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 政治关系
让我们从分析自主经营的引进入手。在南斯拉夫，自主经营并不是首先由一些企业的工人自愿采用，然后其他人加入，最后逐步普及的。正确的顺序是：自主经营的思想出现在最高领导层的头脑中，而当它被党的领导人
①关于这些有一大批文献资料可供参考，J．Prasnikar和J．Svejnar（1990）提供了简要评述；还可参见J．P．Burkett（1989）、H．Lydall（1984）、D．D．Milenkovitch（1984）、S．R．Sacks （1989）和R．Stojanovic，ed．（1982）。
②在此不会涉及那些与南斯拉夫独特环境相关的现象（例如，由于七个南斯拉夫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
③自主经营的问题给经济界提出了思维挑战。已经出现了大量引人注目的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建立在形式化理论模型基础上，对自主经营企业行为进行研究的论文。最早的文章可参见：B．M．Ward（1958）和J．Vanek（1970，1972）。进一步的阐述见J．P．Bonin 和L．Putter-man（1987）、J．H．Dreze（1976）、S．Estrin（1983）和J．E．Meade（1972）。
④例如，J．Vanek（1970，1971）曾在关于自治民主和自主经营的规范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中做过这样的假设。
铁托所接受之后，就变成一项强制性措施。①南斯拉夫没有经历过所有制和协调机制的自然选择过程，即各种形式并存发展，然后那些被人们主动拒绝和／或经济上不能独立发展的形式被逐步淘汰。②情况恰恰相反，南斯拉夫正是通过国家权力将集中化的政府财产转变成了“非政府”（南斯拉夫的官方用语）的社会财产。
在南斯拉夫，自主经营成为了不容置疑的禁忌，是非私人所有权的唯一形式。直到最近（带来了多多党制的革命初期），反对自主经营的论调都是被禁止的，这种说法就如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建议废除国家所有制的主导地位一样。
自主经营带来了很多宏观和微观的经济问题，我们将对此进行简要考察。但最重要的考虑似乎应该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而在不是经济领域。许多自主经营的支持者希望这种所有权形式能够结束工人对工作的冷漠态度，因为选举领导将使他们积极地行使控制权即c类产权。不过如果共产党的垄断权力在外部世界盛行，那么企业就不可能自由地享有民主自治的权利。③这是南斯拉夫（以及后来的波兰、匈牙利和苏联）在尝试自主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内在矛盾。
党和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企业领导人的选举。潜在的候选人是经过筛选的，而且投票人也受到控制，如果有官僚政府不喜欢的领导当选，那么他／她迟早都会被解除职务。企业的工人心里非常清楚，选举一名与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党保持良好关系的领导对自己有利，因为只有这样的人
①M.吉拉斯曾描述过这种思想是如何进入他的脑海、铁托是怎样接受自主经营的观点以及最后是如何达成决策共识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曾经迫不及待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搜寻引语将这一观点神圣化，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引语，这时铁托才真正放心。见M.吉拉斯（1988），G．Urban所做的访谈。
②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看看有多少处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们自愿选择某些自主经营形式，或者自愿进入真正的合作社，会更富有启发意义。例如，苏联在1928年开始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之前，以合作社形式经营的农业土地的比例只占1.2％。见A．Nove（1969，p．150）。
③南斯拉夫并不使用“企业”一词，其他的形式也采用了不同于“西方”和“东方”术语。以后我们也会使用这样一些术语［→20.5］。这里的分析将使用“东方”或“西方”的同义词来代替，或者如果不存在，就使用意义上最相近的词语。
才能在贷款、税收、投资资金、外汇方面得到优惠其他利益等等。①
在任何机构中实行真正的自主经营的前提是：各个团体有权提名不同候选人。必须允许候选人以及支持他们的团体组织竞选活动，并相互批评彼此的计划，这些行为就等于拥有了基本的言论和社团自由。除非上述行为在社会所有领域中都得到充分保证，否则它们也无法扎根于企业的自主经营之中。
在真正的议会民主中，政治团体、组织和党派并存并相互竞争，换句话说，存在防止权力垄断的制度保证，并赞成言论和社团自由，这样工人才更倾向于接受这项制度安排，即他们必须将权威赋予企业或办公室里的上级领导。他们也会要求结社权利，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在生产事务中取得发言权，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坚持在企业中实行集体决策和领导选举。②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也有全心全意信仰自主经营的人，他们真诚地相信，这是比“形式化的”和“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民主更全面、更具实质意义的民主形式。但在改革运动中也出现了另一类自主经营的支持者，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把它当作有实用价值的战术步骤，是真正议会民主暂时的“强制性替代”。他们认为部分或完全实行自主经营要优于完全保留党政体制下的权力统一。它开辟了新的政治舞台，这样反对派力量就可以开始为企业中的地位而努力，换句话说，这也就是自下而上的斗争。
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上层为了实现其操纵的目的，希望自主经营能够逐步发挥强制性替代的作用。这些人希望通过引入自主经营引发以打破党的权力垄断为目标的运动。几十年以来，自主经营与严格限制政治自由在南斯拉夫始终并存。
①关于南斯拉夫在这方面的经验，可参见J．Prasnikar 和J．Svejnar（1988，1990）的研究。关于匈牙利选举企业领导的经验，见K．Bossanyi（1986）的研究。G．K．波波夫（1988，p．631）撰写了在苏联实行管理者选举的可能结果：“肯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管理者选举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得听政府部门的，必须选举能让它接受的人物。”
②另一种需求出现在以私有制和议会民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即工人参与决策的权利。当然，关于参与的程度和具体形式还存在政治斗争和政治争论。见A．L．Thimm（1980）有关瑞典和德国共同决策机制的历史以及对其他西欧国家情况的简短叙述。有关德国的争论见R．Judith，ed．（1986）。以德国为中心，对不同国家中共同决策机制的效果的经验比较可参见B．Wilpert和J．Rayley（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