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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我可以说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天气刚刚变热，我就知道我的事有了新动向。我的案子的审理日期被排在重罪法庭的最后一个档期，这次开庭将于六月底结束。
审理的那一天太阳非常刺眼。律师说案子审理不会超过两至三天。因为他听说法庭最近很忙，而我的案子不是很重要，他们会尽快处理完。因为在我案子之后还有一个弑父案要审理。
早上七点半的时候有人将我带入了囚车，囚车把我送到法院。两名警察把我押到一间小房间里，我似乎闻到了“黑暗”的气味。我们靠近门边坐下等着，隔着门我听到一片交谈声、叫喊声以及椅子在地上挪动的声音。这片嘈杂让我想起了那些群众性的娱乐节目，就像是音乐会结束后大家收拾场地准备跳舞的声音。
一旁的一个法警告诉我还要再等一会儿才开庭，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没要。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感到害怕。我说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看一场官司很有趣，我有生以来还没有机会看过呢。
“或许吧，”这时另一个法警说道，“但是看多了，也就累了。”
不一会儿，房间里一个小电铃响了起来。他们给我取下手铐，打开门，让我走到被告席上。
法庭上坐满了人。尽管窗户挂着窗帘，但是仍然有阳光穿过缝隙，照射进来，空气闷热得不行。窗户都是关着的。我坐了下来，两名法警在我椅子边一边一个站着。
接着我注意到在我面前有一排面孔。他们都注视着我，我猜他们就是陪审团。但是我说不出来这些面孔之间有什么区别。我感到就像是一个人坐在电车上，对面座位上是一排乘客，他们在盯着新上车的人看，想发现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可笑之处。当然，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很荒唐，因为在这里他们要找的不是可笑之处，而是罪恶。不过，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区别都不大。
另外，门窗紧闭的大厅里坐了那么多人也让我有些头晕脑胀。我再一次看了看法庭上的每一个人，但是一张脸也看不清。首先我没有料到所有人都那么急于看着我。要放在平时，是不会有人注意我这个人的。我想了半天才明白，我是引发这阵骚动的原因。
“竟然有这么多人！”我对我左边的法警说道，他告诉我这是因为报纸进行报导的缘故。
他指着坐在陪审团座位下的一张桌子旁边的一群人，“他们在那里。”
“谁？”
“报馆的人啊。”其中一个人是他的老朋友，他向他点了点头，那个人也看见了他。
过了一会儿那个报馆的人看了看我们，朝我们走了过来，很亲切地和法警握了握手。这个人年纪不小，样子倒是很和善，只是脸长得有点滑稽。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所有人都在互相握手、打招呼、交谈，就像是在俱乐部遇到了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而高兴不已。我终于明白了我刚才为什么会有奇怪的感觉了，在这里我仿佛就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家伙。
不过，那个记者微笑着和我说话了，祝我一切顺利。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他又补充说：
“您知道，我们有点夸大您的案子。夏天对于报纸来说是个淡季，最近也只有您这个案子和那件案子可以写写的了。我想您应该听说了吧，还有那个弑父的案子。”
接着，他指给我看，在刚离开的那群人中，有一个矮个子男人，长得像只体型硕大的黄鼠狼，还戴着一副黑色的粗框眼镜。
“他是巴黎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不过，他不是为你这个案子来的。他是专门被派来报道那件弑父案的，但是他们也要求他把你的案子也顺便一起报道了。”
听到这，我感谢的话都含在嘴边了，但是我立时又觉得这会很可笑。接着他友好地对我们摆了摆手，走开了。我们又百无聊赖地等了好几分钟。
这时，我的律师穿着律师服到了，周围还有很多同行。他朝着记者坐着的地方走过去，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彼此说笑着打趣，一副完全放松的样子，直到法庭的铃声响起，他们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的律师向我走来，同我握了握手，嘱咐我一会儿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要简短，不要主动开口，剩下的就交给他办了。
我听见我左边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穿着红色法官服，戴着夹鼻眼镜的人小心翼翼地撩开长袍坐了下来。我想这就是法官了。法庭执事站起来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个大风扇开始嗡嗡地响了起来。三个审判员，两个穿着黑衣，一个穿着红衣，夹着案宗走了进来，快步向俯视着整个大厅的高台走去。穿着红衣的那个审判员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把帽子摘下来放在身边，用手帕擦了擦他那略有点秃顶的头，然后宣布审讯开始。
那些记者们已经拿起了钢笔准备记录，他们看上去都是一副漠不关心傻乎乎的样子，除了其中一个非常年轻的穿一身灰法兰绒衣服，系着蓝色的领带的男子，他把笔放在桌子上，注视着我。他有一张朴实的，甚至有些憨厚的脸；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眼睛，非常淡、非常清澈的双眼，那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表情有些让我难以捉摸。过了一会儿，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像是我自己在看着自己。也许是因为这个，也或许是我不懂这种场合的规矩，总之我对后来发生的事都糊里糊涂的：例如陪审员抽签，法官向律师以及检察官、陪审团提问（每一次他提问的时候，所有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接着是念起诉书，我听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后又是向我的律师提问。
接下来法官说应该传唤证人了。法庭执事念了一些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群我刚才没看清的人群中，我看见几个人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从旁门走了出去，他们是养老院院长、守门人、老多玛·贝莱兹、莱蒙、马松、萨拉玛诺，还有玛丽，玛丽在跟着其他人走出去之前回头看了看我，看上去有些焦虑不安。我正在奇怪我刚才怎么没有注意到他们时，就听到了最后叫到赛莱斯特的名字。他站了起来，我注意到在他身边是那个在饭馆见过的小女人，她还穿着那件短外套，一副坚定不移，一丝不苟的神气。我注意到她紧紧地注视着我。但是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什么了，因为这时法官开始讲话了。
他说辩论就要正式开始了，他相信也无需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解释说他的职责是就不偏不倚地引导一场他需要客观对待的案子的辩论。陪审团们表示将会根据公正的精神做出判决。但是，如果有一点点扰乱法庭的行为，他都会把那个听众逐出法庭。
法庭上越来越热。一些人拿报纸当扇子扇了起来，大厅上立刻响起了一阵持续的哗啦哗啦的声音。法官对法庭执事做了个手势，示意他送来了三把蒲扇给三位审判员用。
我的审讯开始了。法官心平气和，我觉得甚至是带有点亲切地向我发问。虽然我非常厌烦，但是他还是让我先自报家门，当然我也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程序，要是把一个人当成了另一个人来审，那就错大了。
接着法官开始陈述我做过的事，每读两三句，就要问我，“是这样吗？”每一次我也都按照律师对我的指示，回答说，“是的，法官大人。”这样的问答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法官叙述得非常详细。在此期间，记者一直在奋笔记录。不过我几次都注意到那个浅色眼睛最年轻的男子的目光，还有他们之中一个古怪的机械的女人。陪审团都面向着法官，我再一次感到他们就像电车座位上的一排乘客。法官咳嗽了一声，翻了翻资料，边扇着扇子边转向我。
他说他现在要提几个与我的案子表面上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可能关系重大的问题。我猜他又要问到妈妈的事了，我感到无比的厌烦。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妈妈送到养老院。我回答说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雇人照顾她。接着他又问我就个人而言，我是否对此感到很难受。我解释说无论是妈妈还是我，都没有期望过从对方身上得到太多——或者说，我们也不需要得到什么，我们都习惯了新的环境。接着法官说他并没有想特意强调这一点，然后他问检察官有没有别的问题需要提问。
检察官半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看也不看我地说如果法官允许，他很想知道我是否怀着要杀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才回到泉水边的。我回答说不是。然后他问那为什么我要来武器，单单又折返回到那个地方呢？我说这不过是一个偶然。接着检察官用一种阴险的口气说道，“很好。暂时就这些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不管怎么说，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了一番小声的商议之后，法官宣布休庭，听取证词改在下午再进行。
我几乎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把我装入了囚车，送回监狱吃饭。很快，就在我感到很疲惫的时候，又有人来把我押进囚车。一切又重新来了一遍，我再一次被带回到同一个大厅里，面前还是那些面孔，只不过是比之前更热了而已。但是仿佛奇迹一般，陪审员、检察官、我的律师和几个记者，在同一时间每个人都拿着了一把扇子。那个年轻的记者和那个女人依然在那里。但是他们没有扇动扇子，而是默默地看着我。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直到我听到传唤养老院院长，我才略微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以及我是谁。他被询问我的母亲是否有抱怨过我，他回答说是的，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养老院里面几乎所有老人都会抱怨自己的亲人。法官要求他明确回答妈妈是否有责怪过我把她送到养老院，他说是的。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再补充什么。
对于另外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对我在母亲下葬那天表现出的冷静感到惊讶。法官又要求他进一步解释我当天是如何“表现冷静”的，接着又盯着他的鞋尖看了一阵。于是院长解释说我那天曾表示不想看妈妈最后一眼，而且也没有流过一次眼泪，在妈妈下葬后我很快就离开了，没有在她的坟前默哀。还有一件让他感到惊讶的事，那就是殡仪馆的一个人告诉他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母亲的年龄。大厅里顿时一片寂静，法官又问他是否能够确定所说的就是站在被告台上的囚犯。院长看起来没有听懂，法官又补充说，“这是例行的询问。我必须确定它。”
然后法官问检察官有没有问题需要向证人提问，检察官回答说，“噢，没有了！我想已经够了。”他的声音很响亮，带着一种得意洋洋的神情望着我，这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想哭的愚蠢念头。因为我第一次感到，原来有那么多人都在憎恨着我。
在询问过陪审团以及我的律师有没有问题要问之后，法官请上了养老院的守门人，听取他的证词。守门人和其他人一样，也重复了相同的仪式，他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接着他回答了法官的提问，他说我当时表示不想看妈妈的遗体，但是我抽了烟、在那里睡觉，甚至还喝咖啡。这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激怒了整个大厅里的人，我头一次感到原来我是有罪的。他们又让守门人将我喝牛奶咖啡和抽烟的事详细复述了一遍。
检察官转过来看了我一眼，带着一种嘲讽的眼光。我的律师站了起来，询问守门人当时是否和我一起抽烟了。但是检察官立刻站了起来，强烈反对，“法官大人，我想知道这里究竟是谁犯了罪呢？这种为了减弱证词的力量而反诬证人的做法是该被驳回的，难道证词会因此而减弱其本身不可抵抗的力量吗？”尽管如此，法官仍然请守门人回答这个问题。
老人感到有些不安。停顿了片刻才回答说，“呃，我也知道我不该抽烟，但是我没敢拒绝默而索先生递过来的香烟。”
接着法官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我回答说没有了，证人说的没错，我确实是递了一支烟给他。
守门人带着惊讶和感激的神情看着我。他迟疑了一下，说牛奶咖啡是他请我喝的。
我的律师立刻得意地叫了起来，“陪审团会重视这一点的。”
但是检察官在我们头上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不错，”他的声音震耳欲聋，“陪审团会重视的。而且他们的结论会是：一个外人可以请喝咖啡，但是作为儿子，面对着那个生育了他的人的尸体，是理所当然该拒绝的。”
守门人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接着是多玛·贝莱兹的证词，一个工作人员把她扶到了证人席上。贝莱兹说他虽然是我母亲的朋友，但是他只在母亲下葬那一天见过我。他们又问他我那一天做了些什么。他回答说：
“你们明白，那一天我太难过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其他事。痛苦让我什么也不愿意注意。因为我最亲爱的朋友去世了，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痛苦；事实上我甚至晕了过去。所以，我没有看见这位年轻的先生做了什么。”
检察官问他是否有看到我哭过。他回答说没有，于是检察官点头说，“我请陪审团重视这一点。”
我的律师立刻就火了，他用一种我觉得有些过火的口吻问贝莱兹：
“好吧，现在，先生！请回答我，您是否确定看到我的当事人没有哭？”
贝莱兹说没有。
他的回答引来了哄堂大笑，我的律师挽起了袖子，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吻说：
“请看，这就是这场官司的特点。一切都是真的，又没有什么是真的。”
检察官沉下脸来，居心叵测地拿着铅笔在档案材料的标题上乱戳。
审讯暂停了五分钟让人们休息，我的律师告诉我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赛莱斯特被传唤上庭，他是由被告请来做证人的。当然，被告就是我。
赛莱斯特不时地朝我望望，手里摆弄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衣服，那是几个星期前他和我一起去看赛马的时候穿的。但是我认为那时他没有戴领结，因为我注意到他的领口上只扣了一颗铜纽扣。他们问他我是否是他的顾客，他说是，但是强调我也是他的朋友。他们又问他对我的看法，他说我很好，他们叫他解释“很好”是什么意思，他说任何人都应该明白。他们继续问他我是否是一个孤僻的人。“不，”他回答，“他只是不喜欢说废话而已。”
检察官问他我是否总是不按时支付在他饭馆里吃饭的账单。赛莱斯特笑了起来，“噢，我想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私事吧。”接着又问他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他把手放在了前面的栏杆上，看上去他是有所准备的。
“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件意外，如果好听点，可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你没有办法抗拒。”
他还想继续说下去，但是法官打断了他，说他说的很好，并感谢他。
赛莱斯特愣了一下，接着他解释说他话还没有说完，他想继续说。他们同意让他继续说下去，但是嘱咐他要简短。
不过他仅仅是重复了一遍“这是一件不幸的事”。
“是的。”法官看着他说，“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依据法律来判断这一类的不幸。你可以坐下了。”
赛莱斯特转过身来向着我。他的眼睛在发光，嘴唇有些哆嗦。看上去就像是在对我说：“老兄，我尽力了，但是我很抱歉，似乎对你的帮助并不大。”
我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做任何动作，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亲吻一个男人。
法官再一次要求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赛莱斯特才回到了旁听席。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待在那里，身子稍稍前倾，两肘支在膝头上，手里拿着草帽，听着大家说话。
接着是玛丽进来了。她戴着一顶帽子，看上去依然是那么美丽，虽然我更喜欢她披着头发。从我坐的位置我可以感觉到她轻盈的乳房，总是让我神魂颠倒的嘴唇看上去有些发肿。她看上去非常紧张。
他们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她和我是什么时候相识的。她说是她在我们公司工作的时候。接着法官询问她和我之间是什么关系，她回答说她是我的女朋友。在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她表示我们确实是准备结婚了。检察官翻了翻材料，突然问她是什么时候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出了时间。检察官立即用一种漠不关心的口气指出，那似乎是我妈妈死后的第二天。接着他颇含讥讽地说他不想强调一种微妙的处境，他能够理解玛丽的顾虑，但是——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口气变得强硬了——他的职责使他不能不越过通常的礼仪。
因此随后他又要求玛丽讲述我遇见她的那一天的情况。玛丽起初不愿意回答，但是在检察官一再坚持下，她说出了我们游泳、一起看电影，以及回到我的住处。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情况，他查阅了当天的电影片目表，并让玛丽告诉大家那天看的电影是哪一出。玛丽在回答他的时候声音都有些变了，她说那是一部费南代尔的片子。她话音一落，大厅里立马变得鸦雀无声了。
这时，检察官站了起来，看上去非常庄严，他伸出手指指着我，用一种我认为是很激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尊敬的陪审团先生们，我希望提醒你们注意，这个人在他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就去看滑稽电影。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大厅里依然是鸦雀无声。紧接着玛丽突然哭了起来。她说情况不是这样的，刚才的话不是她心里想说的，是有人逼着她说的。她还说她很了解我，我是一个好人，不会做任何坏事。但是法官对法庭执事做了一个手势，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将她领了出去，审讯继续进行。
下一个证人看上去是马松，但是大家都不怎么想听了。他说我是一个正经人，“甚至还可以说是有点老实。”至于萨拉玛诺的话他们更不想听了，他告诉他们我对他的狗很好，当问到我和我母亲的时候，他说我和妈妈很少交流，所以我才把妈妈送到了养老院。“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断点着头。但是看上去没有一个人理解。他被带回了座位。
下一个是莱蒙，他也是最后一个被传唤的证人了。他朝我点了点头，然后立刻说我是无罪的。但是法官告诉他，他们需要的是证据而不是判断，他让他莱蒙等提问再回答问题。
他们让他清楚地说明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莱蒙趁此机会说我和那个死者没有任何关系，被害人恨的是他，因为莱蒙羞辱了他的姐姐。法官问他那么被害人是否就没有理由恨我。莱蒙告诉法官我们那天去海滩完全是出于偶然。
检查官则问他为什么作为悲剧根源的那封信会是我写的？
莱蒙回答说这也是一种偶然。
但是检察官指出，在这件案子里，所谓的“偶然”或者说“巧合”，看起来已经对人的良心产生了太多的作用。那么当莱蒙要羞辱他的情妇的时候，我没有阻止和干涉，是不是也是出于偶然呢？我去警察局为莱蒙作证，而作证时说的话完全是偏向他，是不是都是出于偶然呢？最后，他问莱蒙是靠什么生活。
莱蒙回答说他是仓库管理员，然后检察官朝着陪审团说众所周知，莱蒙是靠女人吃饭的。他还说，我是莱蒙的朋友兼同伙；事实上这一次的罪行是一件最下流最无耻的罪恶。由于加进了一个道德上的魔鬼，甚至可以说变得更加严重。
莱蒙想要声辩，我的律师也提出了抗议。但是审判员们让检察官继续把他的话说完。
“我就快说完了，”检察官转向莱蒙，“他是你的朋友吗？”
“当然。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接着检察官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看了看莱蒙，他也正看着我。
于是我回答说：“是的。”
检察官又转向陪审团。
“还是这个人，在他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荒淫无耻的勾当。他随随便便就杀了一个人，而理由，仅仅是为了了结一桩卑鄙无耻的桃色纠纷。”
他还没有坐下，我的律师已经是按捺不住了，只见他举起胳膊，律师服的袖子都掉了下来，露出里面雪白雪白的衬衣。
“说到底，我的当事人究竟是被控杀人还是被控埋葬了他的母亲？”
听众们爆发出一阵笑声。但是很快检察官又站了起来，理了理他的袍子，说只有像这位可敬的辩护人一样聪明的人才会感到这两件事之间不存在一种深刻的、本质的关系。“是的，”他大声喊道，“我控告这个人怀着杀人犯之心埋葬了他的母亲！”
这句话对于听众，看起来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他脸上的汗水。但是看起来他自己似乎也被这句话震动了，我感到我的事不妙了。
很快审讯就结束了。当我走出法院登上车子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我又感受到了外面夏日傍晚的气息和色彩。站在昏暗的移动着的囚室里，我仿佛从疲倦的深渊里听到了这座我所钟爱的城市所发出的偶尔让我感到满意的熟悉的声音。在几乎无力的空气里飘荡着报童吆喝的声音，滞留在街头草坪上的鸟儿，售卖夹心面包的小贩的叫卖声，电车在城市高地转弯时发出的呻吟，港口上空夜幕降临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一切，又在我的心中勾画出了我入狱前非常熟悉的、在城市里乱跑的路线。
是的，这就是看起来很久以前的我常常感到满意的傍晚时刻。那时候，等待我的总是轻松、少梦的睡眠。现在是同样的傍晚，但是某种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我又回到了牢房里，等待着第二天。仿佛画在夏日天空中的熟悉的道路既能通向牢房，也能通向安静的睡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