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艺术（1515—1555）
不管埃尔·格莱科（El Greco）、委拉兹开斯、塞万提斯和卡尔德龙（Cal-derón），西班牙并没有得到含义丰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西班牙从远方赚来的财富重新装饰了其基督教的文化，并给予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生产性的报酬，但它并没有——像在意大利和法国一样——使异教文明产生令人激动的再获得，而这种文明在耶稣生前或死后曾经装饰过地中海地区的世界，并且在西班牙本土产生了塞涅卡、卢肯、马尔修、昆体良、图拉真和哈德良等大人物。由西班牙基督教和摩尔人之间长期的斗争，已使古典纪元的回忆深深觉得负担过多；所有光荣的记忆是属于被延长的胜利，曾经赢得这种胜利所产生的信心，成为骄傲回忆不可分离的部分。正当欧洲其他国家正在污辱教会时，在西班牙，教会的组织随着一代一代而变得更为强健；它向教皇挑战并且不加理睬，即使当西班牙人统治梵蒂冈时也同样如此；它使斐迪南、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虔诚的专制主义残存，然后支配西班牙生活的每一方面。西班牙教会几乎是惟一的艺术赞助人；因此他决定基调，指定主题，而且使艺术像哲学般的成为神学的仆人。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任视察员去使艺术上的裸体、不贞和异端成为非法，并指明处理雕刻和绘画方面关于神圣题材的方式，并引导西班牙艺术朝向信仰的转移和坚信方面。
而意大利的影响正倾注入西班牙。西班牙人之升到教皇的地位，那不勒斯和米兰之为西班牙王所征服，西班牙陆军之战役和西班牙政治家、教会人士在意大利的使命，西班牙和意大利港口间忙碌的贸易，像弗蒙特（Forment）和贝鲁格特（Berruguetes）族人等西班牙艺术家之造访意大利，像多里加诺和莱奥内·莱奥尼（Leone Leoni）等意大利艺术家之造访西班牙——所有这些因素影响西班牙艺术的方法、装饰和风格，但在精神或主题方面几不受影响，对绘画的影响甚于雕刻，而建筑所受的影响最少。
天主教堂之主宰风景及城镇，正为信仰之主宰生活。在西班牙旅行不啻是对天主教堂之狂热者从一地到另一地去朝圣。教堂令人敬畏得无边无际，其内部装饰之繁富，其本堂半明的沉静，其回廊神圣的石工，样样均加重了由如画的砖石造成的在其下挤成一团住宅的淳朴与贫穷，这些住宅仰视它们，如同仰视着另一更好的世界的希望似的。哥特风格仍旧统治着矗立于沙拉曼卡（1513年）和塞哥维亚（Segovia，1522年）两城的巨大天主教堂；但一个哥特式雕刻家的儿子迭戈·德西洛埃（Diego de Siloé）却在格拉纳达用古典圆柱及柱头来设计其天主教堂的内部，并且在此哥特式的设计中冠以古典的圆顶（1525年）。在格拉纳达的查理五世的皇宫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完全驱逐了哥特式的风格。查理曾谴责科尔多瓦（Córdova）主教以在850根柱之间建立一基督教堂来破坏那伟大的回教寺院；但当他把摩尔族王室宫殿阿尔罕伯拉的厅院拆毁去充做一建筑物的空间时，他几乎犯了同样严重的罪，该建筑物严格的整体和沉闷的对称，会消失于在罗马同样风格的建筑物中，但和摩尔人城堡的不坚实的优美和愉快的变化多端相比，则显得惊人的不和谐。
摩尔人对建筑装饰的眼光出现于使此王朝的民间建筑有名的“镀金匠”风格中。此各得自于银匠或金匠在其金属器皿或其艺术的其他物品上所滥用的复杂而纤细的装饰。此风格在正门及窗之顶和侧饰以缠绕的石头之错综图饰；它以摩尔人的异想来把圆柱挖成沟槽，弄成螺旋状或弄成花状；它以大理石的花形饰物和刺绣来刺穿窗格和栏杆。这种风格使得马德里的奥比斯波（Obispo）小礼拜堂，亚威拉（Avila）的圣托马斯教堂和科尔多瓦天主教堂的歌咏席位有名，并且在塞维尔市政厅以无约束来自娱（1526年及其后）。葡萄牙人采用此风格于布满装饰的正门和雕以装饰的圆柱上，在贝伦（Belem）的圣玛利亚庄严的修道院里（1517年及其后）。查理五世将此风格带到荷兰和德国去，在那儿，它炫耀其调号于安特卫普、莱登和海德堡的市政厅上。菲利普二世发现镀金匠风格对他的嗜好而言太过于华丽，而在他皱眉之下，这种风格很早就死了。
西班牙的雕刻比建筑更快地向正在膨胀的意大利潮流屈服。彼得罗·托里贾尼在佛罗伦萨城挑战米开朗基罗和在伦敦公然藐视亨利八世之后，定居于塞维尔（1521年），并用赤土模铸了一个不好看的圣哲罗姆像，戈雅（Goya）误断此像为现代雕刻的无上作品。感觉圣母像所付之报酬过少，他把它捣成碎片，被宗教裁判所所捕而死于狱中。达米安·福尔蒙特（Damian Forment）从意大利回到阿拉贡之后，在他的凿子和夸言里把文艺复兴的精神带回了；他自称是“菲迪亚斯及普拉克西特利斯竞争者”，而人家也接受了他对自己的估评。教会当局允许他把他自己和其妻的像雕刻在他为蒙特·阿拉贡（Monte Aragon）大主教所做的祭坛背后墙壁的雕刻装饰或屏风的柱脚上。为了萨罗戈萨地方努斯特拉·塞诺拉·德尔·皮拉（Nuestra Señora del pilar）教堂，他用半浮雕在雪花石膏里雕刻了一个巨大的圣坛上突出的狭长物，把哥特式与文艺复兴式的要素、绘画与雕刻、色彩与形式结合在一起。其生命的最后13年（1520—1533年）贡献于胡斯卡（Huesca）天主教堂的圣坛之突出狭长物上。
正如在查理五世之前半世纪里，贝鲁格特曾主宰过西班牙的绘画，其子成为此时代西班牙重要的雕刻家。自其父那儿，阿伦索（Alonso）学得色彩的艺术，然后赴意大利去跟拉斐尔学绘画，跟布拉曼特和米开朗基罗学雕像。当他回到西班牙（1520年）时，他带回了米开朗基罗在强烈情绪及凶猛态度中捕获的形象爱好。查理任命他为宫廷雕刻家及画家。在巴利阿多利德（Valladolid），他花了6年时间为圣贝尼托·艾尔·努尔（San Benito el Real）教堂去雕刻圣坛屏风，有42英尺长30英尺宽；只有片断仍被保存，主要的是圣塞巴斯蒂安被彩绘得极为生动，还带有因受伤而流的血。在1535年，他和他的主要对手菲利普·德博尔戈纳（Felipe de Borgoña）一起雕刻托利多天主教堂的歌咏队席台；在此，其手笔摆动了太多的米开朗基罗的风格，而预示了在西班牙的巴洛克式风格。当他高龄时，受委托在托利多地方的圣约翰医院为其创立者朱安·德塔韦拉（Juan de Tavera）红衣主教立一纪念碑；他带其子去当助手，雕刻了西班牙之杰作，在死之前（1561年）仍继续为此而努力。
仍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教导的西班牙绘画，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大家。此皇帝喜欢外国画家，输入安东尼莫尔（Anthonis Mor）来画西班牙贵族的肖像，至于他本人，他宣称除了提香外，他不让任何人来画他。此时代西班牙惟一的画家，其名声横越比利牛斯山者为路易·德·莫拉勒斯（Luis de Morales）。其生命的最初50年花费在巴达霍斯（Badajoz）的贫困的隐居中，在埃斯特雷马杜（Estremadura）省为教堂和小礼拜堂画画。菲利普二世命令他到艾科立（Escorial）画画时，他已经54岁了（1564年）。他穿着极为庄重的服装来晋见国王，国王认为穿那样的服装于艺术家的身份不相称，但当国王知道路易花了终生的积蓄使自己的穿着适合于晋见国王时，其态度就缓和下来了。此画家所画的《耶稣背十字架》并没有获得皇上的喜爱，他便回到巴达霍斯，依然过着贫困的日子。其画有几幅在纽约的西班牙学会（Hispanic Society）可以见到，全都很美；但最佳者为在普拉多所画的《圣母与圣婴》——有点太过于拉斐尔的作风。菲利普于1581年路过巴达霍斯时，分派一批迟迟不来的年金给这位艺术家，那使他——现因中风和失明而失去能力——在剩下的5年中能够有规律地饮食。
除了名义外，西班牙的艺匠从各方面来说，常常就是艺术家。西班牙的花带和皮革在欧洲续居无上之地位。木工也是无人能超越的；泰奥菲勒·戈捷（Théophile Gautier）认为哥特艺术未曾比托利多的天主教堂更接近完美。金属工为圣堂的屏风、铁格子窗、包厢栏杆、门轴，甚至指甲做艺术品。金匠和银匠把自美洲流入的贵重金属变成领主的装饰品和教会的器皿；有名的是他们用有精美图案花纹的金或银所做用以盛圣体的遗骸容器。吉尔·维森特不满意于在此时期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重要的剧作家，乃完成了圣体匣——为了把圣体展现给会众——此曾被认为是“在葡萄牙的金工作品中之杰作”。而弗朗西斯科·德·霍兰达（Francisco de Hollanda）（他是葡萄牙人），使即将垂死的金银、彩色图案、图画来装饰书籍及文字的艺术继续下去，其成就很是卓越。
总而言之，不管在宗教改革方面力量的专注和分裂，艺术在这个不到半世纪的时代里，极光荣地出现了。在建筑、雕刻、绘画方面的大师，与以神学来震惊全欧的巨人几乎不可相比；宗教是时代的基调，艺术只能沦为伴奏。但在法国的罗索、普里马蒂乔、莱斯科、德洛尔姆、古戎和克卢埃家族等人，在西班牙的贝鲁格特，在佛兰德斯的勃鲁盖尔，在德国的克拉那赫，在各地的霍尔拜因，等等，一世纪以来如此激动而短暂地制造了艺术家的名簿。艺术是秩序，而一切都在混乱中——不仅仅是宗教，而且道德、社会秩序和艺术本身也是。哥特艺术与古典形式作正在失势的战斗，而以过去为根底的艺术家必须以试验来试验，而这种试验并不能给他以在信仰的时代中榫合的稳定性的庄严。在宇宙性的动乱中，信仰也是怀疑的，不再给艺术以明确的命令；宗教的偶像受到攻击和摧毁；曾经鼓励过美的创造者和观看者的神圣的主题，正失去其激励天才、赞赏或虔敬的力量。而在科学方面，所有革命之最伟大者，把地球在神学上的王位给废了，而在无终止的空虚中，把曾神圣的晤访人间，而且构成中世纪心灵、并产生中世纪艺术的小地球也失去了。稳定何时再度到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