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国际
无论变好变坏，欧洲的气氛正在逐渐从超自然主义变成现世主义，从神学变成科学，从对天堂的冀望与对地狱的畏惧，变成扩充知识、改善生活的计划。高层人士继续他们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宗教信仰对那些被拒于高门华第的乐园以外的不幸大众有益，所以对它几乎毫无异议。虽然如此，在几个少数世家大族里仍然有人学科学，玩他们的平衡方程式，在实验室里烫着了指头，皱起鼻子想闻出点什么，或者迷惑地凝视着夜空里的繁星。在巴黎，时髦的贵妇挤着去听莱默里（Lémery）演讲化学，去看迪韦尔内（Du Verney）解剖实物，孔德邀请莱默里到他极不对外公开的沙龙去，路易十四派迪韦尔内加强皇太子的教育。在英国，查理二世有一间私人的“化学实验室”，男爵们、主教和高级律师们设计了许多试验，高雅的夫人们坐着马车来参观磁力的奇景，伊夫林曾涉猎物理，也计划成立一所科学补习班。佩皮斯在船和裙子之间装上了显微镜和解剖刀，他也变成皇家学会的主席。
就社会大众的新兴趣而言，大学显然落后了，可是私立学校却处理了这个问题。首先，很明显是那不勒斯的自然科学院（Academia Secretorum Naturae，1560年），然后有罗马的林塞学院（Accademia del Lincei，1603年），伽利略就属于这所学校，再后来是西蒙托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是他的学生维维亚尼（Viviani）和托里切利（Torricelli）在佛罗伦萨创立的（1657年）。最后这所学校是以试验的名义奉献出来的，从开始就采取笛卡儿的怀疑方式：跟信仰有关的事，没有一件被接受，又不顾任何现在的宗派或哲学，要研究每一个问题。这种学校有些非常短命，但当他们结束的时候，都留下了继承者：施温福特（Schweinfurt，1652年）、阿尔特多夫（Altdorf，1672年）和乌普萨拉（Uppsala，1710年）等地，都有学校设立。1700年，经过莱布尼兹30年来的主张，柏林专门学校（Berlin Academy）建立，我们也必须把圣彼得堡专门学校（Academy of St.Petersburg）成立的功劳，归与莱布尼兹。
在法国，科学专门学校（Académie des Sciences）的成立，是梅塞纳（Mer-senne）、罗贝瓦尔（Roberval）、德萨内格（Desargues）和其他的科学家们在巴黎帕斯卡父亲家里，或者在梅尔森（Mersenne）的修道院小房间里聚会的结果。这所学校有系统地公布了一项计划，要“为科学和艺术的十全十美而努力，广泛地追求一切对人类有用或有利的事物”，它也决定“要破除长久以来被视为真理的一切通行的谬论，以开导世人”。可是它却劝告它的各个成员避免讨论宗教或政治。在1666年，学校得到一张皇家特许状和一间在皇家图书馆里的房间，在凡尔赛，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见一张泰斯特林（Testelin）的巨幅油画，画里路易十四把这张特许状授给以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和佩罗（Claude Perrault）为首的一群人。这21个人每人都从政府拿到一份年俸，并有一笔学校开支的基金，实际上，这学校变成政府的一部分了。路易对天文学家特别关注，他从意大利请来了卡西内（Cassini），从丹麦请来了罗默（Olaus Roemer），从荷兰请来惠更斯，也为他们造了一座壮丽的天文台。当但泽市以研究月球出名的海佛留斯（Johannes Hevelius），在一场火灾里失去了他宝贵的图书馆，这位国王送给他一份丰厚的礼物，以弥补他的损失。兰佩雷斯（Laplace，译按：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把法国境内大多数的科学进展，归功于这所学校。但是它依赖一个和教会密切联系的国王，终于证明对法国科学的进步是有害的，而英国人却渐渐地赶上来了。
英国的科学专门学校有一大特征，那就是它们的基金都是私人的，只偶然向政府告贷。1645年左右，据沃利斯（John Wallis）自己说，他在伦敦认识了“各种高尚人士，他们都希望了解自然哲学和其他方面的学问，特别是……实验哲学”。他们同意每星期见面一次，来讨论数学、天文学、磁力学、航海术、物理学、机械、化学、血液循环和其他的题目。就像以后人们给它的称呼一样，这个“隐形学院”从培根的书《新阿特兰提斯》（New Atlantis）里“所罗门的家族”（the House of Solomon）得到了灵感。当华里士转任牛津大学教授时，这个组织分成两部分，其中一个在博伊尔牛津大学的宿舍里见面，另一个在伦敦的格勒项（Gresham）学院，雷恩和伊夫林是那里早期的成员。克伦威尔之死和查理二世复辟之间的政治混乱，打扰了这些在伦敦的集会，但在查理二世即位之后，就很快地恢复了。在1662年7月15日，英王颁发一张特许状给这“改善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这会的98个“原始研究员”，不但包括像玻意耳和胡克（Hooke）这些科学家，也有像约翰·德莱登和沃勒等诗人，建筑家雷恩、伊夫林、14个贵族和几个教士。在1663年和1686年之间，另外有大约300人入会，他们之间没有阶级的区别，公爵和普通人在这事业里互相交往，穷的会员免费。1673年莱布尼兹被准许入会，他声称皇家学会是欧洲最受尊敬的学术权威。早在1667年，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就出版了他卓越的著作《皇家学会沿革》（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虽然他当了罗切斯特主教，但也被那吹遍全英的培根清风（Baconian breezes）感动了。
有些神学家抱怨说，这个新组织会暗中损害人们对大学和国教教会的尊敬，但学会的温和与谨慎，不久就平息了教会方面的反对。它奇异的实验逗乐了朝廷和国王，国王在听到他们秤空气的重量，策划用机器飞行之后，不禁大笑。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用拉加多的大学术院（Grand Academy of Lagado）来讽刺它，这学会的会员订立从黄瓜里榨出阳光的计划，又想用先建屋顶的方法造房子。又有《休笛伯拉斯》（Hudibras）一书的作者巴特勒（Samuel Butler），叙述一个科学家的俱乐部，如何为在月亮里发现一只大象而兴奋若狂，最后发觉那不过是望远镜里的一只老鼠罢了。但也就在皇家学会的支持下，伊夫林改良了英国的农业，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创立了统计学，英国的科学和医药获得了当时法国或日耳曼梦想不到的进展，玻意耳几乎开创了化学，约翰·雷（John Ray）对植物学、伍德沃德对地质学和牛顿对天文学，都起了革命性的影响。学会做了数以千计的物理、化学实验，它接收、解剖，并且研究死刑犯的尸体，它成为全国医师诊断报告的贮藏所，它收集新技术的报告，它和国外的科学研究保持联络，它强调自然作用与法律，使迷信和来自巫术的压力为之信用扫地。
1665年，学会的秘书奥尔登堡开始出版《皇家学会哲学汇编》（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这刊物一直发行到现在。它邀请、也接受外国的投稿，它是最早印出马尔切洛·马尔皮吉（Marcello Malpighi）和列文虎克的发现的刊物之一。1653年奥尔登堡到英格兰来为他的家乡不来梅交涉一项商业协定，他成为弥尔顿、霍布斯、牛顿和玻意耳的朋友，他和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与哲学家积极通信，他说皇家学会的人“已经着手要为整个宇宙做苦工了”，他写信给斯宾诺莎说：
我们肯定地认为，事物的形式和性质，可以用机械的原理来做最好的解释，同时大自然的一切功能，都是由运动、形状、纹理以及这些东西各种不同的组合所造成的，实在没有必要依靠一些无法说明的形态和神秘的性质作为无知的托词。
通过《哲学汇编》、《学人学报》、《学者学报》和《博学学志》这些书刊，欧洲的科学家和学者们有能力克服自然的疆界了。他们的工作和发现也能互相保持联络，为发展一项伟大的事业，组成一支联军。他们几乎都躲在书房、实验室和探险队里，对政治上的喧嚣、军队的行动、教条的鼓噪、迷信的雾和政府或教会特务的刺探，都不闻不问，有的还能在这些东西里幸存下去。他们盯着试管和显微镜，细想他们的题目，好奇地混合化学物质，度量各种力量和光的亮度，计划出方程式和图形，凝视细胞的神奇，钻洞进入地层，把星的移动制成图，直到一切事物的行动似乎都归入定理，井然有序、广大无边、不可抗拒的宇宙似乎也服从了人类心智所提出无与伦比的预言。在法国，费马（Fermat）、帕斯卡、罗贝瓦尔（Roberval）、马里奥特（Edme Mariotte）、佩罗和卡斯尼（Cassini）全家；在瑞士的贝尔努利（Bernoulli）家族；在德国的盖里克（Guericke）、莱布尼兹、奇思豪斯（Tschirnhaus）、华伦海特（Fahrenheit）；在荷兰，惠更斯和列文虎克；在意大利，维维亚尼和托里切利；在丹麦，斯泰诺（Steno）；在苏格兰，詹姆士（James）和戴维·格列高利（David Gregory）；在英格兰，沃利斯、马丁·利斯特（Martin Lister）、玻意耳、胡克、约翰·弗拉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哈利、牛顿，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在欧洲历史上1648到1715年这段短暂的时期里，或孤军奋斗，或协力合作，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终于创造了数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这些引起人类灵魂中决定性革命的学科。奥尔登堡感觉到这种科学的国际主义，他从来没有梦想到，国家主义会把科学本身变成一种壁垒分明、改天换地的工具，而只在这种令人振奋的合作里，看到了一个显示出人类更美满生活的预兆。“我希望，”他写信给惠更斯说，“所有的国家，甚至那些尚未开化的，都能及时像亲爱的伙伴一样地拥抱，并且把精神和物质的力量都结合起来，去驱逐无知，使真实而有用的哲学统治世界。”现在这还是世界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