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
自1949年以来，用中文写的有关城市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一般作品实为凤毛麟角。不过，有两份主要的中国城市规划的刊物《建筑学报》和《城市建设》刊登关于城市政策和城市某特定地区进行改造的文章，能提供不少信息。此外，有关官方城市政策和计划的作品、文章也很多。参见赖志衍编的《接管城市的工作经验》；刘少奇等的《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政策》；卢蕻的《论城乡合作》、《论城市关系》、《祖国新型城市》；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的《城市规划参考图例》。还有几本有关几个特殊城市变迁的著作。参见老舍：《我热爱新北京》和《肇家浜的变迁》（肇家浜是上海的一个贫民区）。自1979年以来，几种新社会学杂志开始发表关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带有资料的经验主义研究。可特别参见：《社会科学战线》、《社会》和《中国社会科学》。还有一本中国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及一本西方翻译过去的刊物《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不时地发表有关城市社会模式的有意思的文章。
西方学术界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城市组织和社会生活也有许多有益的研究，这些研究为了解1949年以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其中特别重要的著作有：施坚雅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威廉·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团（1796—1895）》；西德尼·甘布尔的《北京：社会概览》；乔治·凯茨的《丰收的年岁》；奥尔加·兰的《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爱德华·李的《现代广州》；莫顿·弗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H.Y.洛的《吴的历险记》；罗兹·墨菲的《上海：开启现代中国之门的钥匙》和艾达·普鲁伊特的《韩的女儿和尹老夫人》。
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集中在1949年以后个别城市的变迁。可特别参见埃兹拉·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林恩·T.怀特第三的《在上海的经历》和肯尼思·利伯撒尔的《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也可参见克里斯托弗·豪编的资料丰富的会议文件集《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总的说来，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组织结构变化的最出色的研究成果还是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6章）。约翰·刘易斯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关于城市组织和发展趋势的会议文件汇编，一直收集到“文化大革命”。马丁·金·怀特和威廉·L.帕里什的《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一书，就中国城市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以及中国城市的独特的社会生活类型问题，提供了一部社会学研究的概览，其重点集中在70年代。盖尔·亨德森和迈伦·S.科恩的《中国的医院》一书，则呈现给读者一幅人种分布的肖像图和对武汉一所医院的社会生活模式的分析。
一些专题论文和论文集论述了1949年前后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等。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的《满清和日本德川时期的城市网络》；C.K.龙（音）和诺顿·金斯伯格编的《中国：城市化与国家的发展》；莫里斯·厄尔曼的《1953年和1958年的大陆中国城市》；罗兹·墨菲的《正在消失的毛主义幻想》；劳伦斯·马和爱德华·汉顿编的《现代中国的城市发展》；埃德温·温克尔和珍妮特·卡迪编的《中国的城市规划》；以及理查德·柯克比的《中国的城市化》（也可参见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劳伦斯·马也提供了一份同一个主题的、非常有用的书目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和城市规划》，并参见利奥·奥林斯关于中国官方城市人口统计混乱的讨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的《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一卷中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和柯克比的《中国的城市化》。
一些刚刚引用的成果涉及限制人口增长的努力的效果，这个效果也是一些专题论文论证的中心。例如田心源的《中国的人口战》；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以及朱迪斯·班尼斯特的“上海的死亡率、出生率及避孕措施”。有关城市就业问题的有查尔斯·霍夫曼的《中国的工人》；克里斯托弗·豪的《1949—1957年中国城市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现代中国的工资类型和工资政策（1919—1972）》；托马斯·罗斯基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关城市的社会管理问题在下面这些文章中提到了：约翰·刘易斯主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艾米·威尔逊、西德尼·格林布拉特和理查德·威尔逊编的《中国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和社会控制》；以及杰罗姆·艾伦·科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入门（1949—1963）》（特别是第2章）。
还有许多以前曾经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居住过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他们当时生活情况的生动画面。材料特别丰富的是德克·博德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伊曼纽尔·约翰·赫维的《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贝弗利·胡珀的《北京内幕》；米哈伊尔·克洛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拉尔夫和南希·拉普伍德的《中国革命纵览》；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斯文·林奎斯特的《危机中的中国》；鲁思·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的《在外国人眼里》；罗伯特·罗的《逃出红色中国》；彼得·卢姆的《1950—1953年的北京》；包柏漪的《第八个月亮》；威廉·休厄尔的《我在中国的日子》；董志平（音）和汉弗莱·埃文斯的《思想革命》；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埃斯特·周英（音）的《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玛丽亚·严（音）的《宏大的园地》以及乐黛云和卡罗林·韦克曼的《走进暴风雨》。M.伯纳德·弗罗利克的《毛的人民》一书中的一些描写和陈若曦的《尹县长的被处死》中的虚构故事，描述得同样栩栩如生。众多记者的报道对于评论中国城市在特定时代的环境同样有用，例如：理查德·伯恩斯坦的《从世界的中央寻求关于中国的真相》；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中国：在苦海中生存》；詹姆斯·卡梅伦的《红衣官员》；约翰·弗雷泽的《中国人》；罗伯特·吉莱恩的《六亿中国人》；弗兰克·莫里斯的《毛的中国的报告》；弗雷德里克·诺萨尔的《北京快讯》；鲁思·赛德尔的《丰盛之家》；威廉·史蒂文森的《黄风》和罗斯·特里尔的《铁树开花》。画册和导游书也对中国的首都有出色的描绘，例如：胡佳（音）的《北京今昔》；奈杰尔·卡梅伦和布赖恩·布雷克的《北京：三个城市的故事》；弗利克斯·格林的《北京》；藤彦太郎的《北京》和奥迪尔·凯尔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