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的不同视角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1991年在印度阿布山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地一位哲学家发表演讲。他慢慢地展开，偶尔说几句赞美之词，举止谦逊，带着一点幽默，提出一个论题，又提出一个论题，提起一个印度神话，然后又谦逊起来。他从一个论题转到另一个论题，边行进边建构，语速越来越快。那时我还是个急切的哲学专业学生，心想着接下来他要怎么讲，他的真正论题是什么，而他像龙树一样，为我们提供正题和反题，随之是快速的论证，得出一个看起来与“上述论题毫无关系”的尝试性结论。论题提出得越来越快且越来越激烈，可主题一直没有得到阐述。毋宁说，主题就是河流（对话的河流，尽管实际上能够听到的只有一种声音）。演讲者早已忘记了（或者说从未操心过）时间。他已经超出预定的“时程”二十五分钟。语速越来越快，变成了有节制的狂乱。接着，在宇宙般自信的爆发中，收场了。事后想想，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享受的是一曲哲学拉加（raga）。
接下来演讲的一位著名的美国哲学家，与上一位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第一段，他提出了问题，给出了论题，提到了两个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在这一主题上截然相对的观点，然后宣布他要采取的方法和论证。实际上，他就是这么做的，在四个长度相等的小节中，他首先研究这个问题，接着拷问（和反驳）了前人相互对立的观点，随后提出他自己的论题和论证，最后（也是最简洁地）提到了一些尚待明确的结论，并提出一些适当的猜想。我想刚才聆听的是一首古典奏鸣曲：完全可预测、形式完美，时长也恰好是预定的五十分钟。可随后我想，不，这不是音乐。这只是形式而已。
哲学与音乐之间的类比，并不牵强；以前就被许多人用过，一直可以追溯到印度的吠陀，当然也为尼采所使用。孔子和希腊人，尤其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认为音乐与哲学是不可分离的。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一直认为，世界的秩序是通过歌唱创造和维持的。但是，作为阐明合理性的一种方式，对哲学与音乐的比较还有其额外的好处。可以说，不同的音乐根本上有不同的秩序感与合理性。我的西方同行跟我一样，对印度拉加的导向和性质困惑不已，毫不意外的是，印度人认为西方人的谈话僵硬、吵闹、缺乏创造性，不怎么有趣。（著名的印度音乐家上师尼克·班纳吉［PanditNikhilBanerjee］曾受邀参加米斯托斯拉夫·罗斯特拉波维奇［MistoslavRostrapovich］的音乐会，那是他第一次接触西方音乐。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他过后抱怨说：“他一直在走调，也没有生发出任何主题，听起来似乎这音乐是别人替他创作好的。”10）
在印度这样一个有两千年逻辑分析史和细致语言分析史的文化中，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rasa（味），这个术语指的是弥漫于一个艺术品的情调。11每一个人——音乐家和听众都一样——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秩序（rta）由一套复杂的情感（和技术）发展来定义，目标是“逐渐摆脱限制，进入忘我”，进而从一个非客观（但并不因此就是主观）的观点看待世界。12刘易斯·洛厄尔（LewisRowell）评论说：“将rasa等同于心情，就把这个概念简化为了陈词滥调。”13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的美学作品（《诗学》［Poetics］）中强调戏剧，并（与柏拉图一样）轻视音乐的重要性。与此相反，婆罗多（Bharata）的《舞论》（Natyasatra）这本印度主要的美学著作首先颂赞的，就是音乐。毫不意外，亚里士多德强调戏剧的逻辑，即情节。与之相对，婆罗多所关切的是bhava（存在）——感受、情感、心态。14它的“逻辑”要在共享的情感中寻找，（像西方浪漫派音乐的主旨一样）体现在彼此对峙的主题中，最终在狂喜中融合。
什么才算是合理性，这取决于在说明、“考量”时的预期。那些过于流畅地谈论合理性的哲学家，常常会忽视不同说明、不同风格的考量的可能性。他们可能会因强调严格而牺牲创造和激情，很显然，后两者并不整齐划一。又或者，他们可能会偏爱永恒的（静态的）可靠性、真理和有效性，而忽略发展和“流动”。再进一步从东方思想来看，我们可能会说，太多哲学家因偏爱逻各斯（Logos）而忽略了道，坚持一种秩序而抛弃另一种秩序，哪怕这另一种秩序更“自然”。只要看过他人的桌子和办公室，我们就很清楚一人的秩序在他人看来会是一团糟。15一群人的合理性，在另一群人看来是缺乏想象力，甚至是拒绝看到眼前明摆着的事。定义一个极其“干瘪的”非规范的合理性概念是一回事，比如操控符号的能力，或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达到目的的能力，或推论出最佳解释的能力。然而详述什么是一种良序的生活，或在不同的脉络中去理解自然的丰富且无所不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无论是把科学当作典范，还是像最近的智识风尚那样把它当作批判目标，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合理性都是当代绝大多数关于合理性讨论的起点。但是，合理性容许不同观点这一观念引发了严肃的问题。“科学的统一”——不只是说一种科学理论可以还原为另一种科学理论，还包括科学研究的（诸）方法和问题性质本身的统一——这种东西存在吗？或者碰下某些人的痛处，从宗教的视角来看，神创论比进化论更合理？（我这里谈论的不是“创世科学”，这在我看来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如果人们承认进化背后有整个科学为之支撑，那是不是说接受《创世记》的说法就是不理性的？如果我们根据科学方法以及证据和限定的推论等等来定义合理性，那我们要如何来谈论科学的合理性呢？——除了简单（且毫无说服力地）说它根据定义来讲是理性的之外。那么宗教是否如某些启蒙哲人主张的那样，天生就是不理性的，是纯粹的迷信呢？对自然的审美识见怎么办？与科学理论的优雅和我们对科学奥妙的欣赏相比，它可能会提供一些不同的东西。16我曾与一位诗人朋友一起喝咖啡，他望着桌子上渴望得到关注的孤单花朵诗兴大发，随即吟诵出了几句美妙诗行。而我就像个过时的生物学家，心里一直在笨拙地想“细胞的膨胀、趋向性”。我们两个，谁更有洞见、更理性呢？
语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合理性的标准，合理性的要求又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和胜过语境的考量呢？科学和科学方法是无所不及吗？还是说它们也只是一组社会实践，而且如近来一些“科学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它们对于真理也没有特权？激动人心的神话要比枯燥的统计学研究更少理性吗？理由何在？不可能只是说，神话是激动人心的，而研究是枯燥的，所以研究是理性的。充满危险和冒险的生活与没什么危险的生活（尼采笔下的“末人”，瞪着眼睛的电视迷）相比，更缺乏理性吗？常见的那种关于合理性的定义（规避危险、安全最大化、“极小极大化”），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合理性作为合理化，既可以是遮蔽我们的眼罩，也可以是看清世界的透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