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我当时在哪里？
大卫·霍利·桑福德
丹尼尔·丹尼特，或者也许是集体构成他的团体中的代表之一，在教堂山[1]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我在哪里？》，并获得了空前的起立致敬。我当时不在场，正在休学术假，没能与那里的其他哲学家一同鼓掌。尽管我的同事们依旧相信我住在纽约，并在从事一系列哲学研究，但其实我正在就一项与丹尼特团体密切相关的事务为国防部秘密工作。
丹尼特太过专注于他的本性、整体性、同一性等问题，似乎都忘了他任务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让心灵哲学中本已棘手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而是回收一枚深埋于塔尔萨地下的强放射性原子弹头。丹尼特告诉我们，哈姆雷特（他那受遥控的无脑身体），甚至还没开始修理弹头，与约利克（他那离体的脑子）之间的通信就中断了。他料想哈姆雷特很快就会归于尘土，也就似乎既不知晓也不关心发生在那颗弹头身上的事了。而我碰巧当时对弹头的最终回收而言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我的角色与丹尼特相近，但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差别。
丹尼特，或说约利克，在丹尼特/约利克与活人身体完全失去任何直接或远程的联系后就陷入了长期休眠，其间他有一次短暂的复苏，被输入了一点勃拉姆斯的音乐，来自唱针的整流输出直接输进了他的听觉神经。某类科学家或哲学家会问：“如果我们能绕过中耳、内耳，直接向听觉神经输送音乐，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绕过它们向听觉神经输送任何东西呢？甚至为什么不同样绕过它们，更进一步直接输送给“亚人”（subpersonal）层面的信息处理系统？或比这再进一步？”有些理论家（但假定不是丹尼特）会疑惑，在信息处理装置方面以人工取代自然的这一过程，何时才能到达听觉体验的最终拥有者，人的真正核心：灵魂的真正所在。另一些则视其为一个由表及里的层层转换，从意识的有机主体，到人工智能。而那个把勃拉姆斯钢琴三重奏直接注入约利克听觉神经的科学家却在暗自思忖另一个问题：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费劲把丹尼特的耳朵和他的听觉神经分开。他想，如果我们本可以让耳朵原原本本地接在缸中之脑上，给耳朵戴上耳机，而用麦克风取代在塔尔萨地下冒险的身体上的肉耳，没准会有好效果。认为辐射只会损伤脑组织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哈姆雷特身上的肉耳首当其冲，而哈姆雷特的其他部分也紧随其后遭到损毁。在哈姆雷特身上用麦克风取代耳朵，而给正常地连着约利克的耳朵戴上耳机，比起仅是让拾音头读取普通的唱片，再把所得的输出直接注入脑子，丹尼特是可以获得更加逼真的音乐演绎的。如果哈姆雷特在一场现场表演期间坐在音乐厅里，那每一次转头都会使远在休斯顿的耳机输出产生细微的差别。这种设置会保留两个信号在音量和时滞方面的细微差别，尽管不是意识上可分辨的，对确定音源的位置来说却至关重要。
这样描述耳机上的这个微小改进，可以用来类比解释NASA技术人员的某些更为激进的举措。他们从丹尼特的危险活动中发现，人眼无法长期承受那颗地下弹头的剧烈辐射。把丹尼特的眼睛也留在他的脑子上，而把小型电视摄像机镶进哈姆雷特空洞的眼窝中，效果会更好。在我加入回收弹头的秘密任务时，技术人员已经完善了“眼机”（eyevideo）。眼机就是，听耳机怎么听，那用它就怎么看。它不仅将图像投射到视网膜上，还监控眼球的每次运动。每一次快速眼动都对应一次快速的摄像头运动，每一次扭头都对应一次摄像头移转，等等。在大多数情境下，观看行为有没有使用眼机，是很难分辨的。只是试着阅读非常细小的字体时，我会注意到锐度有细微损失，而在系统校准后，我的夜视力在用眼机的时候会比不用更好。
最惊人的模拟装置是针对触觉的。“肤机”（skinact）就是，听耳机怎么听，那就用它怎么去感受皮肤上下的感觉。不过在我描述它之前，我想先说一些可由眼机来实施的实验。要重复那个经典的颠倒镜片实验，[2]只须上下翻转着安装摄像头即可。同类的新实验可以通过将摄像头设在偏离正常的其他位置来实施。举几例如下：所谓“兔子安装法”，即摄像头背靠背，而非并排安装；超广角镜头的兔子安装法，视野可达360度；还有所谓的“银行/超市安装法”，即把两台摄像机设在被试所在房间中相对的两面墙上——最后这种需要适应一阵，而且顺便一说，这种设置可以同时看到一个不透明立方体所有的面。
但你们想听到更多有关肤机的事。这种物质很轻，具有多孔渗透性，紧贴着穿在皮肤上。就像收音机和电视机延伸了人们听觉和视觉的范围一样，肤机也延伸了人的触觉范围。当一只人工手装备上肤机发射器，去抚摸一只湿漉漉的小狗，而真手包裹在肤机感受器中，这时这只真手皮肤里的神经受到的刺激，就好像这只真手真在抚摸一只湿漉漉的小狗一样。当肤机发射器摸到某个温暖的东西，相应的真皮肤上覆盖着肤机感受器，这时真的皮肤并没有变暖，但相关的感觉神经受到的刺激，就好像真的皮肤上真的有温暖一样。
为了回收地下的弹头，那就送入地下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身上没有活细胞，身材比例与我相当，覆盖着肤机发射器，头部安装着麦克风和摄像头，可以向耳机和眼机传送信息。它的关节就像我身体的关节一样，我身体的活动方式，它大多也能做到。它没有嘴或下巴，也没有任何呼吸消化的机制。取代嘴的是一个扬声器，会将我嘴边麦克风接收到的所有声音播送出去。
我与机器人之间还有另一个惊人的互通系统，即运动和阻力系统，简称运阻（MARS）。运阻薄膜穿在人类被试的肤机层之上，机器人的肤机层之下。我并不了解运阻工作的全部细节，不过要说出它能做什么并不难。它使机器人能够精确而同步地复制人体的大部分动作，而机器人肢体所受的压力和阻力也能复制到对应的人类肢体上。
NASA的科学家保持了我的完整，并没有像分离丹尼特那样将我一分为二。我完整地留在休斯顿后方，免受任何辐射的影响，控制着一个机器人去执行地下任务。那些科学家设想，我不会不像丹尼特那样分神，罔顾任务的首要目的，而罪魁祸首就是那些深奥的哲学问题，它们都关于我的位置。呵呵，他们太不了解我了。
丹尼特提到过实验室工人用反馈控制式机械手臂来抓握危险品。我就像他们一样，只不过我操纵的是一个反馈控制式的全身，带有人造的听觉、视觉、触觉。尽管我仿佛是在塔尔萨深深的地下隧道里，可我会很清楚我实际上在哪里，我安全地待在实验室，戴着耳机、眼机、肤机及运阻薄膜，对着麦克风讲话。
然而结果表明，我一旦装备起来，就无法抑制地倾向于把自己定位到机器人的所在位置。就像丹尼特想看到他的脑子，我也想看到披挂着电子装备的自己。也像丹尼特很难把他的脑子等同于他自己那样，我也很难把自己等同于这个身体：这身体，每当机器人移动头部就跟着动头，每当机器人在实验室走来走去就像走路一样动腿。
效仿丹尼特，我也开始给事物命名。我像丹尼特使用“丹尼特”那样使用“桑福德”，于是“我当时在哪里”这个问题理应与“桑福德当时在哪里”得到相同的回答。我的前名“大卫”，用作那个身体的名字——它主要由盐水和碳构成，正在休斯顿得到照料。我的中间名“霍利”，则暂用作那个机器人的名字。
“霍利在哪儿桑福德就在哪儿”作为普遍原则显然行不通。那个它围着大卫一走大卫也做行走的动作、它一转头大卫也转头的机器人，时下在一个高度机密的科学博物馆里，桑福德却不在那儿。
而且，这机器人在受大卫控制之前和之后，也都可能受其他血肉之躯的控制。如果说霍利在哪儿桑福德就在哪儿，那只有在霍利与大卫或大卫的一个复制品以前述几种方式中的至少某几种保持通信时，我才是这样的。丹尼特的第一原则“哈姆雷特在哪儿丹尼特就在哪儿”，也需要类似的限定。
可机器人却不止一个，我把机器人命名为“霍利”的尝试于是陷入了困境。休斯顿有两个真人大小的机器人，一个主要是塑料的，另一个主要是金属的。它们从外部看如出一辙，而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那它们内部的感受也一模一样。这两个机器人都没有被派去塔尔萨。第三个机器人，尺寸做成了3/5，因而能在狭窄的舱室里轻松施展——它当时已经在那儿了。寻回弹头的正是它。
一俟我了解到了机器人不止一个的事实，技术人员往往不等大卫睡着就切换频道。当小霍利从塔尔萨凯旋时，我们三个，或者说三个我，开始轮番上阵，而暂时不运转、无感觉的机器人则由三个人类帮手配合着防止摔倒。我坚持将自己定位在那个活跃、有感觉的机器人身上，并因此具有或至少似乎具有了一种不连续时空穿梭的体验：我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却不占据任何居间位置。
对我而言，大卫在哪儿桑福德就在哪儿的原则并不比丹尼特那个类似的“约利克在哪儿丹尼特就在哪儿”的原则更有吸引力。我拒斥它的理由更多是认识论上的，而非法律上的。自从小霍利从塔尔萨归来，我就没再见过大卫，我不能确定大卫依然存在。出于某种我从未完全理解的理由，自从大卫开始通过肤机、眼机、耳机感知外部世界以来，我便不再拥有与呼吸、咀嚼、吞咽、消化和排泄相关的体验。当塑料的大霍利清晰地发言时，我不确定大卫的横膈膜、喉头、舌头和嘴唇的动作依然与大霍利的发言有因果上的相关。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直接接入相关神经并对神经输出进行整流的技术，而神经输出本身也部分地是应人工整流的输入而生。神经输出经过整流后才能向接收器发射相同的信号，而接收器连接的扬声器则安装在塑料大霍利的头上。实际上，这些科学家有技术避开任何作为因果中介的高级电子设备，甚至那些直连脑子的更高级设备也可以取代。我想，假设大卫出了点毛病：它的肾坏了，或者冠状动脉有了个血栓。大卫任何脑以外的部位都会死亡，由此，脑也可能死亡。既然约利克，即丹尼特的脑，它的计算机复制品已大功告成，那大卫的脑的计算机复制品就也可能制造出来。我可能变成一个机器人，一台计算机，或者一个“机器人——计算机”组合，不再具有任何有机的部分。这样一来，我就会像弗兰克·鲍姆笔下的人物，斧头尼克——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铁皮樵夫”——一样，[3]经历从有机到无机的转变。这种情况下，除了要另有一个分身，以应对改换身体后个人持存方面的谜之状况，我们还要有材料来制造更多的分身，以应对一个自我分裂为多个的谜之状况。如果脑的一个计算机复制品造得出，那就也造得出两个、三个、二十个。每个计算机复制品既然都能控制一个丹尼特描述的那种改造版无脑人身，那也就能控制多个霍利中的一个。无论是身体转移、机身转移、脑转移、计算机转移，无论你怎么叫它，都无须借助更先进的技术即可完成。
我意识到我被一个类似于阿尔诺归给笛卡尔的论证说服了：[4]
·我可以怀疑人体大卫、或它的脑子是否存在。
·我无法怀疑我在看、在听、在感受、在思考。
·因此，在看、在听等等的我不能与大卫或他的脑子相等同；否则我若怀疑它们的存在，也会怀疑我自己的存在。
我也意识到大卫本也可以分解成活体的功能部块。带着眼机的眼睛可以与大厅的脑相联。目前靠人工血液而存活的四肢，同样可以各自拥有单独的房间。无论这些外围系统是否仍与塑料大霍利的运行相关，脑都可以被拆走，而各亚人处理系统间的信息传递差不多还会像之前那样迅速，即便需要传递更远的空间距离。如果脑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计算机复制品，计算机的各部分就会按丹尼特在《意识的一种认知理论初探》一文[5]中简短描述过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在空间上散开。而内部各信息处理子系统，我的思想、行动和激情的共同成因，它们的空间连续性或化学构成似乎与我的人格位置、整体性或同一性无关。
丹尼特的人格位置第三原则，首次是这样表述的：“丹尼特认为自己在哪儿就在哪儿”。这带来了误解。丹尼特不是说，一个人认为自己在教堂山对“他真的在教堂山”而言是充分的。他的意思毋宁是，一个人视角的位置就是这个人的位置。当然，人可不仅仅是“看”事物，还通过其他感觉来感知，还会运动。人的某些运动，例如头部和眼睛的动作，直接影响了人看到什么。人的许多运动和位置是被持续感知到的，尽管有意识的注意只是断断续续。霍利家族的机器人几乎保留了全部正常功能，以及一个人的感官、肢体与各机器人发现自己所处环境之间的关联。因此，一台运行良好的霍利机器人，其空间统一性就足以让桑福德对“机器人在哪里”有一种统一的位置感。那时，预想到要拆解霍利，比预想到肢解大卫更令人不安。
我意识到，将来自大卫、计算机复制品或无论哪里的输入输出，分配给小霍利、金属大霍利和塑料大霍利，技术上是可能的。或者，单一个机器人可以被大卸八块，而其各部分会继续独立地行动，转播感知信息。我不知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的统一感会变得怎样。我还能否为作为单个行动主体的自我保留一点自我感？在这种怪异状况下，我可能会想效颦笛卡尔，并说，我不仅是像舰队司令指挥舰队那样控制这些不同的部分，还几乎是与它们结为一体的，可以说我与它们太过密不可分，似乎与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不然我可能难以胜任自我整合的任务。鉴于空间上分离且独立的信源释放给我的只有隆隆嗡嗡的烦人迷惑，我一系列的运动及感知活动会不会是被还原为了回忆、沉思和幻想，而非在空间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分布？我很庆幸自己尚未有机会查证。
如果我们认为光、压力波等等都携带了物理世界的信息，那视角就是这些信息被某个感知者接收的那个空间点。正如丹尼特评述的，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反复切换视角。遥控危险品的实验室工人就可以在机械手臂和血肉手臂之间来回切换视角。全景电影的观众，也可以在急速俯冲的过山车和观看屏幕上瞬息万变画面的影院座椅之间，来回切换视角。丹尼特一度无法在约利克与哈姆雷特之间完成这一切换，而我则一度无法在大卫与霍利之间完成。我当时尽力尝试，还是无法让自己以为是在看眼机投放的画面，而不是传送给眼机的镜头前的场景。类似地，以我目前拥有身体的状态，我无法把视角往里移几英寸，好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到视网膜图像而眼前非杂乱无章的手稿之上。我也不能移动我的“听觉角度”来注意到鼓膜的震动，而非外部的声音。
我的视角一度来自一个机器人的位置，而我一度强烈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于这个视角之上。尽管我把机器人的位置视作我的位置，却没那么容易把自己就等同于一个机器人。尽管我如果不是这台机器人还会是什么，对此我没有明确的看法，我还是乐于接受这样的可能性：我和机器人尽管截然有别，但却在同一时间占据了同一地点。与位置的不连续变化相比，这个想法更让我忧虑：无论何时切换频道，我都会立时不再等同于某个机器人，而转与另一个机器人相等同。
汇报任务的时间到了，主管科学家维克瑟尔曼[6]博士告诉我，他给我准备了一个特大惊喜，这让我充满了惊恐不安。大卫还活着吗？大卫的脑子还漂在缸里？这些天来我一直是作为一个计算机复制品而在线的？是有好多个计算机复制品，每个都控制一个机器人，还是每个都控制一个不同的改造版人体？我并没有料到真正的惊喜。维克瑟尔曼博士说，我可以见证我自己的拆解，即拆解我一度所在的那个霍利。我照着一面镜子，看到技术人员解开表层，将其剥下。结果发现，我，大卫·桑福德，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就在那下面。大卫保住了健康；48小时前，在大卫睡眠期间，摄像头直接安在了眼机前，麦克风直接安在了耳机前，一层敏感的肤机直接安在了我的皮肤外层，等等。有一阵子，当我以为我的位置是塑料大霍利的位置时，我实际上正身着一套制造精巧、栩栩如生或严格说栩栩如死的机器人装束走来走去。呼吸和进食等感觉很快回到了我身上。
取下眼机设备丝毫没在视觉方面改变事物的样子。有一阵子，当我以为大卫的眼睛在另一个房间时，它们其实就在摄像头后，这一事实让我更倾向于说，眼机系统并没有在其使用者和物理世界之间设置任何障碍。就好像通过显微镜、望远镜或在矫正镜片的帮助下看东西。当一个人通过眼机系统进行观看时，这个人看到的是聚焦在镜头前的东西，而非某种冥想中的视觉对象，即便外在对象与视感知之间的因果链条，多多少少被居间的设备改变和复杂化了。
因此，我现在就在这里，并且毫无疑问，当大卫在那个双层套装之中时，我也在那套装里。但当大卫在一个单层套装中，而另一层包裹在一个机器人身上时，我的位置仍像个谜。如果这个谜相比丹尼特提出的那个有任何更富启发之处，这主要还得归功于丹尼特。假如他完全达成了使命，我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亲自上阵了。
反思
桑福德的故事比起它的前篇更接近可能。马文·明斯基，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始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这项技术的前景：
你穿着一件舒适的夹克，上面排着传感器和类肌肉马达。你胳膊、手、手指的每个动作，都复制到了别处的活动机械手臂上。这些手臂轻巧有力，都有自己的传感器，通过它们你可以看到、感受到正在发生的事。使用这种器械，你可以在另一个房间、另一座城市、另一个国家乃至另一个星球“工作”。你虽是远程在场，却具有巨人般的力量，外科医生般的精细。灼热或疼痛被转化为既有提示性又可忍受的感觉。你危险的工作变得安全而愉快。
明斯基称这项技术为“遥在”（telepresence），是帕特·贡克尔向他建议的一个词。明斯基还描述了已经取得的进展：
遥在不是科幻。如果我们马上开始规划，到21世纪，我们就会有一个遥控经济。这一项目的技术范围不会大于设计一款新型的军用飞行器。
桑福德设想的运阻系统中的某些部件也已经有了雏形——带有反馈系统的机械手臂，能够传输以各种方式增减的力和阻抗。甚至还有一些促成眼机的举措：
费城的飞歌公司（Philco）一名叫史蒂夫·莫尔顿（Steve Moulton）的工程师制作了一只出色的遥在眼。他在一栋楼的顶部安装了一台电视摄像机，并戴上头盔，使他动头时楼顶的摄像头也跟着动，连在头盔上的显示屏也跟着动。
戴上这个头盔，你会有在楼顶鸟瞰费城之感。如果你“俯身向前”，那会有点吓人。不过莫尔顿做的最惊人的事是给脖子设置了2:1的比率，这样你转头30度时，安在楼顶的眼睛会转60度；你会感到你就好像有个橡胶脖子，你的“头”可以转满一整圈！
未来会有更加离奇的东西出现吗？贾斯汀·莱伯，休斯顿大学的哲学家，在下一篇选文中对这些主题发表了更为激进的看法，这篇节选自他的科幻小说《岂止排异》。
D. C. D.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县的一座城镇，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C）所在地。
[2] 指视野颠倒实验。被试戴上护目镜形状的复杂眼镜，配有颠倒视野的反射镜片，很快就能适应颠倒后的视野。该实验由奥地利科学家T. Erismann在20世纪中叶首次实施。
[3] 斧头尼克/尼克·乔珀（Nick Chopper）/铁皮樵夫，美国童话《绿野仙踪》中的人物，被魔法从普通人类变成了铁皮人。作者即鲍姆（L. Frank Baum，1856-1919）。
[4] 见《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s）第四组反驳（针对第二沉思）。安托万·阿尔诺（Antoine Arnauld，1612-1694）是与笛卡尔同时代的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因此组反驳而知名。
[5] “Toward a Cognitiv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收录于《头脑风暴》。——原注
[6] Wechselmann，德语姓，字面意思是“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