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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之后不久，时间已至六月末。炎热向城市袭来。那场姗姗来迟的大雨见证了周日的布道大会，第二天，酷暑一下子出现在整个天空和屋顶上。先是热风吹了一天，把墙都吹干了。烈日当空，光和热形成的阵阵波浪吞没了整座城市。除了公寓和拱廊马路之外，城市里没有哪个地方不受到刺目的烈日的炙烤。太阳到处追着人们的脚步，人只要一停下来，它就用阳光炙烤他们。与这股刚开始的炎热同时出现的，还有死亡人数的急剧攀升，每周达到了近七百人之多，一种沮丧的情绪笼罩了全城。郊区平坦的马路和层层密布的房屋之间，喧嚣逐渐平息，在这个街区里，人们往常都习惯在门口活动，而现在这里的房屋门窗紧闭，不知人们这样做是为了防范鼠疫还是躲避烈日。然而有几间房屋里传出呻吟声，先前要是碰到这种情况，有些好奇的人会站到马路上来听。但是在经历了这么多警告的信号之后，每个人似乎都变得铁石心肠了，行人继续赶路，邻居则继续生活在哀怨的旁边，好像这些声音就是人类的自然语言。
城门附近经常发生冲突，宪兵不得不动用武力，这在城里引发了不为人知的骚动。事件中肯定有人受伤，城里还流传有人死亡，反正在炎热和恐怖的影响下任何事情都会被夸大。不管怎样，不满的情绪的确在不断积压，当局已经做出最坏的打算，严密地计划了需要采取的措施，以防出现民众受灾难的驱使发生动乱的情况。报纸公布法令，重申出城的禁令，并威胁说违反的人将受到牢狱之苦。巡逻队绕着全城活动。往往是在寂静无人和被太阳晒得发烫的街道上，先听到一阵踏在石铺路面上的马蹄声，然后人们看到骑马的卫兵从一排排紧闭的窗户前经过向前行进。巡逻队走远了，沉重得令人生疑的寂静重新落到这个危险重重的城市。远处，特殊行动队那传出“砰砰”的枪声，他们接受了一个最近的命令，负责枪杀可能传播跳蚤的狗和猫。这些干裂的枪声越发增加了这个城市里的危险气氛。
天气的炎热加上环境的寂静，对于已是惊弓之鸟的市民来说，周围的一切都更有意义了。天空的色彩和泥土的气息预示着季节的变换，这还是第一次被所有人感受到。每个人尽管恐惧，但心里明白炎热将助长疫病的蔓延，而现在，夏天来临了。傍晚时分，城市上空传来的雨燕的叫声显得更加清越。六月的暮色延伸了城市的地平线，雨燕的叫声已与这样的景色不太协调。集市上运来的花也不再是含苞待放的样子，它们都已经盛开，早市过后，花瓣散落在满是尘土的人行道上。人们明显地看到了春意的阑珊。曾几何时，春神花枝招展地巡游在万紫千红之中，而现在已在鼠疫和炎热的双重压力下慢慢地香消玉殒了。在所有市民看来，这夏日的长空，这弥漫着尘土，因烦闷而变得暗淡的街道，和城里以每天百人的速度增加的死亡人数一样意味着危险。烈日当头，正是睡觉和度假的好时光，但它已不能像从前那样引诱人们去享受海水或恣情纵欲。相反，在这样一种城门紧闭，一片沉寂的环境里，带给人只能是无尽的空虚之感。过去的美好时光已消失殆尽。瘟神的烈日抹杀了一切色彩，赶走了往日的欢愉。
这正是疫病带来的一大改变。通常，我们的市民总是以快乐的姿态迎接夏天的到来。城市向大海敞开大门，把它的青春挥霍在海滩上。然而这个夏天，近海被划为禁区，身体再也不能享受肉体的欢愉。此时能做什么？还是塔鲁对我们当时的生活做了最忠实的描述。当然他记录的是鼠疫总的发展情况，仅仅注意到疫病出现了一个新的拐点：电台不再每周播报一星期内几百的死亡人数，而是换成了每天播报每日的死亡人数，从九十二人到一百零七人，再到一百二十人。“报纸和政府对有关鼠疫的消息越来越谨慎了。他们想的是尽量减轻事情的严重程度，因为一百三十要比一个大数字如九百一十看起来似乎轻松得多。”塔鲁也提到了一些疫病中值得同情或者耸人听闻的场景。比如，在一个人烟稀少的街区，有一个女人突然打开了一扇紧闭的窗户，就在他的头顶上，发出了两声大叫，然后又把百叶窗重新合上，躲进昏暗的房间。另外他还注意到，药店里的薄荷糖已经脱销了，原来是因为很多人把糖买来含在嘴里，以为这样可以预防疫病的感染。
他还在继续观察他所感兴趣的人。其中我们了解到那个向猫吐口水的小老头也生活在悲剧之中。一天早上，那些火把又在啪啪作响——塔鲁这样写道——射出的铅弹，像吐唾沫一样打死了路上的大部分的猫，惊跑了其他几只。当天小老头按照往常的那个时间，从家里出来到了阳台上，带着几分惊奇，他探出身子，打量了一下路的两头，见没有猫出现，只好无奈的等着。他的手轻轻地敲着阳台的栏杆。他又边等边撕了会小纸屑，然后就走回去，接着又重新走出来，在那又呆了一会后，突然消失在屋里，气冲冲地背身甩上他家的门窗。接下来的一天，同样的情景又再次上演，但是我们能从他的行为读出小老头越来越明显的忧郁和不安。一个星期之后，塔鲁再也没有等到他每日的出现，他家的窗户也紧闭着，我们足可以理解他此时的忧愁了。“鼠疫期间，禁止向猫吐口水”，塔鲁在日记本里这样总结道。
另一方面，每天傍晚塔鲁回酒店的时候，他必定会在大堂里碰到那个沉着脸，来回踱步的守夜人。这个人不断地跟所有进来的人说他曾今预见了现在发生的事。塔鲁承认说听他预测过什么灾难，但是他记得他当时说的是要发生地震，这个老门卫则回答塔鲁：“啊！要是场地震倒好了！地震一完，人们就不会多嘴了……点一下死了多少，还活着多少，事情就完了。但这该死的瘟疫！现在弄的连没得病的人也是提心吊胆的。”
酒店经理的压力也不小。刚开始，游客被阻止了，出不了城，封城之后他们就滞留在酒店里。但是慢慢的，疫病不见停止，很多人就选择住到了城里的亲戚朋友家。这个使酒店满员的原因，从那时开始又让酒店变得空空如也，因为不再有新的游客入城。塔鲁就是少数留下来的房客之一。经理从没放过任何一次向他强调的机会，指出要不是想照顾好他们这些最后留下的客人，他早就可以把酒店关掉了。他经常要求塔鲁估计鼠疫大概还要持续的时间。塔鲁说：“听说寒冷能阻止这类病。”经理听了就更慌了：“可是我们这从来也没真的变冷过啊。不管怎么样，看来疫病还得持续几个月。”另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游客也不会来了。这场鼠疫会毁了这里的旅游业的。
缺席了一阵，我们又在餐厅里看到了奥登先生，那个“猫头鹰人”，但是这次他后面只跟着两只“机灵狗”。据了解，那个女人照顾过他自己得病的母亲，并且参加了她的葬礼，现在她本人正在接受检疫隔离。
“我可不赞成这种做法，”经理对塔鲁说，“隔离也好，不隔离也罢，她总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人也可能是。”
塔鲁向他指出，要这么说来，所有人就都是可疑的了。但是经理斩钉截铁，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动摇。
“不，先生。我和您就不可疑。他们才是。”
但是奥登先生没有为此做出任何变化，这次的鼠疫对他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他仍旧以同样的方式走进餐厅，先他的孩子们一步入座，还是一直用高雅的而又带恶意的语言跟他们讲话。只是那个小男孩变了模样，和他的姐姐一样穿着黑色的衣服，身子更加缩成一团，活像他父亲的缩小了的影子。那个守夜人不太喜欢奥登先生，他对塔鲁说：
“啊！那个人，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去，像这个样子，也用不着殡仪馆化妆，直接去好了。”
日记本也谈到了帕纳卢神甫的布道，但附加了如下的评论：“我能理解这种使人产生好感的热情。从灾难的开始到结束，人们总要说一些漂亮的话。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因为这种习惯还没有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因为这种习惯已经又回来了。只有处在不幸之中时，人们才会习惯事实，换句话说就是保持沉默。而这就是等待的状态。”
最后塔鲁记录了他和里厄之间的一次长时间的对话。他仅仅说这次对话谈得很投机，还说起了里厄母亲清澈的棕色眼睛。他还奇怪地断言，包含善意的眼神总比鼠疫要有力量得多。最后还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了里厄照顾的老哮喘病人。
在他们的那次见面之后，他和医生一起去看过他。那个老头以一种嘲笑的口吻搓着手接待塔鲁。他靠着枕头躺在床上，两锅鹰嘴豆摆在他的面前。他看到塔鲁时说，“啊！又来一个。这是个颠倒的世界啊，医生比病人还多。人死的太快了吧，嗯？神甫说得对，这是罪有应得啊。”第二天，塔鲁没有通知就又来了。
据塔鲁的记事本里记录，老哮喘病人说多亏了他的好身板，他完成了他的任务，在五十岁的时候被批准退休。从那时起他就躺下了，再也没有起来过，尽管他的哮喘在他站着的时候倒好些。一份微薄的年金能让他快快乐乐地活到七十五岁。他的视力已经不允许他看表了，他家里也确实一只表也没有。他说“弄一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只是估计时间，首先是吃饭的时间，这也是唯一关系到他的。工具就是那两口锅，其中一口在他醒来的时候就装满了鹰嘴豆。他一颗豆一颗豆地把另一口锅装满，动作专心且速度均匀。他就这样通过一口锅找到了他一天的时间安排。他说“装满十五锅，就得吃饭。这很简单。”另外，据他妻子所说，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显示了一些他将来命运的征兆。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产生过兴趣，包括工作，朋友，咖啡，音乐，女人和散步。他从没有走出过这座城市，除了有一次因为家族事务不得不回去阿尔及尔，但火车出发后他在离奥兰最近的那个车站就下车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走更远了。于是他搭上火车又回家了。
塔鲁对他这种禁闭的生活显露出吃惊的表情，他给出的大概解释是，在宗教上，一个人生命的前一半是上坡路，另一半则是下坡路。在走下坡路时，他的日子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了，它们随时都可能被带走，而他自己对此却无能为力，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再说，因为他后来告诉塔鲁，上帝肯定不存在，因为如果上帝存在的话，神甫就没有用了。接着又经过一会的沉思，塔鲁理解了这种哲学原来同教堂频繁地向他募捐引起他的不满有紧密联系。但是最后完整地勾勒出这位老人的形象的是一个深埋在他心底的愿望，他一再向他的对话者提起这个愿望：他希望自己死得越晚越好。
“这是一位圣人么？”塔鲁自问道。他的回答是：“是的，如果圣德是全部习惯的综合。”
但同时，塔鲁又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在这个鼠疫肆虐的城市里的一天，这样使我们对这个夏天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有了一个准确的概念。他说：“除了醉汉外没有一个人在笑，而这些醉汉也笑得太过分了。”然后他开始了他的描述：“清晨，微风拂过无人的城市。这个时候正处在鼠疫带来死亡的夜晚和病人垂死的白天之间，鼠疫好像暂停歇息，喘了一口气。所有的商店的门都关着，但其中有几家店挂出了“因鼠疫暂停营业”的告示牌，这说明它们一会儿不会同其他店一起开门。昏昏欲睡的卖报纸的小贩还没有开始叫喊当天的消息，但是他们背靠着街角，梦游似的把他们的货物摆在路灯下。再过一会儿，他们会被第一班电车吵醒，然后扬起的手臂举着报纸，奔向全城各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字样：“鼠疫”。“会有鼠疫横行的秋天么？……教授乙的回答，不会，”“鼠疫第九十四天疫情报告，死亡病例一百二十四人。”
尽管纸张供应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几家期刊被迫减少了他们的版面，但还是创办了一份新的报刊：《疫病通讯》，它的任务在于“在保证严格的客观性的前提下，向市民报导疫病的发展或减退；向市民提供对于疫病未来情况的最权威的证据；开辟专栏，为一切决心与鼠疫作斗争的，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提供支持；鼓舞民众的斗志，转发政府的命令，总之团结全部有良好意愿的人向袭击我们的病害发起有效的斗争。”事实上这份报纸很快变成了专用于刊登那些对预防鼠疫效果良好的新产品的广告。
“早上六点，所有的报纸开始出售给早在开门前一小时就驻扎在商店门口的一排排的长队，然后电车到了，从里面跳出郊区来的工人。电车现在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它们艰难前行，它们的踏板和扶手因为过于受重几乎要断裂开来。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这么挤，但所有乘客都尽可能背过身来为了躲避可能的感染。一停车，一车厢的男人和女人就从电车里涌出来，他们急匆匆地走远，各自独处。乘客之间经常仅仅因为一点点不快便发生争吵，这已成了一种慢性病。
第一辆电车过后，城市才慢慢醒来，首先是一些啤酒店开门了，在柜台上摆着告示牌：“咖啡加量”，“提供薄荷糖”，等等……然后商店也开张了，街道也热闹起来。同时，光线亮起来，热气一点点地给七月的天空上了一层青灰色。这也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来大街上碰运气的时间。大多数人好像是想通过炫耀他们的富有来完成驱赶鼠疫的任务。每天临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城市的主干道成了年轻男女的天堂，那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巨大的不幸之中滋长起来的对待生活的激情。如果鼠疫平息，道德也变得开放了。那时我们又会再次看到米兰人在坟墓边的纵情狂欢。
“中午，餐厅一眨眼的功夫就都坐满了。很快，一些没抢到座位的一小撮人就直接在门口围成一圈。由于酷热，天空开始失去了颜色。太阳几乎把马路晒裂开来，在大遮阳伞下的阴影里，人们排队等候着分发的食物。餐馆里人满为患，这是因为它大大地减少了人们获得食物供应的麻烦。但是他们也带来可能受到感染的担忧。客人往往要花好几分钟时间来擦拭他们的餐具。没过多久，一些餐馆就挂出了这样的招牌：“本店餐具一律用沸水消毒。”但是，渐渐地，他们又放弃了所有这类的广告，因为客人不得不来。况且客人也不在乎花费大小。点最高级红酒喝或者可以设想到的类似东西，吃最贵的配菜，人们开始无节制地消费。一家餐馆甚至出现了慌乱失控的场面，那是因为有一个身体感到不适的客人，脸色发白，起身踉跄地冲出了门口。
“到了下午两点，城市渐渐变得空荡荡的，这是寂静，尘土，阳光和鼠疫在街道上会集的时间。沿着一排排灰色的大房子的整条大街，热浪不断地涌来。这是一段漫长的囚禁时间，直到火热的夜晚压上这座喧闹的城市才告结束。天气刚变热的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夜里就四下无人。但是现在，第一阵凉意带来了放松之感，尽管不是希望之感。所有人都来到了街道上，互诉衷肠，互相争吵，彼此羡慕。在七月的漫天晚霞的映照下，一对一对情侣走到喧嚣的城市里，投入微风阵阵的夏夜的怀抱。每晚在林阴道上都会有一个戴着毡帽、打着大领结的悟道的老人穿过人群空费唇舌地反复喊道：“万能的上帝，拯救他吧”，其他人却恰恰相反，都热衷于某样他们不熟悉的或者他们认为比上帝还要紧要的东西。刚开始，当他们认为这场疫病只是一种普通的病时，宗教在人们心里还占据着它的位置。但是，当他们认识到这种疾病的严重性时，他们想到的就只是寻欢作乐了。白天在脸上表现出来的所有的烦闷这时都消解在浓烈的暮色和飞扬的尘土之中，现在变成了一种惊恐中的生出的兴奋之感和愚蠢的自由之感，使所有人头脑发热起来。
“并且我也是，我同他们一样。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死亡并不意味着什么。正是它给了我们一个这样做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