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迪南与伊莎贝拉
在特拉斯塔马拉（Trastamara）的亨利之死（1379年）与斐迪南登上阿拉贡王座之间的这一世纪，就西班牙而言，可说是一休耕时期。一连串懦弱无能的君主，准许贵族你争我夺而使得土地凌乱不堪；政府怠惰、腐败，私仇公行不禁，内战频仍，商旅患道，而田地也时受军队掠夺，致使农民留而未耕。在爱音乐与诗歌而不理国家琐务的卡斯蒂尔君主约翰二世的漫长统治（1406—1454年）之后，继之为亨利四世不幸的任期。后者以其行政之无能，币值之败坏及将税收挥霍在所宠爱的寄生虫身上，而赢得“无能者”亨利的称呼。他将王位嘱托给他称为女儿的胡安娜（Juana）；贵族们否认亨利的出身及权势，强逼他提名其妹伊莎贝拉为继承者。但他死时（1474年），重新肯定胡安娜的合法地位及统治之权。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即从这一瘫痪的混乱中，铸造了使西班牙在欧洲称强达一个世纪的秩序与政府。
一批外交家说服了芳龄18的伊莎贝拉，与其年17的表弟斐迪南结婚（1469年），而为未来的功业铺路。他们俩都系出特拉斯塔马拉的亨利。斐迪南当时已经是西西里的国王，待他父亲一死，又可兼为阿拉贡的国王，这门亲事因此是结联三国为一强大的王国。保罗二世拒绝付与表兄妹婚姻合法化所需要的教皇敕书。这一必要证件，乃由斐迪南父王及巴塞罗那的大主教共同伪造，待此一事实完成之后，真正的敕书才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那里得来。而更为困难的乃在新娘之贫穷，因新娘之兄拒绝承认这门婚姻，而新郎之父亲，已沉溺于战争，不能提供一场皇家仪式。一位犹太律师贷款2万苏尔多（sueldo），才铺平婚姻的道路。款项在伊莎贝拉后来成为卡斯蒂尔的女王时方才偿还（1474年）。[1]
伊莎贝拉继承王位之权，受到娶胡安娜为后的葡萄牙王阿方索五世的挑战。战争在托罗（Toro）打响，斐迪南在该地领导卡斯蒂尔人走向胜利之路（1476年）。3年后他继承了阿拉贡的王位；除了格拉纳达与纳瓦尔两地之外，全西班牙现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伊莎贝拉成为卡斯蒂尔的女王；斐迪南则统治阿拉贡、萨丁尼亚与西西里，同时分治卡斯蒂尔。后者之内政管理，留归伊莎贝拉，但王室特许状与命令，均须由两位统治者加以签署，同时新的硬币都铸上国王与女王的头像。他们相辅相成的特质，使他们成为历史上最有效率的一对王室夫妇。
据其朝臣的描述，伊莎贝拉之美，举世无匹，面貌姣美适中，身材中等，眼睛蔚蓝，头发棕色泛红。她比斐迪南多受教育，心智虽不敏锐，但也不残忍。她能眷顾诗人，并与谨慎的哲学家交谈，但更喜与僧侣为伍。她选最严厉的道德家当她的听告解者及导师。她虽然嫁给不忠实的丈夫，但似乎一直忠于婚姻；她生活在道德放荡如同我们的时代里，却是性的庄重之模范。处在腐败的官吏与奸险的外交家之间，她仍然保持坦白、爽朗而不堕落。她母亲在严格的正教与虔诚中教养她，她再予以发展到苦行禁欲的边缘。她压迫异端之严厉与残忍，一如她在其他任何事上之和善与仁慈。她是自己孩子温柔的守护者，也是朋友忠诚的梁柱。她大量地捐助教会、修道院与医院。她的正统信仰并未阻止她不去谴责文艺复兴时期某些教皇的不道德。她极具勇气，令人钦佩；她抵制、克服并驯服强大之贵族，默默地承担大伤恸，并勇敢面对战争之艰难与危险。她认为在大众面前维持女王的尊严乃明智之举，故极力炫示昂贵之锦服、珠宝；但私下她却穿得朴素，吃得节省，闲暇则做些女红，送与自己所爱的教会。她对工作劳心劳力，亲自发起有益的改革，并且或许过分地管理司法；她一心只想将她的王国，从没有法律的紊乱中，提升到一种守法的和平状态中。与她同时的外国人像保罗·乔维奥（Paolo Giovio）、圭恰迪尼及贝厄德（Bayard）骑士，把她列为当时最能干的统治者之一，并比之为古代的巍峨女杰。她的臣民虽不耐烦国王的统治，对她却崇拜不已。
卡斯蒂尔的人民，无法宽恕斐迪南外国人——即阿拉贡人的身份；即使他们以他之为成功的政治家、外交家兼武士而自豪，他们仍然在他身上找出许多缺点。他们把他冷漠、孤僻的个性与女王的温煦和善，他的迂回多虑与她的直率坦诚，他的吝啬与她的慷慨，他对下属的苛刻与她对臣仆的厚酬，以及他婚外的放荡与她默默的节欲，作一对比。他们或许不怨恨他设立异端裁判所，以及他之利用宗教感情作为战争武器；他们赞许对抗异端之战役，格拉纳达之征服，以及未归化的犹太人与摩尔人之驱逐；他们最爱戴他的，却是后代所最少赞扬的。我们没有听到人民对他严刑峻法的抗议——亵渎者，割去舌头；鸡奸者，活活烧死。他们觉察出，若不妨碍个人之利益或王室之政策时，他可以公正甚至仁慈；他虽较喜在谈判时与人唇枪舌剑，而不喜在战场上与人争勇斗狠，但他却能智勇俱全地统率三军；他的小气，并非供做个人奢侈之需，而是移做扩建西班牙之用。他们必已赞许他节俭的习惯，他在困境中所表现的坚定，他在腾达时所表现的节制，他对助手的精挑细选，他对政府的鞠躬尽瘁，以及他以弹性的坚持与谨慎的手段，去追求高远的目的。他们宽恕他身为外交家所表现的欺骗伎俩，他经常背信；其他所有的统治者，不也使用同一手法来哄骗他并欺弄西班牙吗？“法兰西国王，”他狞笑道，“抱怨我骗过他两次。这个傻瓜在说谎。我曾经骗他10次，甚至更多次。”马基雅维利仔细研究过斐迪南的生涯。他于品味其狡诈之余，赞扬道：“其行径……通通伟大而有些突出”，并且称他为“基督教国家中最重要的国王”。圭恰迪尼也写道：“这位王子言行之间，真有天壤之别，而其立下步骤，又何等深沉奥秘！”有些人认为斐迪南幸运，但事实上他是小心准备，以待大事，并立刻抓住机会。我们若对他的善与恶加以衡量，其结果为，他好歹已将西班牙从停滞破碎的混杂中统一壮大起来，成为下一代欧洲的霸主。
他与伊莎贝拉合力恢复卡斯蒂尔人民生命与财产的保障；重振圣兄弟会，作为维持地方秩序的民兵团体；终止道途上的抢劫与法庭上的风流韵事；重组司法并制定法律；收回以前国王轻率让予宠幸的国有土地；严格要求贵族完全服从王权；像法国与英国一样，封建自由与混乱，也不得不让步给绝对王朝之中央命令；各城市自治区域，也照样放弃其特权；省议会很少召开，若行召开，主要也在投票赞成政府征收基金；根基薄弱的民主，便在刚勇的国王之下憔悴而死。即使对“天主教的君主”[2]异常珍贵的西班牙教会，也削去了一些财富与一切内政管辖权；教士的道德，受到伊莎贝拉大力的改革；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也被迫将任命西班牙境内高级教士的权力让予政府。能干的教士像西蒙及门多萨（Pedro Gonzàles de Mendoza），均立刻提拔为托莱多的总主教及国家首相之职。
西蒙主教之个性，与国王同样积极而强悍。他出生于高贵却贫穷之家，少年时即献身教会。他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20岁即获得民族与宗教法之博士学位。他在锡古恩萨（Sigüenza）教区，为门多萨当过好几年的教区牧师与行政首长。他成功但不快乐，几乎不在乎名位或财物，他后来进入西班牙最严格的修道会——圣芳济会。只有苦行才令他愉悦：他睡在地面或粗硬的地板上，经常绝食，鞭笞自己，并穿一件紧贴皮肤的苦行衫。1492年，虔诚的伊莎贝拉选这位憔悴的修道士当私人牧师及听告解者。他以能继续住在修道院，并恪守严苛的圣芳济戒律为条件，而接受该职。这一指令使他成为圣芳济会省区的领袖，该会经他要求之下，也受到严酷的改革。伊莎贝拉提名他当托莱多总主教时（1495年），他先是拒绝，但经过6个月的抵抗后，终因受到教皇的敕书而屈服。他现将60岁，似乎诚愿以一僧侣之身终老。他身为西班牙的总主教兼皇室议会的首领，仍继续其严苛生活；他在因职责所需的灿烂衣袍下，再穿上粗糙的圣芳济会长服，而长服底下，仍旧穿着苦行衫。尽管受到高级教士的反对，但得到王后的支持，他将严格施行于自己修道院的改革，推行到其他所有的修道院。就像完全失去谦卑的圣芳济，突然间被赋予了圣伯纳与多米尼克的权力与才能似的。
这位深沉的圣者发觉两位尚未归化的犹太人高居在朝，心里总不愉悦。最得伊莎贝拉信任的朝臣之一为“长者亚伯拉罕”（Abraham Senior），他与阿夫拉瓦内尔（Isaac Abrabanel）共同为斐迪南征集税收，并筹备格拉纳达战争的经费。国王与王后此时特别关心这些归化者。他们曾经希望，假以时日，这些归化者均将成为诚恳的基督徒。伊莎贝拉曾特别准备教义问答以教导他们，但他们有许多人仍然秘密维持他们旧的信仰，并传给他们的小孩。天主教徒对未受洗的犹太人之厌恶，暂时缓和，但对“新基督徒”的怨恨，却日益加深。反抗他们的暴动，在托莱多（1467年）、巴利亚多利德（1470年）、科尔多瓦（Córdova，1472年）及塞哥维亚（Segovia，1474年）各地相继爆发。宗教问题同时也构成种族问题。年轻的国王与王后极力设想能够平服种族、语言与信仰的杂异及冲突，而使归于统一并带来社会安宁的方法。他们认为，为达到这些目的，再没有比在西班牙恢复异端裁判所更好的办法了。
[1]15世纪卡斯蒂尔的币值单位为铜币马拉维第（maravedi）；18.7马拉维第相当于阿拉贡的1苏尔多；34马拉维第合1雷亚尔（real）；374马拉维第合1埃斯库多（escudo）或杜卡特（ducat）。由于当时币值的波动，这些硬币欲换算成今日之单位，尤其不稳。但15世纪西班牙每日之工资在6马拉维第左右，因此，我们若将每1马拉维第换成1954年之0.67美元，每1苏尔多折合为1.2美元，每1雷亚尔为2.28美元，每1埃斯库多为25美元，亦不为过。
[2]此一头衔乃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494年颁赐给斐迪南与伊莎贝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