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情感的政治
灭绝激情和欲望，仅仅为了预防它们的愚蠢以及这种愚蠢的不快后果，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本身就只是一种极端的愚蠢。
——尼采，《偶像的黄昏》
哲学家常常把“理性”与“激情”对举，典型的做法是捍卫前者而反对后者，并主张哲学本身即理性之爱。这至少意味着，哲学倾向于对激情置之不理。几乎在任何一本入门性的逻辑学教科书和伦理学著作里，都会把“诉诸情感”当作一种“非形式”谬误列举出来，或许用不着不惜代价去避免它，但至少要在学期论文中躲开它。哲学被重新定义为对论证的阐述和批判，这是理性的专属领域。“激烈的”论争寻常可见，但仍被认为不妥当。不带感情的分析受到鼓励，而激情的辩护被压制。哲学或许仍被忠实地描述为智慧之“爱”，但这种爱几乎不再有苏格拉底（如果不是柏拉图）处理这一主题时所具有的那种饱满热情了。于是，今日的理想，即便不是后现代犬儒主义的那种深思熟虑的无欲（apatheia），也是一种冷静，一种沉思的超然。激情的生活几无显露的机会。
即使我们发现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为激情辩护，反对过分提倡理性，结果也难有教益，反倒是弥漫着一股怀疑主义味道。最著名的当属大卫·休谟，他认为“理性是而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直截了当地摒弃了视伦理学为理性事务这一漫长的传统。但他这样做，至少暗示了——当然也为他人设置好了舞台去讨论——这样的观点：道德在理性的把握之外，并且在某种基本的意义上是不可争辩的。通过把理性和激情并举，休谟实际上与历史上一长串的哲学家一样，把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并使二者分离。休谟仅仅是倒转了这个对立而已。笛卡尔及其同胞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曾根据生理学的“精气”（animalspirits）来分析情感，并明确把它归为心灵的低劣部分——如果它确实属于灵魂的一部分的话。（休谟同样也使用了这个术语。）莱布尼茨（Leibniz）认为情感是“含混的知觉”，而康德则把它当作“病态的爱”（作为一种情感的爱）不予理会，并把它与《圣经》和实践理性所控制的较为适当的爱区分开来。康德或许也说过，“若无热情，就不会有伟大的成就”（通常认为这个说法出自黑格尔），但很显然，在他对更高人类能力的宏伟“批判”中，热情本身微不足道。
我们要谈论的“情感的政治”，正是基于这种最粗浅的理解。哲学史上，情感多数时候被当作灵魂里头的游民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在生产经济中没有什么作用，却依然是需要为之恐惧的负担和危险，应尽可能有效地被控制。情感的政治否认它们的正当性和重要性，由此表明对它们的压制和忽视的合情合理。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考量一下这个以哲学的“干瘪”之名发动的“政治”运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