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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捕后很快就被审讯了好几次。但是他们询问的都是一些关于身份的问题，时间也不长。第一次审讯是在警察局，看起来对于我的案子没有人感兴趣。不过，八天之后，倒是有一个警官带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好奇的眼神看了看我。像其他人一样，他开始也只是问问我的名字、住址、职业、出生时间和地点之类的。接着他问我是否有请律师。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律师，于是我就向他打听是否必须要请一个。
“为什么你要这样问呢？”他很好奇。我回答他说，因为我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因此不需要律师。
“好吧，你可以这么想。不过法律就是法律，如果你不找律师的话，我们会为你指定一个局里面的。”
我发现原来法律还管这种小事，这倒挺方便的。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表示同意，还说法律制定得很好。起初我并没有多认真地对待他。他接待我的房子是一间挂着窗帘的小屋，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着他让我坐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却坐在一片黑暗中。
我已经在书里读过类似的描写，所以这一切在我看来像是一场游戏。我们开始谈话后我看清了坐在对面的他。他身材高大，五官清秀，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长长的灰色小胡子，一头几乎全白的头发，他给我的感觉比较通情达理，或者说至少是和蔼可亲的。唯一一点就是他的嘴角时不时地会抽动一下，不过那看上去只是神经性的抽搐而已。出去的时候，我甚至差点就要伸出手和他握手告别，好在我及时地想起我杀过一个人。
第二天一个律师来到监狱看我，他身材矮胖，头发又黑又顺，很年轻。尽管天气很热——我穿着背心——而他却穿着一件深色衣服，硬领子，还系了一条非常怪异的领带，上面是黑白相间的宽条纹。他把夹在胳膊下的皮包放到我床上，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并告诉我说他已经研究了我案件的材料。他说我的案子不好办，但是如果我按照他说的办，胜诉还是有很大希望的。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他说：“很好，那让我们言归正传，说说案子吧。”
他坐到我的床上，对我说他们已经调查了解了我的私生活。他们听说了我母亲不久前死在了养老院。他们去马朗戈做过调查，警察已经知道我在母亲下葬那天表现得有点“麻木不仁”。
“您必须知道，”我的律师说，“我并不乐于问这些事。但是这又非常重要，一旦我在法庭上找不到什么辩护词，那么这就将成为起诉您的一条重要根据。因此，您必须帮助我。”
他继续问我在葬礼当天是否有感到“难过”，这个问题让我有点吃惊；我认为如果是我问别人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感到尴尬的。
不过我还是回答了他，我告诉他这些年来我已经没有习惯去回忆事情了，所以我也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我是爱妈妈的——但是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又补充说，世上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
说到这里，律师打断了我，看起来很激动。
“您必须保证您刚才对我说的话不要再对别人说起，尤其是在法庭上法官面前。”
我答应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这个人有种天性，身体状况会让我的思绪和情感发生混乱。好比安葬妈妈那天，我筋疲力尽，非常疲倦。所以，我确实搞不清楚我那天的思维。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更希望妈妈没有死。
律师看上去并不满意，他说：“这不够。”
他思索了片刻，问我是否可以说那一天是我努力克制住了情感。
我说不能，因为这是假话。
他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了看我，好像我让他感到有些厌恶，他几乎是不怀好意地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会出庭作证的。而他们的证词将对我很不利。
我提出母亲的死和我难不难过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说很显然我对法律完全不了解。
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看上去有些生气。我很想叫住他，然后向他解释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并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辩护，而是我认为这样说话，只是因为这理所当然。我可以看出我让他感到很不自在，他并不理解我，甚至有点怨恨我。有那么一两次我很想告诉他我和大家都一样，绝对一样。不过，我知道说这些到底没什么用处——而我也就懒得去说了。
不久后，我又一次被带到审问室接受询问。时间是下午两点钟，这一次房子很亮，只有一层纱窗帘挡住阳光，天气依然很热。
他让我坐下，然后很客气地对我说我的律师“因为不凑巧”而不能前来。他又补充说我有权利不回答他的问题，并等候我的律师列席。
我告诉他不需要，我能够独立回答他的问题。他用指头按了桌上一个按钮，一个年轻的记录员走了进来，紧贴着我背后坐下了。接着我和那个审问我的警察一起舒服地坐下，审问就开始了。他首先说有人认为我是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他想知道我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
“呃，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我很多时候都闭着嘴沉默。”
他就像第一次询问我时笑了笑，并承认这是最好的回答。“另外，”他又补充，“这其实无关紧要。”
停了一会儿，他突然把身子一挺，用眼睛深深地盯着我说道：
“您这个人真叫我感兴趣！”
我不是很理解他的意思，所以我没有答话。
“在您的行动里，有些事情让我很费解。我很想弄个明白，希望您能配合我。”
我说所有事情其实很简单。但他仍要求我把那天发生的所有事再复述一遍。于是我把对他讲过的事又重复了一遍：莱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泉水、太阳和开的那五下枪。每当我说一样，他就接上一句“好的，好的”。当我讲到躺在地上的尸体的时候，他更是表示赞同地说“很好。”反复说同样的事情让我感到很疲惫，我感觉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
又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并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我使他感兴趣，如果上帝允许的话，他一定要为我做点什么。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要再问我几个问题。
他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爱我的母亲。
“当然，”我回答，“就和其他人一样。”在我身后一直有节奏地敲着打字机的记录员一定是按错了键，因为我听到他很尴尬地往回退机器。
接着审问的警官又问了另外一个和刚才的问题看似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问题。
“您是不是连着开的那五枪？”
我想了片刻，然后解释说并不是连续开的，我先开了一枪，隔了几秒钟后又开的四枪。
“那为什么您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要停留呢？”
我的眼前仿佛又看见了那时阳光曝晒下的海滩，我再一次感到太阳在炙烤着我的额头——但是这一次，我并没有回答他的提问。
在一片沉默中，审问的警官看上去有些烦躁，他坐下来，抓了抓头发。最后他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微微朝我俯下身来，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表情又问道：
“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您还要向一个死人开枪呢？”
我再一次无言以对。
警官把双手放在前额上，又换了一种语调重复他的问题：
“我在问你，为什么？您得回答我。”
而我一直保持沉默。
突然，他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他办公室一头的一个档案柜前，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个银制的十字架，用手晃着，朝我走来。
“您认识这个东西吗？”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是颤抖着大声问道。
我回答说当然认得。
于是他开始滔滔不绝起来，带着一种对信仰上帝的激情。他认为这个世上没有人罪孽深重到上帝不可饶恕的程度。但是首先他必须悔过，要像一个孩子一样，将自己的灵魂敞开，接受一切。他几乎整个身子都俯在桌子上，在我的头顶摇晃着他的十字架。
说实话，他的这番理论我真的有些跟不上，一来我有些热，他的办公室里有几只大苍蝇，总是落在我脸上；二来我有些怕他。这时我也认识到这种说法很可笑，因为不管怎样我始终都是一个罪犯。但是他仍然在不停地说，我差不多已经明白了，在他看来，我的证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那就是为什么我停顿了一会儿才开的第二枪。而其余的事情都非常明了，但是这一点他不懂。
我告诉他这样固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最后一点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他打断了我，站直身子劝告了我一番，还问我是否信仰上帝。当我回答说不是，他恼羞成怒地坐回了他的椅子。
他是说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弃上帝的人也会信仰他。这是他的信念所在，如果他对这有半点怀疑的话，那么他的人生也就毫无意义。他叫嚷着，“难道您希望我的生活没有意义吗？”说实话我认为这和我没有关系，于是我如实回答了他。
我说的时候，他已经隔着桌子把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伸到了我鼻子下面，并且疯狂地大叫起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请求上帝宽恕你的罪过。我可怜的人，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因为你才受难的呢？”
我注意到他用“你”来称呼我的时候眼神中充满了热切，我感到了一丝厌倦。房间里开始变得越来越热。
跟平时一样，当我想摆脱一个我不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时，我就装出一副赞同的样子。不过，让我吃惊的是，他还真以为自己胜利了，脸上闪烁着光芒。
“你看，你看，你现在是不是也相信上帝了？你是不是要对上帝说出真话了？”
我再一次确定地回答说不，他又一屁股坐回了椅子，看上去垂头丧气。
他一直沉默了很久，而打字机却一直跟着我们的对话，还在打着最后的几句话。过了一会儿他注视着我，看上去有些难过，轻声说道：
“我从未见过你这样顽固的灵魂。在我面前的罪犯看到上帝承受苦难的样子，没有人不痛哭流涕。”
我正想指出他们之所以痛哭流涕是因为他们是罪犯。但是很快我就想起我也是。看来我对这个想法还不太习惯。
这时，审问的警官站了起来，好像是告诉我审问结束了。他看上去依然很疲惫，只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是否后悔自己的行为？
我思考了片刻，回答他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还没有明白我的话。不过，那天发生的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在这之后，我也经常看到这位警官，只是每次都有律师陪同了。他们只是让我把过去说过的事的某些细节再明确一下。或者是警官和我的律师讨论控告我的罪名。而实际上这些时候他们都不管我了，总之渐渐地，审讯变调了，警官对我的案子似乎不再有兴趣，而是以某种方式把我的案子归档了。他不再和我讨论上帝，我也再没有看他像那天一样激动过。结果，我们之间的谈话反而变得亲切了。提几个问题，再和我的律师聊一聊，审讯就结束了。按照他的话来说，我的案子在“照常规进行”。有时候如果谈论的是一些常规的问题，他们就也把我拉上。我开始感觉到有些轻松了。在这段时间里，每个人待我都挺好，一切都进行得很自然，事情解决得也很好，以至于我竟然有了一种“和他们是一家人”的可笑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可以说令我吃惊的是在这十一个月中，竟然有几次是我有生以来最为快活的时候，那就是在审问我的警官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膀友好地对我说：“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反基督教先生！”然后再把我交到法警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