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坐在被告席里听人谈论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在对于我的案件进行辩论的时候，我认为事实上，大家谈论我本人比谈论我的罪行更多。
其实两者的辩词上不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律师举起胳膊辩论说我虽然有罪，但是存在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则伸出双手，表示我有罪，而且不可饶恕。
这个阶段的审讯有一件事让我略微感到有些尴尬。我感到不安，想插进去说几句话。但是我的律师总是打断我说：“你别说话，这样对你才有利。”事实上，看起来就像是我与这件事无关，他们在处理这宗案子的时候完全把我撇到了一边。我的命运被他们决定，但是他们却完全不征求我的意见。
我有好几次都忍不住想打断他们，质问他们，“你们说来说去，可究竟谁才是被告呢？一个人被控告谋杀是非同小可的事。为什么要剥夺我说话的权利呢。”
但是再三思考后，我发现我确实也没什么可说的。再说，我应该承认，一个人对于谈论别人的兴趣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的。就好像检察官，对于对我的控诉已经似乎感到了不耐烦，他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无关痛痒的字句，以及几个手势。如果是连珠炮般的长篇大论还能使我感到一丝惊讶或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的目的是指出我杀人是有预谋的。我记得他刚才才说过：“尊敬的陪审团先生们，我可以对这宗谋杀提出证明。首先，是被告在光天化日之下犯下的罪行，其次是被告我可以称之为阴暗一面的心理向我提出的隐晦的启示。”
于是他开始阐述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情。他指出我非常冷漠，甚至不知道自己母亲的岁数，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就同一名女人去游泳、去看费南代尔的电影，最后还把那个女人带回了自己的房间。起初我一直都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总是在说“他的情妇”，而对我来说，那是“玛丽”。接着他又开始讲莱蒙。在我看来他观察事物和思维的方式确实是非常清晰。他说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说我和莱蒙先是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到他的房间，然后让“道德可疑”的人去羞辱她。接着在沙滩上，我又向莱蒙的仇人进行了挑衅，在这场争执中，莱蒙受伤了。于是我向他要来手枪，为了报复我又回到了事发地。然后我就射杀了那个阿拉伯人。第一枪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事情要做得彻底”，所以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带着一种冷血残酷的心理，沉稳地又补了四枪。
“我想说的就是这样，”检查官说着，“我把整件事的过程、线索给你们勾画了出来，这足以证明这个人是在意志完全清醒下杀的人。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不是一宗普通的凶杀案，他是经过了思考、预谋，他的行为并不能因为当时的情况而减轻罪行。尊敬的陪审团先生们，我恳请你们注意，这个人是一个很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你们之前也听到了他对我的问题的回答，他对于用词非常谨慎和熟悉。我要再次强调的是，非常显然的，这个人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的时候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的。”
我注意到他提到我很聪明。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平常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犯罪人身上为什么就变成了沉重的罪名。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不再去听检察官接下去讲的话了，直到我听到他说：“难道他曾为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恨吗？一次也没有，先生们。这个人在审讯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他自己卑劣的罪行表示过哪怕一次激动。”
说着，他转过身对着我，用指头指向我，继续对我横加指责。而我真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很有道理，我确实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我恨不得友好地、甚至是亲切地向他解释——我从来不会为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后悔。我总是为将要发生的、明天的事操心。当然，就我目前所处境况而言，我是不能用这种口吻对任何人说话的。我没有权利对别人表示亲切友好，也没有权利拥有善良的愿望。我想再听听他说的，因为检察官开始说起我的灵魂来了。
他说他曾试着探索——探索我的灵魂，“尊敬的陪审团先生们，但是我一无所获。”他说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灵魂，对于人性，对于人类心中的道德原则我也是完全没有。“当然，”他补充，“我们也没有理由责怪他。我们不能责怪一个人拥有他原本就没有的东西。但是，在法律上，宽容所具有的全然反面的作用应该转化为正义所具有的作用，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却是非常高尚的，尤其是当这个人的心空虚到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程度，它将有害社会。”接着他又一次提到了我对妈妈的态度，他重复着他在辩论中说过多次的话。但是他所说的话比谈到我的罪行时说的话要多得多——多到最后我只能感觉到早晨的炎热了。
检察官停了一下，片刻沉默后他用低沉的、坚信不疑的声音说道：“尊敬的先生们，同样的法庭，明天就要审判一宗滔天大罪，一个儿子亲手杀死了他的父亲。”在他看来这种残忍的谋杀是几乎不能想象的。他希望人类的正义对于这种罪行要坚决予以惩罚。但是，他敢说，这一罪行在他心里引起的憎恶感比起我的冷漠而引起的憎恶感可谓是相去甚远的。
“这一个人，在精神上谋杀了他的母亲，比起一个人杀死他的亲生父亲的恶劣程度在这个人类社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做准备的，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一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是的，先生们，我坚信，”他提高了音调，“当我说坐在这张凳子上的人也犯了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那种谋杀罪时，你们丝毫不会感到夸张。因此，我希望你们判这个人有罪。”
检察官又一次停了下来，擦了擦他因为出汗而发亮的脸。接着他解释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定地完成它。“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完全漠视社会道德原则，并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悔恨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心，没有任何的仁慈宽容之心。我恳求你们用法律制裁这个人，而我对自己的这一请求没有丝毫的不安。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也有过请求对被告处以极刑，但是却从未像今天这样让我感到艰巨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我感到了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指令，因为我在这种除了残忍一无所有的脸上，看到了憎恶。”
当检察官坐下之后，大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至于我，我已经被炎热和惊愕弄得头昏脑胀了。法官轻轻地咳嗽了几声，用很低的声音问我是否还有话要说。我站了起来，因为我实在是很想一吐为快，于是我首先就说我并没有意图要打死那个阿拉伯人。法官说这是肯定的，到目前为止他都还没搞明白我的辩护方式，他说他很高兴我在律师发言之前就说清楚自己行为的动机。
接着我继续说下去，我说得很快，有点语无伦次，我解释说杀他是因为太阳。我也意识到了我的话很荒谬可笑，事实上我也听到了法庭上人们的笑声。
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接着，他们就让他发言了。但是他指出时间不早了，他需要好几个钟头，于是他要求改在下午继续。法官同意了。
当我下午被带回来的时候，巨大的电扇依旧搅动着大厅里沉浊的空气，陪审团手上五颜六色的小扇子都向着一个方向在摇。我的律师的辩词看起来像是没完没了。但是有一阵，我竖起耳朵注意听了下，我听到他说“是的，我确实杀了一个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口吻说了下去，当说到我的时候，他总是用“我”来表述。这听上去是非常古怪的，于是我弯下腰，向一个法警寻求解释。他叫我闭嘴，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律师都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律师还是在排斥我，我在这里就是形同虚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代替了我。或者说，我离这个法庭已经很远了。无论如何，我感到非常烦，我甚至觉得整个法庭都显得那么乏味和可笑。
我的律师很快以挑衅为理由，继而也谈到了我的灵魂。但是我认为他的才华和辩护比起检察官还是大大逊色的。
“我也仔细探索了这个人的灵魂，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得出的结论和这位杰出而友好的检察官完全不同。事实上，我可以说我看懂当事人的灵魂，就像在读一本书一样。”接着他说他看到我是一个正派的年轻人，一个普通职员，忠于自己的老板，工作卖力，受到大家的爱戴，同情他人的痛苦。在他看来我是一个称职而孝顺的儿子，因为我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供养着自己的母亲。最后，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为了让母亲享受到我所不能给她的舒适，我才把她送进了养老院。“先生们，我感到很惊愕，”他补充着，“检察官对养老院颇有微词。事实上，如果要证明养老院里的设施的各种好处和舒适，我们仅仅只需要记得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出资建设的就可以了。”我注意到他并没有提到下葬那天的事，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他辩词的一个漏洞。但是，由于他满口的长句，由于人们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没完没了地谈论我的灵魂，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似乎变成了没有颜色的水，让我头昏目眩。
最后，我只记得，就在我的律师继续高谈阔论的时候，传来了卖冰激凌的小贩的喇叭声，尽管很小声，但是依然穿过了大街、穿过了法庭，传到了我的耳畔。这时，对于某种生活的种种回忆又浮上了我的脑海，虽然这种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但是我在回忆里发现了我曾经最可怜、最深刻难忘的快乐：温暖的夏季的气味，我所热爱的街区，夜晚的天空，以及玛丽的笑容和裙子。突然，我感到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快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这一切赶快结束，让我赶快回到牢房里去睡觉，是的，睡觉。
所以后来我的律师在法庭上的大喊大嚷，我几乎没有听到。
“尊敬的陪审团先生们，难道你们要把一个年轻的、正直的劳动者送进死亡的深渊，就仅仅因为他一时糊涂杀了人？难道他一生都要背负的悔恨、罪责，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吗？我请求你们再次考虑这件案子里的情有可原之处，慎重做出裁决。”
辩论停止了，我的律师筋疲力尽地坐了下来。他的同事们过来同他握手，我听见他们中一个说道：“老兄，你的表现棒极了。”其中一个律师甚至拉着我做证人，“你觉得怎么样？”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我的赞扬不是真心的，而是我感到太累了。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不那么热了。从街上传来一些声音，我可以猜想到外面夏季傍晚的凉爽。我们都在那里等着，而实际上所有人都在等的事只和我一个人有关系而已。我再次看了看大厅。一切都和第一天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我碰到了那个穿灰上衣的记者和那个像自动机器一样的女人的目光。这让我想起，在整个审讯的过程里，我都没有朝玛丽坐的地方看过一眼。并不是我忘了她，而是我要注意的事太多了。现在我看了看她，她坐在赛莱斯特和莱蒙之间。她对着我轻轻地做了个手势，就像是在说“总算结束了”。她依然是微笑着，但是我看到了她脸上的焦虑。但是这一刻我的心仿佛和外界已经隔绝了，我甚至没有回答她的微笑。
法官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很快有人将一连串的问题念给陪审团听。我听见一些词语：“杀人犯”，“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等等。陪审团出去了，我被带到我之前在里面等候的那间小屋子里。我的律师进来看我，他一番高谈阔论，看起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和亲切过。他告诉我一切都很顺利，我只需坐几年监狱或服几年苦役就没事了。我询问他如果判决对我不利，是否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他说没有机会。因为他的策略是不提出当事人的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说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否则是不能无缘无故随便上诉的。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表示了同意。我对他说的要冷静地看待问题的观点表示赞同。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会浪费太多的公文纸了。“无论如何，”律师说道，“你是可以上诉的。不过，我确信判决会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大概有四十五分钟。接着铃声响了，我的律师同我告别，并对我说：
“法官要宣读对质询的答复了。您要到宣读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
门响了。我听到有人在楼梯上跑过的声音，但是听不出远近。接着我听到了大厅里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宣读什么。
铃声再次响起，我被带进了被告席，大厅里鸦雀无声，寂静极了，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把眼睛转到别处，我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她，因为这个时候法官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宣布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
这时候我似乎才看清了我在所有这些人脸上所看到的感情，我确信他们脸上都带着尊敬。法警对我的态度温和了很多。我的律师把手放在我的手腕上。我的大脑已经停止了一切思考。我听见法官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想了一下，回答说没有了。于是法警把我带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