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威尼斯（1096—1311）
在费拉拉城及波河的北面，则为维内托（Veneto）区域。其以威尼斯、特拉维索（Treviso）、帕多瓦、维琴察及维罗纳等城市而自豪。
威尼斯的力量即在此一时期成长。它与拜占廷的同盟，使它得以进入爱琴海与黑海的港口。在12世纪，据说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已超过10万人，并因其蛮横与嚣张，而占该城之一隅，使之成为恐怖之区。后因受到善嫉的热那亚人之煽动，希腊皇帝曼纽尔突然反对在其京城的威尼斯人，大肆逮捕，并下令悉数没收其财产（1171年）。故威尼斯向他宣战，其人民夜以继日地建造舰队，并于1171年由总督维塔莱·米基耶利（Vitale Michieli）二世率领130艘船舰，攻击进入海峡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尤比亚岛。但其军队在尤比亚海岸病倒，据说是希腊人在他们的饮水中下毒所致。其死亡数以千计，以致其战舰因缺人手而不能作战。故总督率其舰队回到威尼斯，而是时该城正流行黑死病，居民大部分丧生。在一次集会中，总督因此一不幸而受责，被刺身亡（1172年）。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我们应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及改变威尼斯体制的寡头政治革命。
大商人因恐怕此种失败的继续会导致其商业帝国之崩溃，故决意由会中取得选举总督决定公共政策之权。且设立一由甄选会员所组成的会议，它更适宜于商讨及处理国事，且能牵制人民的冲动与总督的专制。于是说服共和国最高的3位法官任命1委员会，以进行草拟新的基本法。其报告建议，城邦6区中之每一区应选出2位领袖，他们每人再选出40位能干的人，共计480名。再由这480人组成“大会议”（“the Maggior Consiglio”），作为该邦的立法机构，然后“大会议”在其会员中选出60位为元老，分别处理商务、财政及外交。而“全民会议”（“arrengo”）只有在需要批准或拒绝战争与和平时需集会。而由6区选出之6人枢密院，则仅在元首悬缺期间代行国家政令。而总督之任何治理行动亦须枢密院之认可方为合法。第一个大会议依照此一程序，由其与会人员中选出34名，这些人再在其中选出11名，然后这11名在圣马可教堂公开地选出总督（1172年）。人民为丧失了他们自己选定国家元首的权利，而发出抗议的呼声，但新总督在群众中散发钱币，而转变了此一骚动。在1192年选举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时，大会议要求总督在他的就职誓言中，宣誓服从国家所有的法律。至此，商人寡头政治达到高潮。
当时年已84岁的丹多洛可说是威尼斯历史上最强而有力的领导者之一。由于其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手腕及个人的英雄主义，威尼斯在1204年攻下君士坦丁堡而掠夺之，报了1171年的仇恨。自此，威尼斯成为东地中海及黑海一带最强大的国家，且使欧洲的商业领导权，由拜占廷转移到意大利。1261年，热那亚人协助希腊人夺回君士坦丁堡，并因此取得在该处的商业优势。但3年之后，威尼斯的舰队在西西里附近，击败了热那亚人，以致希腊皇帝被迫恢复威尼斯人在其京城之有利地位。
这个得胜的寡头政府，由于将基本法作了另一次的变革，而使其外表的胜利达到了极点。1297年，总督皮埃特罗·格拉德尼戈（Pietro Gradenigo）通过大会议，提出一建议方案，规定只有自1293年以来，曾参加大会议之公民及其男性后裔方有资格参加大会议。由于这种“闭关会议”之规定，而排除了绝大多数的人民于政治之外，因此而建立起闭锁式的社会阶级制度。在这些贵族当中，保持着一本记载他们婚姻与出生的《金皮书》（Libro d’oro）以确保其血统的纯正与权力的独占。这些商人寡头自封为天生的贵族。当人民计划策动革命，以反对此一基本法时，他们的领袖被允引入大会议厅，但立遭绞杀（1300年）。
我们必须承认，此一率直而无情的寡头集团统治得甚好。他们较中世纪意大利的任何一个社区，都能维持更好的治安，更精明地引导公共政策，且法律亦更稳定有效。关于医师及药剂师的法律，威尼斯实行与佛罗伦萨相同的例律几达半世纪之久。在1301年，法律禁止在住宅区设有害人体健康的工业，且将产生有害气体的工业排除在威尼斯之外。航海法之规定严格且细密。所有的进出口均受国家监督控制。其外交报告中多半提及贸易问题，较少提及政治问题，且于此，经济统计首次被纳入政府体系中。
在威尼斯，农业几乎毫无所闻，手工艺却高度地发展，由于西地中海政治的骚动，威尼斯自东地中海古老的城市进口大量的艺术品与手工艺品。威尼斯人所制之铁器、黄铜、玻璃、金履衣及丝驰名三大洲。其最大之工业可能是制造游艇、商船及战舰。其已达到大批劳工及公司财团的资本主义阶段，且因国家对工业的控制，而几乎达到社会主义之阶段。一些具有高耸的船首、彩色的帆、及多至180支桨、如画般的船只往来于威尼斯、君士坦丁堡、提尔（在今黎巴嫩）港，亚历山大港、里斯本、伦敦及一些在主要贸易带上的港口城市之间。波河流域的货物运至威尼斯换船转运；莱茵河城市的产品越过阿尔卑斯山运到威尼斯，再由其码头分散到地中海世界；而雷阿度成为欧洲最繁忙的通衢大道，挤满了各地方来的商人、水手及银行家。整个北方的财富不能与其一城的富饶相比拟，后者所有的事情都带动着商业与财富，其派遣一艘船到亚历山大港去，回来必带回为原投资10倍之利润——如果不遇到敌人、海盗及暴风雨的话。在13世纪，威尼斯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也只有马可·波罗所描写的那些中国城市方能与之相较。
财富的增加则导致信仰的低落。威尼斯人在政治方面，充分利用宗教，以游行和天堂来安抚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民，但统治阶级却不允基督教或破门律之惩处干涉到其工商企业或战争。他们有一句名谚：“我们是威尼斯人，然后我们才是基督徒。”教士绝不能参与政事。威尼斯商人贩卖武器与奴隶，有时甚至将军事情报卖给予基督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徒。随着此种宽大的唯利是图作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主义。伊斯兰教徒能很安全地抵达威尼斯，而犹太人——特别是在斯皮纳伦加岛上吉乌德卡（Giudecca）城的犹太人——亦能很平安地在他们的会堂内礼拜。
但丁谴责威尼斯人“放浪形骸”，但我们不应相信一个对万事万物都加以咒诅的人所作的非难。更有意义的是去了解，在威尼斯法律中，对逼迫子女卖淫之父母严厉的刑罚，以及贿选之事实。威尼斯给我们的印象，即一个无情显赫的贵族阶层毫不动情地听凭大众的贫困，而民众则用毫无掩饰的爱情欢悦来排遣其疾苦。早在1094年，即听说有谢肉节，1238年第一次提及有面具，1296年元老院规定封斋期之前一日为公定假日。在这种场合里，男男女女各炫耀其最华丽的服饰。有钱的贵妇人戴着镶有珠宝的头饰或头巾或金线织的裹头巾。她们的眼睛透过或金色或银色的网状面纱闪烁着，颈上挂有珍珠项链，手上戴着丝质或羊皮的手套，脚上着草鞋或绣有金色红色的皮鞋、木制鞋，甚至软木鞋，她们身上穿的是上等亚麻、丝或织锦做成的长礼服，其上饰以珠宝，领口剪裁很低，在当时引起争议，且是最富魅力者。她们戴着假发，施以脂粉，并节食束腰，以保持其苗条的身段。她们在任何时候均毫无顾忌地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在宴会中，或乘坐游船嬉闹中，露出娇羞迷人之态。欣然地聆听抒情诗人传来普洛望斯所风行对永恒之爱的歌颂。
在该时期，威尼斯人对文化事业尚无特别兴趣。他们有一很好的公共图书馆，却甚少加以利用。他们举世无匹的财富并没有对学问有任何贡献，亦未留下不朽的诗歌。在13世纪，他们确有许多学校，我们也听说有许多私人的或国家的奖学金授予贫苦的学生，但到了14世纪，却有若干威尼斯法官目不识丁。当时，音乐甚受尊崇，艺术则尚未像以后那样大发光彩。但财富却给威尼斯带来世界各处的艺术，其鉴赏力亦不断地提高，从而奠定了以后的基础。而古罗马在各方面的技术亦再度出现，尤以玻璃的技术为甚。
我们不能将当时的威尼斯，描绘得像19世纪瓦格纳及尼采所描写的那么可爱。他们的房屋仍是木造的，街道还是土路。只有圣马可广场在1172年铺上砖块，1256年鸽子出现在该广场上。一些美丽的虹桥开始横跨在运河上，例如横卧于“大运河”（“Grand Canal”）上的摇桨船（traghetti）已渡过了许多旅客。当时运河的岸边可能比现在更少恶臭，因为任何事情的形成，都需要时间的积累。但街道或河道的积垢却不能遮盖这个几世纪来从沼泽与礁湖中兴起的城市其富丽堂皇之气质，亦不能抹杀这一个民族由荒芜与孤立中崛起，而以其船只跨越各海洋，并聚敛了半个世界的财富与美物之奇妙事实。
在威尼斯与阿尔卑斯山间，为特拉未索城及其疆界。我们应注意，惟因其人民甚能享受人生，以致得有“玛卡·阿莫罗撒”（“Marca amorosa”）或“吉奥伊奥撒”（“gioiosa”）之名。据说，在1214年，该城庆祝“爱之堡”的节日：他们立起一木造城堡，悬挂起毛毯、花圈及其他悬挂物。美丽的特拉未索妇女配备香水、水果及鲜花，占据该城堡；从威尼斯来的青年骑士与帕多瓦来的纨绔子弟相竞围绕着仕女们，并以类似武器之物轰击之。据说，当日威尼斯人以鲜花及钞票赢得了该仗；不管怎样，那木堡及其美丽的防卫者终会被攻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