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诚实而公开的对外政策
苏联领导力求用新的方式行事。在这方面我首先要提到的是对话。没有对话，就很难谈什么取得互相理解。在我们采取新思维的原则之后，我们就把对话作为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鉴定这些原则的最基本的手段。此外，我们还借助对话来检验我们的主张、倡议、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本身是否切合实际。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对话”这个词虽然与“改革”一词不同，不是俄语中固有的词，但近几年来却在外交词汇中稳稳地立住了。而政治对话本身也开始在国际关系中起着空前的重要作用，
我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两年半内，同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议会和政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的领袖，同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不同级别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会晤和交谈不下150次。
这也成了我的许多担任苏联领导工作的同事的正常活动。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所大学校。我认为，对我们的大多数交谈者来说，这种对话也并不是无益的。在对话中形成并巩固了当代世界非常需要的那种文明的国际关系。
另外，我们想在国际交往中使一些用词恢复它的真正的本义。我们宣布我们奉行诚实而公开的政策，这指的是诚实、正派、真诚，我们在实践中遵循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本身不是新的——是我们从列宁那里继承下来的。新就新在我们尽力使这些词的含义不再象当代世界上十分流行的那样模棱两可。新就新在现在出现的局势使这些原则成为大家必须遵循的原则。
我们实际上已经排除了我们同外国对话者在非公开场合谈的与我们公开声明公开做的这两者之间的任何不一致。我承认，我不赞成那种令人费解的外交辞令，在会谈或交换信件之后使你弄不明白对方到底想说些什么。我赞成公开的政策，赞成务实的政策。这种政策不应该有双层底，因为政策的可预见性是国际稳定的必要条件。在外交事务上多一点儿光，多一点儿公开性，少一点儿阴谋诡计和花言巧语。现在谁也骗不了谁。这一点我还要反复向我的西方对话者说清楚。
今天要求领导者能正确估计现实，有清醒的头脑，有高度的责任感。也就是必须有一个严肃的政策，而不是玩弄政治——这是政客作风。
想来，国际关系上的新作风会扩大国际关系的范围，使之远远超出外交过程本身的界限。除政府外，议会也越来越积极参加国际接触——这也是一个好兆头。它说明外交领域内出现民主化的趋势。我们今天的特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就是舆论界、国际社会团体和各国社会团体广泛地进入外交领域。公开的、人民的外交——直接诉诸各国人民——正在成为国际交往的正常手段。
我们使用公开外交的方法，——这并不是耍花招。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军备竞赛的一切负担都落在人民群众身上，更不用说国际冲突可能产生的后果了。我们希望各国人民能够理解苏联的立场。
这里要提一下政策与宣传的相互关系这一尖锐的现实问题。我们曾经多少次听到对我们的外交倡议有这样一种回答，说“这是宣传！”。应该承认，在我们这个大众信息时代和普遍关心各种国际问题的时代，外交建议的提出总是要这样或那样伴之以宣传。这些建议应该给人“留下印象”。例如，美国领导人早在他们正式提出建议之前就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肆宣传他们可能采取的步骤，同时总是把这些步骤描绘成“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的”步骤，等等。但是，问题全在于这些建议的真正性质是什么，目的何在：是否考虑到如何实现，是否切合实际，是否估计到各有关方面的利益，或者提出来只是为了跟着掀起一个宣传浪潮。至于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我们的一切倡议都是实事求是的建议，用列宁的话来说，是“行动的口号”，而不是“宣传的口号”。
在这里，我可以问心无愧地重申1985年8月我回答《时代》周刊的问题时所说的话。如果人们真的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纯粹是宣传，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予以还报呢？我们停止了核爆炸。那么，你们美国人，为了报复也该同样做。另外，还应该给我们一个“宣传打击”——比如说，暂时停止某一种新的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而我们是会以同样的“宣传”来回答的。如此等等。请问，进行这种“宣传”竞赛损害了谁呢？
两年半是一个不长的时间。但是，从各方面来衡量，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却充满深刻的内在内容。这方面什么是主要的呢？人们可能说，新的政治思维仍然艰难地在世界政治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说得对。人们可能说，旧事物的惯性仍然比新趋势强。这也说得对。但主要的一点还在于国际关系的改革毕竟有了一个困难的开端。我们相信，世界将向好的方面转变。已经在转变。
[1] 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地走上了这条道路。1987年5月29日在柏林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它们通过了《关于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事思想》这一原则性文件，文件中揭示了这一思想的防御性特别突出的实质。文件中说，只要我们不成为武装进攻的目标，那么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对任何国家或国家同盟采取军事行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无论对欧洲国家还是非欧洲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对任何一个国家，对任何一国的人民，华沙条约缔约国都不以敌人相待，它们准备一无例外地把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建立在互相考虑安全和和平共处的利益的基础上。
华沙条约各国不追求拥有超过为防御目的所必需的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它们将严格遵守够用原则——够用来保卫自身安全的原则。它们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建议坐在一起对比两个同盟的军事思想，以便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意图。得到的回答是沉默。——原注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原注
[3]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00页。——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