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的国际潜力
我们决不把新思维看作某种完备的体系。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找到了真理，别人对此只能表示赞同，或者表示反对，即采取我们所说的错误立场。不。即使对我们自己来说，新思维也是一个我们要从中继续学习、不断积累新知识的过程。大家知道，列宁认为，要把世界经济过程的相互联系分析清楚，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够。从那时起，世界变得极为复杂！新思维的形成要求不仅要跟志同道合者，而且要跟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与我们不同的人进行积极的交往。
这是因为他们也是本民族的历史经验、文化和特点的体现者，这些民族现在都是世界发展的主体，并且有权持独立见解和积极参与世界政治。我确信，当代的政治家们应能很容易接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潜力，否则他们的活动就必然带有地方狭隘性和民族局限性，甚至更糟。
正因为如此，我们赞成广泛对话，赞成对比观点、进行争论和辩论。这样可以启迪思想，使思想不致停滞在习惯的认识上，受这些认识的局限。而主要的是使新思维的国际内容得到充实。
特别重要的是“来自不同的世界”、职业和观点各不相同的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
如果他们都关心人类，那他们的争论和各式各样的互相矛盾的论据就不会妨碍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得出共同的看法。他们就象是用缩微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这样的可能性。
这一点在学者、作家、艺术和文化工作者的会见时表现得最清楚。他们对世界的前途、人的使命、人的潜力的关注和担心，他们的道德力量，他们为还不符合人的生存条件的一切而感到的痛苦，都是十分真诚的，而且具有专家的权威性。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财富，在我们的时代，科学、知识在探索大自然和生命的奥秘，实际上决定着历史的运动。所以我甚至要说：政治家和科学界、文化界代表的非正式的、积极的交往是时代的嘱托。
但是，同这样一些人的交往不仅仅使我们在理论上、哲学上得到充实。应该承认，这样做对近几年来所采取的政治步骤和所做的决定都是有影响的。
我清楚记得我在1985年11月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大会代表团的会见。他们是乔·沃尔德（美国）、特·克尼彭贝格、苏·哈布里勒（荷兰）、阿·恩格伦德尔（奥地利）、亚·米·普罗霍罗夫（苏联）。在场的还有院士阿·彼·亚历山德罗夫和叶·帕·韦利霍夫。我是在去日内瓦第一次同里根总统会晤前不久同他们交谈的。他们向我转交了以这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名义写的一封信，我们进行了十分重要的谈话：谈了使用核武器可能造成的后果，谈了禁止核试验的意义，谈了太空军事化的危险。我们谈到通过裁军达到安全的道路是同争取人的应有的生存条件所做的努力互相联系的。
我记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们曾提出这样一个见解：现在需要勇气不是为了准备战争，而是为了确立和平。这次会见从道义上加强了我们为同美国总统会晤而准备采取的立场。
还有一个例子。在“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莫斯科国际讨论会（按与会者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来说是没有前例的）上，我接触了一些可说是国际知识界杰出人物，了解到他们的情绪、思想方法和主张。同他们的交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政治局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讨论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我们还决定作出新的重大妥协——解决雷克雅未克的一揽子问题，从中特别提出欧洲中程导弹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大家知道，苏联多次延长单方面暂停核爆炸的期限。我要说，这是认真研究国外各方面的知识界人士对苏联领导人的大量请求的结果。我们十分认真地体会他们的不安，理解他们的论据，因为我们明白，拟订责任重大的政策，不能不考虑那些几乎是社会上最有权威的人士的意见。我认为，一个政策如果不从对人类前途的思考（真正的知识界的使命就在于做这种思考）中获取创造力的话，那么这种政策就是不道德的政策，它不应受到尊重。
应苏联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的邀请，世界文化的著名活动家参加了伊塞克湖讨论会，这次会议给我们关于新思维的内容的思考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我会见了讨论会的参加者。我们交换意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与政治、核时代政治活动中的道德与智能原则。我当时曾说：人们从过去的不幸中汲取了教训，他们积蓄力量，集思广益，克服困难，战胜贫困，忍受牺牲，重新振作起来，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去除笼罩我们全人类大厦的核威胁，那将会怎么样呢？我担心，一旦犯了错误，我们将没有可能加以纠正。这是一项最高任务。这就说明，为什么世界文化的智能潜力和道德潜力应纳入实际政治之中。
“世界医生防止核战争”国际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世界的社会意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运动的发起人是美国的B·劳恩教授和我国的叶·伊·恰佐夫院士。参加这一运动的还有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成千上万名医生。我早些时候曾会见过劳恩教授，这次，在莫斯科的例行代表大会之后，我会见了运动的全体领导人。对这些人说的话决不能置若罔闻。这些人做的事受到人们很大的尊敬。这是因为他们说的和做的完全出于真知灼见，出于提醒人类注意所面临的危险的强烈愿望。
从他们提出的论据、他们所掌握的极为科学的数据来看，似乎任何政客作风都没有容身之地。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都没有理由不考虑他们的结论，都不能无视他们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把世界的社会意识提到了质的新高度。
至于苏联领导，我要说，我们对代表当代世界各式各样观点的人的意见（甚至批评）都很感兴趣。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我们检验了新思维的潜力和我们政策的求实精神。在这种交往中呈现出来的观点的接近或一致，证明我们的新看法和人类中实事求是思考问题的人们的探索是方向一致的。
我们认为，学者、文化工作者以至整个知识界的国际接触日趋活跃，他们开展各种职业运动，这表明他们试图带动各民族和各国人民的优秀力量，帮助这些力量了解当代世界并表达对世界未来的看法，以便防止会同时殃及所有人的灾难。
这里涉及的不仅是裁军，不仅是意识和社会的非军事化，而且也涉及如下一些全人类的问题：生态危机、能源和资源的前景、保健、教育、粮食和人口、信息侵略，等等。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同学术界和文化界人士、同社会各界权威人士进行了接触，从中找到很多共同点，获得很多有益的东西。
我想说，现在已经有了交往、会晤、经常交换意见的必要性——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必要性似乎应该成为政治家和学术界、文化界代表们的正常需要。
前不久，我曾经同著名的拉丁美洲作家加布里艾尔·加西亚·马克斯交谈过。这是一位思想极为深刻的人。他思维的视野是全球性的，只要读过他写的一本书，就可以对此确信无疑。在交谈中发现，在谈到苏联的改革时，也能够深入探讨当代任何一个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需要改革，即需要来一个质的变化，需要再向前发展。这样的人的意见很有分量。他的意见很鼓舞人，因为它反映千千万万的人——白人、黑人、黄种人、地球上所有的人的思想、忧虑和情绪。就是说，我们在国内着手做的事情，也可以有利于其他各国的人民。
对于我这个共产党员来说，经常同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们交往是很正常的。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交往的性质有很大改变。我们逐渐“戒掉了”党际外交辞令，这种外交辞令过去往往是往真话里掺糖，甚至把真话藏进潜台词。
不管共产主义的敌人对共产主义是怎么想的，这个运动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为了维护人的真正权利，为了地球上的公正。这个运动具有巨大的人道主义潜力。因此，我们同精神一致、世界观一致的朋友们进行的交流所谈到的思想、看法、意见以及互相间的善意批评，对于新思维的形成和加深，对于在政策中正确利用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情绪的国际经验的全部财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欢迎近几年来为数极多、形式多样的社会运动——工会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反战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对国际政治的直接影响急剧增长。这些运动有要求、负责任地闯进过去的外交禁区。
这些运动要求从第一手得知国务活动家们的意图，这是公正的，因为在国际生活各个主要方面，事态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这些国务活动家。世界工会联合会是最大的工会中心组织，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千百万劳动者的支持，我曾经会见过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团。代表团向我转交了世界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有向我和美国总统的呼吁。在我看来，这个文件的意义在于：它所表达的工人阶级的意志反映了全人类对确保和平的关切。从这个文件中，从和工会领袖们坦率而内容丰富的谈话中，我得出一个信念：工人阶级通过本阶级的利益来代表整个社会发展利益的这一历史使命，在新形势下依然存在，而且会继续存在，尽管新的形势与这一使命初次被认识时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1987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应邀出席。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代表大会，有来自150多个国家的妇女参加。在代表们的发言中，在同她们交谈时，使人深深感到她们那种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令人难忘的个人参与感。的确，和平思想今天在以保护和延续人类为天职的妇女身上，找到了最无私的、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来自群众的捍卫者。我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无论从情感上说，或从政治意义上说，都有很多收获。
我每天都收到几十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呼吁书和电报。有来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来自市长、议员和商人的，最多的是来自普通人的信件，有代表夫妇俩的和全家的。有很多集体的呼吁书，有孩子们写的信，有集体的，也有个人的。有时简直令人十分感动：信中附有短诗、成部的长诗、图画、自己做的小纪念品、证书、某个学校的毕业证书或者小组、俱乐部的奖状，甚至还有祈祷文。尽管表达人的各种感情和思想的方式多种多样，但都流露出对世界前途的担心，希望人类能有比生活在核灾难阴影下更好的命运。
尽管我十分繁忙，我仍然尽可能地写回信。这些请愿书和呼吁书中对我们最主要的，是对苏联的信任，对我国现行政策的信任。我们珍视这种信任，并且将以我们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做到不辜负这种信任。
同全世界的人们的这种交往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既然才智卓越的、正直的人们都在考虑文明的现在和将来，都在为之操心，决心为保护世界并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世界而献出自己的才华、知识、时间和激情，那么文明的前景就不是没有希望的。
总之，我们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新思维的基础之上，而决不想把自己封闭在我们习惯了的思想和我们所固有的政治语言的圈子里。我们决不是要所有的人都来信仰马克思主义。新的政治思维可以而且应该吸取各国人民的经验，确保各种文化传统的互相充实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