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艺创作与政治
描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特别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命运）的资料可分下述四类：（1）中国出版的汉文资料；（2）国外出版的汉文资料；（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4）国外出版的英文和其他语种的资料。
1.第一类除小说、诗歌、杂文、戏曲剧本和评论之外，还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报纸。《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显示文化界动态的重要官方文件；红卫兵自编自印的小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是谣言，不可尽信，只能使人们对“革命气氛”产生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术刊物的数量大幅度减少，70年代才逐渐恢复出版。
2.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台湾和香港出版的汉文资料很有价值。开始时，这些资料的出版是为了参加“两条路线斗争”。例如，1967年6月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红皮小册子——《刘少奇语录》，与《毛泽东主席语录》唱对台戏。然而，严肃可靠的研究著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的长处在于它刊登重要文件和报告的官方译本。“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份著名刊物是《有关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汇编》。“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出版的《中国文学》（只在1967年有过短暂中断），是对我们的论题极为重要的一份刊物。毛泽东逝世之后作家和艺术家得到平反的情况，不但见于中文报刊，而且常出现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
4.除香港的联合研究所出版的英语刊物和台湾出版的《问题与研究》（只偶然涉及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之外，欧洲和美国还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籍。不过，对目击者的报告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应加以区别。
有些目击记是欧洲人写的，出版很快；有些是中国人写的，主要是80年代出版的。俄国社会学家阿列可谢·泽罗克霍夫契夫写的报告是1968年在《新世界》月刊上出版的，该书的德文译本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微》。在德文中，作者的名字被拼为A.N.Schelochowzew。和这个阶段苏联的其他出版物一样，本书的调子很不友好，充满攻击之词，但它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描述是准确且相当可靠的。V.A.基维佐夫、S.D.马尔可夫和V.F.索罗金合编的《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1949—1979）》一书也充满着攻击之词。泽罗克霍夫契夫和马尔可夫还出版了更多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的著述。荷兰外交官D.W.福克玛的《来自北京的报告》是根据亲身经历集中描述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一本书。法国外交官让·埃曼写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合写的《“文革”之子》一书，根据亲眼所见的事实描述了一位12岁即成为红卫兵的中国青年的兴衰荣辱，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乐黛云向卡罗林·韦克曼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和侥幸生存下来的经历，后者据此写成了《走进暴风雨》。
在学术研究著作中，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书很出色，它对1960—1980年间的政治史和知识分子史作了全面且可靠的概括性论述。在这本书之前还有许多著作，如理查德·H.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资料，它主要是依据江青对作者的讲述写成的。
论述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较少。黄胄的《共产党中国的英雄和坏蛋：从当代中国小说看现实生活》一书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许芥煜的《中国文坛》既有分析研究，又有访谈记录。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西方社会学家注意到“伤痕文学”现象以后，出现了论述这一文学现象的著述，此处只能提到其中的一部分，如戴卫·S.G.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编：《80年代的中国文学》；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G.瓦格纳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文集：1978年柏林会议论文集》；鲁道夫·G.瓦格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和政治》；杰弗里·C.金克利编：《毛以后的中国文学和社会（1978—1981）》；迈克尔·S.杜克：《繁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