团结村的顾书记又发言了：“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但说好的价就不要变了，再讲，你把机子开回去算了。”
顾书记发言让河南人不好反驳，但他坚持不让步，他知道，小镇各村的有钱人都不在家务农，无钱的种几亩地混个温饱，也没有人买机械，此时，政府不指望他们又能指望上谁？
“这地块太零碎，耕起来人特别吃亏，在大田里做事，一台机子一天能耕四五十亩，在这样的地里一天只能耕一二十亩。”河南人又叫起了苦。
姚学明再次发话：“这样吧，无论地块大小，一律按每亩25元结账。”
河南人不再吭声，他立马操起手中的发动机棒，开始发动机器，“突突突……”，拖拉机朝着地里驶去。（参见附录1：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