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向新思维的道路
我们并没有教训别人这种奢望。我们听够了别人喋喋不休的说教，我们的结论是：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教我们掌握新思维的首先是生活本身。我们自己逐渐接近新思维，逐渐掌握它，用新的方式认识自己对战争与和平、两个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习以为常的观念，深入思考全球性问题。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30多年以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新的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关于有可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这一意义重大的结论。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推迟即将发生的冲突，不仅仅是延长“和平喘息时机”、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克服某一国际危机。我们的党宣告，它坚信可以而且必须消除战争威胁本身，可以而且必须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当时，我们声明说，战争决不是社会革命必要的前提。我们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变化，阐发了和平共处原则。
在缓和年代，我们试图在乎等的国际对话和合作的基础上充实这一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一时期，签订了一系列重要的条约，从而真正结束了欧洲的“战后”时期，改善了苏美关系，这一切对整个世界形势产生了影响。
缓和的逻辑本身是由于越来越充分认识到不可能在核战争中取胜而产生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早在五年前我们就向全世界声明：我们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也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一深刻的观点的转变是同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同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有关系的。这是向新的政治思维的转变，向对当代世界上阶级原则和全人类原则的相互关系的新认识的转变。
新思维——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不是耍小聪明。这是深刻思考当代世界现实的结果，是理解到对政治的负责态度必须有科学论证的结果。是放弃了某些从前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公理的结果。态度不客观，为了达到眼前的目标而迁就事态的发展，分析形势时缺乏科学的严密性，——这一切曾使我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
可以说，新思维来之不易，是我们通过痛苦的思索才得到的。我们是从列宁那里得到灵感的。每当我们向他请教，重新“阅读”列宁著作时，他那洞察现象实质、发现世界过程最复杂的辩证法的能力令人感到惊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列宁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但他善于看得更远，超越这些任务的阶级界限。他还不止一次地表述了全人类利益比阶级利益优先这一思想。对这些思想的深刻性和重要性，我们到现在才充分理解。正是这些思想为我们的国际关系哲学，为新思维提供了养料。
有人会反驳说：各个时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都研究过“永恒的”全人类的价值观的思想。不错。但当时这是一些“头脑里的设想”，注定要成为空想、成为幻想。在20世纪，在这个充满矛盾冲突的100年就要结束的时候，人类应该承认迫切需要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主要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
对外政策，对内政策也是一样，自古以来放在首位的是阶级利益。当然，阶级利益通常被某种别的东西冠冕堂皇地掩饰起来——被当作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或同盟利益，被说成是为了“共同幸福”或出于宗教动机，因而显得模糊不清。但是，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而且在其他许多头脑清醒的人看来，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同盟的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决定的。这些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的尖锐冲突，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导致武装冲突和战争。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人类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战争史。今天，这一传统径直导致核深渊。全人类都在一条船上，要沉要浮只能是在一起。因此，裁军谈判不是赌输赢。要赢大家都贏，要输大家都输。
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
有的人可能对共产党人如此强调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观感到奇怪。的确，用阶级观点对待一切社会生活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常识。这种观点在今天也完全符合阶级利益对立的阶级社会的实际，完全符合贯穿着这种对立的国际生活的实际。直到最近以前，阶级斗争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中轴，目前在分为阶级的国家里情况仍然如此。与此相应，用于社会存在中的主要问题的阶级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中仍占主导地位。全人类原则这一概念被看作是最后一个阶级的即工人阶级的斗争的效能和最终结果，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也把整个社会从阶级对抗中解放出来。
但是现在，随着大规模杀伤（普遍灭绝！）武器的出现，出现了在国际舞台上阶级对抗的客观极限，那就是完全毁灭的威胁。于是，第一次出现了实际的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而不是遥远的全人类利益——拯救文明免遭灾难。
根据新思维的精神，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修订的苏共纲领中做了一些修改，特别是我们认为不能再保留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定义。
过去通常认为，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于两个社会体系之间的矛盾。在1917年以前，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然而，在这一个体系中的各国之间却爆发了一场世界大战。还有过其他一些战争。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同体系的各个国家却结成一个同盟，共同反对法西斯并且将它击败了。面临法西斯威胁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利益高于它们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并为“超越体系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说，在面临更为可怕的危险的今天，分属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也能够而且应该为了和平，为了解决全人类、全球性的课题而共同合作。
我们在阐述我们的和平哲学时，也用新的眼光看待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过去，战争往往是革命爆发的传爆药。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成为普法战争反响的巴黎公社，或日俄战争促成的俄国1905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掀起了革命风暴，这场风暴的九级浪就是我国的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欧和亚洲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以及强大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
这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逻辑的力量：帝国主义必然引起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军事冲突合乎规律地在一系列国家中造成社会不满的“临界质量”，即革命形势。由此就作出一种在我们国内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由帝国主义发动，必定导致新的社会动荡，这些社会动荡将消灭资本主义体系，这同时也意味着普遍和平的到来。
但是，当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当核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普遍毁灭时，我们才作出了战争与革命之间因果关系已消失的结论。社会进步的前景是同防止核战争的前景“同时并存”的。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把革命主题和战争主题清楚地“分开”，在新修订的我们党的纲领中删掉了如下两句话：“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仍然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就将不再容忍使他们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消灭和埋葬帝国主义。”这个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论点，已不符合核时代的实际而被取消。
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竞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竞赛可以而且必须限制在以合作为必要前提的和平竞争的范围之内。这一体系或那一体系的优点，应该由历史来作出判断。历史对一切都会作出判断。让每个民族自己去分辨哪一制度更好，哪一意识形态更好。这一点让和平竞赛去解决，让每个体系去证明它符合人的利益和需要的能力吧。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是极其不同的。好就好在不同。这是竞赛的动力。这种理解是符合和平共处思想的。这也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
大体上说，就是这些主要的里程碑标明了我们向新的和平哲学、向阐明当代全人类原则和阶级原则的新辩证法迈进的道路。
但是否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对核威胁和其他某些全球性问题不再做阶级分析了呢？我坦率地回答：并不是这样。不能不考虑在世界舞台上活动的各种力量的阶级差异，不能忽略阶级对抗对国际关系、对人类所有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影响。
我们看到，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有着侵略和军国主义的情绪和行动，他们的阵地是很坚固的。他们的支柱就是强大的军界工业界集团，而这种军界工业界集团的利益深深地扎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这个集团从武器生产中获得大量利润，受损失的则是纳税人。而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些钱没有白花，必须使他们相信存在着觊觎他们的幸福生活和整个“民族利益”的“外敌”。由此也就产生了实力政策这种不明智的不负责任的政策。“实力，实力，实力”——难道在我们这个核时代能这样行事吗？现在武器积存得够多了，只要动用一小部分，人类就会不复存在。上面说的也就是那种“冷战”思维。这种思维的根源在于生产武器的垄断组织的具体经济利益，在于不想舍弃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军界以及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官僚机构对政策的影响。
有人会问：是什么原因使苏联拥有并且不断改进武器和军队呢？我是我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确切了解情况，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国从十月革命以来就一直处于进攻威胁的压力之下。请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国内战争并不是没有外人参与，14国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防疫线”、外交上不承认（美国直到1933年才承认）、东方的军事挑衅，最后是一场来自西方的毁灭性流血战争，即反法西斯的战争。我们不会忘记美国军界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苏联的原子武器进攻计划。现在，我们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首先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是首先建立一个又一个新的武器系统呢？提出下面的问题也决不是无的放矢：为什么现在美国政府不想停止核武器试验而要美国人把大量金钱用于“星球大战”计划呢？难道这一切能算作和平意向吗？我再说一遍，请设身处地想一想，并请回答，如果是你们，那会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真心实意地准备裁军，但是，是在对等安全的公正基础上的裁军，还准备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实行合作。但是，当我们想起痛苦的教训时，我们就不能采取单方面的重大步骤，因为我们担心这种步骤会诱使“全球性国家利益”的爱好者得寸进尺。在我们看来，现在主要的是让人类的自我保存机制发挥作用，促使和平、理智和善意的潜力增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