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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是第三次拒绝神父的指导了。我没有什么对他说的,我不想说话——但是我很快又会看到他。我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想逃避不可逆转的事,是想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能不能有一条出路。

他们为我更换了牢房。在这个牢房里,我一躺下就能看见天空,也只有天空。我整天整天地望着它那慢慢变化的色彩,从白昼变为黑夜。我把我的手放在脑袋后面,就这么躺着,等着。

我不止一次地想,是否曾有判了死刑的人能够逃过那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死刑,比如说法警的绳子断了,不翼而飞了。于是,我开始责怪自己之前从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这种问题一定要随时关注。因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事。和其他人一样,我读过报纸上有关的报道。但是一定有专门的著作,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找来看看。在这些书里,说不定我能找到有关逃跑的描写。那么我就能确信至少曾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是在一种不可遏止的预想中,仅仅有那么一回,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什么东西。仅仅一次就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只有一次对我就够了,剩下的就交给自己的良心去处理吧。报纸上总是谈论一些“对社会欠下的债”——按照他们的意思,欠了债总是要还的。但是这无关乎想象的世界。不,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下子跳出那不可避免的仪式,是发疯般地跑,跑能够为希望提供各种机会。但是自然的,所谓的“希望”,就是全力地奔跑,然后被流弹打死在街道的一角。但是我仔细想了想,任何非分之想都是禁止的,我再一次被那不可逆转的东西抓住了。

在我美好的愿望里,我是不接受这残酷无情的事实的。因为,说到底,在以这种确凿性为根据的判决和这一判决自宣布之时起所开始的不可动摇的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扭曲。判决要是在二十点而不是在十七点宣布的,它就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论,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作出的,它得到的是法国人民的信任,而法国人(或德国人,或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所以在我看来这样做出的决定很不严肃。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从作出这项决定的那一秒钟起,它的作用就和我的身体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同样确实,同样可靠。

这时,我脑海里想起了妈妈曾对我讲述的一段关于父亲的故事。我从没有见过他。我对这个人所知道的全部事情,或许都是从妈妈那里得知的。有一天,他去看一个犯人被处决。虽然这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不过他还是去了,回来后呕吐了一早上。当时我听到这里时,对父亲产生了一丝厌恶。但是现在我明白了,那是非常正常、自然的。而我当时竟然没有认为死刑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或者说,我竟然没有想到,那是唯一真正让人感兴趣去看的事。于是我决定,如果一旦我能从这座监狱里出来,我就去观看所有的处决。不过,我想,毫无疑问,我不该去想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清晨,我自由了,站在警察的绳子后面——或者说站在绳子的另一边——作为一个看客,来观看一场热闹,然后回家后呕吐一番。想到这些,我感到一阵恶毒的喜悦。然而这是不理智的,我不应该让自己有这种想法,因为我这样一想就感到一阵寒意,忍不住缩在被窝里打颤。而我的牙齿冷得格格作响,停不下来。

好吧,显然,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是理智的。比方说,有几次,我就自己拟定了一些可笑的法律草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给犯人一个机会,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这也足够安排好事情了。我觉得或许可以发明一种化学药物,服用之后可以有十分之九的几率杀死受刑者(是的,我想的是受刑者)。当然,他是先得知道,这是前提。因为经过我反复的思考和权衡,发现断头刀的缺点就是没有给受刑者任何机会,毫无机会。一旦刀砍了下来,受刑者的死亡就是一种已经确定了的结果,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如果一旦头没有被砍下来,他们还会再来一次。于是令人无奈的是,受刑人不得不祈祷断头刀运转正常!这一点在我看来,就是制度不完善的地方,但就表面上来说,这也不过是我的想象。另一方面来说,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也证明了制度的效率。总而言之,一个人在受刑之前有所准备的话,他所关心的就是不发生意外。

另一件我必须承认的事就是时至现在为止,我在有些问题上一直持有不正确的想法。我曾经长时间地以为,上断头台,要一级一级地爬到架子上去。或许这是因为1789年大革命的缘故,我的意思是说,我从学校学到的、或者人们告诉我的,就是这样。但是接着在某一天早上醒来,我又记起了报纸上曾经刊登过的一张照片,一次引起轰动的处决。事实上,处决用的机器就放在地上,再简单不过了,它比我想象的要窄要小一些。在此之前我是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的。照片上的机器看起来精密、完善、闪闪发光,这使我很是叹服。一个人对于他所不熟悉的东西总是有夸张的想法。现在我必须承认,这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简单,机器和朝它走过去的人都在平地上,人走过它的时候就像是和另外一个人擦肩而过一样平常。这也是非常讨厌的。一旦登上断头台,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人的想象力可以发挥到极致了。但是,在现在,不可逆转的进程压倒一切,他们要把你迅速地处死,带着一点点的羞愧。

还有两件事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黎明和我的上诉。但是我又总是克制自己不去想它们。我躺着,望着天空,强迫自己不去想。当天空开始变成青色,傍晚就到了。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听着自己的心跳会有一种想法。我无法想象这种跟了我这么久的声音有朝一日会消失。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是我仍然试图去想象那样一个短暂的时刻——那时心的跳动将不再传到大脑里。但是这一切都是没用的。黎明和上诉依然摆在眼前。最后我对自己说,一切都顺其自然,不要再勉强自己了。

我知道,他们总是在黎明的时候到来。于是,整个夜里我都全神贯注地在等待黎明来临。我从不喜欢遇事措手不及。当有什么事要发生,我更愿意有所准备。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只在白天睡一睡,而整整一夜,我都在耐心地等待着阳光把天窗照亮。最难熬的就是那个朦胧混沌的时刻,我知道他们总是在那个时候行动,所以半夜一过,我就开始耐心等待。我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的声音,从来没有分辨出那么多的声响。我不得不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是有运气的,因为我自始至终还没有听到脚步声。妈妈曾经说过,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痛苦的。当天空慢慢变亮,阳光照进我的牢房,新的一天又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妈妈的话实在非常正确。因为我是可以听到脚步声的,我的心也是可以紧张到炸开的。甚至是一点点细微的声音也能令我扑向门口,把耳朵贴在冰冷的木头门板上,全神贯注地聆听,直到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又急又粗,就像是狗的喘气,并且感到惊恐不安——这一切本该发生的,但是我的心没有炸开,因为我知道我又赢得了二十四小时的生存时间。

接下来的整个白天我都在思考上诉的问题。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这个念头里最重要的一点,我从思考中获得了最大的收获。那就是我总是在想,即使我的上诉被驳回了,下场也不过就是死亡。这是非常显然的结局。但是,我自己认为,不管怎么说,活着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亡和七十岁死亡的区别,可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其他的男人和女人都会继续活着,世界还会和之前一样继续,地球依然在转,没有什么区别。总之,无论我是现在立刻就死去,还是过四十年再死去,最后都以我的死亡告终。此刻在我的思维中让我感到难受的,是我想到我还要再活四十年时心中所产生的可怕的巨大落差!但是,在设想我几十年后会什么时候死、怎么死时,我会尽量克制自己的感受。如果真的要死,什么时候、怎么死其实都不重要。因此——不过,困难的是念念不忘这个“因此”所代表的一切推理——我的上诉即使被驳回,我也应该坦然接受。

就在这一时刻,也仅仅是这个时刻,可以说我才有了权利,去思考或许发生的另一种假设,那就是我获得了特赦。然而紧接着的麻烦就是我必须使我的血液和肉体的冲动不那么强烈,不因为疯狂的快乐而使我双眼昏花。我必须努力克制自己,压抑住喊叫的冲动,使自己冷静和理智下来。在这一假设中我得表现得较为正常,这样才能使自己更能接受第一种假设。当我成功压抑住自己,我就获得了一个钟头的宁静,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事。

也是在这一时刻,我又一次拒绝了神甫的接见。我躺下身子,仰望天空,天空中一种柔软的金色告诉我黄昏来临了。我刚刚放弃了上诉,我感觉到血液在我的全身静静地流淌着。我不需要见神甫。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玛丽。她已经很多天没给我写信了,我猜测她一定很烦恼,因为她是一名将要被处死的囚犯的情妇。我也想到她或许是病了,甚至是死了。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在的我们除了分开的肉体之外,已没有任何东西联系着我们了,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彼此想念,所以我又怎么能知道呢?而且如果她真的死了,那么我也就不会再关心她了,因为我不会对一个死去的女孩有兴趣。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明白如果我死了,人们也就会把我忘了,我和他们也不再有任何关系。我甚至认为这样的想法不能说是冷酷无情的。

正在我想这一切的时候,神甫没有敲门就走了进来。我看见他进来,稍微颤抖了一下。他注意到了我的举动,因为他对我说不要害怕。我记得他通常总是在另外一个时间进来,比如一场残酷的死刑之前。他解释说这一次只是完全友好的访问而已,与我的上诉毫无关系,而其实他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他坐到了我的床上,然后请我坐在他旁边。我拒绝了——但是我感到他的态度还是很友善的。

他坐了一会,胳膊放在膝头,低着头,看着他的手。我注意到他的手又细又长但是很有力,这让我想到了两头灵巧的野兽。接着他慢慢地搓着手。他一直那么低着头坐了很长时间,有一阵子我几乎都要把他忘记了。

他突然抬起头来,盯着我的眼睛:

“为什么你要拒绝见我?”

我解释说是因为我不相信上帝。

“你确信吗?”

我说我根本用不着考虑,无论我相信或是不相信,这都是一个根本不重要的问题。

于是他把身子往后一仰,靠在墙上,两手贴在大腿上。几乎看都没有看我地说,他注意到有些人有时候自以为很有把握,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我什么都没有说,他再次看了看我,问:

“你同意吗?”

我回答说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虽然我对什么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可能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我能确信什么是我不感兴趣的。而他对我说的事,恰恰是我不感兴趣的。

他往另一边看,没有离开他坐的位置,问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感到极度的绝望。我解释说我并没有感到绝望,只是害怕——这是自然的。

“那么,”他很坚定地说,“上帝会帮助你的。我见过的所有和你相同情况的人,最后都归附了他。”

我说,我承认那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我,不需要帮助,我也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发生兴趣。

他气得双手发抖,但是他很快挺直了身子,理了理袍子上的褶皱。接着他继续和我说起来,并称呼我为“亲爱的朋友”。他说他这样对我说话并不是因为我是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他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判了死刑的。

我打断了他,并指出这根本就是两码事。而且这话也根本无法安慰我。

他点了点头,“或许是的。但是,你今天不死,迟早有一天也是要死的。到那时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你又该怎么面对这个考验呢?”

我解释说以后面对和现在面对都是一样的。

听到这句话,他站了起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这一招我很熟悉。我常和艾玛努埃尔、赛莱斯特这样闹着玩,通常来说,最后都是他们移开目光。我看得出来神甫也很熟悉这一招,因为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他的声音不再发抖了,“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希望吗?你就一边这么活着一边想着自己将死去吗?”

我回答说是的。

于是,他低下了头,又坐下了。他说他怜悯我。这样的结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他说如果一个人像我说的那样活着,那就同行尸走肉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感到一阵厌烦,我转过身,用肩膀靠着墙,正好在小窗口中的天空底下。他又开始问我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他的问题。他的声音变得不安而急迫,我认为他是动了感情在说的,于是也就听得稍微认真了点。

他说他认为我的上诉一定会成功的,但是我背负的罪恶需要得到解除。在他看来人类的正义是小事,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我指出正是前者宣判了我的死刑。他说是的,并表示同意,但是他认为这并没有洗刷掉我的罪孽。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罪孽”,我只知道人们说我是个犯人。是的,我是个犯人,就要付出代价,除此之外,不能再对我要求更多的东西了。

这时他又站了起来,我想,在这个狭小的囚室里,他如果想活动活动,也只有站起来、坐下去这样的办法了。我盯着地板。他又朝我走了一步,然后停下了,就好像是他不敢再靠近一样。他看向窗子外的天空,说:

“你错了,我的儿子,”他的表情非常庄严,“我们可以要求你更多。或许我们可以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什么意思?”

“我希望要求你看……”

“看什么?”

神甫缓缓地环顾了一下我的囚室,我发现他有些疲惫不堪,他回答说:

“这些石头墙壁,我知道它们都很痛苦,它们记录着人类的悲痛经历。我每一次看见它们,心中就充满了忧虑。但是——相信我,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你们当中最悲惨的人就从这些乌黑的石头中看见过一张神圣的面容浮现出来。我要求你看的,就是这张面容。”

我有些激动了。我告诉他我已经看着这些墙有好几个月了,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比我更熟悉它们了。也许很早以前,我试着找寻过这么一张面容。但是那张面容带着阳光般的金色和欲望的火焰——那是玛丽的脸。可是,我白费力气,什么也没有看到,而现在我已经放弃了努力寻找。总之,在这些潮湿的墙壁里,我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浮现”出来。

神甫带着一种悲哀的神色看着我。我现在整个后背都靠在墙上,阳光就洒在我的脸上。他很快地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然后他询问是否可以亲吻我一下。我拒绝了。他转过身去,朝着墙走去,慢慢地把手放在墙上。

“你真的就这么爱这个世界吗?”他用一种很低沉的声音问着。

我没有理会他。

他就这么背着我站了一会儿。他呆在这里让我感到越来越压抑和恼火,我正想叫他离开,叫他别管我,结果他突然转过来,对着我大声喊叫:

“不!不!我不相信。我确信你一定憧憬过另外一种生活。”

我告诉他那是当然的。任何人都一定憧憬过。但是,那并不比盼望成为富人,盼望游泳游得很快,或生一张更好看的嘴这类愿望来得更重要。因为那都是一样的。我本想继续阐述一番它们之间的相同点,但是他打断了我,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所憧憬的另一种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朝他喊道:“一种可以令我回忆起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然后我告诉他够了,可以结束谈话了。

但是,显然地,他还想和我谈谈关于上帝。我朝他走过去,试图告诉他我所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不愿意把它浪费到上帝身上。

接着他试图转移话题,并问我看到他是一个神甫,为什么不称呼他为“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告诉他他不是我什么父亲,并叫他去做别人的父亲好了。

“不,不,我的儿子,”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道:“我是你的父亲。只是你没有意识到——因为你的心被蒙蔽了。但是,我仍然为你祈祷。”

他说完这些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把我弄爆炸了一样,我冲着他扯着嗓子怒吼。我骂他,并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揪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那股夹杂着狂喜和愤怒的冲动,劈头盖脸地朝他发泄出来。他看起来竟然还是那么自信满满。但是,无论他如何的确信无疑,都不及一根女人的头发丝。像他那样活着,就像一具尸体一样,他甚至都不能确信是否真的是活着的。我两手空空。但是,我对自己,比他更有把握,对我的生命以及即将到来的死亡更有把握。是的,毫无疑问,我只有这么一点把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以前是正确的,我现在仍然是正确的,我以后也会永远正确。我曾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只要我喜欢。我用了这种方式,而没有用那种方式;我没有做A,但是我做了B和C。但是它们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一时刻,就是这个我将被证明无罪的黎明。一切都已经不重要,我完全知道为什么。而他,他也知道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这一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在这股气息之中,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他人的死亡,母亲的爱,或者他所谓的上帝,与我何干;既然我只有一种命运可选,而成千上万的幸运的人却都同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择的命运,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确信吗,他确信他真的懂吗?每一个人都幸运地活着,世界上也只有幸运活着的人。每一个人都总会有一天要被判死刑。被控杀人,被处决,只因为在母亲下葬的时候没有流泪,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像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都具有同样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或者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女人,马松娶的巴黎女人,以及想跟我结婚的玛丽。莱蒙是不是我的朋友,赛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关系?哪怕此时此刻,玛丽把嘴唇伸向另一个默而索,那又有什么关系?他根本无法理解,作为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从我昏暗无边的未来的深处发出的喊叫。

我愤怒地大喊着,差点喘不过气来,这时候看守冲了进来,试着把神甫从我紧紧拽着他的手中解救出来。他们中的一个威胁我。但是神甫劝他们不要发火,他又一言不发地看了我一阵。我看见他的眼里渗出了泪水。接着他转身离开了牢房。

他走了之后,我慢慢平静了下来。但是刚才的过于激动让我十分疲惫,我一下子扑到了床上。我想我一定是睡了很长时间,因为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满天的星光正照在我的脸上。从外面田野传来的声音回荡在耳畔,凉爽的空气,大地的气息,海盐的味道,轻抚着我的脸颊。这沉睡的夏夜的奇妙安静,像潮水一般浸透了我的全身。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汽笛的鸣叫,撕裂了这宁静的夜。有人将要踏上旅程,去一个和我从此没有任何瓜葛的世界。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直到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她晚年还要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她又要“重新再来”。当时的养老院和这里也一样,在一个个生命将尽的养老院周围,夜晚如同一段令人伤感的时刻。死亡在临近,妈妈一定是感到了一种解脱,于是才决定把生命再来一遍。没有人,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权利为她哭泣。我也是一样,准备把一切再重新过一遍。好像刚才那巨大的愤怒清洗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失去希望,面对着充满指示和星星的夜空,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感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确实,非常亲切,我认为我曾经幸福过,现在也是幸福的,将来也会幸福的。为了让一切都做得完善,也为了让我不感到孤单,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能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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