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超级帝国走上历史舞台
公元前500年—公元100年
在现代英语中，巴比伦是“堕落的深渊”的代名词。但在历史上，巴比伦可是整个地区的众神之城。城内有一千多座庙宇，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眼中有着神的光环，就像后来的麦加之于穆斯林、梵蒂冈之于天主教徒。巴比伦是知识之城、典籍之城，充满了艺术、美感与文化，拥有众多壮观建筑和优美花园。可是，这些美好因为巴比伦王国对其他城邦的无情劫掠、对异族的驱逐流放和对俘虏的奴役而蒙上了阴影。被巴比伦抓回城内奴役的俘虏中包括犹大王国人，这些人在为奴期间形成了犹太民族，并留下史书让巴比伦成为残忍和堕落的代名词，也向世人证明了录史之笔是比反抗的剑更有力的武器。
犹太民间传说中，巴比伦的伯沙撒王（Prince Belshazzar）有一次摆盛宴款待千余好友，觥筹交错之际，大厅一个隐暗角落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手指，以火写下了“Mene Mene Tekkel Upharsan”的字样，意为“无多，有衡，分裂，波斯人”。看上去这不过是莫名其妙的只言片语，但伯沙撒王清楚，这样一只手指用火写出来的字句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他叫来犹太解梦者丹尼尔，让他解释其中奥义。丹尼尔答道：“这是说你的时日不多了，你的作为已经被判为不良，波斯人将分裂你的王国。”
波斯
丹尼尔说得没错。此时，波斯军队正在居鲁士（Cyrus，即后来的居鲁士大帝）的率领下从山中奔袭而来。波斯是伊朗高原上的一个部族，居鲁士是波斯王族阿契美尼德家族的一员。继承父亲的王位后，居鲁士收服了伊朗的其他部族，开始征伐吕底亚国王克里萨斯（Croesus）。吕底亚是当时最富饶的王国，世界最早的铸币就诞生在这里。
克里萨斯有强大的同盟力量，大家都觉得战争一开始他就能挫败居鲁士，不到春天就可以鸣金收兵。只有居鲁士不以为然，他出其不意地选择在严冬时节攻打吕底亚都城。哪有人能预料到这一手呢？于是居鲁士轻而易举攻下了戒备松弛的吕底亚都城 [1] ，又乘胜征服了目之所及的广大山川，一直扩张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外围。
公元前539年，巴比伦人并不把波斯人放在眼里。巴比伦城四周有里外三道四十英尺高的城墙，坚不可摧。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坚不可摧的城墙也能被长驱直入。由于巴比伦城从幼发拉底河中取水，河水通过城墙下的涵洞流入城中，居鲁士下令开凿水渠截流，再让士兵从排干的涵洞爬入城中作战。
得胜之后，居鲁士没有效仿其他征服者大肆屠城或把巴比伦人卖为奴隶，而是让他们修复神庙，允许城中俘虏返回故国。至此，犹太人终于能返回以色列，回去后便在自己的宗教中将居鲁士大帝尊为仁君。后来，居鲁士的儿子征服了埃及，他的继任大流士（Darius）又进一步巩固了战果。大流士统治期间，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波斯帝国盛极一时，其疆土横跨今天从阿富汗东部到苏丹北部的广阔地域，此前的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媲美。大流士的庞大帝国像上了发条的马达一样运转有序。
波斯人是怎么取得如此卓著成就的呢？
答案还是在那些M字头的单词当中：管理、通信、金钱、数学、军事力量。先说管理。居鲁士和后来的历任波斯皇帝虽然采取容留亡国之民的怀柔策略，但在治国中也用了强硬手腕。他们将波斯帝国分为23个行省，每省由皇帝直接委派一名总督，对皇帝负责。阿契美尼德的波斯王朝有毫无争议的唯一中央权威，这就是帝国的管理。
波斯帝国能以一个中央权威统治巨大的疆域，靠的还有发达的通信体系。阿契美尼德王朝建设的夯土道路连接成网，覆盖全国，其中主干是长达1 500英里的波斯御道，从首都直通西部边塞，马匹和战车能全速前进；此外，还在重要的地方修了支路，就像从脊椎发散出去的神经系统。
在道路沿线，每隔一定距离就有官办的客栈供行旅者歇脚膳宿。依靠这些设施，波斯人办起了古代版的快递。国家养着一批邮差沿国家修建的大道在驿站间邮递信件，每到一个驿站，前一个邮差把装有消息的信件包裹传给下一个邮差，自己歇息下来，而消息却不停脚，随着养精蓄锐的人马继续前进。行路途中邮差完全不用怕野兽出没或缺粮少水，这些问题都由国家来解决，邮差只要全神贯注带着信件飞驰就对了。有了这个系统，即使在帝国相距最远的两地之间传书，七天之内也能到达。按我们前面说的七天为限，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波斯帝国是完全做得到的。
但是，要怎么防范驻守偏远之地的总督们拥兵自重、自立为王呢？朝廷通过“御用耳目”来解决这个问题，派出一批密探在帝国各处巡查，摸排到什么蛛丝马迹就立即禀报。波斯帝国的这个机制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情报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通信。
下一个因素是金钱。波斯帝国治下有很多本就富饶的地区：埃及出产谷物，北方草原的塞西亚人豢养马匹，阿富汗盛产黄金和宝石……把物产各异的区域统一起来，靠的是合理有度的征税制度。历史上，战胜国的君主总是要求被征服的邦国朝贡，但征税与朝贡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征服者要求被征服的藩属纳贡，一则为壮大自身实力，二则为维持万民臣服。纳贡的目的是让藩属保持贫弱，而合理有度的征税制度却恰恰相反。从各地征收的税额以不损害当地生产力为限，一个地方越是繁荣发达，君主能征到的税也就越多，所以好的征税制度会让纳税者的经济条件不断改善。
波斯的第三位皇帝大流士承袭了吕底亚王国（此时已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的做法，铸造了两种硬币，一种是金币达里克（daric），另一种是银币西格罗斯（siglos）。帝国以金银币支付大型工程建设费用和军饷，同时让各地总督在征税时收取金银币。帝国把金银币付给为其劳动的人，这些人再拿着金银币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于是形成了钱币的流通。随着标准化钱币的大量流通，帝国的百姓可以拿着钱币买卖任何东西，只要在帝国铸币有信用价值的地方，商品就能流通起来。
波斯物产阜盛，各地出产黄金、谷物、马匹、宝石等等，如果哪个地方能把它们都集中起来，此地必然富甲天下。正是因为有了标准化钱币，在阿契美尼德的波斯帝国中，货物能从任何地方流通到其他地方，这让波斯成了一个商品荟萃、富甲天下的国度。
帝国铸币比单纯的金银锭更好用，因为它的重量是严格标定的，金银兑换比例也有精确的标准。这又涉及数学：一个达里克的价值相当于二十个西格罗斯，直截了当，帝国铸币就这么把金钱、数学、贸易三者结合在了一起。交易双方看到达里克上的箭手徽标就可以放心，没有狡猾的经手人从上面刮削过金屑，也不会是铜块包上金银假造的，因为仿冒铸币是大罪，皇帝的耳目又无处不在。虽然波斯帝王素来仁厚，但也不是好好先生。毕竟，要让货币与征税共同起作用，必须要有军事力量的支持。
波斯帝国从来不缺军力，广阔的疆土上有充足的人口可供征召，各行省总督都有义务为国纳奉士兵、马匹和军需物资。所以波斯帝国养着强大的军队，其中有一个万人精锐军团，被称为“长生军”。他们身穿特征鲜明的统一制服，让敌人一见就明白自己遇上了劲敌。一个后备部队一直待命，一旦先锋部队有人倒下，立刻替补，在敌人看来就好像长生军的士兵哪怕心脏中剑也能原地复活。所以，其实长生军的称号并不是波斯人自己起的，而是敌人给他们的诨名。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花了不少篇幅介绍阿契美尼德王朝，这并不是因为波斯文明有多么特殊，而正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些文明的共性。管理、通信、金钱、数学、军事力量这五个M字头的要素在当时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只在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首次集合成一个转捩点。当时的波斯，已经有了从楔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拼音文字，有了当时最先进的邮驿体系和世界级的情报网络，还有官方铸币、合理有度的征税制度和有精兵强将的强大军队……正是这些支持着波斯帝国。御道、金银铸币、行省总督制、长生军……这些看似不相关实则蕴含联系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波斯文明的星群。
M字头的因素除上述五个之外，还有主体叙事。波斯帝国的核心凝聚力来自琐罗亚斯德教在当地形成的共同世界观。虽然居鲁士及后来的波斯帝王允许臣民信仰自由，但王朝尊奉的是视世界为舞台、视历史为光明与黑暗的角力的琐罗亚斯德教，它不但深深植入伊朗高原的社会肌体中，也与新月地带的主体叙事颇为契合。因此，波斯皇帝的政治势力范围恰好对应了这种叙事所影响的范围。帝国在各个地方倾注了金钱和军力，而统一的主体叙事把各地集合在一起，成了波斯人打得下、坐得稳的江山。毕竟，抓住一块岩石要比拢住一把碎沙容易得多。
支持波斯帝国兴盛起来的驱动力也在其他地方推动着历史发展。中国、美索不达米亚、西欧等地，筑路技术都在发展；亚述帝国形成了自己的情报网络和邮驿体系的雏形；越来越多的社会相继采用了书面文字；数学知识也像能传染一样，跨越文化差异普及开来；钱币铸造虽然最早由吕底亚人发明，但当时其他一些社会也已经开始摸索将金属锻造为标准钱币的方法。
当然，各项军事技术也在发展。公元前1000年，铁器取代了青铜，冶铁技术之后又发展出炼钢技术。人们发明了可以抛射和围城的武器，战车的轮毂也装上了刀剑。万事俱备，迟早会出现一个波斯这样的帝国。当然，缔造波斯帝国还需要居鲁士大帝这样的英雄人物。当时并不乏这样的英雄，有些人之所以能名垂青史，是因为像居鲁士一样恰好站上了时势的风口浪尖；更多的人终生壮志未酬，只因怀才不遇，没赶上发挥自我的时机罢了。
希腊
波斯的主体叙事和技术能力所能凝聚的疆土是有限的，帝国到达这个临界线后，终究会碰上源自另一个中心的社会星群。当波斯遭遇希腊，自身的文化影响和物质资源已经不足以打败另一个团结作战的民族了。
以往，希腊从来被视作各自为营的分散城邦，至波斯大军来犯，人们才发现希腊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几百年来，希腊都是本地区最强的海洋强国，势力范围从其在今天意大利的属地一直延伸到黑海之滨的贸易港口。希腊没有统一的王，但这并不影响它国力的强盛。确实，希腊实际上是很多自治的城邦，每个城邦有自己的律法，但这些城邦的居民有同一种思维方式，说同一种语言，有同样的民族性格和共同的历史。他们推崇同样的诗人，尊奉同样的诸神，到彼此城邦去求神占卜……他们有太多共同的机制，比如奥运会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三百年。所以，希腊并不是散落在众多岛屿和半岛上的一盘散沙，而是一个有自我认同的社会星群。希腊人生活在自己人共同营造的世界中，有自己的身份可以标榜，这个身份告诉他们，自己不是波斯人。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派军攻打希腊，在马拉松之战中败给了雅典。雅典人是在自家门口25英里的地方作战，而波斯人则远赴1 800英里之外作战。这么远的距离已经超过了波斯主体叙事能覆盖的范围，大流士在这里不再是什么大帝了。十年后，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Xerxes）率领当时最庞大的一支军队攻进希腊，火烧雅典，但最终在萨拉米斯战役中被击垮并落荒而逃。
打不死对手，总会让对手更强大。波斯的这次出兵也是如此——他们虽然火烧雅典城，重挫希腊人的尊严，却帮助希腊开启了黄金时代。希腊社会自古就有知识的繁荣，早在二百年前，泰勒斯就发出了万物之元的追问；一百五十年前，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提出了著名定理。历经希波战争的洗礼，希腊的剧作家们写出了多部伟大的戏剧，雕塑家们创作了很多不朽的作品，柏拉图（Plato）等哲学家也开创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思想流派。此时，希腊文明方兴未艾，必然不甘心附庸于波斯这个异域星群，成为其边缘不起眼的小星星。希腊人非常自傲，哪里愿意给别人做陪衬。他们是团结一心、能干大事的集体，不但击退了波斯人，后来还主动出击，攻打波斯。这是历史的必然。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其实并不算正宗的希腊人，他父亲所统治的马其顿王国是希腊的一个藩国。马其顿人把希腊人当作见过大世面的城市人，而在希腊人眼中马其顿人则是乡巴佬。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Ⅱ of Macedon）给儿子亚历山大请了希腊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做教师，但不会有哪个雅典贵族愿意找个马其顿人来教自己的孩子。所以腓力二世征服了希腊诸城邦之后，也把自己的王国认作希腊。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即位后剑指东方，以希腊人的立场去讨伐恩怨未了的波斯。我们常常听说亚历山大大帝在此后的十年间“征服了世界”，但打开地图对比一下大流士时期的波斯版图，其实亚历山大真正征服的不过是波斯世界。
印度
波斯侵略希腊超出了主体叙事的极限，同样的道理，希腊举兵跨过印度河也突破了自己的极限。当时，亚历山大的大军已远征近三千英里，而跨过印度河后，他们就真正成了陌生土地上的闯入者。他们所到达的印度，有种姓制度，有千手菩萨，人们还留有吠陀君主跑马圈地的记忆，还认为时间是静止的、世界不过一场幻象……而入侵的大军来自受希腊影响的“中部世界”，两者之间有太多太大的差异，必定会让他们无所适从。亚历山大的大军此时身处之地，不再是自己能想象、能理解的世界的最东端，而是一个别人的世界的西端。在这里，他们不再是主角，而成了远方舞台上的配角。
事实上，正当亚历山大率军席卷亚洲之时，一个巨大的帝国正在印度崛起。曾经托起强大波斯帝国的诸般要素在印度也蓄积到了转捩点，一个堪比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印度伟人也已诞生——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他是出身商人种姓的孤儿，从小父母双亡，生活贫寒。传说旃陀罗笈多小时候有一天在一棵大树下睡着了，醒来发现一只老虎正在舔舐自己的脸，从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是成大事之人。
亚历山大率部跨过印度河时，旃陀罗笈多已经当上了故乡摩揭陀国的王。希腊大军撤退后，旃陀罗笈多的军队乘虚而入。最终，他创立了比波斯帝国更大的孔雀王朝，甚至大过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疆土，从印度延伸到开伯尔山口之外。
一个皇帝如何统治这么广大的土地？还是要看那几个M字头的要素：管理、通信、金钱、数学、军事力量、主体叙事。孔雀王朝像波斯一样修建了路网和驿站，与印度星罗棋布的水道相得益彰，发展了跟波斯类似的邮驿体系，还统一了度量衡，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推行了波斯式的管辖体系——村庄隶属小区，小区隶属大区，大区之上为行省，行省总督直接对皇帝负责。与波斯人一样，孔雀王朝的历代国王也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上到婆罗门，下到商人甚至娼妓都可能是国王的密探，居江湖之远而给权力中枢搜集情报。
此外，旃陀罗笈多的王国也发展出了成熟的主体叙事。这里没有琐罗亚斯德教，而崇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三者虽然有些区别，却源于同一个主体叙事并能和谐共存。宗教的凝聚力让地域聚成了“江山”，从而国王才有了“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 [2] 。
中国
波斯、希腊、孔雀王朝在几百年内先后走上巅峰，还有两个更强大的帝国也紧随其后，崛起在世界人口最稠密地带的两端，它们就是东方的中华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这两大帝国是早期超级帝国中延续时间最长的，值得我们多花一些笔墨。
中国人一直有“天下”的说法，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但到这个时期，中国还没占领过太大的疆域。然而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突然全面实现了“天下”的构想。
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诸侯连年征战的战国时期，长江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出现了七雄争霸的局面，其中一个是军力强大的秦国。秦国国君去世后，他年仅十三岁的儿子继位。此时其他几国的君主虎视眈眈，磨刀霍霍，觉得是时候对秦国下手了。然而，他们小看了秦国的少年新君，他竟然先发制人，重拳出击，从此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诸侯混战。待诸侯争霸尘埃落定，原来的各国都归顺于一个君主，这位君主毫不讳言地自封“始皇帝”，意即第一位皇帝。
“始皇帝”这个名号让他跻身中国神话传说的崇拜对象之列，起初有三皇开辟鸿蒙，然后有五帝举农耕、造文字、养桑蚕，现在又有了始皇帝一统千秋。雄心既定，岂容争锋？
秦始皇以铁腕迅速巩固了统治。为防御北边游牧民族来犯，他征调百万民夫将各国原有的拱卫边墙连接在一起，形成连绵万里的长城。众多民夫在修长城的徭役中丧生，但长城修起来了，秦朝也安全了。秦始皇反对儒术，将法家思想尊为国之法门。儒家思想宽和、自觉，法家严谨、教条，规定了需要严格遵守的法条以及违反后的具体处罚，没有回旋余地和模糊空间。
秦始皇还将冶铁、制盐等重要产业收归国家，铸造圆形方孔钱币为官方货币，统一度量衡，实施严苛的征税制度，并具体规定每户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种什么庄稼。跟其他开国皇帝一样，秦始皇很快建设了宽阔的马路、行人歇脚的客栈、发达的邮驿系统、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等等。至于发展这些要素的做法是从波斯等地学来的，还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效仿与创造随时在发生。一边是不同社会间不断有学习借鉴的涟漪传递，另一边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勤奋地自我发展。一种新想法只要有用，无须问其出处，只管让它生根发芽。秦始皇采用的管辖体制跟波斯相同，也同样取得了好效果。
秦始皇驾崩后，社会进入第二阶段。各处草莽暴力起义，很快推翻了秦二世。这正应了中国历史学家常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过这次，另一个乱世枭雄很快出现了，他就是刘邦。刘邦虽是一介农夫，却果敢过人，趁乱世先是做上了起义军头目，然后成为军阀，最终成为角逐整个中华帝国控制权的双雄之一。刘邦的终极对手项羽一度俘虏了他的老父亲，威胁要把老人家活活煮了，刘邦霸气回信道“分我一杯羹”。项羽最终落得个自刎而亡的下场，公元前202年，刘邦改朝称帝，定国号为汉。
至此，群雄逐鹿的局面只持续了七年便迎来了改朝换代。刘邦其实是再造了秦朝，不过改名为汉。为了将散乱的天下调治成有序的社会，秦始皇把得罪人的事都已做尽。到了汉朝，长城已然屹立，无须再牺牲百万人巩固北方边塞，也不用操心建立统治体制，法家治国早已设置好具体到人的机制，汉朝皇帝反而可以通过减税赢取民心。汉朝继承了全国无可争议的军事强权，也就没必要再实行秦朝严酷的全民征兵制。总之，秦始皇靠血肉牺牲赢来的天下被汉朝不费周章地接过来统治。汉朝建立的统治体制稳固持续了约四百年，中华文明这个文化星群在此期间全面形成并繁荣发展。
汉朝皇帝恢复了中华文明主体叙事中最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地位。秦始皇曾下令焚烧古籍经典，企图营造一个新世界。但书是烧不尽的，人们把留存下来的书籍拿出来重新刊印流传，全社会又重新掌握了前人积累的儒家智慧、传统、思想和精神。从此，在汉朝这个地跨南海之滨到蒙古草原的大国，儒家经典成了全国的精神食粮。
为了统治如此庞大的国家，汉朝开创了一种中国独有的机制——通过考查经典的掌握情况来选拔治国之才。当时其他国家的国王都是委任亲信掌权，亲信又任用自己的亲信，层层繁殖……每个层次上的每个人都被国王的自己人管理。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仅靠亲信关系并不足以在朝中谋得一官半职，虽然亲信关系不是完全无用，但熟读经典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理论上说每个层次上的每个人都是被学者型官员管理。好在汉字是表意文字，来自天南海北操不同方言的官员不难通过书面交流共事。同样的文字，不管读出来如何南腔北调，意思总是不会差误的。
然而，汉字是需要下一番功夫才能学会的，所以这些学者型官员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中国社会独有的精英群体，即士大夫。士大夫阶层和其他许多特征一起，构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政治体系。即使不熟悉的人也能直观地将中国与印度或其他社会星群区分开来，中国的诸多文化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中华。
罗马
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人口最稠密地带的另一端，地中海沿岸也有一个超级大国正在成形。在马其顿希腊人向亚洲大举东进期间，罗马逐渐强大。罗马的崛起并非在希腊完全衰落之后，两者在时间上有所重叠。在希腊文化和军事全盛时期，罗马只是个尚未找到自我的鲁莽少年。在希腊涌现先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伯里克利（Pericles the Great）以及众多不朽的剧作家的时代，罗马不过是个破乱的小城，虽然不好对付，但还称不上帝国。
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推翻了国王，迎来了国运的重大转折。罗马开创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由几百人组成元老院治国。元老院通过选举产生，但只有拥有土地的罗马贵族精英才有权选举。每年，元老院中选出两人为执政官，代替国王执政。执政官总是两人共同担任，从不会一人独揽，而且一年过后，两名执政官必须让位给继任者。可见罗马人对称王称帝是多么提防。
在希腊黄金时代，罗马的地主与农民、精英与大众、贵族与平民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权力斗争。最后，双方达成和解，设立若干地方司法官，由平民选举产生。这些司法官虽然只有一种权力，但这个权力很大——他们可以否决元老院的任何提案。然而表面看来，危机来袭时这种体制似乎很难发挥作用。
罗马人还制定了十二铜表法，这些法条不像“摩西十诫”那样是圣人的训诫，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为保障社会整体运转达成的完全世俗的契约。人们不再说法律来自神明，而是将法律基于道理与传统之上。理论上，十二铜表法为所有其他专门法奠定了基础，专门法中有些是程序性的，例如规定无法偿债满多少天后债主方可将欠债者作为奴隶；有些是规定具体事项的，例如唱歌诽谤他人者，杖击至死；还有些是社会性的，例如规定妇女无成年一说，必须像儿童一样时时处于监护之下。
在今天看来，十二铜表法非常原始。但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从那时便已经开始将抽象的理念视为最高权威，高于元老院，高于执政官，高于任何人。所以从理论上说，在罗马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虽然实际中如莎士比亚（Shakespeare）所说，这些法律“违反倒比遵守更光荣”，但是罗马毕竟给世界带来了“人在法下”的观念，堪比古代中国给世界贡献了精英治国的理念。
后来，罗马又经历了几次风波。北方强大的伊特鲁里亚决意复辟罗马帝制，因此罗马向伊特鲁里亚宣战。战争过后，伊特鲁里亚被罗马吞并。公元前387年，游牧部族高卢入侵意大利并攻入罗马城，但被浴血奋战的罗马人打了出来。自此，罗马人渐觉自己羽翼丰满。不久后，强大的马其顿帝国皇帝、凭军事才能闻名遐迩的皮洛士（Pyrrhus）也率大军入侵意大利。皮洛士以惨重的代价赢下若干战役，却因战线太长，深陷意大利腹地且兵力匮乏，可怜一世英名就交待在了这里。
再后来，罗马人与隔地中海相望的迦太基的腓尼基人交手。迦太基是地中海地区最强的海洋势力，统帅汉尼拔（Hannibal）被认为是历史上军事才能最卓越的统帅之一，他仅驾几十头大象长途跋涉，竟能翻过阿尔卑斯山的北坡攻打罗马。相比之下，罗马人可打不出这种战法，他们只有稚嫩的治理体制，靠每年更迭的执政官带领几百人组成的元老院做各种决策。没人记得元老院派了哪些名不见经传的将军迎战汉尼拔，每个将军似乎都比上一个更逊一筹，每次战役都反衬了汉尼拔的卓越将才。然而不知为什么，罗马还是攻下了迦太基，乘胜追击汉尼拔，走投无路的汉尼拔最终自杀谢世。罗马人踏平了迦太基，对其国民非屠杀即奴役。一番扫荡之后，迦太基荡然无存。所以不管怎么说，罗马的体制必有其强势之处。
罗马是个泛军事化社会，所有适合服兵役的男子都要参军。罗马军队由纪律严明的军团组成，每个军团都能独立作战，像棋子一样接受指挥调遣。他们能神速挖掘护城堑壕，将敌军围困起来断绝粮草，没有谁经得起与他们对峙。
如果说基础设施是波斯帝国繁荣的关键，那么罗马在面积、实力和国祚上全面超过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罗马人发明了混凝土，掺水后胶结得非常坚实。有了这种神奇的材料，罗马人能遇水架桥，还能修筑水渠把清水输送到千里之外。如此一来，到处都能建起城市。罗马人攻城拔寨的机械和强大的工程能力，让他们能如探囊取物般攻占别国城池。他们环绕地中海修建了石头马路，总里程达三万英里，筑路质量远胜波斯（直到一千多年后才出现了同样规格的筑路工程）。有了条条大路，一旦地方上叛军起事，罗马军队不等其成气候就能快速部署到位。
罗马人的爱国热情近乎宗教般狂热，他们生活在罗马的伟大之中，即使贫困潦倒，也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源自希腊的世俗人文主义是罗马法的基础，也形成了罗马的整体社会氛围。其实，罗马之伟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攻打特洛伊的战争。罗马不仅有着与希腊相同的诸神（不过给他们都取了拉丁名字），也有着同样的思维框架，认为人和神共同组成自然世界。换言之，罗马是另一个希腊，只是差了点文化细节，少了些哲人，多了不少工程师和他们发明的混凝土。
罗马的对外征服大多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完成的。这个时期，元老院执掌统治大权，执政官主持政令实施，（部分）罗马市民也确实有权选举。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直到公元前27年才真正掌权，还要假惺惺地不称“emperor”（皇帝）而称“princeps”，意为“第一公民”。此后的二百五十年里，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都在这个超级大国的统治下，各地靠整合的路网、单一的货币体系和统一的法律系统结为整体，这些要素让商品在广阔的地域内有了前所未有的充分流动，因此哪怕是在罗马帝国境内最远的两端，物质文明也没有太大差别。
公元元年，地球上每十个人中就有八人生活在从欧洲大西洋之滨到亚洲南海沿岸的这一地带。几乎每个人都属于某个国家，其中绝大部分又生活在少数几个超级大国或曾经的超级大国中——有些在罗马帝国，有些在波斯帝国（这个时期称为“帕提亚帝国”），有些生活在孔雀王朝后继的印度教和佛教王国中，还有些在汉朝的中国。在这一地带，整片整片的广阔土地被不同的主体叙事、信息网络、货币体系、成文律法以及军事力量组织在一起。
虽然叫作“王国”“帝国”，却也不是说国王或皇帝会过多介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各国的权力分配都是俄罗斯套娃式的：人们首先直接生活在家庭和家族的盘根错节中，每个社会的家庭与家族的样式和结构都不尽相同；其次生活在一套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以及共同的历史、风俗、传统等之下，包括婚俗、饮食、生养、教育、娱乐，两性关系的形式，孩子玩什么玩具，大人讲什么故事，人们因何而喜、为何而悲……这些都不是政府决定的，而是本文化、本社会中的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约定俗成的。
在营造日常生活氛围上，女性在每个社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详细了解她们曾产生的影响，因为史学家和其他记录者大多是男性，他们往往更关注发生在男人间的大事。
各个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由男性主宰，设定了各种条条框框。在条条框框之内，生活的走向可以由风俗、传统、生物本能等自发的力量决定。然而自上而下的制度条框毕竟不容忽视，也无法摆脱。其中，国家对日常生活干预最直接的方面有征税、军队、公共工程等。征税影响生活，在于人人都要向国家纳税；军队影响生活，在于领袖总要开拓更多疆土，从而扩大征税范围，而在争夺国土的战争中，如果只是袖手旁观恐怕会在战乱中丧命，所以有抱负的人会选择参军打仗，打了胜仗还能分到战利品；公共工程影响生活，在于举国家之力建设大型工程时，诸如修建碑石、陵寝、宫殿、公路桥梁、沟渠水坝等，总有一些人能从中牟利，而另一些人被强征徭役，两者的人生都会因此被彻底改变。
注释：
[1] 居鲁士在征服吕底亚王国后有一项不凡的举动，他没有像其他征服者那样杀掉亡国之君，而是让克里萨斯做了他在吕底亚的谋士。
[2] 孔雀王朝的第三任国王阿育王（Ashoka）在一次异常残酷的战争之后突然皈依佛教，并鼓励治下民众信奉佛教。臣民仍然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崇拜，但国家支持佛教法师弘法，在全国开凿石壁、雕制石柱以刊刻佛经。阿育王本人也戒掉了打猎，转而修习冥想，还发展了自己的一套佛法理论，主张通过修行达成生命的圆满。因其弘扬佛法的功德，阿育王至今仍被人们尊为佛教大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