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的开展
科学也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科学的生长——包括其追求、方法、成功的预测与生产、发现、权力与威望——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正面，其反面则为人类对于超自然信仰的衰落。这时有两派教士发生冲突：一派虔奉宗教以塑造人格，另一派则致力于科学以教育知识分子。前一派教士主宰着贫困与灾难的时代，那时人类渴望着精神上的慰藉以及道德秩序；后一派教士则主宰着繁荣的时代，这时，人类一般均将其希望限于尘世。在科学的成就上，一般认为18世纪不如17世纪。的确，这儿没有高耸如伽利略或牛顿的人物，没有与已知的宇宙之增广、万有引力、微积分的组成以及血液循环的发现相抗衡的成就。然而，18世纪的科学一景里，仍旧群星璀璨——数学方面的欧拉（Euler）及拉格朗日（Lagrange），天文学方面的赫舍尔（Herschel）及拉普拉斯，物理方面的达朗贝尔、富兰克林、加尔瓦尼（Galvani）及博尔塔（Volta），化学方面的普里斯特利（Priestley）及拉瓦锡（Lavoisier），植物学方面的林奈（Linnaeus），生物方面的布封及拉马克（Lamarck），生理学方面的哈勒，解剖学方面的约翰·亨特（John Hunter），心理学方面的孔狄亚克（Condillac），以及医学方面的詹纳（Jenner）与波哈夫（Boerhaave），都是光芒四射的星星。日增的学术机构对于科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及资金，大学也逐渐把科学引入课程之中，从1702年到1750年之间，剑桥大学创设了解剖学、天文学、植物学、化学、地质学及“实验哲学”（就是物理）方面的讲座。科学的方法愈发变为实验性质。曾经阻碍“国际精神”（International of the Mind）的国家与国家间的仇视在牛顿与莱布尼兹的争端中消失，而且新的传教士携手超越国界、神学信仰与战争，以从事于探求未知的事物。这些新血来自各个阶层，从贫穷的普里斯特利，被人所弃的儿子达朗贝尔，到有名望的布封以及家财万贯的拉瓦锡。国王及王子也加入了科学方面的探讨。乔治三世从事植物学的研究，约翰五世学天文学，路易十六研习物理，像孟德斯鸠及伏尔泰这样的业余科学研究者，像夏特莱夫人及女伶克莱龙小姐均在实验室中从事研究或游戏，像博斯科维奇（Boscovich）这种属于耶稣会的科学家则致力于将旧信仰及新信仰融合在一起。
直到我们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科学方才具备了普遍性与荣誉。牛顿在数学、力学及天文学方面的辉煌成就，造成欧洲到处产生科学家。他们不能成为财富的操纵者，但在1750年后的欧洲大陆，却受到抹粉和戴有假发（当初被认为是很高贵的装饰）的贵族公爵等的欢迎。在巴黎，科学演讲厅被渴望的听众挤得水泄不通。戈德史密斯于1755年到巴黎去访问时曾有如下的报道：“在鲁勒（Rouelle）地方的化学演讲里，我曾看到一群佳丽华贵光艳得就像照耀着凡尔赛宫的光辉。”时髦的女性将科学书刊摆在装饰台上，并且像蓬帕杜尔夫人一样，在她们的画像垫脚处画上了正方形及望远镜。人们对于神学失去了兴趣，他们从另一个世界脱离出来，同时也珍爱着他们的迷信。科学成为一种模式与时尚，而在令人兴奋的变化这一复杂之流派里，冲向灾祸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