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
商业、工业的兴起，给教育带来了新的奖励。读书识字在农业体制里一向是昂贵的奢侈品；但在都市的商业世界则为必需物。法律迟缓地承认这一改变。在英国（1391年），封建地主向理查二世请求实施旧规，禁止农奴未经领主同意及补偿农场庄稼之损失，即送子上学，但遭理查拒绝。新国王乃明文规定，任何父母均得遣送任一子女上学。
在这一教育解放令下，小学倍增。在乡间，寺道院的学塾仍然存在；在城市，分级的学校各由教会、医院、附属的礼拜堂及基尔特组织兴办。上学自愿而普遍，即使乡村亦然。教师通常为僧侣，但凡俗教师的比例在14世纪即告增加。课程强调教义问答，使徒信条，基本祈祷、阅读、写作、算术、歌唱及鞭笞。即使在中等学校，鞭笞仍是教导的支柱。一位神学家解释道：“孩童的精神必须加以压服。”父母也同意其说法。帕斯顿（Agnes Paston）敦促她那不用功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倘若她的儿子不改过，“即给鞭打”，“因为我宁愿他被好好埋葬，而不愿他因不负责而失落了自己”。
中等学校继续宗教训练，同时增加文法科，后者不但包括文法与作文，并且包括古典罗马的语言与删净的文学；不论多么不感兴趣，学生——中产阶级的男孩——都须学读、学写拉丁文，以为外贸及教会生涯的必备工具。当时最好的中等学校，乃是兄弟会在荷兰与德国所建立的学校。代芬特尔的一所学校，收容了两千学生，富有而充满活力的温切斯特（威克翰的）威廉主教（William of Wykeham），在那里创下建立（1372年）英国第一所“公共”学校的先例。该校乃由私人或公家捐款襄助，而为少数精选的男孩提供大学的预备训练。亨利六世遵循此例，而于1440年建立并出巨资赞助伊顿学校，以作为学生上剑桥国王学院之准备场所。
除了有些高贵出生者之外，初层以上的妇女教育，都限制在家里。像玛格丽特·帕斯顿等许多中产阶级的妇女，都在学写优雅的英文，另外少数则对文学与哲学有所了解。贵族之子所受的教育与一般学校所受者大为差异。他们在7岁以前由家中妇女教导，然后送到有亲戚关系抑或邻近的贵族家里当随侍。他们在那里免于过分溺爱，这时方从淑女及地方教士学习读书、写字、宗教与风度。他们在14岁时成为护卫——亦即他们领主的成人随从。直到这时，他们才学骑马、射箭、打猎、比武与争战。书本的学习则留给低下的人儿。
这些同时发展出中古时期最高贵的赠礼之一——各大学。教会建筑的狂热冷却之际，创建大学的热忱乃随之升高。在这一时期里，牛津目睹埃克塞特、欧丽儿（Oriel）、女王（Queen's）、新（New）、林肯、万灵（All souls）、抹大拉（Magdalen）、布拉斯诺兹（Brasenose）与考帕克利士替（Corpus Christi）诸学院以及神学院的先后设立。以现代意义而言，它们仍不算是学院，而只是“堂院”，即精选的学生居住的场所。牛津里只有几乎1/10的学生住在那里。大部分的大学教导，都由教士在散于城市周遭的教室抑或演讲厅加以传授。本尼狄克特派、圣芳济派、多米尼克派的僧侣及其他修道士，分别在牛津维持各自的学院。从这些修道院的学院里出现了14世纪一些最光辉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约翰·邓斯·斯科特斯（John Duns Scotus）与奥卡姆的威廉。他们两位都伤害了一些正统的神学。学法律的学生在伦敦的四法学院（the Inns of Court）接受训练。
在牛津，城镇与长袍——即市民与学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爱意存在。1355年，这两个彼此敌对的阵营，竟然爆发公开的战争，致使许多英雄遇害，那年因此被称为大屠杀年。尽管鞭笞传入了英国各大学（1350年左右），学生仍是麻烦的一群。由于学校禁止他们校内运动，他们乃将精力消耗在亵渎、烈酒与性的满足上。酒楼、妓院因他们的眷顾而繁荣滋长。牛津的上学人数从13世纪的高峰，降落到千人之数。自威克利夫遭驱逐后，学术研究的自由，乃受到主教控制的严厉压抑。
剑桥则为威克利夫争端及其教派罗拉德（Lollard）创痕之赐。谨慎的保守分子不让儿子进入牛津，转而送到这所较为年轻的大学。因此到15世纪结束时，这两所相匹敌的年轻的大学，各拥相当平等的注册人数。新的“堂院”分别沿着剑河建立起来：麦可院（Michaelhouse）、大学或克拉尔（Clare）、彭布洛克（Pembroke）、贡维（Gonville）与盖阿斯（Caius）、三一学院（Trinity）、考帕·克利士替、国王、女王、圣凯瑟琳（St.Catherine's）、耶稣、基督及圣约翰各学院。像牛津的住居堂院一样，这些堂院在15世纪期间，当越来越多的教师选择那些地方，作为开讲而吸收最大量听众的场所时，才变成现代意义的学院。课从清晨6点开始，一直继续到下午5点。在此期间，苏格兰与爱尔兰也从贫穷的桎梏中，分别创立了圣安德鲁（St.Andrews）、格拉斯高（Glasgow）与亚伯丁（Aberdeen）大学，以及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注定要一代一代地倾注天才，进入英国海岛的学术生命里的四所大学。
在法国，教育几乎像其他每一件事一样，都受到百年战争的伤害。然而，社会对于律师与医生的日渐需求，加上传统之向往教士生涯，因而鼓励了阿维尼翁、奥尔良、卡贺兹、格勒诺布尔（Grenoble）、奥兰治（Orange）、艾克斯（Aix）、普罗旺斯、普瓦捷、卡昂、波尔多、瓦朗斯（Valence）、南特与布尔日（Bourges）诸地新大学的成立。或许因为法国王朝已濒临崩溃，巴黎大学一时成了14世纪全国的权力中心，其势足以抗衡国会，劝导国王，并且作为法国神学的上诉法庭，大部分的欧陆教育家直呼之为大学的大学。省区与国外大学的兴起，减少了巴黎大学的注册人数；即使如此，单单该大学里的艺术学院，在1406年即负有千名教授与万位学生之名声。1490年，整个大学拥有近乎两万的学生。约有50个学院帮助容纳他们。其学规较牛津松弛，学生的道德在于赞扬他们的英雄气概而不在于他们的宗教。此外，希腊文、阿拉伯文、迦底尔文（Chaldaic）与希伯来文，也加在课程里头。
西班牙于13世纪在帕伦西亚（Palencia）萨拉曼卡及莱里达诸地，建立了主要的大学。其他大学现在也分别在佩皮尼昂、韦斯卡（Huesca）、巴利亚多利德、巴塞罗那、萨拉戈萨、帕尔马、锡古恩萨、瓦伦西亚、亚卡拉与塞维尔诸地兴起。在这些机构里，教士的控制完整，神学主宰一切；然而，在亚卡拉仍有14个席次让给文法、文学与修辞，另外12席次则属神学与宗教法规。亚卡拉一度成为西班牙最大的教育中心；1525年，其入学人数为7 000，有奖学金供给需要的学生。教授的薪金视学生人数的多寡而定；每一教授每四年需行辞职，倘认为满意，可重新任命。国王迪尼斯于1300年在里斯本建立一所大学，但由于学生的骚乱而使得他将它搬到科英布拉，该大学于是成为今日该城的殊荣。
这一时期中欧的精神活动，比法国或西班牙更加有力。1347年，查理四世创立布拉格大学，后者不久即成为波希米亚人民之学术源头及心声。其他大学分别在克拉科、维也纳、佩奇（Pécs）、日内瓦、欧福、海德堡、科隆、比尤达、符兹堡、莱比锡、罗斯托克（Rostock）、卢万、特里尔、弗赖堡（Freiburg-im-Breisgau）、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巴塞尔、印格士（Ingolstadt）、普雷斯堡、美因茨、图宾根（Tübingen）、哥本哈根、乌普沙拉、法兰克福（奥德河旁）与威田堡诸地出现。15世纪后半叶，这些大学因有学生与辩论而热闹非凡。光是克拉科一地一次就有18 338名学生。教会供给大部分的经费，因而很自然地居于思想之主宰地位；但王子、贵族、城市与商人也参与捐助学院与奖学金。萨克森的选侯腓特烈捐助威田堡大学，其款额部分来自赎罪券的发售所得，他拒将后者汇往罗马。经院主义端坐在哲学的把椅上，而人文主义则在大学的墙外茁壮生长。因此，德国境内的大部分大学在宗教改革期间都依附罗马教会，但有两个重要例外，路德研读的欧福大学与执教的威田堡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