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生产与环境
美国出于冷战焦虑制造了约7万枚核弹头，并在1945-1990年间试射了1000多枚。苏联制造了大约4.5万枚核弹头，且至少试射了715枚。与此同时，英国在1952年后，法国在1960年后，中国在1964年后，又制造了数百枚核弹头。核武器既需要浓缩铀，也需要钚（用铀制成）。核武器工业导致了1950年后全世界铀矿数量的迅速增长，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中部和南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尤为如此。在冷战初期，当时很少有安全规章，矿工们日常接受到大剂量的辐射，由此缩短了成千上万人的寿命。[1]所有的核大国都产生了原子群岛（atomic archipelagoes），它们是由被用于核研究、铀处理以及武器制造与试验的特殊基地连接而成的网络。这些基地受到冷战保密性的保护，不受公众监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俄罗斯和中国，它们依然如此。在美国，这个群岛涉及大约3000个场所，包括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凡纳河基地和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平原兵工厂，二者都对原子弹制造活动至关重要。这顶王冠上的宝石，是汉福德工程工厂（Hanford Engineer Works），后来被称为汉福德区，占地面积约为1554平方千米，位于华盛顿州中南部的哥伦比亚河岸边的尘土飞扬、多风、几乎空无一人的蒿属植物草原上，从1943年开始运转。[2]
在冷战期间，汉福德区是美国最重要的原子弹工厂。[3]在40多年的运行时间里，汉福德产生了5亿居里的核废料，它们大多被保留在了基地，此外，既有出于意外，也有出于设计的原因，向环境中释放了2500万居里的核废物，其中大部分进入了哥伦比亚河。通常情况下，讨论中的数量都会超过当时认为的安全值（人们认为安全的限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相比而言，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爆炸向环境中释放了约5000万~8000万居里，全部都进入了大气。放射性释放物和废物在环境和健康方面的危害似乎已经大到足以需要加以持续保密的程度，而且有人说，对于负责任的官员而言，偶尔会不诚实，但是对于决策者而言，这些威胁也似乎小到足以被看成为了获得更多的核武器所付出的可接受的代价。大多数官员相信汉福德的运转对人和当地的牧场经营造成的风险已经是最小化了，而且在初始的若干年中，至少没有让他们自己担忧更为广阔的生态系统的后果。[4]
关于绿色操作（Green Run）的含糊其词的述说，显示出了紧迫和轻率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汉福德的历史。最大一次放射性的单独释放被称为绿色操作，它发生在1949年12月。仍不能完全弄明白的是，它究竟是纯属故意而为之，还是不知何故失控了（在60多年以后，一些相关的文件仍然处于保密状态）。它有可能是受到苏联引爆第一件核武器的影响而触发的一次试验，从位于北美洲西部的放射性监测设备上很容易便看得到苏联进行了试验。美国的官员有理由假设，苏联正在使用“绿”铀（“green” uranium），从反应堆出来的时间只有16~20天。果不其然的话，这表明苏联制造浓缩铀的进度加快了。似乎他们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决定从汉福德的烟囱中释放“绿”铀，然后去看他们的监测可能有多准确。现在，有些牵涉其中的工程师暗示这次试验失败了。无论如何，绿色操作在美国释放出前所未有且以后也没有过的放射性物质，碘-131（一种对人类具有潜在危害并且与甲状腺癌有关的放射性核素）悄悄散落在位于下风处的社区。1979年的三哩岛事故结束了美国为期30年的核电站建设历程，而绿色操作中悄悄释放出的放射性强度约为1979年那场事故中泄漏出的400倍之多。遭受感染的人们在坚持不懈地努力要求联邦政府公布相关文件之后，直到1986年才知道有绿色操作这回事。这次秘密试验淋漓尽致地体现出美国官员在冷战初期的黑暗岁月里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冒险。[5]
回顾过去，政治家们通常采取一种轻松的态度对待辐射危险，这是不寻常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大洋洲进行的核武器试验分别始于1946年、1957年和1966年。原子弹爆炸一再撼动远处各种各样的环礁。在大洋洲进行核试验的吸引力在于那里的人口稀少，因而试验不会让大量人口立即陷入危险之中，而且大多数受害人口并非美国、英国或者法国的公民。他们是波利尼西亚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几乎没有发出过任何政治声音，政治家们这才会比较轻易地拿他们的健康冒险。从“二战”结束后的第11个月起，美国的核试验使比基尼岛和附近环礁之上的岛民暴露在了反复累积的危险剂量的辐射之下。关于人体及其基因对放射性物质的敏感性——相关的疾病和突变的相关问题，他们的经历为此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在核试验开始后不久的一段时期，他们，还有一些美国的军事人员，基本上就成了人体实验对象。
法国在太平洋上开展的核试验计划也偶尔把安全置于最次要的地位。1966年，当时作为法国总统的夏尔·戴高乐冒险前往波利尼西亚，以便可以亲眼见证在穆鲁罗瓦环礁上进行的一场核试验。逆风意味着试验导致的辐射会被吹散到有人居住的岛屿上，而这次的逆风让此事耽搁了两天。戴高乐开始变得不耐烦起来，还提起他繁忙的时间表，要求无须考虑风向进行试验。在爆炸进行过后不久，新西兰国家辐射实验室记录下有巨大的放射性尘埃降落在萨摩亚、斐济、汤加和其他西南太平洋海域的人口中心。戴高乐随即返回巴黎处理国家政务。从1966年起，波利尼西亚人已经汇编了一份长长的申诉清单，针对的就是法国在太平洋施行的核计划，这同马绍尔群岛的居民针对美国1946年起开始进行的核计划所做出的行动如出一辙。[6]
在苏联的核武器综合体的运转当中，对环境风险和人类健康的漠不关心更甚于此。斯大林在冷战开始时宣称，制造核武器是“第一要务”，他在1949年的时候便得偿所愿了。苏联的原子群岛的构成是：铀矿（几十万囚犯死于其中）、为进行核研究而建的秘密城市、燃料加工场、炸弹工厂、核试验场。首要的钚和武器制造中心位于西西伯利亚的车里雅宾斯克附近，还有托木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二者都位于中西伯利亚。通常会使用邮政编码隐晦地提及这些秘密设施，就像托木斯克7号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号这样。它们的历史仍然多半都是秘而不宣的。最著名的是车里雅宾斯克65号，也被称为马亚克（灯塔）。车里雅宾斯克地区曾经一度是长满了桦树和松树的森林地带，成千上万的湖泊遍布其间，在“二战”时期，这里成了苏联军工综合体的主要环节，当时苏联红军使用的半数的坦克在这里生产出来。它远离该国脆弱的边疆，拥有大量水源，还有冶金和化学工业，所有这些都使得这里具备制造核武器的优势。在50年里，它一直是地球上承受最危险污染的地方。[7]
马亚克化学综合体从1948年开始运行，这里造出了苏联最初的钚元素。多年以来，在马亚克至少释放出1.3亿居里（官方数据——其他人说有数十亿居里）[8]的放射性物质，至少有50万人遭到辐射。其中大部分发生于初始阶段，尤其是从1950年到1951年期间，当时，核废料被倾倒在当地的河流中，它们都属于捷恰河的支流，成千上万人从捷恰河中获取饮用水。有几千名当地村民被撤离，而留下的那些人显然苦于白血病发病率的上升。[9]1957年，一个具有高水平放射性的废料箱发生了爆炸，结果造成约2000万居里的放射性物质泄漏，还有200万居里散落在马亚克附近。约1万人得到疏散（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8个月），200平方千米的土地被认定为不适合人类使用的土地。[10]
更多的放射性物质散落在位于卡拉恰伊湖的下风方向的区域。卡拉恰伊湖是一座小而浅的池塘，1951年后被用作倾倒核废料的垃圾场，现在这里是全球放射性最为严重的地点。它含有的放射性物质约为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中泄漏的放射性物质的24倍之多。今天，就连驻足岸边一个小时所受到辐射的剂量都足以致命。因为它所在的地方经常干旱，其水位频繁下降，湖底沉积物便露了出来。西伯利亚的狂风周期性地将放射性尘埃吹散到其他地方，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67年的干旱期间。除了1957年和1967年发生的悲剧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事故也曾降临在马亚克综合体。马亚克的污染物总共影响了约2万平方千米的土地。[11]
如果苏联和俄罗斯的官方研究可信的话，发生在马亚克的污染对于人的健康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大。[12]然而，当地的一位政治家亚历山大·佩尼亚津（Alexander Penyagin），他担任过最高苏维埃核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一职，曾经说过马亚克的混乱比切尔诺贝利还要糟糕百倍。到访过该区域的记者和人类学家所提供的证据则暗示这里出现了严重和普遍的人类健康问题。[13]尽管结论通常不一致，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也暗示了这样的问题。[14]在一个遭到特别沉重打击的村庄，就1997年的平均寿命而言，这里的女性寿命比俄罗斯全国平均水平低25岁，男性寿命则要低14岁。[15]马亚克真正的人员损失究竟如何，依然难以明了，核污染的健康危害也仍然颇具争议，就连在那些数据更为完整的地方也是如此。[16]
原子群岛不只由汉福德和马亚克构成。位于大洋洲、内华达州、哈萨克斯坦和北极地区的新地岛等地的核试验场，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初尤其活跃——放射性从那时起一直存在。大气层试验（超过500次）向四面八方散播了约为切尔诺贝利事故中400倍之多的放射性碘-131。苏联海军在海上倾倒用过的核燃料和受到核污染的机器，污染了太平洋和北冰洋近海区域的海水，在新地岛附近尤为如此。或许出人意料的是，全世界辐射性最强的海洋环境并不是苏联造成的，而是英国造成的。在温士盖场［Windscale site，为了摆脱恶名而重新命名为塞拉菲尔德（Sellafield）］生产的被用于英国核武库的武器级别的钚，向爱尔兰海释放放射性物质，1965-1980年期间尤甚。爱尔兰海的洋流并未迅速地将污染物传播开来，放射性物质于是在海水中徘徊，还转移到了英国的海产品中。温士盖还曾在1957年失火，英国政府在1982年终于承认此事，并指责其导致32人死亡和进一步造成的260例癌症病例。[17]
核武器工业在6个国家里创造了若干个“牺牲之地”。在未来的几千年里，这些不幸的地区都将承受致命污染，但对掌权者而言，眼前的安全需求似乎证明了选择具有正当性。在所有的矿山、炸弹制造工厂、试验场和废物倾倒场中，没有哪一个做出的牺牲比马亚克地区的草原、桦树林、溪流、池塘和村庄来得更加彻底，该地区在21世纪仍然接受着额外的放射性污染。[18]
冷战伴随着许多的反讽，其中之一就是，冷战时期的一些核武器生产基地变成了实际上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区。萨凡纳河基地就是一个例子，300平方英里（约777平方千米）的土地被保护起来，不准进行日常的人类活动，在那里生产钚和氚。为了制造炸弹的需要，禁止人类在此处开展活动，因此，尽管有3500万加仑高放射性核废料散落四处，鸭子、鹿、蛇、250种鸟类和佐治亚州所能发现的体型最大的短吻鳄（并非突变的产物）还是在此处繁衍兴盛起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在生产钚的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平原兵工厂，变成了一个草原野生动物保护区，在这个受到保护的家园里，鹿和羚羊在多达100只秃鹰的警觉目光的注视之下奔跑嬉戏。在制造出首枚原子弹的哥伦比亚河畔的汉福德基地，最健康的奇努克鲑种群在沿河地带任意游弋。[19]
更甚于此的反讽在于，世界首批国际环境协议之一的签署，是由核试验引起的。大气层试验向所有的生态系统和地球人都散播了额外剂量的放射性尘埃，这些方面的证据在增多，核试验的规模越来越大，放射医学的专业知识得到了积累，由于这些原因，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治家和科学家对于继续审慎地开展核试验怀有一定的疑虑。在一些允许发生此类事情的国家，公民行动有助于施加压力，以禁止大气层试验。由于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所有国家对于核毁灭的恐惧变得愈发强烈，这也对此增加了压力。在1963年末，苏联、美国和英国签署了部分核禁试条约（意味着不进行大气层试验），其他许多国家很快就予以仿效，法国和中国并没有这么做，二者都高度重视在核政治问题上的自身独立性。作为部分核禁试的结果，1964年以后出生的人骨骼中携带的锶-90和其他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比起在他们之前出生的人要少得多。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所有人，甚至那些远在塔斯马尼亚岛或者火地岛的人，他们的牙齿和骨骼中都带有冷战核武器计划的烙印。[20]
总而言之，冷战期间的核武器计划有可能通过由放射性物质释放引起的致命癌症，缓慢而迂回地造成了数十万，最多几百万人口的死亡。[21]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于他们本国政府之手，在冷战版本的友军炮火的误射中丧命。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被认为曾说过这样的话，政治家最根本的品质就是冷漠。他的意思是，领导人有时必须做出会给他们带来死亡或伤害的决定。包括负责核武器研发计划的科学家在内的领导人们，在冷战期间曾经一再地做出此种决定。毫无疑问，有些人在过程中会感到良心不安，但他们都觉得当时的政治信仰要求他们去做他们做过的事，就算这样做有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国民或同胞。
放射性污染在任何地方，就连在马亚克，也没有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死亡或损毁广大的地区。冷战期间，因香烟致死的人数远远多于因核武器计划致死的人数。空气污染和交通事故也是如此。更加冷静的头脑战胜了那些想要用核武器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炸出速融港或炸出横穿巴拿马地峡的新运河的想法。[22]1966年，当一架美国B-52轰炸机在半空中爆炸并且将4枚氢弹投放在西班牙东南部海岸的时候，氢弹并未爆炸，而且只有少量的钚散落在乡间。[23]就此，有人倾向于得出这种结论：冷战核武器计划的健康和环境危害是有限的。
可故事尚未完结。至少还要再过10万年，它才有可能终结。大多数的放射性衰减出现在几小时、几天或者几个月之内，而且很快便不再对生物具有威胁性。但是，有些被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放射性物质，就像钚-239一样，它们的半衰期可以长达2.4万年。有些在核武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在超过10万年的时间里，仍将具有致命的放射性。进行废物处理的这一职责被遗留给了接下来的3000代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假如这没能得到一以贯之的熟练处置，白血病和特定种类的癌症在人类尤其是在儿童中的发病率将会升高。
记住这一点或许有助于对这种职责的意义做出反省，即2.4万年前正是上一次冰期的盛期，远远早于城市或者农业的出现，再或者人类首次到达北美洲或大洋洲的时间。10万年前，乳齿象、长毛猛犸象和大型剑齿虎漫游在未来的苏联和美国的领土上，在那个时候，原始人类才刚刚开始他们走出非洲的迁移之旅。很久很久以后，只有少数历史学家才了解“二战”或冷战，人们要么在未来发生的所有的政治动荡、革命、战争、政权更迭、国家失败、流行性疾病、地震、特大洪水、海平面升降、冰期和小行星撞击中管理好冷战核废料，要么在不经意间承受后果。
[1]关于纳瓦霍铀矿工的内容，见B.R.Johnston, S.E.Dawson, and G.Madsen, “Uranium Mining and Milling: Navajo Experiences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in Half-Lives and Half Truth: Confronting the Radioactive Legacies of the Cold War, ed.Barbara Rose Johnston (Santa Fe, NM: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2007),97-116。
[2]基本数据见于Arjun Makhijani, Howard Hu, and Katherine Yih, eds., Nuclear Wastelands:A Global Guide to Nuclear Weapons Production and Its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5)。
[3]Kate Brown, 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 (New York: Oxford Unviersity Press,2013); Michele Stenehjem Gerber,On the Home Front: The Cold War Legacy of the Hanford Nuclear Site (Lincoln: Unvi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2); T.E.Marceau et al., Hanford Site Historic District: History of the Plutonium Production Facilities,1943-1990(Columbus, OH: Battelle Press,2003); John M.Whiteley, “The Hanford Nuclear Reservation: The Old Realities and the New,” in Critical Masses: Citizens, Nuclear Weapons Pro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ed.Russell J.Dalton, Paula Garb, Nicholas Lovrich, John Pierce, and John Whitely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9),29-58.
[4]Ian Stacy, “Roads to Ruin on the Atomic Frontier: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 at the Hanford Nuclear Reservation,1942-1952,” Environmental History 15(2010): 415-448.
[5]Brown, Plutopia,169-170; Gerber, Home Front,90-92; M.A.Robkin, “Experimental Release of 131I: The Green Run,” Health Physics 62, no.6(1992): 487-495.
[6]Bengt Danielsson and Marie-Thérèse Danielsson, Poisoned Reign: French Nuclear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 (New York: Penguin,1986); Stewart Firth, Nuclear Playground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6); Mark Merlin and Ricardo Gonzalez,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Nuclear Testing in Remote Oceania,1946-1996,” in McNeill and Unger,Environmental Histories,167-202.几十年来，马绍尔群岛的岛民不情愿地组织美国的核试验，关于他们的命运，见Barbara Rose Johnston and Holly M.Barke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f Nuclear War: The Rongelap Report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2008)。
[7]尽管在托木斯克7号的放射性核素排放总量可能更大，但在那里它们却散布得更加广泛。Don J.Bradley, Behind the Nuclear Curtain: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lumbus: Battelle Press,1997),451f.关于苏联的核综合体，见Nikolai Egorov, Valdimir Novikov, Frank Parker, and Victor Popov, eds., The Radiation Legacy of the Soviet Nuclear Complex (London: Earthscan,2000); Igor Kudrik, Charles Digges, Alexander Nikitin, Nils Bøhmer, Vladimir Kuznetsov, and Vladislav Larin, The Russian Nuclear Industry (Oslo: Bellona Foundation,2004); John Whiteley, “The Compelling Realities of Mayak,” in Dalton et al., Critical Masses,59-96。关于人类方面的后果，也可见Paula Garb, “Russia’s Radiation Victims of Cold War Weapons Production Surviving in a Culture of Secrecy and Denial,” and Cynthia Werner and Kathleen Purvis-Roberts, “Unraveling the Secrets of the Past: Contested Visions of Nuclear Testing in the Soviet Republic of Kazakhstan,” both in Johnston, Half-Lives and Half-Truths,249-276,277-298。
[8]一个挪威和俄罗斯的研究团队计算出，从1948年到1996年间在马亚克意外和故意释放的锶-90和铯-137相当于8900帕塔贝克勒尔（petabecquerels）的量。Rob Edwards,“Russia’s Toxic Shocker,” New Scientist 6(December 1997): 15.1帕塔贝克勒尔=1015贝克勒尔；8900帕塔贝克勒尔约等于2.4亿居里，约为官方估计值的1.8倍。
[9]Bradley, Behind the Nuclear Curtain,399-401; Garb, “Russia’s Radiation Victims,”253-260.
[10]Zhores Medvedev, Nuclear Disaster in the Urals (New York: Norton,1979).
[11]近期有关苏联核问题的总结，有Paul Josephson, “War on Nature as Part of the Cold War:The Strategic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in McNeill and Unger, Environmental Histories,43-46; and McNeill, “Cold War and the Biosphere,”437-443（其中大部分的叙述是从此文得出的）。也可见Brown, Plutopia,189-212,231-246。
[12]Egorov et al., Radiation Legacy,150-153; Bradley, Behind the Nuclear Curtain,419-420.
[13]例如，Mark Hertsgaard, Earth Odyssey (New York: Broadway Books,1998); Garb, “Russia’s Radiation Victims”。也可见Murray Feshbach, Ecological Disaster: Cleaning Up the Hidden Legacy of the Soviet Regime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1995),48-49; Murray Feshbach and Alfred Friendly Jr., Ecocide in the USSR (New York: Basic Books,1992),174-179; Brown, Plutopia。
[14]N.A.Koshikurnikova et al., “Morality among Personnel Who Worked at the Mayak Complex in the First Years of Its Operation,” Health Physics 71(1996): 90-99; M.M.Kossenko, “Cancer Mortality among Techa River Residents and Their Ofspring,” Health Physics 71(1996): 7782; N.A.Koshikurnikova et al., “Studies on the Mayak Nuclear Workers: Health Effects,”Radiation and Environmental Biophysics 41(2002): 29-31; Mikhail Balonov et al., “Assessment of Current Exposure of the Population Living in the Techa Basin from Radioactive Releases from the Mayak Facility,” Health Physics 92(2007): 134-147.美国能源部正在进行的研究也显示了在马亚克以前的员工中存在着严重的健康问题。见http://hss.energy.gov/HealthSafety/IHS/ihp/jccret/active_projects.html。最近的一份不错的总结是：W.J.F.Standring, Mark Dowdall, and Per Strand, “Overview of Dose Assessment Developments and the Health of Riverside Residents Close to the ‘Mayak’ PA Facilities, Ru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6(2009): 174-199。
[15]Whiteley, “Compelling Realities,”90，引自Paula Garb, “Camplex Problems and No Clear Solutions: Dificulties of Defining and Assigning Culpability for Radiation Victimization in the Chelyabinsk Region of Russia,” in Life and Death Matters: Human Rights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ed.B.R.Johnston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1997)。
[16]中国的情况是最不清晰的，那里的数据比俄罗斯还要少并且甚至更不可靠。见Alexandra Brooks and Howard Hu, “China,” in Makhijani et al., Nuclear Wastelands,515-518。
[17]Bellon Foundation, Bellona Report No.8: Sellafield, at www.bellona.org.还可见Jacob Hamblin,Poison in the Well: Radioactive Waste in the Oceans at the Dawn of the Nuclear Ag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8)。
[18]在2006年，俄罗斯一法庭裁决马亚克的主管维塔利·萨多夫尼科夫（Vitaly Sadovnikov）曾经在2001-2004年之间批准将数千万立方米的放射性废弃物倾倒入捷恰河（Techa River），以削减成本并且支付给自己更多钱。见 Bellona post of March 20,2006, at www.bellona.ru/bellona.org/news/news 2006/Mayak_plant%20general_director_dismissed_from_his_post。
[19]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01/08/0828_wirenukesiteshtml..
[20]锶-90在某些生物化学性质方面与钙相仿，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饮食进入人类的牙齿、骨骼和骨髓，它可以导致癌症和白血病。
[21]Arhun Makhijani and Stephen I.Schwartz, “Victims of the Bomb,” in Atomic Audit: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U.S.Nuclear Weapons since 1940, ed.Stephen I.Schwartz (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8),395，给出了从7万至80万由美国的大气层试验导致的全球癌症死亡人数范围。对于核武器计划的其他方面导致的死亡人数的估算仍然不够准确，特别是当中国和苏联被列入考虑之列的时候。
[22]在美国，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是他所谓的“地球工程（geographical engineering）”的主要支持者。特勒生于布达佩斯，在德国接受教育，曾是一名激烈的反共主义者，但当论及将核爆炸用于地球工程的时候，他就与最狂热的苏联空想家并无二致了。Teller et al., The Constructive Uses of Nuclear Explosives (New York: McGraw Hill,1968); Scott Kirsch, Proving Grounds: Project Plowshare and the Unrealized Dream of Nuclear Earthmoving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
[23]在涉及航空器和核武器的几十起事故中，这是其中之一，所有这些事故都没有导致全面灾难。Randall C.Maydew, America’s Lost H-Bomb: Palomares, Spain,1966(Manhattan,KS: Sunflower Unviersity Press,1997)；一份易读的新闻报道来自Barbara Moran, The Day We Lost the H-Bomb: Cold War, Hot Nukes, and the Worst Nuclear Weapons Disaster in History (New York: Presidio Press,2009)。
