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机器时代的社会星群
1850年—1950年
机器的普及并非人类主动为之。发明家们发明了这样那样的技术，但没有哪个发明家能统筹推进整体的技术进步。没人能够阻挡这个潮流，但也没人能引导其具体方向，没人能掌控它的社会影响。不过这并不是说机器对世界各地的影响是等同的，机器所进入的每一个社会都有其本来的进程，机器要挤进长期以来既有叙事所维系的社会框架中去，就像来自外族的移民要融入当地一样。正因为机器总是要与它将进入的既有社会完形博弈与磨合，所以在不同文化中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相同。诚然，机器一旦融入某个社会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世界观，但前提还是先要融入。
马克思主义
在西方社会中，机器引发了迅猛的工业体系发展和城市移民潮，起初阶段让很多人的生活困苦流离。19世纪的另外一种“主义”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了，这就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背景非常不同的一对搭档，恩格斯是富有工厂主的儿子，而马克思是贫苦人家的子弟，穷到买不起棉鞋，他在大英图书馆写共产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时，还需要在鞋里塞上报纸保暖，后来甚至穷困到七个孩子中有四个因为营养不良或生病没钱医治而夭折。马克思一生寂寂无闻，直到去世时大部分主要作品还没能发表，已经发表的五本也是读者寥寥。他的葬礼上只来了十一个人，其中五个是直系亲属。然而，马克思去世后不到二十年，相信他的人和憎恨他的人都开始将他奉为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齐名的当代巨擘，认为他对世界历史和政治的影响可以比肩恺撒大帝和拿破仑。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本质上分为若干阶级。不管哪个时期，上层阶级总是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而下层阶级是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历史是由不同社会阶级的不断斗争推动的，以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现在是机器。随着机器的普及，马克思认为理论上阶级斗争会走向终结，因为人类的强大技术能生产出所有人需要的所有产品，物质能够达到极大丰富。
但这个愿景在当时并没有实现，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机器都集中在了拥有金钱和信贷的人手中。金钱和信贷只受一个力量驱动，即追逐利润最大化，实现保值并增长。这个过程不是靠人实现的，而是靠金钱和信贷自己实现的，因此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是操作机器的工人，而资本家总是想尽可能少地给他们付工资，因为付过工资后剩下的钱都是资本家的利润。资本家可以用利润购买更多的机器，实现资本的增殖。现实中资本家们正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星群，而资本天然是有增殖冲动的。
但问题在于，人民群众不仅包括工人，还包括购买资本家所出售商品的消费者。如果工人手上没有闲钱就不会购买商品，整个系统也就难以为继。对单个企业最有利的逻辑与对整体最有利的逻辑在这里恰好矛盾。马克思认为，这是当时社会关系中内含的矛盾，当矛盾不可调和时，必将引发工人革命。革命以后，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机器，从而为每个人生产足够的产品。届时互相竞争的社会阶级将不复存在，人类将进入理想时代。
马克思的愿景来源于西方有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国家，包括工业极强的德国、英国，以及稍逊一筹的法国、美国。这些国家的国民大多能识字且生活在城市中，也有组织行业公会的传统。机器大生产之后，他们开始组织工会，通过工会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斗争方式包括罢工，即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拒绝劳动。马克思把他们称为“无产阶级”，认为无产阶级是推动革命的主力军。
从马克思主义到马列主义
马克思所预期的革命没有在德国发生，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却启发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知识分子——俄国的列宁。当时俄国的统治者是欧化的、说法语的王朝贵族，他们统治着千千万万说俄语的农民，其中大部分是包身农奴。农奴不能离开耕作的土地，而且几乎全部是文盲。他们在乡下过着赤贫的生活，分散居住，由于彼此联系不上，组织不起工会也搞不成罢工。虽然俄国沙皇在1861年宣告废除农奴制，但贫苦农民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太大改观。
不过以上说的只是俄罗斯帝国中俄罗斯民族的情况，俄罗斯帝国还有大部分疆土位于乌拉尔山以东，横跨整个亚洲。那里的居民大多是突厥人和西伯利亚人，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贵族文化缺乏情感认同。简而言之，俄国社会完全不具备马克思所言的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一切必要特征。
马克思的思想刚传到这里时也没有适应得很好，经过改良才扎根下来，主导改良的人就是俄国的列宁。改良后的主义不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列主义——一个具有鲜明俄国特征的思想星群。
马克思认为工业化将导致革命，而列宁认为通过革命才能走向工业化。但革命的主体应该是谁呢？这曾经是列宁想不通的地方，因为俄国没有无产阶级。因此，列宁提出革命必须有一个先锋队，先锋队要纪律严明，时刻准备着发动一切力量共同实现伟大目标。先锋队发起革命形成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中产生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再推动真正的大革命，把历史带入共产主义的新纪元。先锋队使用暴力革命的基础是其信仰正确，因此这个先锋队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不断统一意识形态信仰，保证全体成员认识一致。
1917年，俄国三百年的沙皇君主制轰然崩塌，政府治理出现了真空，此时只有列宁的先锋队有统一组织，能采取果断行动。先锋队自称“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运动，清除了旧社会秩序的所有痕迹，代之以自上而下新设计的秩序。俄国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工业化国家，不再像一个社会生命体，而更像一部社会机器。在此过程中，马列主义要求统一的思想，这是过去马克思主义中没有提及的。以上这些就是机器进入俄国社会并与之融合后带来的结果。
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
沿着这条主线讲下去，我们需要把时间快进一点。马列主义从俄国传播到了中国。在这里，又是起源于一种环境中的理论信仰进入了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环境。中国既不像德国和英国，也不像俄国，由马克思创立又由列宁改造的这套理论必须在中国的语境下重新发展，才能在中国扎下根来。有革命思想的毛泽东在这里把马列主义发展成了毛泽东思想，正像马克思主义中的内容在马列主义中仍然有所体现一样，毛泽东思想也体现了马列主义的主张。机器文化就此融入中国社会发展了几千年的历史叙事中。
与秦始皇及后来的隋文帝、明洪武皇帝等的功绩相呼应，毛泽东也开展了国家大一统所需要的规模庞大的全国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惜投入一切人力成本；同样地，也通过主义和政策的宣传将中国男女老少一个不落地整合进同一个行政体系。
毛泽东思想明确地没有吸纳儒家思想。然而从整体上看，毛泽东思想与传统的儒家学说有着同样的社会功能，都能把无数人凝聚成一个集体。毛泽东以意识形态为治理工具，培养了大批学者型官员。但这时的学者型官员已经不再学习儒家经典，而要熟悉毛泽东思想理论，其中也包括马列经典著作。
毛泽东在实现伟大目标的过程中使用过群众运动的手段。在他去世后，思想界很快出现了大讨论。在短暂的不确定时期中走上前台的邓小平更注重意识形态能否产出实际成果，提出了著名的“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
邓小平及其政治思想的继承者们基于毛泽东已经完成的历史转型，不再需要依靠专政控制社会。他们相信中央的向心力已然足够强大，因此中央的统治可以适当放宽，不会妨碍中国的统一。总之，毛泽东把中国组织成了一个便于治理的国家，能够接纳机器文化并且在新条件下继续向前发展。在毛泽东的治国大业完成之后，中国再一次回到了经典的历史轮回。毛泽东的继任者们继承了他的机制和做法，努力让中国重回亚洲大国地位，甚至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大国。在经历了百年乱局之后，新的秩序终于形成，再次印证了中国史学家们所说的中国历史基本轮回。
另外，中国也吸纳在西方发展成熟并广泛传开的企业机制作为其发展模式，大量的国营和民营企业承担了公路铁路、机场港口、贸易中心等基建项目，影响范围遍布中国过去的藩邦属地，沿着曾经的丝绸之路和季风贸易网络，重走郑和船队15世纪七下西洋的路线。
没有哪股力量能阻挡技术发展的潮流，也没有哪股力量能抹去社会叙事或削弱其影响。就像中国文化至今还有神话传说中的祖先一样，在早已朦胧远去的历史中产生的叙事，至今仍在冥冥中影响着人们。
中部世界的机器
同一时期，中部世界的人们第一次发觉，新生的技术已经不再是自己社会中的伟大发明贯彻到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中，而是外人创造的机器闯入了自己的社会并占据了主导。自此，从印度河畔到伊斯坦布尔，从中亚的撒马尔罕到北非的苏丹，19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终于开始意识到最有价值的资源已经被外族掌控，本民族的统治者变成了傀儡，政府治理也成了由西方列强在背后操控的双簧表演。
他们该怎么办呢？一千两百年来，伊斯兰社会一直是世界历史和文明的担当，怎么如今落到这步田地？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还是哪里没做好吗？要如何恢复世界秩序，同时实现自我救赎呢？
这些问题在18到19世纪的穆斯林思想家和活动家们头脑中萦绕不去。伊斯兰世界中出现了精神革命的势头，这也是伊斯兰教本身的迫切需求。精神革命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合成了一股潮流，因为在伊斯兰教中精神信仰与政治生活从来就是不分家的。
穆斯林在两种潮流的汇聚中痛苦地探索着自我身份，这种身份探索与反抗西方霸权联系在了一起，于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极端者。他们不以穆斯林本身应该是什么而定义穆斯林身份，而篡以穆斯林不能是什么的概念，宣扬伊斯兰社会不属于西方也不能成为西方，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排斥异类为基本特征的身份认同。
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十字军东渐时期，欧洲人就以与穆斯林和犹太人的东方社会的对立定义自我身份，同样是源于对异类的排斥，同样是以自己“不能是什么”来建立身份认同。但是，当时的欧洲文明蒸蒸日上，以排斥外族为基础的身份认同能展现出洋洋得意的自我优越感。然而，18到19世纪的伊斯兰社会却是刚刚认清自身的局限落后，急于扼住颓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排斥异类的身份认同只会滋长仇恨情绪。
那么在极端穆斯林眼中，要抵制的是欧洲的什么呢？不应该是科学技术。伊斯兰社会中大部分运动倡导者都能认识到，机器生产的社会终究要取代没有机器的社会，穆斯林如果拒绝科技和工业，无异于甘居人后。游历世界的大学问家赛义德·贾马鲁丁·阿富汗尼（Syed Jamaluddin al-Afghani）及其思想的继承者们主张穆斯林不仅要接受机器，而且要掌握机器技术和其中的基础科学。他们认为伊斯兰本就是科学的宗教。先知穆罕默德是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讲法布道，发展全新的信仰社群，在极端劣势下打赢战争而感召人们产生信仰。而且，早期伊斯兰文明有辉煌的科学成就，只是在“黄金时代”之后才偏离了上升的轨道，让死记硬背经文蒙蔽了双眼，让堕落的宗教人员破坏了伊斯兰的先进性。因此，穆斯林必须正本清源，探索将机器文化融入伊斯兰复兴叙事的方法。
这就给穆斯林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抵制的不是科学与机器，那么是要抵制什么呢？那就只能是社会道德与性观念，因为这是西方和伊斯兰社会之间最显著的差别。19世纪正值西方社会提倡女性独立，大家庭的概念不复存在，个体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被政治抵制与精神革命潮流裹挟着的极端穆斯林就将伊斯兰的正统性简化为两点，一是维护部族规模的大家庭结构，二是限制女性只能在“内”的范畴活动。他们提倡对经典做严格的字面解释，并以此作为性别与婚姻方面的规范。具体来说，当时接连几代穆斯林极端分子都主张正派的穆斯林要抵制欧洲的家庭生活方式、儿童教育方式、家庭和亲戚观念以及性与性别关系的社会规范。
将社会划分为男女两性的范畴并对应到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内外有别，这其实早已根植在伊斯兰社会的历史叙事中，可以一直追溯到伊斯兰教出现以前。对女性的禁锢在穆斯林与拜占庭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成形，在当时拜占庭的上流社会中，女性蒙面纱是一种社会规范。而到了伊斯兰教的革命时代，伊斯兰社会一面吃力地接纳机器进入自己的文化，另一面在身份认同上开始过度强调女性居“内”的属性。伊斯兰的历次革命运动普遍提倡禁锢女性，久而久之，对女性做种种限制成了其核心主张之一。
性别分工在全世界出现重大转折的基础原因在于机器及机器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那么不管舆论如何导向，性别革命终会到来。一切试图回到过去性别角色区分或者限制女性发展的行为都将是徒劳的。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开倒车，就是要倒转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技术进步，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非要的话，恐怕只能把全球的城市都炸成废墟，扰动自然气候以致社会重回石器时代的发展水平。但是即便历史倒回从前，人类仍然会重新发明工具，直到再次研究出机器。这是人类的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