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一世与国会的抗衡（1625—1629）
现在，整个英国人民都准备起来反抗这位悲惨的国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和统治者？在风暴使得这位心地仁慈的国王变得乖戾以前，他确实是一位知理的好人——在家是个可爱的孩子、少见的忠实丈夫、一位忠诚的朋友和深受其孩子崇拜的父亲。他自出生即与先天的衰弱体质挣扎，直到7岁时仍不能走路。他自己利用坚毅百忍的心情追求激烈的运动以克服这个缺陷，直到成年时，他才能与好友们一起骑马或打猎。他患有口吃，到10岁时仍不能流畅地谈话！他的父亲认为必须为其子的舌头动手术。查理的情形逐渐好转，但是，终其一生，说话仍结结巴巴，须慢条斯理才能克服这个困难。当其深孚众望的兄弟亨利王子死时，他自然成为法定继承人。查理因而被怀疑是害死亨利的同谋者，这项指控并不公正，但自始至终仍给王子的内心蒙上一层阴影。他宁愿独自埋头勤学，也不愿在其父的宫廷中饮酒作乐。他精通数学、音乐、神学，也懂希腊文与拉丁文，能说法语、意大利语与少许的西班牙语。他喜好艺术，他珍爱并扩大其兄弟所遗留下来的收集品。不久他便成为一个有鉴别力的收藏者，也是艺术家、诗人与音乐家们的慷慨资助人。他邀请意大利画家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到皇宫来，然后，又邀请鲁本斯（Rubens）、凡·戴克与弗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等人。哈尔斯婉拒，以特使身份到英国。但举世皆知查理是一位骄傲而潇洒的国王，留着凡·戴克型的胡子，让凡·戴克再三替他绘像。凡·戴克的学生威廉·杜布森（William Dobson）继续替皇家的绘像理想化。
查理的出身及其婚姻乃是促使他毁灭的重大因素。他继承乃父皇室绝对特权的观念，以其权力制定及执行法律，其统治凌驾国会之上，藐视国会制定的法律。这种观点，从先例看来，似乎很正确，在法国与西班牙被视为当然，何况查理还受白金汉公爵宫廷与皇后的鼓励与支持。亨丽埃塔·玛丽亚当年在法国宫廷深受黎塞留的影响：当时黎塞留正教导其兄弟路易十三。她来到英国时仍宣誓说自己是天主教徒，她婚礼的车队中带着教士与女性的魅力。当她眼见英国天主教所遭受的压迫与无能时，又更坚定了她的信仰。她拥有美丽、活泼和机智，并具有全套美第奇家族的政治手腕。无可避免地，她敦促她热心的丈夫减轻英国天主教徒的痛苦，她无疑也梦想改变国王的信仰。她替他生育了6个孩子，如此一来，便须浪费他许多精力去抗拒她将他们抚养成天主教徒。终于，他仍旧使他们忠实地依附于英国国教。当然，他也明白英国是新教徒占优势，并十分敌视具有威胁性的教皇政治。
查理的第一次国会在1625年6月18日集会。贵族院共有100位贵族——包括贵族与主教——平民院有500位议员，其中3/4是清教徒。他们因不同形式的财政或政治阴谋被选为代表，因此并无民主伪装。或许这个国会的能力水准都远较由成人投票所选出的代表组成者为高，如柯克、赛尔登、平姆、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爵士、温特沃思爵士及其他在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平民院议员们所有财产的总数远超过贵族院贵族们财富的3倍以上。平民院曾要求全面实行反天主教的法律，以表示他们的立场。国王却要求政府费用的拨款及对西班牙战争的费用。国会当时只允许给他14万英镑（约700万美元），这笔款项很明显是不够用的：仅就舰队本身而言，便需花费这数目的两倍费用。两世纪以来，英国君主需由国会允许，在他们的统治期间，有征收进出口关税的权利，通常每大桶约2到3先令，每磅是6到12便士。现在，国会的“吨数与磅重”法案只准许查理享受此项权力一年而已，因为国会认为，以前的拨款已在詹姆士的宫廷奢侈中浪费了，并抱怨道：“那些征税并未得国会同意，因此便致力于迫使今后每年要召集国会一次，且每年由国会来检核政府的开支。”查理对这些经济与其他意图大为愤怒，于是适当瘟疫威胁伦敦时，他很好地利用此次机会，在1625年8月12日解散国会。
现在，政府行政大权掌于白金汉手中。查理不仅从他父亲处承继这位和蔼可亲但轻率的公爵，并且与他一起长大，共同旅游，因此就伙伴的友谊而言，使国王对其朋友的不智和惹出的祸患颇感烦恼。白金汉在获得国会支持的情形下，将詹姆士牵入与西班牙的战争。然而现在国会却拒绝支付这项战争费用，于是公爵自己组成一支舰队出航，准备捕获西班牙的战利品或攻打其港口，却全然失败。其军队因未付薪而使风纪败坏，到处抢夺，贿赂盛行，致使滨海城镇弥漫着失败主义。
基金的短缺，使查理不得不自行签署召集第二次国会。在他这种迫切的需要之下，反对党的力量更为强大。平民院警告他说，未得国会的准可，不得征收各种税捐。一度为白金汉公爵朋友的艾略特痛诋公爵是一位腐败的无能者，说他在每次战略或政策遭遇失败后，都使自己比以前更富有。国会因而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白金汉。查理立刻谴责该项举动，并且说：“我不允许平民院审问我的仆役，何况他又是最接近我的人。”艾略特也劝导国会扣压任何有关基金法案的批准，除非国王允许国会有权撤免部长为止。查理随即很愤怒地提醒国会，他能随时解散它。平民院即以正式的弹劾白金汉表示其答复，在1626年5月8日控告他叛国；并通知国王，除非完成这项工作，否则无法获得任何有关基金法案的批准。国王于是在6月15日解散国会，部长责任的争执留待后世解决。
查理两度陷于贫穷状态。大量的皇宫金银器皿出售。向全国征收“自由恩捐”——即给国王的礼物。收获却不够丰盛：英国人的金钱是支持国会的。查理未经国会同意，命令属下征收吨数与磅重的税捐，并没收那些无法缴税的商人之货品。他命令各港口维持舰队。他允许其属下强迫人民入军队服役。当时的英国与丹麦军队，正在德国境内为新教徒而战，但被击溃。英国境内的丹麦盟军便要求她所答应给付的补助金。查理无可奈何只得命令强迫贷款——每一位缴税者贷款给政府其土地价值的1%，私人财产总值的5%。许多富有的反抗者被下狱，贫穷的反抗者便被充入陆军或海军服役。同时，英国商人在波尔多与拉罗契尔送货物给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与黎塞留作战，法国在1627年向英国宣战。白金汉率领一支舰队在拉罗契尔攻打法国，但失败了。贷款所得的20万英镑旋即被花光，使查理又再度陷于财政的枯竭。于是，他又召集了第三次国会。
1628年3月17日国会集会，柯克、温特沃思、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都回来了，汉丁顿镇（Huntingdon Borough）首次选派了刚毅的乡绅克伦威尔出席国会。查理以国王的身份演说，坚决要求拨给基金，复以蛮横的口气说：“不要以这个把柄来作威胁，除了对我的大臣外，我不愿威胁任何人。”国会因而提议付给国王35万镑基金。但在投票通过之前，要求国王同意其所提出的《权利请愿书》（1628年5月28日），而致使在争夺国会至上的旅程中，竖立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里程碑：
致最伟大的国王陛下：
我们谦恭地向统治者国王表明……它已被宣布并制定成法律了……在爱德华一世时……即国王不得征收或分摊地租或其他额外负担……在未得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骑士、市民和其他共和国自由民同意之前……您的子民已继承这种自由，他们不得被迫承担任何税收，地租、额外负担或其他未得国会一致同意的任何指控。
请愿书继续抗议强迫性的贷款，以及被国王破坏的1215年《大宪章》中所规定的人身保护状之权利与陪审团的审判程度。柯克说：“由这个（请愿书）我们可以知道国会的存或亡。”查理给予含糊的同意，国会以拨款为由要求明确的答复，查理屈服了。伦敦感觉到此事的重要性了，数年来所未闻的钟声又大肆摇响。
国会随即更进一步要求国王将白金汉免职，为查理所拒。双方突然都发觉这个争论徒使彼此瘦弱而已。约翰·费尔顿（John Felton）是一位曾经受伤的士兵，并负债累累，因愤怒其年金的久置不发，又遭一本小册子的辱骂，因此带了一把屠刀，从伦敦走了60英里路到普利茅斯以凶器刺入白金汉的胸部。白金汉在1628年8月23日死亡。其妻即将临盆，见到尸体时立即崩溃。费尔顿事后克制愤恨，觉得颇为懊悔，请求她的原谅。她原谅了他。费尔顿在未受痛楚刑罚的情况下被处死。
国会告诫国王说，继续征集吨数与磅重的税捐，即是破坏了《权利请愿书》。查理答称此项税捐并未包括于该项文件之中，国会鼓励商人拒绝支付该项征税。国会不顾国王在宗教上的优越地位，重申宗教立法的权力，宣布一项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反对亚美尼教派的第三十九条款为英国的法律。建议这是属于国会自己的威权，在此基础上执行宗教的一致性，对天主教与亚美尼教派判同样的处罚。查理立刻命令国会休会。议长服从，离开其座椅。但国会却拒绝休会，许多议员强迫议长返回座位。现在（1629年3月2日），艾略特提议3项解决方案，对于“天主教、亚美尼教派与其他和正统教会意见不同的教派”，企图或参与未得国会同意而聚敛吨数与磅重的征税，或任何人付给未经批准的税金，皆处以极刑。议长拒绝对这些动议交付投票表决，一位议员对其付之表决，平民院全体一致欢呼通过。之后，得知国王的军队集合并欲解散国会，国会便自行休会解散。
3月5日，查理命令逮捕艾略特、赛尔登及其他7位被控煽动暴乱的国会议员。其中6位不久便被释放，3位被处以重罚金与长期监禁。艾略特于1632年死于伦敦塔，享年38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