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那赫与德国人
在宗教改革中，德国教会建筑处于隐居状态。没有新教堂因艺术虔信而兴建；许多教堂仍在未完成状态中；许多已毁，而领主的碉堡连同他们的石头被放在一起。新教教堂献身于严格的单纯中；天主教教堂则故意叛逆当文艺复兴向巴洛克艺术发展时，它却往过分重视教堂礼拜用品方面发展。
民间和皇宫建筑取代天主教堂，正如公爵取代主教和城邦包围教会。此时期有些栩栩如生的民间建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遇灾祸：在布兰兹维（Brunswick）的阿尔特豪斯（Althaus），在希得斯罕（Hildesheim）的屠宰公会大厦和内梅根（Nymegen）文艺复兴风格的市政厅。此时代及下一时代最为自负的建筑构成了领主的巨大碉堡的形式：花人民10万弗罗林（250万美元）的德累斯登碉堡；在斯图加斯特的克里斯托弗公爵皇宫，在房屋的附属装置和家具方面如此地浪费，以致市长们警告公爵说其宫廷的奢侈和其人民的贫穷成为耻辱性的对比；还有巨大的海德堡碉堡，开始于13世纪，以文艺复兴风格重建于1556到1563年，但部分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艺术的技巧在为领主、贵族、商人和财政家服务方面保持卓越的地位。制精致家具之细工木匠、木刻家、象牙雕刻家、雕刻家、制缩图者、纺织工人、铁工、陶工、金匠、兵器制造者、珠宝商——所有的这些人都具有中世纪的技巧，虽然他们为了装饰的复杂而倾向于牺牲趣味和形式。许多画家为木刻画图案，其仔细的情形就像是做国王肖像似的；而木刻家，像巴塞尔的汉斯·卢岑贝格尔（Hans Lützeburger）等人，用德国木刻家兼画家丢勒的忠诚来工作。纽伦堡、慕尼黑和维也纳的金匠居其世系的顶峰；Wenzel Jamnitzer 可能曾向切利尼挑过战。大约在1547年时，德国的艺术家开始用瓷釉的色彩来漆玻璃杯；以此方式，瓶和窗采用粗而富于色彩的图案，而繁荣的中产阶级可能使其喜好融入家中的玻璃窗中。
德国雕刻家保持其对金属铸像和浮雕的偏好。彼得·维舍尔的孩子继其技巧：小彼得（Peter the younger）铸（Orpheus and Eurydice）的青铜薄金属板；汉斯为纽伦堡市政厅的庭院设计了漂亮的“阿波罗泉”（Apollo Fountain）；以纽伦堡的抹大拉（Nuremberg Madonna）闻名的美画常归功于保罗（Paul）所作。纽伦堡的彼得（Peter Flötner）铸了羡慕之神、正义之神、农神和舞蹈的缪斯女神的极佳浮雕。在罗浮宫里一件最悦人的物品是约阿希姆·德谢勒（Joachim Deschler）所做的帕拉蒂纳（Palatine）伯爵奥托·亨利希（Otto Heinrich）的半身雕像，6英寸半高，同样宽度的肥胖，有着一张因多年的好胃口而成的脸；这是最普遍的德国式幽默。
德国艺术继续在绘画方面保有光荣。霍尔拜因和丢勒相埒，克拉那赫紧跟其后，而巴尔东·格林（Baldung Grien）、阿尔托费（Altdorfer）和阿姆贝格（Amberger）形成了可赞扬的第二世系。巴尔东·格林因为弗赖堡·布赖斯高盖（Freiburgim-Breisgau）的天主教堂的祭坛后方及上方之画（或雕刻）而闻名；但更吸引人的是《与鹦鹉为伴的圣母》（The Madonna with the Parrot）——有金黄色的头发的丰满美丽的条顿妇女，一鹦鹉正啄其颊。克里斯托夫画了一些优美的肖像，里尔博物馆有他的查理五世肖像，真诚、理智、刚开始有狂热的气质；芝加哥的艺术学院的《一个男人的肖像》是用凿刻的精致的温柔的脸。阿尔布雷奇特·阿尔托费（Albrecht Altdorfer）以其风景之富丽而突出于这一小群画家之中。在他的《圣乔治》（St.George）画中，武士和龙在密集的树木围绕中几乎看不见；甚至在《阿贝拉之役》（The Battle of Arbela）一画中，战争的主人失落在塔、山、河、云和太阳充分的衬托之中。这些，和《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息》，是近代画中最初的真正的风景画。
大克拉那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取其名自故乡上法兰哥尼亚（Upper Franconia）的克罗纳赫（Kronach）。直到32岁被任命为维藤贝格的智者腓特烈的宫廷画家为止（1504年），我们对他所知不多。他在那儿或魏玛（Weimar）的萨克森宫廷任职约近50年。他遇见路德，喜欢他，一再地为他作画，并以讽刺教皇的画来为某些宗教改革家的著作作插图；然而，他也同时为天主教贵族，如阿尔瓦公爵和梅因斯的阿尔布雷希特的大主教等人画肖像。他有良好的商业头脑，把他的画室变成肖像和宗教画的工厂，卖书和卖药于其侧，在1565年成为维藤贝格的市长，死时年龄很大，钱也很多。
此时意大利的影响已达维藤贝格。它出现在克拉那赫宗教画的优美中，在他的神学中更可以见得到，而最能见到的则在其裸画中。现在，正如在意大利，异教的众神和玛利亚，耶稣和圣徒们相竞争，但德国的幽默以取笑安全地死去的神来使传统上的众神有生气。在他的《巴黎的裁判》一画中，这位特洛伊的引诱者睡觉去了，而那些令人颤抖的美人正在等着他醒来并裁判她们谁最美。在《维纳斯和丘比特》一画中，爱情女神在平常的裸态中展示出来，尚有一迷人的帽子——好像她很害羞地暗示着欲望是因习尚而形成，所以可以用不习惯的附加物来使之解脱。然而维纳斯显得受欢迎，因此，得到帮助之后，他就以十多种形式使她在法兰克福、列宁格勒（Leningad）、博尔盖赫塞（Borghese）画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处亮相。在法兰克福她隐隐约约的在十几条游丝的后面来隐藏其魅力；这些形式再度适用于在柏林的《卢克雷蒂娅》（Lucretia）一画，她很愉快地准备用光秃秃的束发针来补偿她的荣誉。为此画做模特儿的贵妇也为《泉之女神》（纽约）摆姿态，躺在小池旁由绿叶做成的床上。在日内瓦博物馆里，她成为朱蒂丝（Judith）（《圣经旧约》经外书之一篇，述一犹太寡妇朱蒂丝杀霍洛费内斯[Holofernes]而救其人民），不再裸体，而穿上衣服要杀人，手握剑放在被供上的霍洛费内斯的头上，那把剑还很幽默地对着这个不幸的头闪闪发光呢。最后这位贵妇，再裸体，成为在维也纳的《天堂》（Das Paradies），在德勒斯登的《亚当与夏娃》，在芝加哥的《夏娃与蛇》各画中的夏娃，在这些画里有一只牡鹿，它说出了她的参与者的名字。几乎所有这些裸体画都有某种特性，那种特性使这些画不致流于色情——一种恶作剧的幽默，色彩的温暖，意大利线条之精致，或存在女性形体里那种非爱国心的苗条；在此有一种征服太太的勇敢企图。
从克拉那赫及其助手倾出的肖像比他老套的裸画更能引起人的兴趣，有些还可以和霍尔拜因的一较长短呢。《安娜·库斯皮尼安》（Anna Cuspinian）一画是写实主义调和的精巧，华丽的袍服和气球状的帽子；这位丈夫约翰尼斯·库斯皮尼安（Johannes Cuspinian）坐着以让为他画一个更为精致的肖像——一个青年人文主义者的所有理想主义全反映在沉思的双眼中，并象征于爱抚的抱于怀里的书中。成百的权贵被保存于这个受欢迎的画室的油画或粉笔画中，但没有一个人的肖像比《萨克森王子》这个孩子的肖像（现存华盛顿）更值得流传，这幅画纯真、温柔并有金黄色的鬈发。约翰尼斯·舍纳（Johannes Schöner）医生的肖像是生活的另一面，在形象上很可怕，在艺术上却很高贵。在此或在彼，在他的作品中，有华丽的动物，全是纯种，而牡鹿画得如此自然——有一朋友说——“狗看到了就吠”。
若非成功过早过甚，则他可能会更为伟大。其赞助者之倍增——分散了他的天才；他没有时间把全部天才用在一件工作上。当81岁转过时，不可避免地，他退隐而松弛下来了；一旦如杜瑞那样好的画，变得无人在意，细节被他规避了，同样的脸、裸体、树木被重复得毫无生命之感。结果我们必须同意年迈的杜瑞对克拉那赫早期的画所作的评论——他能描绘形象，但不能描绘灵魂。
1550年，78岁时，他自画肖像：与其说是强壮的画家和雕刻家不如说是强壮的议员和商人，有个强有力的方头，庄严的白胡子，大鼻子，充满傲慢和个性的眼睛。3年后他的肉体向时间投降了。他身后留下3个儿子，都是艺术家：约翰·鲁卡（John Lucas）、汉斯和小鲁卡（Lucas the Younger）其《睡着的海克力斯》一画展示出此大力士因为其周围的侏儒只能用箭刺穿他的外细胞层，而很平和地不理睬那些箭，而把主题由拉伯雷转移到斯威夫特。也许克拉那赫也同样冷静地不理睬那些因为他的中产阶级理想和不谨慎而匆忙谴责他的人；在刻有晦涩的恭维语——最匆促的画家——的墓碑下，他却睡得极佳。
德国绘画的伟大时代随他而逝。其衰亡的基本原因与其说是新教对宗教想像的弃绝，不如说是宗教争执的密集。可能道德的堕落，使德国绘画在1520年以后变得粗糙；裸体画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圣经》的画里——画家表现像苏珊娜及其姐，波提乏（Potiphar）之妻试炼约瑟夫（Joseph）或拔示巴（Bathsheba）在洗澡等画的主题。克拉那赫死后两世纪以来，德国的艺术退缩到神学和战争的反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