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在市民想办法适应这种流放生活的时候，鼠疫把卫兵领到了城门，使驶向奥兰的轮船掉转了航向。从封城那天起，再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入城。那时起，城里的汽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原地绕来绕去。从大道的高处望下去，港口呈现出一副形单影只的样子。作为这条海岸线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往常热闹的景象如今突然从这里一下子都消失了。几艘接受检疫的船舶还停在那里，但是在码头上，卸去绳索的升降机，倒翻在一旁的货车，孤零零堆放着的酒桶和袋子，这一切都说明贸易也已经被鼠疫夺走了生命。
尽管看到了这些不同往常的景象，市民显然还不容易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而除了隔离或者害怕这样共同的感受之外，他们还是把自己的担忧放在第一位。还没有人从事实上接受这场疫病。大多数人首先注意到的是那些破坏了他们的习惯或者影响他们的利益的事。他们为此感到愤怒，但这并不是应对鼠疫的合适的情绪。他们的第一反应，更多的是指责政府。对于媒体的批评：“难道我们不能想出一种比计划的措施更为灵活的方式么”，省长的回应却是相当的出人意料。直到现在，不管是报纸还是朗斯多克情报局都还没有收到有关疫病的统计数据的官方通告。而是省长自己每天往局里送来数据，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这时，甚至公众也猝不及防。第三周公布的死亡人数达到了三百零二人，而事实上公众根本从没想到过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这些人可能并非都是死于鼠疫；另一方面，城里也没有人知道平常的时候每周会有多少人死去。城市的总人口有二十万人之多。大家不清楚这是否只是正常的死亡率——这属于我们从不去关心的一类数字，尽管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说来公众此刻所缺少的是比较的对象。只有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他们才能觉察到死亡的增长，并对事情的真相形成一个清楚的认识。到了第五周，数字变成了三百二十个，第六周是三百四十五个。至少现在这样的数字增长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但这个事实还是不足以让处在担心中的市民产生事关重大的印象，他们会说，这毕竟只是暂时的。
于是路上依旧车水马龙，露天咖啡座也照旧人来人往。总的说来，他们并不算是懦夫，他们还能够谈笑风生，而不是唉声叹气，对显然是暂时的不便也是笑脸相迎。因此城市的面貌还是照旧。可是到了月底，也是在下文要提及的祈祷周快要临近的时候，更严重的情况使城市的面貌有了变化。首先，省长在交通和物资供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严格限制食物供给，汽油定量分配，甚至包括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才通过陆运和空运到达奥兰。于是，我们看到，市里的交通渐渐减少直到差不多都停止了；高级商店一家接着一家的关门，其他商店也挂上了停止营业的告示牌，尽管它们的门前还驻留着排成长队的顾客。
这样奥兰城就呈现出了一个独特的面貌。路上行人的数量急剧增加，甚至在平常的上班时间，很多因为商店或者机构的关闭而变得无所事事的人挤满了街道和咖啡座。这时候他们还不算失业，只是在休假中。这时的奥兰城，比如到了下午三点左右，在一片晴朗的天空下，它会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这是一座处于节日中的城市：封锁交通和关闭商店都是为了方便庞大的游行队伍通过，而挤满街道的居民也都是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
电影院自然是从这个大假中受益颇多，生意兴隆。但是省里电影胶片的流通也被中断了。两星期之后，影院不得不更换他们的节目单，但没过多久，电影院只得整天重复播放相同的电影。然而他们的收入倒没有因此而减少。
最后要讲到的是咖啡厅。幸亏在这个以葡萄酒和烈酒贸易而著称的城市里还有很大的库存，所以，咖啡的供应不成问题。老实说，这里的人喜欢喝酒。一个咖啡厅甚至挂出了写着“好酒除菌”的牌子，其实公众也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酒精能够对感染病人起到保护作用，使他们的意志变得坚强。每天凌晨两点左右，从咖啡厅里走出一群数量可观的酒鬼，他们堵在马路上，满口胡言。
但是所有的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如此的超乎寻常，完成的也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让人很难认为它会成为一种常态而且持续下去。结果是我们仍旧把私人事务摆在第一位。
封城两天之后，里厄医生正从医院走出来，碰见了科塔尔，看见他带着一副满意的笑容。里厄称赞他的神色。
“是的。我身体已经完全好了。”这个小矮个说，“医生，请告诉我，这该死的鼠疫，呸！严重起来了么？”
医生对他点点头。而对面那个人却带着一种欢快的语气重复道。
“它没理由现在就停止啊。这下子一切都要变得乱七八糟了。”
他们一起走了一阵。科塔尔讲到他们街区里一个大杂货商囤积了一批食品用来高价倒卖。人们过去找他并把他押到医院去的时候，有人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食品罐头。“他在那里面就死了。靠鼠疫可赚不了钱。”看样子，科塔尔好像知道很多这类道听途说的有关疫病的故事。比如他说有人告诉他，在市中心的一个早上，有个人发现了鼠疫的征兆，他当时因为生病嘴里说着胡话，就突然冲到屋外，倒向他在路上第一个碰到的女人，抓着她大喊他自己得了鼠疫。
“好极了。”科塔尔强调道，但他用的一种可爱的语调和他肯定的态度有点不太合适，“大家都要疯了，这是肯定的。”
同样的，当天下午，格朗也把个人的秘密告诉了里厄医生。他在里厄的办公桌上看到了里厄夫人的照片，他看着里厄。里厄回答说他的妻子在另一处养病。而格朗却说：“某种意义上，这算是一个机会。”医生答道这可能确实是个好机会，但他只希望他的妻子快点好起来。
“啊，”格朗好像很惊奇，“我理解。”
从里厄第一次跟他认识开始，他就开始无话不谈。尽管他还是要努力找词，但他也差不多总能成功地找到，就好像他已经把他正在说的东西思考了很长时间。
他年纪轻轻就和邻居穷人家的一个年轻女孩结婚了。也正是因为结婚，他才辍学并接受了现在的这份差事。之后珍妮和他从没走出过他们的街区。他去她家看她的时候，珍妮的父母还嘲笑他这个沉默寡言又笨手笨脚的求婚者。她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一歇下来，就会坐到角落里靠着窗，一边看着马路上的行人，一边沉思，他的那双大手摊开放在腿上。她的母亲总是忙着家务活，珍妮则在一边帮忙。她长的很小巧以至于格朗看见她过马路时总是担心不已，因为汽车在她面前显得像个庞然大物。一天，珍妮站在圣诞商店前，看着橱窗惊叹不已，然后她背身依偎着他，仰头对他说：“多美啊。”他扣紧了她的手指。正是这个情景确定了他们的婚姻。
余下的故事，照格朗的话说，是极其简单的。和所有人的故事一样：我们结婚了，彼此还存在着一点爱，然后工作，如此多的工作以至于忘了去爱对方。后来珍妮也开始工作，因为格朗的主管没有兑现他的诺言。现在，需要一点想象力来理解格朗接下来想说的话。他对工作的疲惫不管不顾，人也变得越来越沉默，无暇去关心他年轻的妻子，让她感受到他的爱。一个不停工作的男人，生活的贫穷，没有保障的未来，晚餐时桌上的沉默，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已没有爱情的位置。珍妮大概已感到痛苦，然而当时她还忍着没有立即离开他，这是因为当我们受苦时有一段时间是不自知的。一晃就是好几年。再后来，她就离开了。当然她不是一个人离开的。“我爱过你，但是现在我累了……选择离开时我并不快乐，但是不一定要为了幸福才去寻找新的开始。”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格朗那时也承受着痛苦。他也可以重新开始，正如里厄提醒他的话那样。但问题是，他已经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经常想念她。他现在想做的，就是给她写一份信为自己辩解。“但是这很难，”他说，“对此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在我们相爱时，我们不需要说话就也能彼此理解对方。可是我们又不是一直爱着对方。在那段时间，我本可以说些话把她留住，但是我没有做到。”格朗把脸埋在一块方巾里擤鼻涕。然后他把胡子擦干净。里厄注视着他。
“请原谅，医生。”老头说，“但是，我又该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说话。说出来才使我感到好受些。”
很明显，格朗和鼠疫相隔万里。
傍晚，里厄打电话给他的妻子，跟他她讲封城的事，说自己很好，嘱咐她要照顾好自己，对她说他很想念她。
城门关闭后的第三个星期，里厄在医院的门口发现有个男人在等他。
“我猜，”那个等他的人说道，“您应该认识我。”
里厄觉得自己认识他，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有点犹豫。
“我在此事发生之前就已经来了。”对方说，“来向您询问一些关于阿拉伯人生活状况的问题。我叫莱蒙·朗贝尔。”
“啊，是的。”里厄说，“那么您现在可有的写了。”
对方显得有些紧张。他说这次过来不是为了这个，他想请医生帮他个忙。
“请您原谅，”他补充道，“但我在城里没有其他认识的人，不幸的是我们报社的通讯员又是个蠢货。”
里厄邀他一起去中心门诊部，因为他还要到那里下达一些指令。他们需要从黑人区的小巷那穿过去。傍晚临近了，以前这个时候城市是非常喧嚣的，而现在却显得出奇的僻静。几声响起的号角划破了余晖未尽的天空，但这只是说明军队要去执行他们的任务了。这期间，他们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房屋有着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相间的墙头，朗贝尔激动地说着话。他把他的妻子留在了巴黎。确切地说，还不算他的妻子，但也差不多了。他在封城一开始时就给她拍了封电报。起先他认为这种事只是暂时的，他只想尽快联系上她。但他在奥兰的同事却告诉他，他们无能为力，因为邮局把电报退回来了，省府的一位女秘书也对他嗤之以鼻。最后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发上电报，上面他只打了几个字：“一切都好。不久再见。”
但是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毕竟他不知道事态会持续多久。于是他决定马上离开奥兰。由于得到别人的介绍（他的工作给他这种便利），他有机会接触到省长办公厅的主任，他跟主任说明原由：他和奥兰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理由留在这里，而且他只是碰巧来到这，他理所当然可以离开，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他也在所不惜。主任跟他说，他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是大家都不能有例外，总之是因为事态确实严重，这是他们所决定不了的。
“但是，”朗贝尔说，“我在这里终究只是个外乡人。”
“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疫病不要持续下去吧。”
最后他还试图安慰朗贝尔，他能在奥兰找到很好的报道资料，如果仔细想想，任何事都有好的一面。朗贝尔只能对他耸耸肩。这时两人已经走到了市中心。
“医生，我想您能理解，这实在可笑。我来到世上又不是专门写报道的。我反倒有可能是为了来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的。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里厄也说任何情况下这都是说得通的。
在中心大道上，人群也与往常不同。三三两两的路人急匆匆地往远处的住所赶。没人带着笑容。里厄想到这可能是朗斯多克情报所今天公布的通知造成的结果。二十四小时之后，市民开始期待。但是在当天，人们对这个数字仍然记忆犹新。
朗贝尔又说：“要知道我和她是不久前才相遇的，我们相处得很好。”
里厄没说任何话。
“我打扰到您了，”朗贝尔又接着说，“我只是想问您是否可以给我开张证明，证明我没有得这该死的病。我想您可以帮我这点忙。”
里厄点头表示同意，这时一个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摔倒在地，他轻轻地把男孩从脚边扶起来。他们重新出发，来到了阅兵场上。围绕着一座上面布满肮脏的灰尘的共和国的雕像，榕树和棕榈树的枝桠低垂下来，一动也不动地，上面沾满了灰尘。他们在纪念碑前停了下来。里厄把脚跟往地上敲，一只脚完了又换了另一只，因为他的脚上也盖了一层白色的灰尘。他又瞧瞧朗贝尔。他的毡帽有点偏到后脑勺上了，领带下衬衣的领扣解开了，胡子也胡乱刮过，这位记者还真是既固执又爱赌气啊。
“请相信我对您的理解。”里厄终于开口了，“但是您的理由并不好。我不能给您开这份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有得这种病，再者我也不能肯定在您走出我的办公室到您走进省府的这期间，您是否会受到感染。然后即使……”
“然后怎么样？”朗贝尔说。
“然后，即使我给您开了这份证明，一张纸条也帮不到您什么忙。”
“为什么？”
“因为现在城里有几千个和您一样情况的人，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让他们出去。”
“可是要是他本身并没有得鼠疫呢？”
“这样的理由还不够充分。我也知道这种做法很愚蠢，但考虑到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安危，还是应该这么做。”
“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
“从现在起，很遗憾，您和所有人一样都算这里的人。”
对方突然激动起来：“我向您发誓，这是个人道问题。也许您并未考虑到像这样的隔离对相处愉快的两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里厄没有立刻回应。过了一会他才说他考虑过他们的情况。他全心全意地希望朗贝尔能够找到他的妻子，也期望所有相爱的人能够团聚。但是不能否认他们还要遵守法令和法律，这里发生了鼠疫，他的职责就是做好他应该做的。
“不，”朗贝尔痛苦的说，“您理解不了。您讲的都是些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医生抬起眼睛看着那座共和国雕像，说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讲大道理，但是他讲的都是事实，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记者整理了一下他的领带。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说我还要想想其他办法？但是，”他用一种挑衅的口气说，“我仍旧要离开这个城市。”
医生说他能理解他这样的想法，但是这跟他没什么关系。
“不，它和您有关。”朗贝尔突然大声说，“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听说您对上面作出决定有很大的发言权。于是我想着您至少可以撤回您前面帮着做过的决定，但对您来说又是一样的。您没有思念过任何人。您根本没考虑过那些被迫分开的人们。”
里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他是不愿意把这些人考虑进来。
“好啊，我算知道了。”朗贝尔叫道，“您要说的是公共服务。但是最好的公共服务是让每个人都高兴。”
“我们走吧。”医生好像刚回过神来，一会想到这，一会想到那。“现在还不是做出判断的时候。但是要是您生气了。就是您的错了。如果您能先把这件事放一放，我会为此感到高兴的。有些事是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去做的。”
另一个人不耐烦地摇着头。
“是的，生气是不对。我还烦了您这么长的时间。”
里厄要求他记住他说过的话，但不要记仇。他们肯定还有机会碰面的。朗贝尔突然困惑起来。
“我也相信。”沉默片刻之后，他说道，“是的，我相信会的，撇开我刚才的冒犯和您对我说的那些话。”
他又迟疑了一下。
“但是我还是不能同意您的观点。”
他把他的毡帽向前面的额头这边拉低了点，就疾步离开了。里厄看见他走进了塔鲁住着的那家酒店。
一会之后，医生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理由的，但是记者对他的指责是不是对的呢？“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鼠疫张开它的大嘴，肆意蔓延，平均每周的遇难者有五百人之多，而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么？是的，这场灾难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是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就要认真对待了。而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的事。比如说，他要负责管理辅助医院（现在已经有三家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叫人把那间朝向门诊室的房间改装了一下，以供接收病人之用。在那间房间里，地面被掏空做成了一个水池，里面倒上了消毒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用砖垒成的小平台。病人被抬到平台上，迅速脱去衣物，扔到池里。经过清洗，晾干，穿上医院的粗制外套等步骤后，病人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不动用学校的操场来放置这些病人，总共的五百个床位现在差不多都被用上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他还要核对统计数字，下午又回到门诊室。到了晚上再去出诊，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前天晚上，他母亲把他妻子发来的电报递给他时，注意到医生的双手在打哆嗦。
“没事的，母亲”他说，“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他体格健壮，抵抗力强。其实他还不感到疲劳。但是他在出诊碰到的事却让他受不了。诊断出疫病的高热注定会马上激怒病人。这时才真的是抽象和困难的开始，因为病人的家人会被告知他再也看不到病人是死是活。“可怜可怜我们吧，医生！”洛雷夫人说，她是在塔鲁住的酒店里工作的那位女服务员的母亲。这又意味着什么？当然，他可怜她们。但是这改变不了任何事。还是要打电话，不久就能听到救护车的铃声响起。邻居们起先会打开窗户看一看。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匆匆地把窗户关上。这时一切都开始了：打斗，眼泪，说服，总之这都是抽象的。在这个被高热和焦虑笼罩的公寓里，上演着疯狂的剧目。但是病人还是要被带走，这时里厄也就能离开了。
刚开始，里厄仅仅是打个电话，来不及等救护车到，他就又要赶往下位病人的家里。但是他走之后，病人的亲人就把门锁起来，宁愿和鼠疫拼个你死我活也不愿接受隔离。他们会尖叫，但还是不接受隔离的命令，警察来了，甚至动用了武力，病人会被当做敌人一样受到攻击。于是开始几周里，里厄被迫待在病人家里直到救护车的到来。之后，政府给每个医生分配了一个志愿监察员，这样一来，里厄就能从病人家里出来去下一家了。但是最初，他每晚都会碰到像今晚在洛雷夫人家一样的状况。这是一个装饰着折扇和假花的小公寓，当他走进去时，那位病人的母亲挤出一个笑容来。
“我真心希望这不是人们谈论的高热病。”
他掀开被单和病人的衬衣，沉默地注视着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肿大的淋巴结。母亲看到女儿的腿就克制不住地惊叫起来。每个夜晚，面对着显示出致命症状的腹部，那些母亲都这样嚎哭，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神情。每个夜晚，里厄的手被她们的手紧紧抓住，她们声泪俱下；每个夜晚，救护车的鸣叫声都会引发这样痛苦而又无济于事的场面；每天晚上，经历着这样一段类似的难熬的时间，里厄已经不期望别的，他只知道这样的情景会无限期的重复上演。的确，鼠疫和抽象观念一样一成不变。也许唯一起着变化的东西，就是他自己。今晚站在象征共和国的雕像脚下，他感觉到了这一点，觉察到那种难以抵御的麻木不仁的感觉开始侵入他的内心。他一直注视着朗贝尔，直到他消失在那个酒店的大门。
几个星期的令人疲惫不堪的生活过去了，市民们仍旧会在每个黄昏之后涌上街头，在那里原地转圈，这时，里厄明白了他没有必要再强忍自己的怜悯之心了。当怜悯变得无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怜悯感到疲倦。在那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的日子里唯一能使他感到轻松的是他感到自己的心肠渐渐变硬了。他知道这反倒便利了他的工作，这也是他此刻感到欢欣的原因。而他的母亲每当深夜两点见到他回家时，看着他投向她的茫然的眼神，就会感到一阵心酸，因为里厄对现在能得到的唯一的母爱的温暖也这样的漠然，她感到悲伤不已。然而为了与抽象作斗争，就要求他像现在这样。但是怎样才能让朗贝尔明白这些呢？对于朗贝尔来说，抽象观念就是一切阻碍他追求幸福生活的东西。说真的，里厄也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记者这么说是对的。但是他知道有时抽象观念要比幸福的生活更加要紧，而在那种情况下，也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前者。这就是朗贝尔将要遇到的情况，里厄将在朗贝尔今后向他说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中了解到详情。这样，大家的个人幸福和与鼠疫有关的抽象观念之间的这种沉闷的斗争，就会以一个新的局面展开，成为整个城市在这个漫长时期里的全部生活。而里厄将自始至终参与到这场斗争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