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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些像朗贝尔一样的人，也想逃离这个新生的恐慌的环境，而且他们更加顽固和更讲究技巧，但也并不见他们更得手。朗贝尔先是不断寻求官方途径。据他所说，他一直认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从某种观点看来，他的职业也要求他善于找办法。他先后拜访了一大批据说是能力非凡的官员和大人物。但是因为这是特殊情况，这些人的能力毫无用处。大多数时候，这些人在所有有关银行，出口，柑橘，还有酒生意等方面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在诉讼和保险问题上有毋庸置疑的知识，还不说他们拿着一些过硬的文凭，他们显然也乐于助人。而且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正是乐于助人。但关于鼠疫，他们的知识几乎为零。
然而在这些人面前，只要一有机会，朗贝尔就要为自己申诉。他陈述完一套理由，最后总要说自己在城里只是个异乡人，因此他的情况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般情况下，记者申诉的对象也往往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们通常又会说因为有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样特殊。对此朗贝尔的回答是，这并不影响他已经说明的理由。但他们回应他说，这会在行政上带来一些困难，所以他们不愿给予特殊照顾，怕的是人们会带着厌恶的表情说：算是开了个先例。根据朗贝尔向里厄建议的分类方法，这些爱狡辩的人都可以归到形式主义者这一类。他们当中，还能找到几个能说会道的人，他们向质询他的人保证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并且在别人让他做决断时会毫不吝啬的提供建议，他们安慰朗贝尔的话是——这只是一时的烦恼。其中有些有权利的人，会叫拜访者写下他们的大概情况，并且答应将就这种情况的裁定结果通知他们；那些无聊的人向他推荐合适的住所或者经济的膳宿公寓的地址；那些照章办事的人，让他填一张表，然后分类归档了事；那些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则挥挥手臂；嫌麻烦的人就索性背过脸去，更多得多的是一些老办事员，他们叫朗贝尔找另一个办事处或者先完成一个新的手续。
到处的走访使得记者筋疲力尽。他现在对市政府和省府算是了如指掌了——由于他经常在漆布长椅上坐等，面对着一些邀请认购免税国债券和招募殖民地远征军的大幅布告，又由于经常出入政府机关，里面有哪几张面孔，哪几份文件夹，哪几个装档案袋的柜子，他不用看就知道。正如朗贝尔带着一丝苦味对里厄说的那样，这么一弄，他对真实情况倒一无所知了。他也确实忙得忘记了鼠疫的发展。不考虑飞逝的日子和整个城市现在所处的情势，我们明白，只要还没有死，每个逝去的日子都会把每个人向他接受考验的终点推进。里厄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但它同时还说明了一个更加普遍的事实。
某段时间，朗贝尔又有了希望。他收到来自省府的，要求他详细填写空白处的信息表。表格涉及到了他本人的身份，家庭、收入、先后任职等情况以及他的所谓的履历。他觉得这是一份调查，目的在于统计需要被遣送回原籍的可能人员。他还得知，一家机构收集了一些杂乱的信息，这更证实了他的想法。但是通过几个必要的程序，他终于找到那家寄送表格的服务机构，里面的人告诉他，收集这些信息是为了“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防什么？”朗贝尔询问到。
他们跟他解释，这是为他万一得了疫病死去的情况做准备的，这样他们就能够，一方面通知他的家人，另一方面决定是否应由市政府承担医疗费用，还是等待死者的家属来付清账单。明显地，这证明了他们和等待他们的亲人还没有完全被隔离开来，社会还在关心着他们。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可以藉以安慰的好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朗贝尔也注意到了这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灾难最严重的时刻，一家机构才能够继续开展它的服务工作，然后在另一个时间重新开张。他们这么做也往往不是受到来自最高权力机关的指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是它的职责所在。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容易过的又是最难熬的。这是一段麻木期。他已经走访了所有的机关，办了所有的手续，这个方向的出口现在都被堵住了。于是，他开始在一家家的咖啡馆之间游荡。早上他坐到咖啡座上，面前摆上一杯温啤酒，翻开一份报纸，期望在上面找到一些能说明疫病快要结束的迹象。他注视着街道上行人的脸，又因为厌恶他们忧愁的神情而转过身来。在读过了一百次对面商店的招牌和已经弃用的大型鸡尾酒会的宣传海报之后，他起身离开，盲目地走在城市土黄色的街道上。从人行道走到咖啡厅，又从咖啡馆走到餐馆，这样他就熬到了晚上。里厄看到了他时，恰巧是一天的傍晚时分，记者正站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那，犹豫着是否进去。他好像下定决心了，走进去坐到了房间的尽头。这个时间的咖啡馆还没有开上灯，因为上面通知，要求尽量推迟提供照明的时间。暮色如一股灰色的水流侵入房间，玫瑰色的挂着夕阳的天空倒映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中微微地闪着反光。在没有其他客人的大厅中，朗贝尔好像一个失去了肉体的幽灵。里厄想，现在正是朗贝尔感到被遗弃的时刻。不过，这也是这个城市里所有的被囚禁的人感到被遗弃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使他们早点得到解救。于是里厄转身离开了。
朗贝尔有时候还会在火车站里呆上很长时间。站台是禁止进入的，但候车大厅仍然开放，可以从外面进入。天气热时，因为车站里面又阴又凉，乞丐们都跑到这来。朗贝尔到这里来看看原来的列车时刻表，严禁吐痰的告示牌和车站警务室的规章条例。然后他坐到一个角落里。大厅很暗，在以前浇水留下来的八字形的水印中间，几个月来废弃不用的锅炉冷冰冰的。墙上是一些推荐到邦多尔或戛纳度过一个美好自由的假期的宣传画。朗贝尔从画上体会到了让处于绝境中的人们感到可怕的自由。那时他看到的最难忍受的画面——至少他是这么对里厄说的——是巴黎的景色：古石和流水，鸽子，北火车站，先贤祠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区，还有另一些他过去不知道自己如此欣赏的去处。朗贝尔脑海里回忆着这些画面，使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里厄觉得这不过是因为那些画面使他联想到了他的爱情。后来有一天，朗贝尔告诉里厄他喜欢在早晨四点醒来，然后开始思念他自己的城市，医生不难从他本人的经验理解他那时是在思念他留在外面的女人。因为这是个在思想上真正占有她的最好时刻。早晨四点，人们通常什么也不做，都在熟睡，即使度过了一个背叛了爱情的夜晚。是的，这个时候人们还在睡觉，这个时候的思念是使人安心的，因为一颗不安的心渴望着永远占有他所爱的人，而在他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幻想着他的爱人会永远沉浸在无梦的酣睡中，直到他们重逢的那一天才醒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