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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大革命是怎样从往昔的事物里自动酝酿而成的
在对本书结尾之际，我想归纳一下我分开来描绘的若干特征，再来看看大革命是怎样从我刚为其画像的那个旧制度中宛如自动酝酿而成的。
倘若人们思忖到，恰恰是在法国，封建制度尽管未能将自身的那些会损伤或刺痛人的东西予以改变，却最彻底地舍弃了能对封建制度起保护作用或为它服务的全部，人们就不会惊讶这场革命——后来激烈地将欧洲古老政体予以摧毁——是在法国而不在其他国家产生的。
倘若人们观察到，贵族在失掉其古老的政治权利之后，已不再对居民进行治理与管辖——这种现象在任何欧洲封建国家都是没有的，但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幅度扩大了贵族成员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上的豁免权与利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然而同时依然是一个拥有特权的封闭阶级：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及的，他们越来越背离贵族的身份，变得越来越像种姓。他们的特权看起来是如此无法理解，如此令法国人憎恶，难怪法国人一见到他们心里就激起民主的欲望，并且迄今不休。
最后，倘若人们考虑到，这个贵族阶级从内部排除中产阶级并与之分裂，对人民采取漠然态度，所以与人民是脱节的，在民族中彻底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表面上是一军统帅，实际上是光杆司令，人们就会清楚，贵族存在千年之后，如何会在一夜之间就垮台了。
我已讲述清楚国王政府怎样在取消各省的自由之后，在法国四分之三的区域将一切地方权力取而代之，从而将全部事务不分大小地集于一身；另一方面我已阐明，鉴于必然结果，巴黎之前仅仅是首都，这时已成为国家主宰，简直可以说就相当于整个国家。法国这两个特殊事实足以解释缘何一次暴动就可以将君主制彻底毁灭，而君主制在数百年里曾经受住如此激烈的攻击，在颠覆之前它在那些即将推翻它的人眼中仿佛依然是牢不可破的。
法国是长时间以来政治生活全部销声匿迹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彻底丧失了处置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基本上丧失了人民这一理念，所以，对于全体法国人缘何会骤然就落人一场他们根本瞧不见的可怖的革命中，这一点并不难想象。而那些遭受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方，开拓并扩张通往革命的路径。
因为不再有自由制度存在，所以政治阶级、活跃的政治团体、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都不复存在了。因为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燃之际，它的领导就独自落入哲学家手里，故而人们应该预见到大革命并非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与极为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可以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抨击，而是所有法律均享有如此“待遇”，作家预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代替法国的旧政体。
教会自然与一切要革除的古老制度结成同盟，毋庸置疑，这场革命势必在推翻世俗政权 的同时将宗教加以撼动，从那时开始，难以说出革新者一旦脱离了宗教、习俗和法律对人们想象力所加的所有限制，他们的精神会被哪些没有听说过的鲁莽轻率所支配。
不过，对国家状况曾进行仔细研究过的人原本不难预见到，在法国，没有一种闻所未闻的鲁莽行为不会被人们拿来一试，没有一种暴力不会被人们忍受。
伯克在一本雄辩的小册子 [1] 里指出：“什么！人们居然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帮着最小的区争辩，并且看不到一个人可以替他人作保。每个人都在家中坐以待毙，不管是出于倾向王权主义、温和主义，还是一切其他什么事物。”伯克不知道他为之遗憾的那个君主制曾在何种条件下将我们扔给了新主人。旧制度政府预先就将法国人彼此伸出援救之手的可能性和梦想予以剥夺了。当大革命一下子逼近之际，要想在法国最广大地区寻觅到十个适应于以正规方式一致行动并进行自卫的人，都是白费力气的；中央政权独自担当了这个任务，以致这个中央政权从国王政府手中转到了不负责任却有主权的议会掌中，从温和变成恐怖，中央政府在它面前找不到什么事物能够对它进行丝毫阻拦或者推迟。曾让君主制如此容易倒塌的同一原因，让一切都在君主制覆灭之后成为可能。
宗教宽容、领导温文尔雅、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甚至慈悲为怀，从未比18世纪更受到吹嘘，看上去也更为人所接纳。作为骚动最后容身之处的战争权，本身已被减小，变得温和。但是，从如此温煦的风尚里，行将爆发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革命！然而，风尚的日渐和煦，并不总是虚伪的表象。因为，自大革命的愤怒之火变得衰弱以来，人们见到，这同一种温和马上普及到全部法律中，并渗入一切政治习惯里。
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暴虐形成对照，这是法国革命最怪异的特征之一，倘若人们观察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无文化、最粗鲁的阶级实施的，就不会对其有惊奇之感了。第一阶级的人彼此之间毫无先存的联系，没有彼此理解的习惯，从没有管控过人民，所以，当旧政权一旦被摧垮，人民差不多摇身一变就成了领导权力。人民未能亲自统治的区域，至少将他们的精神赋予政府；另一方面，倘若我们思考到人民在旧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就不难想象人民行将变成何种模样。
独特的处境赋予人民很多不常见的品质。人民很早就取得了自由，长期以来就对部分土地享有所有权，互相孤立而不彼此依附，所以他们显得有节制且自傲：他们对劳动并不陌生，却对各种生活享受冷漠待之，对最大的痛苦加以容忍，遇到危情难境而坚定。这个单纯刚毅的种族，就要组建成一支强劲有力的军队，震慑整个欧洲。然而同一个原因也让人民沦为危险的主人。由于数百年以来，人民差不多独自承受各弊端的所有重担，过着自我闭塞的生活，默默地在偏见、妒忌和愤恨之中沦陷，所以命运的严峻让他们变得冷若冰霜，变得既可以容忍一切，又能让一切人遭受苦难。
恰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掠夺了政府权力，试图通过自己将大革命的功绩加以实现。书籍已经提供了学说，人民负责操作，让作家们的思想适应于自己的暴力举止。
那些对18世纪的法国进行过详细钻研的人，从书本里已可发现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首要的激情，它们并非同时代的产儿，而且从没有对准同一目标。
有一种更为源远流长的激情，这就是对不平等的强烈而难以抑制的愤恨。这种愤恨的产生与蔓延是因为不平等的存在。长时间以来，它便以一种持续而难以抵挡的力量推动着法国 人将中世纪遗留的所有制度进行彻底摧毁，在对场地予以扫荡之后，去建构一个人道所认可的人人互相类似、人人拥有平等地位的社会。
另一种激情出现的时间晚一些，根基不是太深，它推动法国人不仅在生活方面追求平等，还要对自由有所追求。
接近法国旧制度末期，这两种激情的真诚强烈程度是同等的。大革命爆发了，两种激情相撞，它们协调起来，暂时合二为一，在接触中彼此融合，而且最终将整个法兰西心中点燃起来了。这就是1789年，毋庸置疑，它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胸怀辽阔、激情四溢，充满雄伟与壮观。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代，当亲眼看到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逝去之后，人类肯定会长期地以赞扬尊崇的眼神对这个时代仰视。那个时候，法国人对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身引以为豪，相信他们可以在自由里平等地生活。在民主制度里，他们就四处设立自由制度。他们不仅打碎了将人们割裂成种姓、行会、阶级，让他们的权利比他们的地位更加不平等的那种不合时宜的立法，还一下子摧毁了那些由王权制定的其他较新的法律，因为它们将民族自身享有的自由剥夺了，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每一位法国人周围设置政府，作为他们的导师、监护者，必要时还会扮演压迫者的角色。中央集权制和专制政府同时被摧毁了。
然而，当发起大革命的精力充沛的一代人被毁灭或锐气无存之际——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进行类似事业的整代人身上，当对自由的热忱依循这类事件的自然规律，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里被打击而羸弱时，当慌里慌张的民族探索着寻觅他的主人之际，专制政府就有了重生的大好机遇，而这些机遇是那位天才 [2] 很轻松地发现的，后来他不仅是大革命的继续者，还是大革命的破坏者。
事实上，旧制度已具备晚近时代的整套规章制度，它们对平等毫不敌视，在新社会里确立起来并非难事，可是却为专制制度提供了特殊便利。人们在一切其他制度的废墟里寻觅它们，并且找到了它们。这些制度之前曾导致那些让人们分割屈从的习惯、情感与思想，人们将它们重新点燃，并向它们求助。人们在废墟里重新弄回中央集权制并将其恢复；在它再次建立的同时，昔日约束它的所有阻碍并没有重新活过来，所以，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出现了一个政权——相较于我们诸王所执掌的政权，这个政权更枝繁叶茂、更完备、更独断专行。这番事业显得格外轻率，它的胜利世所未闻，因为人们只考虑正在眼皮底下的东西，而遗忘了曾经看到的东西。统治者倒下了，不过他的事业里最本质的东西依旧屹立着，他的政府消亡了，但他的行政机构却仍然存在着，从那以后，人们无数次意欲将专制政府摧毁，然而均只限于将自由之颅安置于一个遭受奴役的身躯之上。
从大革命爆发直到现在，人们多次观察到对自由的热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将反复数次，永远经验不足，处置不当，很容易就会垂头丧气，被恐吓、被挫败，浅薄而易于消失。在这同一时期里，对平等的热忱一直盘踞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它是最先将人心加以征服的，它跟我们最弥足珍贵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前一种激情随着事件的更换而不断变化着容颜，减小、扩大、增强、减弱，而后一种激情却持之以恒，永远以执着的、时常盲目的热情聚焦在同一个目标之上，情愿为让它可以获得满足的人牺牲全部，并乐意为扶植和讨好它的 政府提供专制制度统治所需要的习惯、思想与法律。
对于那些只想着观察革命本身的人来说，法国革命将是一片漆黑。只有在大革命之前的各个时代方可寻觅到将大革命照亮的火炬。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端、它的偏见、它的艰难困苦、它的伟大，如果没有一目了然的透视，就万万无法理解旧社会匿迹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行为举止。然而人们如果不深人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仍然不能够将问题解决掉。
当我对这个民族本身进行思考之际，我察觉此次革命比这个民族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要令人吃惊。它在行动里这样充满对峙，这样好走极端，并非由原则指导，而是听凭情感支配。它总是好于或差于人们的预料，一会儿在人类的普通水准之下，一会儿又大大越过普通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特性长期未变，以至于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描绘的画像里，就能分辨出它如今的样子；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喜恶又是那样千变万化，以至于最终变得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模样，而且对它刚处理过的事情，它往往如同陌生人一般惊讶。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它最喜欢藏在深密之处，最爱墨守成规，一旦有人迫使它从家中和习惯中走出来，它就准备走到海角天边，没有丝毫恐惧感。它的性情放荡不羁，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暴戾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绝对顺从，明天它又俯首帖耳，让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难以望其项背；只要没有人反对，一根纱线就可以把它牵着走，可一旦什么地方出现抗争的典范，就再也没有办法控制它。它总是让主人受骗，主人不是过度怕它，就是对其畏惧不足。它从来没有自由到绝不会被奴役，也从来没有奴化至再无力量将束缚打破。它适宜于做所有的事物，但最卓越的是战争，它推崇机遇、力量、胜利、艳丽和喧嚣，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不是德行；长于天才，而不是常识。它适于构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完美做成伟大的事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辉煌、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合改变，时而令人赞叹，时而令人愤恨，时而令人同情，时而令人恐惧，但绝不会令人毫不动心。试问世界上存在过一个如此这般的民族吗？
唯有这个民族方可导致一场这么突然、这么完全、这么猛烈，却又这么充满曲折与反复、矛盾与对立的革命。一旦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缺失的话，法国人万万不会进行大革命，然而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之外相似的革命。
到这里，我已经触及这场值得纪念的革命的大门。这一回我并不想涉足其里。或许不久我可以如此做。那个时候，我将不再追寻这场革命的原因，我将对革命本身加以探究，并最终将对大革命所造就的社会进行大胆的点评与判定。
[1] 即《法国革命思考》（1790）。——译者注
[2] 指的是军事天才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他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