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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旧君主制最为昌盛，缘何繁荣反倒促进了大革命的爆发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当路易十四这位君主在整个欧洲称霸时，他统治下的王国已走向衰败。在路易十四时代最辉煌的岁月，没落的最初迹象已经有所展现。法兰西早在停止征服之前，就已经满目疮痍。哪一个人没阅读过沃邦 [1] 为我们留下的那篇涉及政府统计表的令人惊讶的短小精悍的论文？17世纪末，甚至在那场不幸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2] 爆发之前，总督们在呈给勃艮第公爵的折子里，对国家日益加剧的败落景象均有所暗示，而且并不作为新近的现象来阐述。“若干年来本财政区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一位总督指出。“这座曾富裕昌盛的城市现在已没有工业。”另一位总督如是说。这一位指出：“省里本来有制造业，但目前已经被弃之不顾。”那一位说道：“昔日居民的土地收获大大多于今天，20年前这里的农业不知繁荣多少倍。”“近30年来，人口和出产降低了五分之一。”同时代的一位奥尔良总督指出。对于上述折子，应该建议拥护专制政府的个人和尚武的国君们进行翻阅。
因为这些穷困主要来自政体的弊端，路易十四的逝世与战争的告一段落都不能让公共繁荣重现。18世纪上半期，论述政府或社会经济的全部作家都持相同的观点，即外省并没有恢复；很多人甚至以为，外省在不断破败。他们指出，唯有巴黎日益富裕和扩大。总督、前大臣、实业家在这一点上与文士们有着相同的观点。
在我眼中，我必须承认我决不相信18世纪上半期法国在持续败落，不过被消息灵通人士所支持的这一普遍的观点至少证明，当时并无显著的进步。我所能见到的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全部政府文献的确表明，社会陷入一种麻痹的状态。政府墨守成规，没有一点创新；城市在让居民环境更加舒适健康方面没有进行丝毫的尝试；个人也不去发起哪怕一点重大事业。
法国大革命开始前三四十年左右，形势有所变化。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部分仿佛均可看到一种尚未注意到的内在撼动。刚一开始只有十分耐心考察的人才能窥探出；然而渐渐地，它变得更加显著、更加明确。这个运动逐年扩大并加快速度，终于整个民族都动了起来，好像复苏了。请注意！这不是旧生命的复苏，推动这庞大身躯的精神是新精神；它让身躯获得暂时的复苏，只不过是为了让其四分五裂。
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
左图：路易十四。自称“朕即法律、朕即国家”、“太阳王”，修建凡尔赛宫。
中图：路易十五。出生于凡尔赛宫。荒淫挥霍。他的名言：“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右图：路易十六。1774年即位。后世评价他：让濒临灭亡的法兰西帝国又苟延残喘了十几年。
每个人均在自己的处境里忧心忡忡或兴致勃勃，尝试着将处境加以改变：追求更好的事物是普遍现象。不过，这是一种令人急躁忧虑的追寻，惹人对往昔加以咒骂，并梦想一种跟眼前现实截然不同的情况。
这种精神快速向政府内部渗透，对它进行内在的改造，外部没有丝毫变动：法律未发生改变，执行法律却是别有风貌。
我在其他地方说过，1740年的总监和总督跟1780年的总监和总督完全有异。
政府通信能够对这一实情进行详细的证明。虽然1780年的总督与前任有一样的权力、一样的代理人、一样的蛮横性，但他们的目的并不一样：其前任只负责让所辖省份保持服从，征募士兵，特别是征收军役税；他则有许多别的事需要操心：他的头脑中装满大量意在扩大公共财富的谋划。他思考的主要对象是道路、运河、制造业、商业；农业特别引起他注意。絮里 [3] 一时之间在行政官员里盛极一时。
正是在这个时代，他们开始成立起我已说到的农业协会，创建赛会，分配奖金。有些总监的通报跟公务信函并不一样，反而像与农艺有关的论文。
人们主要通过种种捐税的征收清晰地看到统治者精神的动态。与往昔相比，立法一样不平等，一样蛮横，也一样严厉，然而在执法的时候，全部的毛病都有所变弱。
莫里安 [4] 先生在回忆录中指出：“当我着手对税收法进行研究的时候，我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仅仅是漏税，特别法庭就有权处以罚款、监禁、体罚；包税官完全凭借他们的誓词，控制差不多一切财富与人身；等等。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局限于单纯阅读法典，我迅速地就有理由肯定，在法律文本和它的施行之间有差异存在，这种差异与旧金融家与新金融家习俗上的差异是一样的。减罪缓刑往往是法学家的倾向。”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指出：“征收捐税会造成多少流弊苦闷！然而我们应该正确评价 数年来征税里的柔和与尺度。”文献考证对这种论点进行了充分的证实。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时常可见。特别可以见到对贫苦者苦难的切实关心：这种现象之前是难觅其踪的。对生活捉襟见肘之人，税务部门很少施以强暴，避免捐税频率提升，赈济更加不厌其烦。国王增加全部基金，专门用于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或救弱济贫，他还时常设立新基金。我观察到：1779年在上基那内一个财政区，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发放80000多里佛；1784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40000里佛；1787年在诺曼底财政区发放48000里佛。路易十六不乐意将政府的这个部门只交给大臣进行管理，他有时亲自负责。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 [5] 附近毁坏农田，应该偿付给农民一些赔款，并指出进行赔款的简捷又值得信赖的方法时，国王亲自撰写了各项理由。杜尔阁对我们讲述了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王将亲自写好的东西交给他，国王同时指出：“你看我也在我这方进行劳作。”倘若人们依循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模样对旧制度进行勾勒时，那么勾勒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艳丽但却不太相像的画像。
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产生的这些变化，公共繁荣就以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发展起来。一切迹象都证明着这一点：人口在增加，财富则增长得更快。甚至连北美战争 [6] 也没能将这一飞跃发展减慢：国家由于战争而欠债颇多；然而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加勤恳，更富于事业心，更富有创造性。
当时一位行政官员指出：“1774年以来，各种工业发展起来，从而将一切消费税的内容都扩充了。”事实上，比较一下路易十六统治的不同时期中国家与负责征税的金融公司签订的不同协议，便可瞧出协定每次往后推延时，地租价格均在快速持续地上升。1786年租约比1780年多出1400万里佛。“能够推算出，全部消费税所得每年递增200万。”内克在1781年结算书中如是说。
阿瑟·扬断定，1788年波尔多的贸易额多于利物浦。他还指出：“近几年，海上贸易在法国的发展要快于在英国的发展。这种贸易近20年便翻倍了。”
人们如果注意各时期的差异，就肯定会坚信，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般迅猛发展。立宪君主制的37年里 [7] 是我们和平与迅猛发展的时期，只有这个时期在这方面可以与路易十六时代一较高低。
倘若人们想到政府仍然含有很多弊病，想到工业还遭遇到很多困难，那么已经展现的这派如此庞大、如此昌盛的繁荣景象，就会令人大吃一惊；许多政治家也许对这个事实不予认可，因为他们解释不了这个现象，他们就像莫里哀剧中的医生那样断言，病人不遵守规则，就康复不了。赋税不平等，习惯法形形色色，如国内关税、封建权利、行会管事会、官职等，有了这些事物，法兰西竟然可以繁荣富庶，的确，这如何叫人相信？不过无论如何，法兰西开始变得富起来并全方位发展起来，因为在所有那些制造劣质、吻合度不够、仿佛注定要减速而不能对社会机器有所助推力的齿轮之外，隐藏着两种非常简单、非常强劲的动力，足以让整部机器连成一体，并促使一切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一个仍然十分强劲有力但 却不再实行专制、处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无论是谁均可以从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均可以将自己已经获取的钱财牢牢握住。
国王仍然以主子的身份发言，不过他自己事实上顺从于公众舆论，无时不接受公众舆论的启迪带动，持续向它问询，对它敬畏恭顺；依照法律条文国王是专制的，不过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受到约束。自1784年起，内克在一份公开文件中举出一个大家都一致认可的事实：“大部分外国人很难想象公众舆论现今在法国产生的权威：他们难以弄清楚这股甚至能号令国王宫廷的无形力量究竟是什么。不过事实就是这样的。”
这种将人民的伟大强盛统统归因于法律机制的观点无比肤浅。因为在这方面，制造产品的是发动机的力量，并非工具的完善。请看英国：那里的行政法与我们的相比，迄今依旧显得更复杂，更形形色色，更不规则！然而在欧洲，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有更多的公共财产，范围更大、更值得信赖、更五花八门的私人财产，以及更牢固、更富有的社会呢？原因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与这套法律本身的优良关系并不大。某些器官不完善无关紧要，因为生命是强劲有力的。
在法国，随着我刚刚形容的繁荣的发展，精神的稳定性更加弱了，更惶恐不定；公众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增强，对所有旧规章制度的愤恨有增无减，民族显著地正在朝着革命的方向奔去。
更何况，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的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显著的区域。人们倘若对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加以研究的话，一定会非常容易确定，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区，旧制度最先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在那些区域，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经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的保护更进一步。早在1789年之前很长时间，个人徭役就已不复存在了。征收军役税变得比法国其他地方更正规，负担更轻，纳税更平等。倘若要理解当时一个总督可以为全省的福利和减轻贫穷做些什么，对1772年改进征收军役税的条例进行阅读是必要的。从这个条例上看，捐税已经彻底改观。政府专员每年下到各个教区；村社在他面前集会；当着群众的面确定财产价值，每个人的财产用对审方式进行核对；军役税最后经全部应纳税者的合作而确定。再没有行会理事的独断专行，再没有毫无益处的暴力。无论征收制度如何，毫无疑问，军役税依旧保持着其固有的弊病：它仅压在一个纳税者阶级身上，对于工业和地产平等对待；不过在所有其他方面，军役税与邻近财政区依旧冠以相同名称的捐税相去甚远。
相反，没有哪个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等地那样保存得那么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燃起并助长了内战的烈火，那里反抗大革命最为猛烈，持续的时间也最长。无怪于有人会说，法国人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没办法容忍。
这种观点令人大为震惊，不过历史被类似的景象充斥着。
革命的爆发并不是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糟糕，最常见的情况是，一直没有丝毫怨言好像没事发生一样地容忍着最难以容忍的法律的人民，法律的压力一旦有所减弱，他们就将其猛烈地弃之不顾。被革命捣毁的政权差不多总是好于它之前的那个政权，而且经验启发我们，对于一个糟糕的政府而言，最危险之际往往就是它着手改革之际。只有伟大天才方可拯救一位开始救济长时间遭受压迫的民众的君主。人们对苦难耐心地忍受着，以为这是必然的，不过一旦有人出主意意图将苦难加以铲除的时候，它就不堪容忍了。当时被铲除的一切 弊端好像更容易令人觉察到仍然存在其他弊端，于是人们的情绪就更强烈：痛苦确实已经削弱，不过感觉却进一步敏感起来。封建制度在辉煌时期并不比即将消亡时更能将法国人心中的仇恨激发出来。路易十六最不起眼的专横行为，仿佛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忍受起来更困难。相较于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博马舍 [8] 的短期监禁在巴黎所引起的群情激愤更甚。
再也没有人认为1780年法国在衰败。人们反而会指出，现在再也没有对法国进步造成阻碍的约束了。正是在那时，产生了“人可以不断地无限完善”的理论。20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没有什么展望的，现在人们对未来没有丝毫恐慌。人们的想象力提前就沉浸在行将到来的前所未有的幸福里，让人对既得利益冷漠视之，一心走向新的事物。
除了上述普遍原因之外，这一现象还有其他更为特殊但同样强劲的缘由。虽然财政管理的完善程度已经跟其他部门一样，但却仍保留着专制政府固有的弊端。因为财政管理是不公开的，是缺乏保障的，人们在此依旧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某些不恰当的做法。政府积极推动公共繁荣，分配救济金和奖金，实施公共工程，这些每天都在扩大开支，而收入却并没有依照同一比例有所增加。这就让国王每天都陷入财政困难中，这种财政困难程度比他的前人更加严重。与前任一般，他持续让他的债权人无法收到债；像先王一般，他四处举债，既不公开，也不竞争，债权人未必可以获得定期利息，甚至他们的本金也从始至终由国王的诚意所决定。
有一位值得信赖的证人，因为他曾亲眼见到，而且比别人看得更明白，对此说道：“那时偶然性充斥在法国人与自己政府的联系中。他们用自己的钱财对政府的公债进行购买：对于在固定时期获取利息，他们是绝对指望不上的；他们为政府建造军舰，养护道路，为政府的士兵供给衣服，他们消耗的钱财并无偿还的担保，也无偿还的截止日期，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怎样，就跟搞冒险贷款差不多。”他还耐人寻味地指出：“那时候，工业振兴，在广大群众心里滋生起对财产的钟爱以及对富有的喜好与需要，那些将部分财产委托给国家的人对合同法遭到损害更令人不堪忍受，而损害者正是全部债务人中本应对合同法最该尊重的债务人。”
这里受到指责的法国行政当局的各种弊端真的并不新奇；新奇的是它们所造成的印象。事实上，往昔财政制度的缺陷更加严重，但从那时开始，政府和社会都有所变化，导致人们对这些问题比之前更加敏感。
20年来，政府的活跃程度与日俱增，发起昔日连想都不曾想的种种事业，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以及王国中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者。与政府有资本关系、对政府借款饶有兴趣、依靠政府薪水维持生计、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惊人地扩大。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来没有这样紧密地相互糅合。财政管理不佳在长时期里只是公共不良事件中的一个，此时对数以千万的家庭而言却成了私人灾难。1789年，国家欠债接近6亿里佛，那些债权人自身也是债务人，正如当时一位财政家所言，他们跟一起承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所有人团结起来，一并发泄他们对政府的愤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这种不满者数量的增加，他们愈 发愤怒。由于投机的念想、致富的热情，对福利的喜好已经与生意一道经由自动传播而增加，30年前对相同痛楚无条件服从的人，现在对此却变得不能忍受了。
由此便滋生了食利者、商人、工业家与其他批发商或贪图财富的人。他们往往组成一个对新政策最仇视、对任意现存的政府最热爱、对他们所蔑视或憎恶的那些法律最服从的阶级，而这个阶级此次却对改革表现得最急切，并且改革的态度最坚决。它特别大声呐喊号召对整个财政系统进行彻底变革，而没有想到人们一旦将政府的这个部门深度震撼，其他部门行将一律垮掉了。
如何才能避免掉一场浩劫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致富的念想无时不在扩张，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对于这种新热情，它持续进行着刺激，又不断从中故意为难，将其点燃又将其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加速了自身的消亡。
[1] 沃邦（1633—1707），法国元帅、著名军事工程师。生于法国中部一个小贵族家庭。从小失去父母，于18岁参军，直到垂暮之年仍在服役。他虽没有在战场上直接指挥过大军去作战，但却以其军事筑城方面的天才帮助国家打了许多胜仗。在政治上持自由精神，他的《王国什一税方案》1707年被禁止发行。——译者注
[2] 1701—1714年法德之间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英、荷、葡等国均卷入其中。——译者注
[3] 絮里（1560—1641），亨利四世的要臣，在军事、财政、农业各方面都有重要贡献。——译者注
[4] 莫里安（1758—1850），法国政治家，著有《国库大臣回忆录》。——译者注
[5] 原文为capitainerie，王室狩猎专用，有完全的司法权。——译者注
[6] 七年战争，即1756—1763年间，由欧洲主要国家组成的两大交战集团（英国、法国、普鲁士的侵略政策与奥地利及俄国的国际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在欧洲、北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进行的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这次战争对于18世纪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参战国家众多，温斯顿·丘吉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7] 指1815—1852年这段时期。——译者注
[8] 博马舍（1732—1799），法国继莫里哀之后又一杰出的喜剧作家，他的优秀剧作起着从古典主义向近代戏剧过渡的桥梁作用。1772年完成了以费加罗为主人公的第一部戏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1778年完成了《费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日》），于1784年在法兰西剧院首次公演，取得惊人成功，它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指责，可以说“就是进入行动的革命（拿破仑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