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美洲的对立
1750年移居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侨民总数约为175万，而当时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合计大约614万。由于殖民地人口成长率高于其祖国，这个子孙何时要反叛他的祖先，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孟德斯鸠在1730年已经作了这样的预言，他甚至还载明这项分裂必将肇因于英国所加于美洲殖民地的商业限制。大约在1747年，阿尔让松侯爵亦曾预言殖民地人民将起而反抗英国，组成一个共和国，并且必将成为强国之一。当英国刚在七年战争结束而从法国取得加拿大之后不久，维尔热纳告诉一位英国旅客说：“英国不久就会后悔已移除这个能使她的殖民地人民畏惧的唯一阻力。他们已不再需要英国的保护。她将要求他们协助减轻他们曾帮忙加于她身上的负担，而殖民地人民将会以铲除所有对她的依赖作为答复。”
英国王室宣称其对殖民地议会所通过的法律具有否决权。虽然王室很少使用此项权力，但是当南卡罗莱纳州州议会（Assembly of South Carolina）的下议院“察觉到殖民地黑人大量增加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及政治危机”，而通过一项对进口奴隶课以重税的法律时，因为“奴隶买卖是英国贸易获利最多的一项”，所以这项法律就被王室撤销了。在经济方面，英国国会擅用其为整个大英帝国立法的权力，而通常其所通过的法案均是牺牲殖民地而偏袒母国的利益的，其目的乃在使美国成为英国所不易生产的物品来源地，以及英国制品的市场。它阻挠了将与英国竞争的殖民地工业的成长。它禁止殖民地人民制造布匹、帽子、皮革制品以及钢铁产品，所以在其他方面对殖民地极为友善的查塔姆伯爵竟曾宣称他不准美国未经英国国会许可而制造一枚铁钉。此外，殖民地还被禁止设立钢铁熔炉或碾压工厂。
许许多多的限制均加在美国的商人身上。他们仅能以英国轮船运送货物，而且只准将烟草、棉花、丝、咖啡、糖、米以及其他各种物品卖给英国领土内各地区，同时美国商人如欲自欧洲大陆进口货物，则只有先将货物运往英国，付完港口税，并转运至英国船只后，始获允准。为了保护英国毛织品对美洲殖民地的出口，英国禁止殖民地商人在出产毛织品的殖民地以外地区出售殖民地的毛织品。美国自英国本土以外的其他任何地区所进口的糖或糖浆，均被英国国会课以重税（1733年）。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居住在马塞诸塞州一带者，借着走私以及秘密将美国的产品售给外国，在七年战争中甚至还售给法国人等手段来逃避上述某些规定。在每年输入美洲殖民地的150万磅茶叶之中，仅有大约10%遵从货物须经过英国港口之规定。而马塞诸塞州63家酿酒厂在1750年所酿造的威士忌酒，大部分均使用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私运进来的糖及糖浆。
为了替这些限制辩护，英国人指出其他欧洲国家为保护或酬谢其本国人民，对于其殖民地亦加以类似的限制，而且许多美国产品由于免缴进口税，在英国市场上享有实际的垄断权。何况英国认为英国海军为了保护殖民地运输以及其陆军为保卫殖民地人民免受法人及美国的印第安人侵袭所花的费用，应该获得一些经济上的补偿。自法国势力被逐出加拿大以及西班牙的势力被赶出佛罗里达之后，英国人就免除了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们的危险。英国认为要求美国协助偿付其在七年战争中所欠的巨额债款——1.4亿英镑——是正当合理的。然而殖民地人民却答复说，他们也曾为那次战争提供了2万军队，并且还负了250万英镑的债。
无论如何，英国已决定向殖民地课税。1765年3月，格伦维尔向英国国会建议，主张所有殖民地的法律文件、发票、文凭、纸牌、债券、契据、抵押单据、保险单以及报纸均须贴上一张向英国政府缴税的印花。但是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以及马塞诸塞州的塞缪尔·亚当斯却劝阻此种课税之拟议，其理由是根据传统——即《大宪章》、1642年反对查理一世的大变乱以及《人权条例》——英国人民只有在他们自己或他们所授权的代表的同意之下，始能正当地被征税，那么，英国殖民地的人民怎能由一个他们并无代表的国会来征税呢？对于这个问题，英国人却答复说，由于旅行及交通的种种困难，使得美国在国会中派代表一事无法实现。他们又指出，数百万英国成年人虽然无权选举国会议员，但是几世纪以来，他们始终忠贞地接受英国国会课税之规定。他们觉得美国人民所应该感觉的就是——他们在国会中实际上已有代表，因为国会议员认为他们代表整个大英帝国。
可是殖民地人民并未信服这一套说辞。因为英国国会保留征税权作为其对国王控制之支柱，所以殖民地人民也就保护他们自行课税的独有权，以作为对抗那些他们从未谋面而且未曾踏上美国土地的人所施于他们的财政压迫之唯一变通办法。律师们逃避着必须使用贴有印花的文件之规定。有些报纸在应该贴上印花的地方却画上了骷髅头。美国人民开始抵制英货，商人取消购买英国产品的订单，其中还有的坚持在英国国会废止《印花税法》之前，他们拒绝偿付所欠英国的债务。殖民地少女更誓言不接受任何不公开指责《印花税法》的求婚者。在某些城市里，民众普遍的愤懑已达到暴乱的程度。在纽约，总督（国王所指派者）的肖像被绞缢以泄公愤。在波士顿，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的住宅遭到焚毁。印花配售人在受到绞死的威胁之下，被迫辞职。英商感到殖民地人民抵制英国货品的严重性，立即要求废止《印花税法》，英国人民的请愿纷纷从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及其他各大城送达英国政府，陈述如不废止该项税法，则许多英国制造商必将破产。而由于缺乏来自美国的订单，已有数千工人遭到解雇。也许是皮特二世已认可这些请愿，他在久病之后，戏剧性地返回国会，并且宣称（1766年1月14日）：“我认为这个王国无权对其殖民地征税。”他讥评“殖民地人民在英国国会中实际上已有代表的见解”是荒谬的。当乔治·格伦维尔打断他并暗示他有鼓励叛乱之嫌时，皮特大胆而挑衅地回答说：“我为美国已经起而反抗感到高兴。”
3月18日那天，罗金厄姆勋爵劝服国会废止《印花税法》。但他为了要安抚那些“国王之友”（“the King's Friends”），除了要求撤销《印花税法》之外，他又要求国王制定一项《宣言法案》（declaratory act），重申国王经过国会之同意有制定法律之权威以及国会有向英国殖民地征税的权力。美国人民虽然对《印花税法》之废止表示接受，却不理会该项《宣言法案》。当时双方达到和解似有可能。可是到了7月，罗金厄姆内阁垮台了，继任的格拉夫顿内阁财政大臣查理·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恢复了使殖民地人民支付用以保护他们免遭内乱外患所需的行政及军事力量之经费的企图。到了1767年5月13日，他向国会建议输往美国的玻璃、铅、纸以及茶叶应征新税，而所得的税收，将由英王用来支付他为美国所指派的总督以及法官的薪水。如有任何盈余，则应用来维持当地的英国军队费用。英国国会终于同意了这项建议，而汤森德却在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美国人民抵制这些新的关税，认为那是变相的课税。他们借着迫使皇家军队及总督强烈依赖殖民会议所通过的基金以维持生活的手段，已经控制了他们。因为他们深知如果放弃这种财政权而将其给予英王，那无异将美国政府的管辖权拱手让给英国皇室当局。殖民地议会也联合起来呼吁恢复抵制英货。因此征收新税的努力也就受到强烈的抗拒。诺斯勋爵只好取消所有汤森德所建议的关税，仅保留每磅3便士的茶税，以寻求妥协。殖民地人民这才缓和他们对英国货物的抵制，不过他们却决心只饮用以往走私进口的茶。当东印度公司的3艘轮船企图在波士顿港卸下298箱茶叶时，50个愤怒的殖民地人民化装成莫霍克族印第安人（Mohawk Indians），登上了船并且制服了船员，同时将所有的船货悉数倾倒入海（1773年12月16日）。在美国其他港口相继发生的骚乱，使运入该公司茶叶的企图受到挫折。
此一事件的其余部分大都直接属于美国本身，但是英国政治家、演说家、作家以及舆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在英国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在美国有一群为数颇众且相当活跃的少数派人士呼吁殖民地人民效忠祖国及其政府，而在英国，当民众普遍支持诺斯勋爵内阁所采取的军事措施之际，国会内也有一些以查塔姆、伯克、弗克斯、霍勒斯·沃波尔及威尔考斯等为代表的少数人士，正致力于达成条件有利于美国的和平。在这种英国舆论分歧中，即有部分人士认为此乃1642年保皇党及支持国会反对查理一世者之间互相对立的局面历史之重演。在此项纷争中，英国国教表示全力支持对殖民地的战争。美以美教会也在卫斯理的领导下支持政府，但其他许多非英国国教者却对这种冲突感到遗憾，因为他们记得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原是出自不信奉英国国教的集团。吉本与约翰逊意见一致，谴责殖民地人民，但是正濒临死亡的大卫·休谟却警告英国，认为压迫美国的企图，必将导致灾祸。英国商业界认为战争物资的订单可为他们带来利润，所以他们就转而支持英王。“战争，”伯克悲哀地说，“它实在已成了商业的代替品：各种各类供需品以及储藏品的大量订单……使商业界精神为之一振，并且促使他们认为美国战争并非他们的灾祸，而是一项财源。”
自由主义分子深恐战争将加深保守党与维新党之间以及英王与国会间的对抗。有一位自由主义者里士满公爵甚至想要迁往法国以逃避君主专制。乔治三世还给这些恐惧增加了某些借口。他对这次战争负了完全的责任，甚至连军事的细节亦不例外。经常违反他们自己判断的诺斯勋爵及其他阁员们，这次仍是服从王室的领导。英王觉得如果此次美国获得成功，英国必将面临其他殖民地的反叛，而最终将被局限于它自己的本岛上。然而，查塔姆伯爵警告国会，认为对美国的强力镇压将是查理一世及詹姆士二世原则的胜利。1777年12月20日那天，当英军在美国屡遭败绩，而法国也正运送补助金资助殖民地人民时，查塔姆仿佛来自墓穴一般出席上议院，聆听内阁发表“国王演说”。他越听越感不耐，终于起而发言，作了一次英国演说史上最伟大的演说。历史与文学在他这项演说中结合了：
各位议员先生阁下，我起来宣布我对这个最庄严与最严重问题的观点……我无法苟同此一赞成并试图将那些已带给我们无数耻辱与不幸——并已把毁灭带至我们大门的残暴措施予以神圣化的盲从与奴隶性的演说。议员先生，这是危险及非常的时刻！这不是谄媚的时候。此时谄媚的奉承已无济于事……将事实与真相进谏国王才是目前最需要的……议员先生们，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这个贵族会议，在这王族世袭会议的上议院内，坐在我们荣衔上所应尽的神圣职责。有那位阁员，若有，那又在何处？——胆敢以与今天发表的演说相反的、违宪的言辞向国王建议？国王一向就要求国会给予谏诤……但是今天，值此极端紧要关头，宪法会议已不再受到信赖，国会虽有冷静审慎以及富启迪性的关怀，却也不再受到要求提出忠告。只有国王，从他自己那里并且由他亲自宣布一项无法更改的决定，以寻求一些措施……命令并强迫我们去执行……如此已使以往这个显赫繁荣的帝国遭受毁灭及鄙视的厄运。“然而就在昨天，英国也许可与整个世界抗衡，但是现在已没有一个国家可怜得要向她致敬。”
议员先生们，你们征服不了美国……你们也许会更浪费地增加所有的费用及努力，囤积与聚集你们所能购买或借贷的协助，并且与将自己臣民贩卖并送往屠场的每位渺小又可怜的日耳曼王子做买卖及交易……然而你们的努力将永远徒然而无功——而你们所仰仗的以图利为目的的协助更是如此，因为它激怒你们的敌人，迫使他们心里的怨恨达到无法消除的程度……假使我是个美国人，正如我是个英国人一样，当外国军队登陆我的国土时，我绝不放下武器！绝不！绝不！绝不！
伯克运用他说理辩论的能力，努力劝阻国会与内阁对美国采取武力的政策。自1774年至1780年伯克在国会中一直代表布里斯托尔区市，该市的商人初即反对与美国的战争，伯克此时亦担任纽约州的支薪代理人。他如查塔姆一样，并未否认国会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同时也不支持殖民地人民对于享有抽象的“天赋人权”之请求。他将问题降低到主张采取行动的顽固分子能够了解的地步：向美国征税合乎实际吗？在他所作有关美国征税问题的演说中（1774年4月19日），他不仅谴责了《汤森德法案》，而且还指责每磅茶叶征收3便士关税的规定。他警告说：假使在已加于美国的工商限制上再课新税，殖民地人民必将坚持革命到底，如此便将瓦解刚缔造成功的大英帝国，并且将玷污了国会的名誉。
此案虽未获通过，他在1775年3月22日又再度提出调解的请求。他指出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在1704年至1712年期间已增加10倍，他还质问：为了战争而断绝甚或牺牲此项贸易关系是否是明智之举。他深恐与殖民地作战将会导致英国门户洞开，而遭受外国敌人的攻击。不出所料，这项预测果然于1778年发生。他赞同美国在英国国会中的代表权一事由于海洋的阻隔而致不切实际这种说法，这固然是不合常理的，他只要求英国不要依靠征税，而需靠殖民地议会的自愿赠款。此项赠款在扣除强迫征税所花的代价之后，也许会远超过直接征税的收入数额。
他所提出内容大意如此的动议被国会以270票对78票否决了，但是他却有值得安慰之处，就是他因此赢得了查理·詹姆士·弗克斯以其雄辩的口才与技巧来支持他这项运动，如此开始了一段因美国革命而巩固、又因法国革命而分裂的友谊。吉本称道弗克斯在1776年10月31日所发表的演说是他所曾听过的最富技巧的一次演讲，而霍勒斯·沃波尔亦宣称那是“他（弗克斯）的最好又最生动的演说之一”。沃波尔对于这个问题将自己列于赞成和解这一边，他为诺斯勋爵领导下英国政治才能的崩溃深感悲痛。于是在1775年9月11日，他写信给霍勒斯·曼（Horace Mann）说：
国会将在下月20日开会投票表决2.6万名海员问题。那是多么血腥的一段！美国为维护自由必须遭受多大的痛苦啊！而在英国，又有什么方法能解救它呢？啊！疯狂的英国呀！它是何等狂乱，抛弃了它的宝藏，弃置了帝国的财富，并且牺牲了它的自由，以便让它的王子成为美国一望无垠的沙漠以及因穷困、人口减少而变为无足轻重的欧洲岛屿之专制君王！
然而并非查塔姆、伯克及弗克斯的热心，而是殖民地方面的连连胜利与外交手腕迫使英国人民以及随后的政府存有和平的念头。伯弋因（Burgoyne）在萨拉托加村（Saratoga）的投降（1777年10月17日）是个转折点，这也是英国首次体会到的“你们征服不了美国”的警告。当法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并且加入了对英国的战争（1778年2月6日）时，法国政治家的判断证实了查塔姆的见解，同时法国武器与重建的海军力量增加了英国的负担。诺斯勋爵此时惊慌失措，请求允其辞职。国王却赐给他许多赠品，并命他留任。
许多有声望地位的英国人士现在觉得只有由查塔姆伯爵所领导的政府始能赢回殖民地，使其从与法国同盟转而和英国联合。但是乔治国王并不肯听从此项建议。他还告诉诺斯说：“我严正宣告，没有任何能使我个人与查塔姆勋爵谈判之处。”查塔姆伯爵于1778年4月7日最后一次莅临上议院，当时他靠着拐杖以及其子威廉的扶持，由于濒临死亡，脸色苍白，而且他的声音也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他再度建议和解，但是继续反对因允许美国独立而使“这个古老且最崇高伟大的君主政体瓦解”。此时里士满答复说：只有承认美国独立，始能使其脱离法国而重回英国怀抱。查塔姆曾试着再行起立发言，但是一阵中风发作使他瘫痪了。他终于在1778年7月11日逝世。死后国会通过予以公葬，并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为其建造一座坟墓及纪念碑。大众一致认为他是当时最伟大的英国人。接二连三的事件急剧发生，他所预言的灾祸竟不幸一一言中了。1779年6月，西班牙加入了法国对抗英国的战争，它围攻直布罗陀海峡，并且派遣舰队参加对英国船舶的攻击行动。当年8月，一支由60艘法国与西班牙舰只所组成的分遣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正当英国积极准备抵抗侵略时，疾病却使得这支敌对的舰队失去作战的能力，而被迫退回布列斯特城。1780年3月，俄罗斯、丹麦及瑞典联合发表了一项《武装中立宣言》（Declaration of Armed Neutrality），誓言抗拒英国登上中立国船只进行搜查敌人货物的行为，不久其他中立国家亦相继签署该项宣言，但英国仍继续进行其对荷兰船只的搜查。英国方面发现了阿姆斯特丹城与美国谈判代表之间秘密协定的证据，于是要求处分阿姆斯特丹的有关官员，但为荷兰政府所拒，英国乃对荷兰宣战（1780年12月）。此时几乎所有的波罗的海以及大西洋沿岸国家都联合起来对抗仅在不久之前仍然统治这两个海域的英国。
英国国会的气氛也充分反映出灾祸的频仍，因反对国王阻挠其阁员结束战争的意愿而产生的怨恨不满情绪正逐渐高涨。1780年4月6日那天，约翰·邓宁向下议院提出了一项动议，宣称“国王的影响力业已增加，并且仍在继续增加之中，因此应该加以压抑”。此项动议终以233票对215票获得通过。到了1781年1月23日，年轻的皮特进入下议院，在其第二次演说中，指责对美国的战争乃是“最可诅咒的、邪恶的、野蛮的、残忍的、反常的、不公正的与恶毒的战争”。弗克斯不胜欣喜地欢迎皮特加入反对党的行列，却未预料到这位青年不久将成为他最顽强的敌人。
1781年10月19日，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在约克镇向华盛顿投降。消息传来，诺斯勋爵感叹道：“啊！上帝，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国王却坚持继续作战。1782年的2—3月，先后传来了梅诺卡岛被西班牙人占领以及几个西印度群岛为法国人所攻占的消息。英国各地的公众集会都大声疾呼要求和平。诺斯在下议院中所获的多数票降至22票，至19票，至1票——这是在一项“议会不再信任现任内阁阁员”的动议（1782年3月15日）中所发生的情形，由此创下了在国会议程中强迫内阁改组的一个历史先例。诺斯在那年3月18日致乔治三世的上书中，即指出事实上王室对美国的政策以及其拟建立国王对国会的至高无上控制权的企图皆已失败：
陛下充分料到在这个国度里居位的国王无法基于审慎而反对下议院谨慎的决议……国会已经表达了意见，而其意见无论公正合理或谬误，终将获胜。陛下……如果让步也不致丧失尊严。
1782年3月20日，诺斯在经过12年的耐心服务与屈从之后终于辞职了。乔治三世的精神已经崩溃，他写了一封让位书，但并未寄出。他只得接受一个由得胜的自由派人士：如罗金厄姆、谢尔本伯爵、查理·詹姆士·弗克斯、伯克以及谢里登等所组成的内阁。罗金厄姆死后（7月1日），谢尔本即继任首相之职，可是弗克斯、伯克以及谢里登却因不喜谢尔本而都辞职了。谢尔本就任后，即着手安排一项和平条约（1782年11月30日于巴黎，以及1783年1月20日及9月3日分别于巴黎及凡尔赛），将梅诺卡岛及佛罗里达割让给西班牙，把塞内加尔让给法国，同时不仅承认了美国殖民地的独立，并且还承认其在阿勒格尼（Al-legheny）、佛罗里达、密西西比河以及大湖区之间的全部领土的主权。
英国人民久已渴望和平，但对割让如此广大的土地给予殖民地却表示愤恨。谢尔本受到的批评是如此激烈，以致他提出了辞呈（1783年2月24日）。由于谢尔本及弗克斯之间的争执促使自由维新党分裂成无数的小派系，而又没有任何一派势力足以控制国会，于是弗克斯只好同意与其旧敌诺斯勋爵合组联合内阁。伯克此时亦再度担任军需官，而经常负债的谢里登则被推为财务大臣。弗克斯及伯克两人多时以来均曾研究英人在印度的活动情形，而印度此时却继美国之后成为英国政治上最严重迫切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