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1715—1795）
大家都喜欢荷兰人。丹麦戏剧家霍尔贝格曾于1704年访问联合省（荷兰及比利时）。他特别热爱其运河，他说，河上的小船在愉悦的平静中“把我从此处渡往彼处”，“使我每天晚上都可在相当大的市镇上消遣，而在一晚之内，船一到，我就可以长驱直入歌剧院或剧院”。12年后，蒙塔古夫人亦有类似的美好感受：
全国（荷兰）看来就像一座大花园。道路铺得整洁大方，两旁树木成荫，接壤之处就是许多大运河，河中到处都有小船来往穿梭……每条街（在鹿特丹）……都那样净洁……昨天我几乎独自走遍城中每一角落，而拖鞋竟仍一尘不染。你会看到荷兰少女清洗走道……比我们打扫寝室更专心……商船（运河上）可以直抵人家门口。商店及仓库是惊人的整洁和高雅，充满了无数不可置信的精良商品。
但是这些描述荷兰的愉快报道，是荷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战胜路易十四，尚未发生不良经济影响之前写的。在此战争中，它的人员及财力的消耗，几至山穷水尽的地步，其公债数额极巨，其运输生意多已为其军事盟邦与商业竞争者所夺，亦为日耳曼所夺。荷兰东印度公司股息在1715年是40%，至1737年降为12.5%，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股息于1700年是5%，到1740年竟落到只有2%。七年战争带来更大损害。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曾以高利贷款给交战强权，因而富庶一时，但是1763年的和约结束了此等美景，许多荷兰银行家均经营失败，各种重要企业亦因之受害不浅。1763年博斯韦尔在荷兰报道说：“许多重要城市均衰败不堪……到处都可见到无事可做、食不果腹的一群可怜人。”赋税提高的结果，导致资本及人口的外移，此时荷兰及日耳曼的殖民者与南非的土著混血，渐渐形成波尔人（the Boers）。
荷兰人的本性、勤勉及正直终于使之又再度恢复旧观。这个冷静、强壮、节俭的民族，垦植其土地，在其风车上加油，照顾其乳牛群，洗净其牛奶坊，并生产出令人愉快的异味的乳酪。在科学种植方面，荷兰一直领先欧洲其他各国，德尔夫特亦再夺回其瓷器市场。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及犹太银行家又恢复可靠及资金充足的声名，他们冒风险放出低利贷款，接受支付和供应军队的有利契约。政府及企业向阿姆斯特丹银行业申请贷款，很少落空。差不多整个混乱不安的一个世纪中，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一直是西方世界的金融中心。约在1775年，亚当·斯密曾说：“荷兰一地……依其领土及人口的比例计算，比英国还要富庶。”
1725年，荷兰最令伏尔泰印象深刻的是，不同宗派可以和平相处。此地有正统天主教徒与詹森派天主教徒（詹森本人不也是荷兰人吗？），阿米纽派重自由意志的新教徒与加尔文派宿命论新教徒，再洗礼教徒与苏塞纳斯派教徒，还有一群自由思想家享受着法国的启蒙主义。多数的地方法官为新教徒，但是一位荷兰历史学家说：“他们向天主教徒收取金钱，而默许他们做礼拜，并允许他们担任公职。”天主教徒此时占300万人口中的1/3。上层阶级通过贸易而熟悉各种宗派，故对于各种宗派均抱着怀疑态度，不允许他们干涉赌博、饮酒、饮食及法国式的开明的通奸行为。
法语是受教育的文明人的语言。此地学校林立，莱登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iden）以医学课程驰名于世，那是为纪念伟大的布尔哈弗（Boerhaave）而开设的。几乎各城都有艺术协会、图书馆及“诗人大会”（“chambers of rhitor-ic”），定期举行吟诗竞赛。荷兰艺术商人向来以宝藏丰富及善于制造赝品而闻名欧洲。荷兰绘画的伟大时代止于霍贝玛（Hobbema，死于1709年），但是特罗斯特（Cornelis Troost）至少可说是光荣的共鸣。或许此时代最光辉灿烂的荷兰艺术产品，乃是精密点刻或以钻石针刻之玻璃制品。阿姆斯特丹是印刷商中心，有些印刷商是绅士，有些则为盗版专家。18世纪初叶，文学的创造力消沉了，但是1780年的文艺中兴产生了一位真正的诗人威廉·比尔德狄克（Willem Bilderdi-jk）。
一位朋友告诉博斯韦尔，他发现荷兰人“以自己的愚拙为乐”。但是博斯韦尔在乌特勒支报道称：“每周我们有两次美妙的聚会，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私人舞会……在我们的圈子内有很多漂亮亲切的淑女，就是一百张纸也写不尽对她们的赞美。”博斯韦尔的《荷兰点滴》（Holland jottings）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描述他和美女朱丽德或朱伦（Zélide or Belle de Zuylen）间的无奈恋情——那是对伊沙贝拉（Isabella van Tuyll）而言。她生在古老的望族家庭，其父“朱伦及西伯罗克贵族”（“Lord of Zuilen and Westbroek”），是乌特勒支省的总督。她接受超过其容纳能力之教育，成为傲慢地反正统的人，她很藐视传统、道德、宗教及地位，但是又以其美丽、愉悦及令人兴奋的坦诚迷惑了不少男士。她捐弃上流社会那种尽人生义务的婚姻。“假如我无父无母我决不愿结婚……我希望有一位把我当做他的情妇的丈夫。我要向他说：‘别把忠实当做义务。除了做一位爱人的权利和嫉妒外你应一无所求。’”博斯韦尔这位欧洲罗曼史最多的人，却答以：“嘿！我的朱丽德，这是什么话？”然她仍坚称：“我宁愿住在阁楼上做我爱人的洗衣妇，我讨厌大家族那种索然无味的自由和风仪。”
朱丽德历经恋情沧桑，结果是孑然一身，留下了永远的伤痕。此时她年仅24岁，要靠吸食鸦片来镇定神经。30岁（1771年）时，始与一位瑞士教师圣亚森特（Saint-Hyacinthe de Charriére）结婚，并与他一道住在洛桑近郊。她发现他的学问不够，于是在40岁时又爱上了一位比他年轻10岁的男人，这个人却在尽情利用她后将她遗弃。她为了发泄感情，遂写了一本小说《卡丽斯特》（Cali-ste，1785—1788年），该书曾使圣伯夫爱不释手，为之狂喜不已。她47岁时，在巴黎遇见了20岁的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竟以其智慧迷惑了他（1787年）。他曾写道：“沙里尔夫人（译按：指朱丽德）对人生所抱之态度极为新颖活泼，她轻视偏见如此之深，才智如此敏锐有力，她对一般人具有优越感，竟然如此的激烈和带着鄙视，而致……她虽显得又怪诞又傲慢，我仍在谈话中找到前所未有的愉快……我们嘲笑人类而觉兴奋。”此种情形继续到1794年，本杰明·贡斯当为斯塔尔夫人所迷才告终止。朱丽德痛苦地隐退下来，在耗尽了空虚的生命后，终于在65岁那年去世。
在18世纪联合省的政治史上，可找到悲观主义的资料。自威廉三世死后，政府操纵在少数商界领袖手中，他们只留意赋税、重用亲信和耍阴谋手段。1737年，一位荷兰作家抱怨说：“人民不得参与政府大政……国事亦不需要顾问或人民表决。”当荷兰参与奥国王位继承战争时（1743年），该政权在军事上的腐化无能已暴露无余。一支法国军队入侵荷兰，几未遭到任何抵抗，许多城市毫无争议就向敌人投降。诺瓦耶报道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很友好的人民。”然而并非完全如此，多数的市民曾呼吁要找寻一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军事领袖，就像1672年威廉三世的行动那样。威廉之旁系后裔奥伦治王子威廉四世（William Ⅳ，Prince of Orange）遂被任为7省行政长官、陆军总司令及海军上将（1747年5月3日）。至10月，这些职务皆成为家族世袭。事实上，君主政体又告恢复。但是威廉四世是善良的基督徒，而非大将之才，他无重建陆军纪律之才能，失败遂接踵而至。而在《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the Treaty of Aix-la-Chapelle，1748年）中，荷兰虽幸能保存其旧有土地而无损失，但是经济惨况又再出现。后威廉死于丹毒，年仅40岁，其遗孀安妮女公爵（Princess Anne）遂任摄政至去世为止（1759年）。在威廉五世长大之前（1766年），荷兰由路德维希亲王（Prince Ludwig Ernst of Brunswick-Wolfenbüttel）主政，虽严厉却颇有政绩。
在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发生的独立战争中，荷兰曾抗议英国干涉荷兰的轮船运输，并联合俄国于1780年宣告“武装中立”（“Armed Neutrality”）。英国遂对荷兰宣战，并几乎完全控制了荷兰的商船。而在巴黎和约中（1783年），荷兰之权益尽被忽视，它竟须割让奈格巴谭（Negapatam，此地在印度南方）给英国，并许英国可以自由航行，穿过摩洛哥群岛。从此，荷兰遂不再是欧陆强权之一。
这些惨剧使威廉五世失去一切众望。而且，美国革命的成功对于尼德兰之民主思想颇有刺激作用，因而一群仇视皇族统治的爱国者兴起。在政府不断的转换当中，少数有钱人吸收了全国渐趋减少的财富，致使一度繁荣有秩序的城镇中，竟有很多人须赖乞讨为生，许多妇人则沦为妓女。1783年，阿姆斯特丹秘密成立了许多“自由射手队”（“free-shooters”），而海牙亦准备起来革命。1787年，爱国者曾经掌权一时，但是很快即因普鲁士的武装干涉，而使威廉五世复位。法国大革命又恢复了爱国者的热情，他们请求法国来援助他们。1794年，法军遂入侵荷兰，荷兰陆军战败，威廉五世只好逃往英国，荷兰的革命者乃联合法国人组成了巴特维共和国（the Batavian Republic，1795—1806年）。1815年，威廉五世之子又恢复奥伦治王室之大权，即位为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直到今天（1967年），其子孙仍然统治着荷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