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的文化背景
当苏格兰和英格兰透过联合议会的方式在1707年合并时，伦敦方面的人士就托词说巨鱼已吞食了约拿（见《旧约·约拿书》1：17）。等比特（1762年以后）把20来名苏格兰人带进不列颠政府时，才智之士又抱怨说约拿吞食了巨鱼。政治上是巨鱼赢了，16名苏格兰贵族和45名下院议员被英格兰的108名贵族和503名下院议员所吞没。苏格兰把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交付给由英格兰经济和官员所操纵的立法机构。这两国并未忘却先前的仇恨，苏格兰人抱怨约拿和巨鱼之间商业方面的不平等，而约翰逊则代表鲸鱼，以盲目的爱国心一再重复攻击约拿。
1760年苏格兰的人口约有125万。虽然出生率极高，但是死亡率却也紧跟其后。1770年左右，亚当·斯密曾说：“据说苏格兰高地经常有母亲生了20个孩子，结果活着的不到2个的情形发生。”高地的首领几乎拥有市区以外所有的土地，却还让佃农在多岩石的土地上过着赤贫的生活，夏天遭大雨淋，从9月到次年5月则受冰雪的侵袭。地租一再涨价——有一块土地甚至在25年内从5英镑涨到20英镑。有许多农人眼见住在家乡难逃贫穷的境遇，纷纷移民美洲。因此，约翰逊说：“贪婪的地主会造成自己田产的荒芜。”地主都以货币贬值作为抬高地租的借口。煤矿区和盐田区的情况更糟，1775年之前这两种地区的工人在有生之年就得乖乖从事自己的行业。
在低地区域诸城镇，“工业革命”则为人数日众、敬业乐群的中产阶级带来繁荣。苏格兰西南部就布满了纺织工厂。格拉斯哥城由于工业和外贸的关系，人口自1707年的1.25万人增加到1800年的8万人。该城有富庶的郊区，也有破落的家屋，并且有一所大学。1768年至1790年开凿一条运河，以接连克莱德河与福斯河，使得工业化的西南和政治气氛浓厚的东南建立起一条全水域的商道。爱丁堡城——1740年的人口约为5万人——成为苏格兰政治、学术、时尚的中心，每个富有的苏格兰家族都希望每年至少在那里待上一段时日。博斯韦尔和罗伯特·彭斯都到过这里。休谟、罗伯逊和亨利·雷伯恩等人更是住在该城；该城更有欧斯基内斯（Erskines）等名律师、一所颇具盛名的大学以及爱丁堡皇家协会；同时，苏格兰基督教的指挥部也在此地。
罗马正教的信徒虽少，但是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过，这个人数已足够在这块仍然响应着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的回声之土地上引起心的动摇。“主教派教会”（如圣公会等）在那些喜欢主教与英国国教的融通仪式的支派中拥有很多信徒。不过大部分人的忠心还是归向苏格兰教会——长老会，这个教会排斥主教，简化仪式，在宗教与道德方面接受的规定只限于教区会、地区长老、省级宗教会议以及教友大会所规定的范围。也许在欧洲其他地区除了西班牙以外，没有一个民族是这么彻底地浸染于神学中。由长老和牧师组成的教会会议得对行为不检或异端课以罚金或施以刑罚，该会亦得判决男女私通者在开庭期间站起，并接受公开羞辱。罗伯特·彭斯和琼·阿莫尔两人就曾经在1786年8月6日的那次宗教会议上被如此惩罚过。加尔文教派的来世论主宰着一般人的心理，使自由思想成为对生命的一大危险。不过，有一群“温和”的教会人士——在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阿达姆·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罗伯逊等人领导下——缓和了人们的不宽恕之心，使得休谟得以寿终正寝。
要想抵制一个因天冷而喝得烂醉如泥、因贫穷而致肉欲的追求变为唯一消遣之民族的放纵，也许必须借助于一种严苛的宗教。罗伯特·彭斯一生的事业显示出人们无视于“恶魔”与教师的存在，尽情狂饮、通奸，而自愿上钩的女子也不乏其人。在18世纪最后25年内，有一种极显著的不信仰宗教之趋势，对于传统道德之热爱亦随之没落。爱丁堡的画家威廉·克里奇（William Creech）曾经记载过：1763年时星期日是致力于宗教的日子，而到1783年“做礼拜的人数少了很多，尤其是男人出席的更少”。一到夜晚，街头总是充满了行为不检、滋事生非的年轻人的喧闹声。“1763年只有五六所妓院……到了1783年妓院增加了20倍，而妓女的人数更增加了100倍。该市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一大堆行为放荡的妇女。”高尔夫球在礼拜天把男人从教堂引诱到球场去，而在星期日之外，每天男男女女都跳舞（以前被认为是罪恶的行为）、上剧院（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罪恶）、赌马，更在旅店、俱乐部等地方大赌特赌。
苏格兰（长老）教会是民主与教育的主要来源。与会的会众选举长老，而牧师（通常由“赞助人”选出）则被指定在每个教区组织学校。人们求知欲极为强烈，4所大学之中，圣安德鲁已渐趋没落，但仍号称拥有全不列颠最佳的图书馆。约翰逊创建的那所阿伯顿大学，到1773年极为发达。格拉斯哥大学的教师阵容包括物理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哲学家雷德（Thomas Reid）以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同时该校还收容了詹姆士·瓦特。爱丁堡大学是4所大学中最年轻的一所，但是该校因为受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刺激而显得朝气蓬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